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规律是思考得以进行的一种规则，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理由律四条逻辑规律是思考得以进行的必要保证，是思维交通的守则，违反了规律，逻辑便会混乱，就会像巴别塔下，被上帝搅乱语言的人们那样各说各话，无法沟通。
混淆字义
同一律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逻辑规律，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思想与其自身是等同的。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念高中时，临时代课老师沈元（当时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给他们班上数学课。有一次，沈老师讲到数论中一道著名的难题，即哥德巴赫猜想。老师形象地指出：“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同学们听后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老师接着说：“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是谁能够做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啊！”有的同学认为：这有什么不得了，我来做。
第二天，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兴冲冲地给老师送上了答题的卷子。他们说：“我们已经做出来了，能够证明那个德国人的猜想了，还可以多方面地证明它呢，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在这里，老师和学生都用“算了”二字，但表达的意思却截然不同。老师说的“算了”，意思是叫学生“不必白费这个力气”，而学生们回答的“算了”，意思是说“已经计算出来了”。这几个学生把老师说的“算了”的意思领会错了，把字义给混淆了。这在逻辑上就叫违反了同一律。
如果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将一个概念变换为另一个概念，就称之为混淆概念。
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东北信风呼呼地吹，把李家房上的油毡给吹跑了，落在相邻不远的赵家院子里。赵家弄不清油毡是谁家的，只见自家棚子上有一个窟窿，心想：不管油毡是谁家的，先借来用用再说，于是就捡起油毡盖在了上面。风停了以后，李家发现房顶上的油毡少了一块，站在房上一看，居然盖在一墙之隔的赵家棚子上。于是马上到赵家去讨。李家十分气愤，出口就是：“你家为什么趁风大的时候偷我家的油毡！”赵家听到此话，不由得怒火中烧，便与李家争吵起来。由于双方都不冷静，就拳打脚踢，打得难分难解。最后闹到法院打官司，法院受理此案后，经过询问调查，弄清了事情的由真相，就做庭外调解工作。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说：“你们这一起纠纷的实质，只是在一个字上，即油毡究竟是赵家‘偷’的，还是‘捡’的？从你们两家提供的事实看，这油毡被风吹走后是赵家‘捡’的，不是‘偷’的。所以，说赵家‘偷’了李家的油毡是不符合事实的。”赵家一听，十分满意，感谢法院为自己洗清了“偷东西”的罪名。法官又说：“当然，捡了东西就应物归原主，赵家知道油毡是谁的后，就应该及时归还失主。”赵家连忙表示会马上买一块新的油毡给李家。李家也主动向赵家道歉，表示不应该说赵家偷了他家的东西。两家在法院的调解下，化干戈为玉帛，又和好如初了。事后，双方高兴地说：“法官只用一个字，就讲明了道理，分清了是非，帮助我们解决了纠纷。”
在这件事中，李家的过错就在于用错了一个字，把“捡”与“偷”的字义混淆了。法官运用同一律，很快便排解了纠纷。
利用同音异字偷换概念
张班是鲁班的师兄弟，木匠的手艺也很高超。有一次，张班给一个财主修建台阁，财主和他口头约定：如果修的台阁合他的心意，赏“五马驮银子”，外带“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台阁修好了，财主里里外外都检查遍了，找不出半点毛病，该按约定条件付报酬了。财主叫家丁牵来五匹马，并排站着，背上横放一块大木板，木板上放了一块比手指甲还小的银子。财主说：“这就是我付给你们的工钱――‘五马驮银子’。”接着财主拿来用鸡蛋壳装的米粒，说：“这就是我赏的‘一蛋米’。”财主还从一个纸匣里拉出了两只蜘蛛，说：“这是‘两蜘蛛’。”最后，他把手指头伸到一只酒壶里，蘸了一下，向前弹动了三下，对张班说：“这是‘三弹酒’！”张班知道自己受了骗，就把经过告诉给鲁班。后来由鲁班想法子把这个阴险狡猾的财主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在这个故事里，财主欺骗张班的手法主要还是利用同音异字来偷换概念，大耍赖皮。双方原先约定的“五马驮银子”，指的是须用五匹马才能驮得动的银子，财主却把它偷换为用五匹马驮一块比手指甲还小的银子。双方原约定的外带“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这些概念很明确，不会发生歧义，而财主却肆意把它们偷换成“一蛋米、两蜘蛛、三弹酒”，这明显违背了同一律的要求。
在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身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达尔文耗费了20多年的心血，到世界各地探险考察，专心研究，最终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从此，进化论就传播开来。在这部著作中，达尔文不顾教会“上帝创造人类”的教条，根据确凿的证据提出了著名的观点：“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如同晴天霹雳，震动了学术界、宗教界，引起了大小教会的猛烈攻击，他们给达尔文戴上“亵渎神灵”、“离经叛道”的帽子。1860年6月28日至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召开了一次会议，英国教会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围歼进化论学说。于是爆发了一场关于进化论思想的大辩论，教会方面派人们公认的最聪明、最有辩才的牛津大学大主教威尔勃福斯为代表参加会议，反进化论学说的人都期望他能一举驳倒进化论。达尔文因病没有参加会议，35岁的年轻教授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总代表参加了会议。威尔勃福斯首先发难，他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进化论的坏话，指责达尔文违背《圣经》和神意，最后他指着赫胥黎说：“赫胥黎先生就坐在我的身旁，他是想等我一坐下就把我撕成碎片，因为照他的信仰，人是由猿猴变的嘛！不过，我倒要问问，究竟是你的祖父由猿猴变来的，还是你的祖母由猿猴变来的？”讲到这里，那些反对进化论的人拼命地拍手哄笑。面对大主教的当众辱骂、诬蔑和一部分人的嘲笑，赫胥黎站了起来，他冷静、坚定、沉着地宣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对自然史现象的一个解释，达尔文的书充满着大量可以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没有别的学说比达尔文的解释更合理的了。接着他运用了很多事实论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驳斥了威尔勃福斯对进化论的诬蔑。最后，对大主教的人身攻击作了有力回击，他说：“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重说一次，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为他的祖先是个无尾猿而感到羞耻……”
赫胥黎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全场，拥护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大学生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威尔勃福斯大主教哑口无言，狼狈不堪，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经过这一场辩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真正站稳了脚跟。大主教威尔勃福斯在论辩中的思维过程可以整理为：人是由猿猴变的，赫胥黎的祖父或祖母是人，所以，赫胥黎的祖父或祖母是由猿猴变的。在这里，大主教混淆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因为“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或者“人是由猿猴变的”中的“人”是集合概念，指的是人类。所谓集合概念，是指反映由同类个体事物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概念。即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决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是由猿变的。而“赫胥黎的祖父或祖母是人”中的“人”是非集合概念，即不以这种由同类个体事物构成的整体为反映对象的概念。大主教故意把在集合意义上使用的“人”当做在非集合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把人类与某一个人（祖父或祖母）混为一谈，从而得出赫胥黎的祖父或祖母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违反了同一律，结论是极其荒谬的。
驴唇不对马嘴
人们在听话的过程中，如果不遵守同一律的话，经常会闹出笑话。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并因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有一个对法语一窍不通的瑞典人。一次，他听说拿破仑要来检阅部队并要向他提问，非常着急，就去找战友们商量办法。一个战友说：“不要紧，拿破仑总是按照顺序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多大岁数了？’第二个问题是‘你在我的部队里服役多久了？’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参加过我指挥的两次大战中的一个？’”于是，瑞典人在战友的帮助下用法语按顺序背出了这三个答案：“23岁，首长”，“3年了，首长”，“都是的，首长”。
检阅那天，拿破仑在陪同人员的引导下，在瑞典人面前停了下来，开始向他提问题。遗憾的是，严格遵守次序的拿破仑这次却打破常规，把提问的顺序变动了。第一个问题是：“你在我的部队里服役多久了？”瑞典人挺了挺胸，回答说：“23岁，首长。”瑞典人这句法语学得最好，口齿又清楚。而拿破仑却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这么年轻就在我的部队干了23年？他又继续问道：“那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3年了，首长。”瑞典人响亮地答道。拿破仑吃惊又生气地说：“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都是的，首长。”瑞典人的回答充满了自豪感。
这是由于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小幽默，它虽然可笑，但却情有可原。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答非所问”就非常可气了，简直不可容忍。
某贪官被捕入狱后，记者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前去采访。记者问贪官：“你什么时候开始受贿的？”贪官回答说：“开始时，我胆子很小，后来就越来越胆大了。”“你受贿数目有多少？”“我受贿犯罪对不起大家，对不起人民。”“你受贿犯罪的主观原因是什么？”“现在干部管理制度有漏洞，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法院对你的审判公正吗？”“我曾在法院工作过。”
这个贪官的回答肯定让大家笑不起来，他完全答非所问。“答非所问”是偷换或转移论题的具体表现。这个贪官把“作案时间”偷换成“作案心理”，把“受贿数目”偷换成“认罪态度”，把“犯罪的主观原因”偷换成“客观原因”，把“公正问题”偷换成“工作经历”，没有一句话是遵守同一律的。
实际上贪官在回答问题时，不遵守同一律，是有意逃避自己所应当承担罪责的行为。
万物皆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样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去，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时，河水已经变化了。赫拉克利特有个学生叫克拉底鲁，他认为他的老师说得还不彻底，认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当你举足将入时，河水已经历了无数变化。他甚至认为任何东西连名字都不能起，因为当你叫出名字时，它已经变成另外的东西了。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作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但事物在运动变化中又有它的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例如，我们栽了一棵树，它时时刻刻都在生长变化，但在一定时间内，不管它长得多么快，它仍然是一棵树。假若它是一棵柳树，那么在它被锯倒做成别的东西之前，它就是一棵柳树，不会同时又是一棵别的什么树，就是说它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克拉底鲁的错误就在于片面夸大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否认了事物的相对静止，认为事物倏忽即逝、瞬息万变，没有丝毫的确定性，这就陷入了相对主义诡辩论。按照这种观点，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其实，否认了事物的相对确定性和质的规定性，也就否认了事物的变化。因为所谓变化是指一物演变成另一物，或者事物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状态。如果事物自身或事物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确定性，怎么能说清楚什么是“变化”呢？所以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位克拉底鲁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弄成了诡辩。”从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观点看，克拉底鲁的诡辩是由于否认了同一律的客观基础，即否认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
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人，所以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着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那种靠不住的人！
在特定的语境里，一个概念的含义是确定的。A所说的“可靠”，是指一个人立场坚定，决不会把革命队伍内部的机密向敌人泄露。B故意把它偷换为一个人“从来不说谎话”（包括“向敌人说实话”），以此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作辩护。这违背了“同一律在同一议论中应用的概念要有确定性”的要求。
用偷换概念来掩盖恶行是诡辩者惯用的伎俩。前些年，日本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编写日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居然把1937年日本军队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说成是“进入”，把日本军队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说成是“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用“进入”、“进攻”偷换“侵占”和“侵略”，想以此推翻已成定论的历史旧案，欺骗日本广大青少年，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卑劣的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我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对，我国政府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从逻辑上看，日本这一小撮人的做法公然违反了同一律。
半费之讼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诡辩家普罗塔哥拉曾公开设馆教人辩论之术。他收了一个想当律师的学生，名叫欧提勒士。师生签订合同：学生先交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待学生毕业后第一次出庭为人打官司胜诉后交付；如果官司败诉就无须再交这一半学费。欧提勒士毕业后并未从事律师职业，也不交那一半学费。老师等得不耐烦，就向学生索取，学生执意不给，师生要诉诸于法律。老师对学生说，这官司打起来对你没有好处，因为：如果我打赢了，根据法庭判决，你必须给我学费；如果我打输了也就是你打赢了，根据当初签订的合同，你也必须给我学费。（合同规定，欧提勒士第一次打赢官司应交学费）无论我是赢是输，你都必须给我学费。
欧提勒士听后不甘示弱，他对老师说，我看这官司打起来实际上对你不利。因为：如果我打赢了，根据法庭判决，我当然不给你学费；如果我打输了，根据当初签订的合同，我无须再交学费。（合同规定，欧提勒士第一次打输了官司，就不用交另一半学费）无论我是赢是输，我都不应付给你学费。
这就是逻辑史上著名的“半费之讼”。
老师和学生的论证都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因为按照同一律，师生在争论该不该交学费时，都必须使用同一个标准。但实际上二人都采用了双重标准：一个是法庭的判决，另一个是当初的合同。这两个标准对于辩论的双方各有利弊，他们在论证中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标准，避开了对自己不利的标准。当老师对学生说这场官司如果我打赢了你应当给我学费时，使用的标准是“法庭的判决”；当说如果我打输了你也应给我学费时，使用的标准是“当初的合同”。欧提勒士恰恰相反，当他对老师说这场官司如果我打输了我不给你学费时，使用的标准是“当初的合同”；当说如果我打赢了我不给你学费时，使用的标准是“法庭的判决”。所以，师生的论证都是诡辩。这个问题如果进行深一层思考，就会发现当初签订的合同有漏洞，因为它没有规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从事律师职业，还要不要交另一半学费，这一点被学生钻了空子。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法官也难以判决欧提勒士该不该交学费。
违反同一律的“魅力”
同一律有三条逻辑要求：
第一，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必须保持同一。违反这一要求的逻辑错误，称为“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例如：世间万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我是人，因此，我是世间万物中第一宝贵的。
在这个推理中，两个前提中的“人”不是同一概念。第一个“人”是集合概念，第二个“人”是非集合概念，因此，犯了“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的错误。
第二，在同一思维过程中，论题必须保持同一。违反这一要求的逻辑错误，称为“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
第三，同一思维过程中，保持语境自身的同一。违反这一要求的逻辑错误，称为“混淆或偷换语境”。
在日常思维中，任何思想的表达都有具体的特定背景，这种特定背景，称为“语境”，也叫做“上下文”。对任何思想作评价，特别是批评，必须严格基于该思想原有的语境，保持该语境的同一，不得随意改变。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掌握同一律，灵活地运用同一律，会大大增加我们对话中的艺术性。下面的故事体现的就是对同一律的巧妙运用。
一个富翁大摆宴席为其母庆寿，特邀江南才子唐伯虎前来绘画题诗。唐伯虎当众挥毫画了一幅《蟠桃献寿图》，紧接着信笔题诗，边写边高声吟诵：“这个婆娘不是人，”这第一句吟完，满座宾客皆惊。富翁一听，勃然大怒。“不是人”，这还了得！竟敢在母亲寿辰之日当众辱骂！富翁刚想发作，唐伯虎却旁若无人般高声吟诵了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这下四座宾客转惊为喜，富翁也随之喜形于色，拍手叫好。谁知第三句：“儿孙个个都是贼，”这又使大家惊得发呆，而富翁一家则个个愤怒，挥舞着拳头，准备痛打唐伯虎。此时唐伯虎又高声读出了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至亲。”“好！好！”满座宾客赞叹不已，一致称赞唐伯虎真不愧为能诗善画的江南第一才子。富翁脸上也有了喜色，开始对诗画赞不绝口。
唐伯虎的祝寿诗看似离题实不离题，看似骂人实为誉人，看似违反同一律却遵守同一律，充分调动了众人的情感，使大家在短时间内随着诗的内容跌宕起伏而由惊（怒）到喜，又由喜到惊（怒），再由惊（怒）到喜，充分享受了美感，这是对同一律的灵活运用。
同一律在艺术上的应用，更多的是采取另一种形式，即故意违反同一律，以获得艺术效果，这在相声、小品、笑话、幽默中是常见的。
有一则古代的幽默：宋朝有个叫郭功甫的人，一次路过杭州，特意把自己写的一卷诗，拿去给苏东坡看。他见苏东坡那里满座名士正谈笑风生，感到一展诗才机会难得，就抑扬顿挫地给苏东坡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声音高亢洪亮，一时惊动四座。朗诵完毕，他踌躇满志地问苏东坡：“您看我这诗能得几分？”苏东坡笑笑，很宽宏地说：“10分！”郭功甫听了很高兴，又问苏东坡：“怎么能得满分呢？”苏东坡说：“7分是读，3分是诗，加一起不就是10分吗？”
苏东坡故意偷换概念，以此对郭功甫进行讽刺，使人们从笑声中体会到：不好的诗，即使你把它朗诵得再响亮，它仍旧是不好的。
现在很多学生喜欢“脑筋急转弯”，其实很多“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就是故意违反同一律，以求独特的效果。在一次文艺晚会上，中队长赵义出了这样一道题：“有一条大河挡住了一个旅行者的去路，河里有10条大鳄鱼，河上有一座桥，桥上有9只老虎，请问他如何过去？”同学们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一个同学说：“乘坐热气球过去。”“不行！”赵义说，“没有热气球，任何飞行器都没有。”“河边有一棵大树，他在树上拴一根绳子，然后荡秋千过去。”“河边没有树，也没有绳子。”“撑竿跳过去。”“不行，没有竿子。”“有了，老虎掉在河里，或者鳄鱼爬到桥上，老虎和鳄鱼打起来了，他乘机过了河。”“不对！”“这些老虎是在动物园长大的，不咬人；或者鳄鱼已经吃饱了，不会伤人。”“还是不对，即便是那样，我相信，谁也没有这个胆量。”“鳄鱼在河里一字排开，他用极快的速度踩着鳄鱼的背过去。”“河很宽，10条鳄鱼太少。”
该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赵义还是说不对。最后，大家承认想不出来了，请赵义公布答案。赵义微微一笑说：“答案是：他昏过去了。”
“啊？”全体同学吃惊得差点儿昏过去了。
这就是故意违反同一律形成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