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纳言，让大臣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便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常会招来嫉恨，埋下祸根，早晚会遭到帝王的打击、报复。而一些奸佞小人却十分精明，他们也提意见，但与其说是提意见，不如说是奉承卖乖，因此，他们总能得到主子的欢心。
汉元帝刘爽上台后，将著名的学者贡禹请到朝廷，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这时朝廷最大的问题是外戚与宦官专权，正直的大臣难以在朝廷立足，对此，贡禹不置一词，他不愿得罪那些权势人物，只给皇帝提了一条意见，即请皇帝注意节俭，将官中众多宫女放掉一批，再少养一点马。
其实，汉元帝这个人本来就很节俭，早在贡禹提意见之前已经将许多节俭的措施付诸实施了，其中就包括裁减宫中多余人员及减少御马，贡禹只不过将皇帝已经做过的事情再重复一遍，汉元帝自然乐于接受。于是，汉元帝便博得了纳谏的美名，而贡禹也达到了迎合皇帝的目的。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贡禹的这种作法很不以为然，他批评说：“忠臣服侍君上，应该要求他去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其他较容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应该补救他的缺点，他的优点不用说也会得到发挥。当汉元帝即位之初，向贡禹征求意见时，他应当先国家之所急，其他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皇帝优柔寡断，谗佞之徒专权，是国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贡禹一字不提。恭谨节俭，是汉元帝的一贯心愿，贡禹都说个没完没了，这算什么？如果贡禹不了解国家的问题，他算不上是个什么贤者；如果知而不言，罪过就更大了。”
司马光可能忽视了，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求谏，让臣下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常会招来嫉恨，埋下祸根，早晚要遭到帝王的打击报复。但贡禹却十分精明，专拣君上能够解决、愿意解决、甚至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去提，而回避重大的、棘手的问题，这样避重就轻，避难从易，避大取小，既迎合了上意，又不得罪人，表明他做官的技巧已经十分圆熟老道了。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隆中三分天下，其中第一步就是夺取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可见荆州是立大业根本。
当刘表相让荆州刘备推却之后，在馆驿中诸葛亮问为什么不乘势而取，刘备说：“景升（刘表）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诸葛亮虽然心中可惜，口中却说：“真仁慈之主也！”
不久刘表病危，诸葛亮又劝刘备新野地小，不能久居，可取荆州，刘备再次拒绝，诸葛亮说：“且再作商议。”
刘备不听诸葛亮几次建议，诸葛亮只得设法安排抵御曹兵的其他方法。新野县火烧曹兵，也只是稍挡曹兵而已，此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后来一路逃跑，一直跑到江夏，总算保命。诸葛亮又马上去东吴联合孙权作帮手，赤壁之战后才得到荆州。诸葛亮费了多大劲，才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但他对自己的主子却从不抱怨。
如果说此时诸葛亮与刘备相识很短，认为还未完全获得信任，不便直言其过的话，到了帮助刘备成就帝业之后，刘备因关羽被害，要讨伐东吴时，也不见他反对出兵。
陈寿在《三国志》一书中用“群臣多谏”这四个字表示反对者多；那么为什么那多么人劝阻，在此事业成败的紧要关头，诸葛亮却不据理力争呢？他知道此时刘备人在气头上，恨在胸口烧，惹不起，劝不动，就算自己强谏，也没有效果。虽然在刘备失利后他叹息说：“如果法正还在，一定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使东征，（如果法正还在）一定不会失败。”但他心里清楚，其时法正真在，也劝不住。（注：法正性刚烈，恩怨分明，曾多次强谏刘备，刘备对他十分倚重。）
既然事已如此，不如做好本职工作，在刘备出征后，把西蜀国内治理好，做好刘备的后援。当马良把刘备扎营情况告诉诸葛亮时，诸葛亮见军情紧急，让马良即刻返回，改变安营情况。
虽然诸葛亮不曾强谏，但是，刘备败退白帝城后，在自己病危时，依然将刘禅托付于他。刘并不怀疑诸葛亮对自己的忠诚，可见诸葛亮在上司犯错时的处理手段多高明。
刘备雄才大略，儿子刘禅却是白痴一个，但诸葛亮对刘禅从不怠慢，依然全心侍奉。诸葛亮在讨伐中原即将大功告成时，接到刘禅旨意让他班师回朝。他明知有人献谄言，明知此时大好时机丧失，于大业不利，还是听从调遣回朝，弄清原由后，他并没有过分责备刘禅，而是安顿好国事后，继续率兵伐魏。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名垂青史，他能做出那样的惊人事业，和两任上司对他的信任密不可分。他正是因为把“上司绝对不会有错”理论，使用得出神入化，才赢得两任上司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