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之所以会突然想起这句话完全是因为一个人——丁玲。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著名作家。从鲁艺时代的轻骑兵到桑干河上的壮丽生活，从多愁善感的莎菲到北大荒的流放者，丁玲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她23岁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如同平地炸响的一声惊雷让整个文坛为之一震。她那大胆的、硬邦邦的、几要起火的文字，使她光荣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写出中国女性爱欲心理的作家。
丁玲作为“五四”精神感召下的一代有为青年，她毕生追求理想、自由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丁玲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说真话。她口无遮拦的那些话语以及充满叛逆思想的言论至今读来仍然是惊心动魄。
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丁玲与她那个时代的大氛围格格不入。1953年9月丁玲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中，公开质疑当时很时髦的“创作组”现象，要求取消“家长制度”，还作家一个“独立生长”的环境，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空间。同样是在1953年，在另一个创作会上，丁玲一方面号召作家“要独立活动”，另一方面，更是呼吁“我们领导也要放手，让作家独立活动”。在那样的时代她居然敢重视作家“独立生长”的环境，这不能不让人让人对她心生敬意。
丁玲文艺思想中最受争议的一个地方就是“一本书主义”。“一本书主义”是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时给丁玲罗织的罪名。据批判者揭发，丁玲公开宣扬过“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这里姑且不管这一罪名是否成立，但就“一本书主义”这一观点本身所包含的文学合理因素来看它未尝不是一种英明的论断。君不见，今天我们的许多作家孜孜以求倾其一生渴望能写出一本死后可当作枕头的传世之作。这难道不是“一本书主义”的当下意义吗？
1956年在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生的一次谈话中，丁玲提出了“作家必须是思想家”的命题。她说：“一个人不能光从报纸上、书本上、别人的报告里去找思想，自己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不能光是接受别人的思想，否则，作品的思想就不会超过社论的水平。……作家对生活一定要有所发掘，要看得深些，透些，作品才有价值。现在有些人往往怕发表独立见解，要看‘行市’，这怎么行？”对于一个真正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人，我以为，这段话任何时候看都不过时。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乍暖还寒的岁月里，丁玲极力鼓吹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这在当时确实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对她这样一个为平反努力了五六年之久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个时期，丁玲最具锋芒的，是对“号召”表现“主流题材”的思考。她说，在表现“主流题材”方面，“号召是可以的，但不能强迫，号召也不是强迫，不是命令……不能说因为党号召了就不自由了，写不写是作家自己嘛”。这些话肯定会让某些人听了不舒服。此后的1985年她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1985年4月，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论述创作自由时，丁玲再次提出要反对行政干涉：“……我们现在讲的创作自由，不是讲的作家的精神状态、感情的自由，而是讲的行政干涉太多。行政干涉，可能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做得过了头，如发了篇有点什么问题的文章，把刊物查禁了，就过头了。批判一下，检讨一下就是了，要停刊，那必须这刊物的方针、路线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格调低些就停刊，是不好的，这一类问题就是干涉太多。还有号召问题，我认为，号召是可以的，但不能强迫，号召也不是强迫，不是命令……不能说因为党号召了就不自由了，写不写由作家自己嘛！……号召是需要的，但不能强迫，干涉太多了，不自由，没好处。”可以说，直到去世时，丁玲一直都在积极鼓吹作家的创作自由和思想解放，反对对作家创作作过多的行政干涉。
今天我们重读丁玲的这些言论便能十分清楚地明白为什么当年丁玲会被迫离开文坛达20多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文人的禀性让丁玲即使在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岁月里、即使在面对众叛亲离的环境下，依然坚持说真话。米勒说，艺术就是战斗。丁玲是捍卫文学尊严的真正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