美国的高级政治领导人之中，有一些对我们国家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分离的基本原则构成威胁的生动事例。华盛顿的一些更为保守的官员在最后时刻，孤注一掷，卷入纷争不已的“特莉·夏沃案”中，把他们对司法独立体制的不满和沮丧表现得淋漓尽致。参与这一案件审理的近20名法官大多数是由共和党人任命的，他们15年来一直反对以人工方法延续植物人特莉·夏沃的生命。
显而易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是以心脏外科医生的身份说话。他向他的同事明确表示，他谴责法官们的共识，并说这一共识是“根据观看录像片段之后达成的。我昨晚也在国会大厦的办公室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就看完了这段录像。在我看来，录像片段表现出与持续的植物人状态完全不同的状况。”他的这一诊断与后来对特莉·夏沃夫人的尸检报告相去甚远。尸检报告的结论是，她双目失明，脑组织“极度异常”，不足正常尺寸的一半。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对法官大为恼火，公开威胁，声称要加强立法机关对联邦和州法院的控制。他指示国会对法官进行审查，并发表了一系列愤怒的声明：“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司法至高无上”；“这些裁决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的体现，而是法官横行霸道的表现”。他补充说：“多年来，国会对司法系统失察，没有使法官尽职尽责。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立法部门对此早有抱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采取其它办法，恢复宪法对法院的控制权。”他还说：“我们设立了法院，也能够推翻法院。我们掌握着财权。”
在最高法院摈弃儿童死刑、反对在公众场地展示“十诫”、裁决有关得克萨斯州对墨西哥人的死刑判决之后，国会收到了一系列直接干预司法事务的提案。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一个议案，声称在解释宪法时不应考虑国际法。参议院的一个提案甚至阻止联邦法院使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处理政教分离这样的争议性问题。宪法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联邦法院有权决定州法院对一个贫穷被告的死刑判决是否公正。现在，国会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动议，竟然要把这个权力转移到美国的首席检察官、司法部长身上。
亚特兰大有一个法官被愤怒的罪犯当庭杀死。芝加哥的一个法官因驳回一个案子，其母亲和丈夫被人杀害。事件发生后，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的会议室解释说，人们的沮丧感“不断加深，已到了极限”，致使针对法官的暴力事件不断出现，而法官“做出了对公众不负责任的政治决定”。这位当过法官的共和党人建议，最高法院有限的角色应该是“当选的人民代表们的政治决策的执行者。”然而，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威胁，我们的建国之父们才分离了政府的三大权力部门。其中，联邦法官受终身聘任，新法官的任命必须征得参议院的广泛支持。
我们国会最近的这种革命性趋势与那些被任命为政府高官的人密切相关。其中一些人在国内外得到赞赏和信任，但对某些人的任用则引起相反的效应。一个最有趣、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约翰·博尔顿，一个“直言不讳”的人、2001年初在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年后，我率领卡特中心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哈瓦那的时候，博尔顿错误地断言，古巴的制药业涉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古巴人立刻允许美国科学家视察他们的制药设施，但华盛顿没有反应。看到自己难以促使情报部门的分析家支持他的断言，博尔顿便想方设法将他们解雇或调至其它岗位。这一行为也是情报系统高层决策者政治化的缩影，政治化决策导致了美国在获取伊拉克情报方面的失败——错误地断言伊拉克存有数量巨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国务院，博尔顿竭力改变数十年来的美国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政策。他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从艾森豪威尔到老布什，所有的美国总统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意见的——军备控制条约体系，限制了美国的实力，没有给美国带来相应的利益，反而危害国家主权。不幸的是，博尔顿的观点得到了他在白宫的上司的赞同，并被采纳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博尔顿对联合国的公开评论和陈述，很久以来都是人们关注或取笑的话题。选择他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令每一个尊重联合国及其60年来的工作目标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在谈到遵守现行的国际协定时，博尔顿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对我们来说，维护国际法的有效性是一个大错，尽管从短期利益考虑，这样做似乎对我们有利——但是，从长远看，那些认为国际法有意义的人，实际上是企图限制美国的人。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他还坚称：“联合国只有在为美国直接服务时，才有价值。”当问到谈判可否解决国际争端时，他回答道：“我从不施舍胡萝卜。”
因为他的这些臭名昭著的观点，59%的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官纷纷谴责政府对他的任用，并细述他作为国家的军备控制高级官员的斑斑劣迹。他们说，他在反对美国通过军备控制条约改善国家安全方面创下了“不同寻常的记录”。
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博尔顿的上述观点准确地代表了美国革命性的新外交政策。一批现任和前任的共和党官员在谈到外交官们的担忧时说，实际上，博尔顿观点的批评者犯了“靶向错误”，因为他的观点与总统的观点“相一致”；批评者与博尔顿的“分歧似乎与这个人有关——一个被美国人民选了两次、制订并执行安全政策的人，而不是这个人手下的一名最得力、能说会道、推动政策实施的官员”。布什总统对博尔顿的提名未能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只好在国会休会期间，任命他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新保守派”一词被广泛用来描述那些生成我们的新政府哲学的人。一本完全过时但又传统的词典这样解释这个词的含义：“一个前自由人士，赞同政治保守主义”，或者“一个保守主义的新人”。我第一次遇到这个称号是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他任命的驻联合国大使、“新保守派”人士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指责我试图在其它国家“强行推进自由和民主化”。她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有可能推行政府民主化”的观点大肆嘲讽。她说民主取决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需要的时间“如果不是几个世纪，也是几十年”。她接着赞扬索莫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这样的“传统的权力主义专制政权”。我记得，柯克帕特里克的首次外交使命，是奔赴智利和阿根廷，向那里的独裁者保证，我的人权政策再也不会侵扰他们了。
从那时起，我就对“新保守派”的定义感到困惑。他们似乎对绝大多数美国总统的施政政策都横加指责，无论这些总统出身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同时他们也没有与自由派结为永久性同盟。尽管“新保守派”的定义显然是复杂的，也是不断变化的，该派似乎主张采取咄咄逼人的单边行动，干预外国事务，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扩展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现在，控制政府高层委员会的一些新保守派人物，似乎决心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控制，赞成把先发制人的战争作为实现帝国主义目标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手段。理查德·切尼在任副总统的八年之前，就把这个前提写进他的《1990年代防御战略》中。“9.11”前后，切尼和他亲密的助手们就将伊拉克定为他们的首要目标，目的显然是替以色列消除威胁隐患，并把伊拉克作为我们在中东永久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基地。
依靠军事武力扩大美国的影响以及近来其它一些背离传统价值观的行为，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对世界的吸引力。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我们西方社会的这些价值观具有优越性，但是，采取残酷的方式，把我们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它民族，势必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是日趋明显的事实。
一些“新保守派”和保守事业的历史发言人谴责人们对他们的界定，声言他们既不属于新的保守派，也与政府现行的国内外政策没有关系。这些政策包括高赤字开支、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和个人事务的侵扰以及帝国主义式的冒险等政策。我选择“原教旨主义者”一词来概括这一掺杂着各种特征的混合体，其中一些特征可以归于“新保守派”或极端的右翼属性，因为我发现，目前还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定义能够概括这些描述性词语的含义。
在我们国家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明显存在着各种真诚的不同意见，这符合人们的愿望。但是，宗教与政治上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同流合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正是这个影响在我们的民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日益令人不安的分裂。这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为了塑造未来美国人的心灵必须适应和解决的一个基本挑战。
我相信，只要我们恰当地运用我们具有优势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和富有历史意义的和平、经济与政治自由、民主及人权的理想，我们伟大的国家就能够实现一切合理的影响全球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