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许多其它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但原教旨主义趋势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者趋于选择一定的情绪敏感问题，蛊惑民心，并回避与不同政见者谈判。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一些美国政治领导人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当作人类最后的恶人，并把古巴这样一个毫无军事实力的小国，提升为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文化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之一。
40年多前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当约翰·肯尼迪总统得知苏联导弹正在运抵古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担心古巴的威胁。这就是所谓的“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从此以后，美国对古巴持续不变的政策定位则是荒谬的，也是与事无补的。惩罚性的禁运降临在早就遭受痛苦的古巴人民头上，我们自己的公民访问古巴、与古巴贸易往来的自由受到限制，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合作也是违法的了。这一政策唯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伤害了古巴人民，把他们推到美国的对立面，提升了卡斯特罗不应有的威望：他反倒成了一个小“大卫”，敢于和华盛顿这个“歌利亚”式的猛士较量，同时延续了他的专制政权，剥夺了我们美国人自己的自由。
导弹危机解决以后，我于1977年解除了所有的旅游限制，古巴裔美国人和其他人可以畅通无阻地访问古巴，广泛地结交热诚的古巴人，与受压迫的古巴公民建立友谊，使他们有可能追求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所保证的自由。我也开始着手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批准两国在哈瓦那和华盛顿互相派驻“利益小组”和代表团。我的继任总统们执政期间，在佛罗里达古巴侨民激进分子的压力下改变了这些政策，只有我们当年在哈瓦那和华盛顿设立的办事处保留下来，至少还可以作为联络渠道发挥作用。
2002年，在卡斯特罗总统保证我通过广播和电视直接向古巴人民讲话，不受任何审查之后，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国家。我用我有限的西班牙语做了演讲，承认古巴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卓越服务，但着重强调古巴人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受到的侵犯，并对不同政见人士发起的一个强大的、受尊重的“瓦瑞拉方案”运动表示鼓励。基督教自由运动领导人奥斯瓦尔多·帕亚·萨尔迪拉多写了一封请愿书，征集了一万多人的签名，准备公开递交古巴国会，要求恢复他们国家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权。不幸的是，自从我访问古巴以来，白宫不断限制美国公民访问古巴和与古巴人交流、贸易的自由。古巴自然也对国内的反抗声音实施同样的压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了美国现行政策对公民个人的影响。美国现役军官卡罗斯·拉索军士长有两个十来岁的儿子不愿意随他移民美国，一直生活在古巴。军士长参加了异常残酷、损失惨重的费卢杰攻击战，从伊拉克返回美国后，来到迈阿密，按惯例申请探访他的儿子。在新的政策下，他的申请被拒绝，并被告知这样的探亲不能获准，只有三年一次的探亲是有可能的。假如拉索军士长是其它国家的公民，他就能够探访他的儿子了。由此可见，美国现行的政策值得人们深思。
美国对古巴耿耿于怀的态度导致了它对整个南半球政策的畸形。任何一个职业外交官如果不对孤立古巴人民的政策表示近乎疯狂的支持，将不可能争取到国务院的高层职位。这一为官之道充斥整个南美地区的美国使馆。
许多年以来，卡特中心致力于在拉丁美洲减少疾病痛苦、促进人权和民主政府的建立等工作。我们的活动包括监督政治纷争的选举过程，所以，我们对一些国家的政治现状非常了解。古巴的专制政权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和不安的对拒民主改革的堡垒，但是，我们的政府对其它国家扭曲的政策导致了反美情绪的高涨，也使与华盛顿关系密切的领导人相继被推翻和取代。
2000年以来，八位选举产生的南美国家的总统被迫离职，正是这种结果的真实写照。从南部的智利、阿根廷到北部的委内瑞拉，包括厄瓜多尔、巴西和玻利维亚，一批左倾领袖赢得大选，陆续上台执政，统治着三分之二的南美大陆。这种反美情绪很可能在其它国家，包括墨西哥即将举行的选举中重现，并发挥重大作用。
2005年5月，深受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赏识的候选人、智利社会主义者何塞·米格尔·因苏尔萨当选为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这是第一位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当选的候选人。
布什政府在国际刑事法庭事宜上纠缠不休，是导致反美情绪的另一个因素。多年来，卡特中心与华盛顿的官员和许多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工作，终于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目的是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式屠杀和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如卢旺达、南斯拉夫、柬埔寨、塞纳利昂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屠杀行为。2002年，139个国家签署了《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这个规约是慎重拟定的，可以使美国人在海外的屠杀行为得到豁免——只要美国法院接手此类案子。然而，美国正极力迫使各缔约国保证美国军人、承包商雇员和游客，都能享受这个豁免。除其它地区的国家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12个国家已被美国剥夺了军事和其它援助。这加深了他们对我们的怨恨，损害了他们在遏制毒品交易、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方面与我们合作的努力和愿望。
反感与对手谈判，导致了另一个敏感、棘手、危险的问题。我亲身经历了这个问题。1994年6月，北朝鲜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威胁说要启用宁边一个旧的石墨减速反应堆，将用过的原料加工成钚，这将使他们有能力制造原子弹。朝鲜半岛显然面临战争的威胁，于是，美国督促联合国安理会对北朝鲜实施严厉的制裁。
美国军事专家也表示认同的一个共识是，南韩和美国联军能够打败北朝鲜。但是，众所周知，北朝鲜可以向附近的首尔迅速发射两万多枚炮弹和导弹。美国在南韩的驻军司令加里·勒克将军估计，如此一来，伤亡数量将大大超过上一次的朝鲜战争。
考虑到北朝鲜金日成主席多年的邀请和中国领导人表示的深忧，在克林顿总统的批准下，我和罗莎琳赴平壤斡旋，终于与金日成主席达成协议：北朝鲜将停止宁边的核项目，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重返现场，确认用过的原料没有被重新加工。北朝鲜领袖还向我承诺，他将与南韩总统金泳三全面讨论外交关系。金泳三立刻接受了由我们转递的邀请。此后不久，金日成去世。这个高层会谈的承诺只能由他的儿子金正日后来兑现了。
基于这些承诺，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随后向北朝鲜人保证：将不会对他们进行军事威胁；宁边的核能生产停止后，将提供燃料油，补偿核能生产的损失；将建设两个现代化的核电厂，其燃料棒和生产过程受国际检查员的监控。
宁边那些用过的原料（估计可以制造六枚左右的原子弹）继续受到监控，但承诺的替代性核电厂建设却被推迟了。美国和北朝鲜举行了多次双边谈判，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亲自赴平壤解决争端。金大中当选南韩总统后，发起了强有力的行动，与北朝鲜的金正日携手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金大中因此获得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
2001年，随着华盛顿新一届政府的上台，整个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朝鲜被公开打上了“邪恶轴心国”成员的标记；对这个孤立而偏执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直接和隐含的威胁此起彼伏；禁止与北朝鲜直接谈判、解决争端的官方政策随之出台；承诺向北朝鲜提供燃油的运输被叫停；替换性的核电厂建设也被终止。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南韩总统金大中的高峰会谈中，南北朝鲜领导人及其和平努力受到公开的讥讽。
对于美国的政策，平壤的反应是不明智的，但也在预料之中：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检察员，重新启动宁边的燃料棒加工，研制核爆炸装置。美国声称北朝鲜正在提纯可能用于核武器生产的铀，但中国和南韩的专家对这一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北朝鲜研制核武器的决策则明显地违反了此前的协定，对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将构成严重的威胁。
解决朝鲜核争端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美国专横地要求北朝鲜必须放弃一切核生产活动；二是美国决定只有在六方会谈中，美国才能和朝鲜对话。平壤领导人坚持直接的双边谈判，并要求华盛顿明确声明对朝鲜“没有敌意”。2005年，北朝鲜官员宣布，他们给宁边的核反应堆重新加了燃料。这是2002年以来的首次加料，可以给他们产出8，000根核燃料棒，这些燃料棒可以被加工为爆炸材料。
塞利格·哈里森曾九次访问北朝鲜，最近的一次访问是在2005年的4月。他陈述道：
（朝鲜）强硬派目前占据的优势，是布什政府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美国对朝政策直接导致的结果。只有美国重起炉灶，采取南韩总统卢武铉奉行的抚慰方式，目前的局面才能得以扭转……不管怎样，结果日趋明显：（美国）政府2002年12月以涉嫌铀浓缩为由，废除1994年达成的核冻结协议，是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使（朝鲜的）强硬派有理由继续加工钚，导致了目前的危机。
北朝鲜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姜锡柱，也就是1994年与我讨论技术问题的那位高级官员。哈里森引用他的话说，打破僵局的直接和秘密的会谈可以从美国的郑重声明开始，即美国“将尊重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愿意和平共存”。
基本的军事形势与10年前是相似的，但后果将更糟糕：我们可以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摧毁整个国家，但对方一旦使用核炸弹，一百多万南韩和美国人将付出伤亡的代价。现在看来，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最近宣布的美国军队将进一步撤离韩朝边境非军事区的决定，使南韩日益担忧：平壤和华盛顿的强硬派可能使冲突激化，威胁可能成为现实。2005年4月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29.5%的南韩人认为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只有18.4%的人认为这种威胁来自北朝鲜。在美国大学生中，50.1%的人认为美国是朝鲜半岛和平的最大障碍。
在这个严峻的问题上，双方都可以有激烈争辩的理由，但是美国与北朝鲜之间必须建立诚信的外交。目前，拒绝与不同意见者谈判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在北朝鲜问题上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还可能促使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竭力生产核武器。同时，我们也招来了远东盟友的怨恨，损害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和形象。北朝鲜很有可能固守立场，除非美国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
如果美国能像过去那样谈判，双方共同努力，相互确认基本要点，加之毫无障碍的国际监督，达成简明的框架性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美国发表一个严肃的声明，表示对北朝鲜“没有敌意”；如果北朝鲜放弃核武器研制项目，并与邻国和平相处，美国再与其发展正常的关系。
●1994年达成的协议的基本前提应该在朝鲜、日本、南韩、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努力下，受到尊重。
拒绝与潜在的对手对话这种原教旨主义政策的另一个例子，体现在美国近来对叙利亚的态度上。为了推动中东的和平，我和罗莎琳第一次访问了大马士革，后来又去了几次，有时是在白宫的请求下去的。我们和阿萨德总统进行了长时间、常常是富有成效的谈话，也有机会认识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即2000年6月接替他担任叙利亚领导人的巴沙尔·阿萨德。
我在拟定2005年7月赴中东观察巴勒斯坦大选的计划中，安排了对叙利亚、约旦和埃及领导人的访问。叙利亚已从黎巴嫩全面撤军，埃及也宣布计划，拟实行一定形式的民主选举。我的目的是以个人名义拜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他们变化中的国内和国际利益。我也想鼓励他们支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征求他们对我计划中的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看法和建议。我此行的另一个次要的目的是为我的下一本书收集有益的见解，我计划在这本书中描述该地区的形势发展。
按惯例，我提前两个月将我的旅行计划告知国务院和白宫。我很快就接到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叙利亚在伊拉克战争的一些问题上不与我们合作，美国的政策是限制与大马士革的一切接触，以此向巴萨尔·阿萨德总统施压。经过颇为激烈的争辩之后，他代表总统正式要求我取消旅行计划。对我来说，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被迫服从了白宫的要求。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对美国中东政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是政教融合最奇特的表现之一。美国几乎人人都听说过由蒂姆·拉艾赫和杰里·詹金斯合写的作品《留下来的人》。这是一套由12本书组成的系列作品，出版以来销量创造了空前的记录。这套书以《圣经》，主要是《启示录》的片断为依据，描述了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情景：弥撒亚回来了，真正的信徒被带到天国，与上帝一起观看被留下来的大多数人遭受折磨。这一超凡事件一旦发生，转瞬即逝，而且发生的时间不可预知。数百万计的与我同样的浸礼会教友，竟然完全相信建立在这一情景之上的幻象：少数被挑出来升天的人洋洋自得，狂喜不已，而大多数没有被选出来获救的家庭成员、朋友和邻居，则要受到谴责和遗弃，要经历一段“大苦大难”时期。
正是这些信念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渗透造成了人们的担忧。持这些信念的人相信，他们个人有责任加速“狂喜”时刻的到来，以实现《圣经》的预言。他们的行动纲领就是呼唤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伊拉克？），让犹太人夺取整个圣地（占领约旦河西岸？），全面驱逐所有的基督教徒和其他非犹太人。然后，无宗教信仰的人（反基督者？）将征服这一地区。最后，弥撒亚将获得胜利。“狂喜”时刻到来时，所有的犹太人不是被改信基督教，就是被烧死。
基于这些依据，一些基督教高层领导人积极投身于推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并不断走访以色列，提供经费支持，在华盛顿游说，企图使巴勒斯坦领土殖民化。宗教右翼强大的压力是美国对以色列大规模建设定居点、连接西岸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高速公路的行为采取默认态度的主要因素。一些以色列领导人热衷于利用美国的帮助，自然也就忽略了所预示的犹太人的最终苦难。
这一切促使美国在以色列建立定居点问题上一反常态，极力背弃过去的反对政策。过去40年间，从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起到他的继任者的任期内，美国的主要政策是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建设定居点。到了1993年，克林顿总统几乎一揽子同意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建设的行动。老布什总统曾经强烈反对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之间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甚至以切断对以色列的财力援助相威胁。
尽管巴勒斯坦的一些被占领土以后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予以解决，但以色列目前的计划是，保留影响广泛的西岸地区定居点，扩大被称为“马阿里-阿杜梅姆”的一大块飞地的建设，从西岸腹地一直延伸到东耶路撒冷。这一计划可能对布什总统中东政策的基石——“和平路线图”的前景敲起丧钟。这将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