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纳言,让大臣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便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常会招来嫉恨,埋下祸根,早晚会遭到帝王的打击、报复。而一些奸佞小人却十分精明,他们也提意见,但与其说是提意见,不如说是奉承卖乖,因此,他们总能得到主子的欢心。
汉元帝刘爽上台后,将著名的学者贡禹请到朝廷,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这时朝廷最大的问题是外戚与宦官专权,正直的大臣难以在朝廷立足,对此,贡禹不置一词,他不愿得罪那些权势人物,只给皇帝提了一条意见,即请皇帝注意节俭,将官中众多宫女放掉一批,再少养一点马。
其实,汉元帝这个人本来就很节俭,早在贡禹提意见之前已经将许多节俭的措施付诸实施了,其中就包括裁减宫中多余人员及减少御马,贡禹只不过将皇帝已经做过的事情再重复一遍,汉元帝自然乐于接受。于是,汉元帝便博得了纳谏的美名,而贡禹也达到了迎合皇帝的目的。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贡禹的这种作法很不以为然,他批评说:“忠臣服侍君上,应该要求他去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其他较容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应该补救他的缺点,他的优点不用说也会得到发挥。当汉元帝即位之初,向贡禹征求意见时,他应当先国家之所急,其他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皇帝优柔寡断,谗佞之徒专权,是国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贡禹一字不提。恭谨节俭,是汉元帝的一贯心愿,贡禹都说个没完没了,这算什么?如果贡禹不了解国家的问题,他算不上是个什么贤者;如果知而不言,罪过就更大了。”
司马光可能忽视了,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求谏,让臣下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常会招来嫉恨,埋下祸根,早晚要遭到帝王的打击报复。但贡禹却十分精明,专拣君上能够解决、愿意解决、甚至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去提,而回避重大的、棘手的问题,这样避重就轻,避难从易,避大取小,既迎合了上意,又不得罪人,表明他做官的技巧已经十分圆熟老道了。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隆中三分天下,其中第一步就是夺取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可见荆州是立大业根本。
当刘表相让荆州刘备推却之后,在馆驿中诸葛亮问为什么不乘势而取,刘备说:“景升(刘表)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诸葛亮虽然心中可惜,口中却说:“真仁慈之主也!”
不久刘表病危,诸葛亮又劝刘备新野地小,不能久居,可取荆州,刘备再次拒绝,诸葛亮说:“且再作商议。”
刘备不听诸葛亮几次建议,诸葛亮只得设法安排抵御曹兵的其他方法。新野县火烧曹兵,也只是稍挡曹兵而已,此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后来一路逃跑,一直跑到江夏,总算保命。诸葛亮又马上去东吴联合孙权作帮手,赤壁之战后才得到荆州。诸葛亮费了多大劲,才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但他对自己的主子却从不抱怨。
如果说此时诸葛亮与刘备相识很短,认为还未完全获得信任,不便直言其过的话,到了帮助刘备成就帝业之后,刘备因关羽被害,要讨伐东吴时,也不见他反对出兵。
陈寿在《三国志》一书中用“群臣多谏”这四个字表示反对者多;那么为什么那多么人劝阻,在此事业成败的紧要关头,诸葛亮却不据理力争呢?他知道此时刘备人在气头上,恨在胸口烧,惹不起,劝不动,就算自己强谏,也没有效果。虽然在刘备失利后他叹息说:“如果法正还在,一定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使东征,(如果法正还在)一定不会失败。”但他心里清楚,其时法正真在,也劝不住。(注:法正性刚烈,恩怨分明,曾多次强谏刘备,刘备对他十分倚重。)
既然事已如此,不如做好本职工作,在刘备出征后,把西蜀国内治理好,做好刘备的后援。当马良把刘备扎营情况告诉诸葛亮时,诸葛亮见军情紧急,让马良即刻返回,改变安营情况。
虽然诸葛亮不曾强谏,但是,刘备败退白帝城后,在自己病危时,依然将刘禅托付于他。刘并不怀疑诸葛亮对自己的忠诚,可见诸葛亮在上司犯错时的处理手段多高明。
刘备雄才大略,儿子刘禅却是白痴一个,但诸葛亮对刘禅从不怠慢,依然全心侍奉。诸葛亮在讨伐中原即将大功告成时,接到刘禅旨意让他班师回朝。他明知有人献谄言,明知此时大好时机丧失,于大业不利,还是听从调遣回朝,弄清原由后,他并没有过分责备刘禅,而是安顿好国事后,继续率兵伐魏。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名垂青史,他能做出那样的惊人事业,和两任上司对他的信任密不可分。他正是因为把“上司绝对不会有错”理论,使用得出神入化,才赢得两任上司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