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名将很难吗？确实很难。
翻看历代名将的成功履历，会发现，成为一个名将，需要有胆量，有智慧，有天赋。无师自通学会孙子兵法的人，凤毛麟角。纸上谈兵却最终送了性命的，却是一抓一大把。
此外，更重要的实战经验。战争这项工作，不是平常人看两眼就学得会的，是需要在实战中一步步领悟过来的。当局者往往迷，旁观者却也难得清。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的故事，宋词里有，生活里稀罕。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做名将的兴趣，没有满腹的锦绣韬略，更不懂半点武艺，带兵打仗的事情，别说亲自做，就是见也没见过几回，既没有像王越那样后天学习苦读兵书，也没有像陈寿那样的家庭出身耳濡目染，却照样在沙场上建立了赫赫的威名，末了还著书立说，名垂青史？
或许，王轼算一个。
王轼，湖北公安人，字用敬，天顺八年进士，先任大理右评事，又做大理丞（陈寿想干没干成的工作），属于正经的司法干部出身。在弘治朝以前，王轼干过的最具知名度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在成化二年复查案卷，了上百个囚犯，而且无一错判漏叛；二是成化四年，因第一件事而升官至四川按察副使的他，到任即赶上四川大灾，为此上奏折，要求拨十万两白银赈灾，费尽周折要下钱来，救济了一方百姓，谁知道因为不肯和当地镇守太监陈伦同流合污贪污公款，反而被陈伦诬告，说他贪污救济银，为此遭革职查办，好在身正不怕影子歪，查来查去，只见他家里家徒四壁穷的叮当响，最后查无实据，折腾到成化九年，终于官复原职，并改任陕西副按察使。案子审过，好事做过，黑锅背过，是个称职的司法干部。
这是他在弘治朝之前的工作履历，各类史料记录的都很简单，可见在当时面孔各异的群臣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透过这段简单的工作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人的特点：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执法公正严明不畏弓虽，暴，至于打仗，既没见过，也没学过，更没练过。当名将，貌似和他不沾边。
然而正是这段履历，却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这段履历，至少透露出他一个被人忽略的优点：看人。
要知道，身为一个司法干部，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看人。对方是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罪犯还是良民，既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更需要直观的印象判断。一个能够短时间内上百犯人的干部，这方面的素质自然不在话下。
到了朱祐樘登基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这样的人当然不能闲置。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就升了，回到四川扶正，担任四川按察使（正四品）。两年后调任南京。弘治八年（1496年）更是高升为南京右副都御史，虽然是就任南京，可却是个有实权的官：总理南京粮储。江南是大明朝的粮仓，王轼就是这个粮仓的看护人。很重要，相当重要。
当然，这段时间节节高升，主要还是因为朱祐樘看中了他两个优点：严格、清廉。至于打仗的事，还是轮不着他。
可到了歌舞升平的明朝弘治十三年，平地一声雷，一件意外的事情却把他推到了战场的前沿：贵州米鲁叛乱。
这是一个今天的史学界不是很重视，但是当时却动静非常大的大事件。
说这场叛乱，明朝官方史书的说法，是一场“潘金莲勾结西门庆杀武大郎”式的谋杀案，继而引起的一场血案。
事情是这样的，在贵州普安州，有个当地苗族土司叫隆畅，隆畅有个貌美如花的妻子叫米鲁，两口子打架，米鲁气得回娘家，到娘家后，又和当地的另一个土司阿保好上了。这时候隆畅年老，让儿子（非米鲁所生）隆礼继承了土司职位，并让儿子接米鲁回来，谁知道隆礼来到米鲁家后，也和米鲁勾搭成奸，米鲁、阿保、隆礼三个人过上了“小三口”的幸福生活。隆畅得知后大怒，率兵攻打阿保的地盘，烧掉了阿保的寨子并杀死了躲藏在寨子里的亲儿子隆礼。米鲁闻讯大怒，与阿保合伙攻打隆畅，杀死隆畅后干脆扯旗造反，对抗朝廷，进而演变成一场震慑西南的大叛乱。
这是清朝人编修的《明史》上的记录：奸夫，杀害亲妇，很荒淫，很大逆不道，很让封建礼教发指，最后造反失败被杀，很活该……
却也很荒唐。
说荒唐，是指记录的荒唐。这段出自明朝官方历史书的记录，全篇充满了封建文人的指责，仔细分析，却和《明实录》上的说法自相矛盾。
按照《明实录》的说法，米鲁是隆礼的妻子，而非隆畅的妻子。阿保绝不是什么土司，只是隆畅手下的一个官员。隆礼当时已经做为长子代替父亲实行摄政，但隆畅想把土司位置传给另一个爱妾适乌的儿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隆畅杀害了隆礼。悲愤的米鲁去找贵州巡抚钱越诉冤，谁知钱越收了适乌的钱，先是吃了原告吃被告，接着各打五十大板，最后干脆来了个行政不作为。见诉冤无果，米鲁干脆和阿保联合造反，向隆畅发起进攻。隆畅被杀后，适乌带着隆畅的两个儿子逃进了明朝设在贵州的安南卫所（今贵州晴隆县）。米鲁则一不做二不休，派兵围困晴隆县，日夜攻打，并给自己加封了名号：无敌天王……
无论从哪个过程看，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而的发生，虽然源自土司家族内部的政权斗争，但是正是由于明朝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以及对土司的敲诈勒索，最后导致战祸烧到了自己身上。可以说，这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还了得，土司内战可以看热闹，别的其他事也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叛军围困明朝驻军，正式向大明朝宣战，这就不能坐视不管了。
这是明朝弘治十二年（公元1500年）的事。
更何况，被围困的安南卫所，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像一颗钉子扎进米鲁的地盘里，如果沦陷，米鲁的三百里土地将连成一片，从此成为独立王国。
必须动兵了。
动兵不难，难在派谁去。
其实就叛乱规模来说，米鲁叛乱远没有大藤峡大，危害性也没有大藤峡厉害，但是难就难在，米鲁的地盘：普安州，是崇山峻岭的险要地带，向来易守难攻，比大藤峡还要难打。西南方面用兵，明朝向来不怕打败仗，就是怕拖。毕竟国家的防御重心在北方，南线战事拖不起。
人选也就更成问题了，能打的几个人都在北方前线猫着呢。蒙古持续骚扰，一个也都走不了，何况他们常年和蒙古人干仗，所擅长的不是守城战就是草原野战，而贵州一战，是一场艰苦的山地攻坚战。这几个人的本事，用不上。
还是先依赖当地驻军吧，毕竟常年在那里驻扎，作战经验足，能应付最好，这还省了中央派兵调人，还节省成本。
于是贵州巡抚钱越开始筹划了，命都指挥刘英派兵征讨。在前段时间的土司内乱里，刘英收过适乌的钱，当然要替人消灾，谁知道一番恶战，却被杀得大败。钱越急眼了，下血本，集结了贵州当地十个卫所一万三千人的军队，强攻米鲁。米鲁毕竟才有几千人，恶战之下不敌，只能和阿保一起突围逃跑。钱越继续追击，并捉拿到米鲁的父亲和当地的另一大土司安民。在一番威逼利诱下，安民被迫找到了米鲁的藏身地，杀掉了阿保，但是却谎称米鲁已死，偷偷把她藏了起来。另一面，安民则不惜送了大量金银给钱越。
而钱越却是个贪财的家伙。再说了，一个女人，现在全军覆没，死活也就没关系了，乐得发笔小财。
但是给中央的报告还是要写的，怎么写又是个问题。钱越鬼，大笔一挥把阿保写成了“造反十年的大土司”，反正人死了，罪过全扣他头上正好。至于自己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事，当然也就一笔带过了。地方叛乱，这可不是小政绩，等着封赏吧。
适乌也高兴了，没人和她争土司位了，大权在握。至于米鲁，还是要找，找到了斩草除根才放心。安民也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女儿的命保住了。
似乎一切都皆大欢喜了，但是皆大欢喜中，却有一个女人，眼里闪着愤怒的火焰。
丈夫死了，地盘和人马没了，这一切却连个说法都没有。贪婪的明朝官员，仗宠的小妾，一切都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毁了自己的一切。养伤期间，仇恨像种子一样，在米鲁的心里发芽。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人马没了，惟一能帮助自己的阿保也死了，还能怎么办？
不是还有父亲吗？父亲也是有人马的……
不久以后，趁适乌不防，米鲁带领父亲的五百精锐突袭普安州，适乌以及她的两个儿子被杀，米鲁重新回到普安州，自封当地土司。
当然米鲁也没忘了搞关系，占领了普安州后连忙给钱越送钱，反正谁当土司对你来说都一样，您就高抬贵手吧。
可是她想错了，这次不一样，平乱报告都打上去了，正等着升官发财呢，现在突然米鲁又蹦出来了，这不是给自己难堪嘛，到时候朝廷一追查，乌纱帽准要丢，这还了得，管你送多少钱，剿！
所以钱越再一次耍起了流氓，先是假意收下米鲁的钱，接着指令手下人张英，率兵奇袭米鲁寨，务必剿灭。
可是钱越还是误算了一招，米鲁买通不了你，还买通不了别人吗？
比如钱越手下的指挥使吴远，向来和张英不和；再说了，你丢乌纱帽是你的事，我捞是我的事，他收了米鲁的钱，把这个事关米鲁性命的消息告诉了她。
结果，张英进兵遭米鲁伏击，全军覆没……
这下可更捂不住了。钱越急眼了，再下血本，数万大军出动。有了上次的教训，米鲁也学乖了，全军钻山沟打游击，专门暗处放冷枪，再加上比地雷战还密集的陷阱，数万明军在山里被米鲁牵着鼻子走了好几天，终于受不了了，被米鲁军一总攻，全军崩溃。
这下彻底捂不住了，明王朝震怒，被忽悠的朱祐樘火冒三丈，可是再冒火，事情还要解决，思来想去，先下严旨痛斥贵州方面，再从各地调兵进剿。兵好调，人呢？
贪污的钱越是不能用了，那谁行呢？还是问马文升吧，擅长选将的马文升，提出了匪夷所思的人选：王轼。
朱祐樘愣了，他？没打过仗的司法干部，能行嘛？
马文升却坚信，他能行。
那就试试吧，刚提拔成南京户部尚书的王轼接到通知，即刻去贵州，那里有一场硬仗让你打。
外行的王轼就这样接到了这个任务。他风尘仆仆的赶到贵州，迎接他的是当头一棒。盘江战役，米鲁大获全胜，明军再遭重创。
这一场败仗，纯粹是明军自找的。
说自找，还是贵州方面自己找死。米鲁叛乱后，钱越被勒令退休，明朝驻贵州的镇守太监杨友也被牵连，要他留任听候处理。这下杨友可急了，万一王轼大功告成，自己岂不是要被重判？
能挽救命运的办法是什么呢？杨友拍脑袋突发奇想：如果能在王轼到来之前就劝说米鲁投降，不就能将功折罪了吗？
于是杨友就不断派使者去米鲁处谈判，讨价还价半天，米鲁答应：正式投降，并赔偿官军财产损失，做为交换，明朝册封米鲁为普安州土司。
受降地点设在普安州旁边的盘江。米鲁提议，仪式重大，要不多带点人显得庄重。杨友答应，是该庄重。杨友到了盘江，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树起招降旗，摆下酒宴，等着米鲁来，好一会儿，米鲁果然来了，带着喊杀声，还有雪亮的刀子。
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米鲁对明王朝已经彻底失望了。在她眼里，要活，惟一的办法就是对抗到底，所谓投降，只是一个计谋结果，杨友被生擒，明朝贵州按察使刘福、右副都御史阎正、都指挥李雄、许焘、郭仁，都死在这次奇袭里，连带的，还有四千明军……
更严重的是，米鲁获得了明军大量的武器，特别是用于守御的火枪武器，这对于据险死守的他们，可谓是如虎添翼。
然后米鲁面对的，是抵达贵州的王轼。
久经战阵的钱越载了，老谋深算的杨友载了，现在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王轼，他能有办法吗？
此时，米鲁的军队已经发展成一万人，周围的小土司纷纷投靠，形势要多好有多好。明朝这边，当地的明军都被打怕了，忠于明朝的当地土司，也没人敢公开和米鲁为敌，只肯提供部分粮草，却不敢出兵助战。
从未上过战场的司法干部，面对久经战阵势力雄厚占据天险的女英雄，这仗，怎么打？
王轼没打过仗，但是来到前线后，经过短暂的分析，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米鲁是不能轻视的，她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几经挫败几次复起，战斗力非常强悍。
贵州的军队现在是没法用的，几经战败士气低落，根本无法和米鲁交手，要打赢，必须要选派南方诸省的军队。
打仗，我是不懂的。不懂不要紧，要相信懂的人。
带着这三点认识，王轼开始了自己的剿贼计划。首先向朝廷打报告，要求从湖南，广西，云南诸省调拨大量军队，特别是有山地战作战经验的部队优先。然后，广泛争取各地土司，许以封赏，鼓动他们出兵助战。
但最最重要的一条却是：怎么打？
王轼不是一个懂兵的人，但是马文升依然力荐他，原因就一个，他不懂兵，却会看人。
各地的军队陆续集结了，总数有八万人之多，这八万人良莠混杂，有正规的王牌，也有名义上王牌其实是垃圾的杂牌，更有鱼龙混杂的土司军队，王轼一一接待，热情攀谈，然后得出结论，哪些是真能打仗的，哪些是来凑数的。
结果，他找到了真能打仗的人，不止一个。
一个是广西兵备副使周凤，另一个是云南土司凤英。在经过多次观察之后，王轼确定，这两个人，是真正懂兵的人。
果然，周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米鲁的前几仗，其所有的战法，归根到底就是一招——各个击破，其方法就是趁我军多路出击的时候，他们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我们一点，最后导致我军全线崩溃。
话说的没错，钱越当初吃亏就吃在这里，碰到打埋伏就一触即溃，最后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集中兵力，看你人多，她立刻就跑，逮不住，追你又不熟悉地形，怎么办？
好办，周凤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八万军队，分成八路，合攻普安州，每一路选择一个攻击点，两路之间要形成协同配合，一旦遇到攻击，立刻相互救援。
而周凤所选择的攻击点，东西南北，每个点都卡在普安州的咽喉上，而且各路军队的攻击速度要保持一致，防止孤军深入造成被敌围困的情况。
可在场大多数军官都不以为然，朝廷有令，抓住米鲁可是有重赏的。你不要大家冒进，难道你想独吞？
再说了，你周凤不过是个小小的兵备副使，比你官大的有的是，你逞什么能。
叽叽喳喳之间，王轼不紧不慢地发话了：听他的，照他说的做！
王轼相信，这是一个真懂得兵的人，懂的人他就尊重，不懂绝不装懂。
弘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八路大军出发了，按照周凤建议的那样，明军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米鲁军队的业余性很快暴露出来，多路营寨被打下来，地盘严重收缩，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
可米鲁到底厉害，危急之下，她想到一招：围魏救赵。
她选择的这个“魏”，就是平夷卫，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富源地区，当时也是明朝的军事重镇。通过攻击平夷卫，迫使明军回师救援，这是一招狠棋。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米鲁亲自带兵出击，动用了所有的精锐，开展这个行动，这个最终把自己送上绝路的行动。
行动进展的很顺利，平夷卫很快陷落。得知消息的王轼焦急万分，企图派兵救援，但是却被周凤阻止了：不急。
周凤告诉王轼，米鲁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你回去救援。你一去，她就走，到时候前功尽弃，现在平夷卫已经丢了，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反应，她会继续攻击周边的平夷后卫、大河、扼勒等卫所，那里防御坚固，一定会把她拖住，待到拖到进退不能的时候，她的败局就注定了。
几乎所有部将都反对，毕竟丢了平夷卫谁也担待不起。王轼思虑良久，却还是坚定了决定：继续听你的。
果然不出周凤所料，米鲁的围困行动遭到了当地明军的猛烈反击。当米鲁陷入人困马乏境地的时候，王轼终于派云南巡抚陈金攻击，以逸待劳的明军如猛虎下山直扑米鲁军，早已疲累的米鲁军不支，被迫原路撤回。
魏没围成，赵没救成，倒把自己困住了。
至此，米鲁已经完全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被明军如困兽一样死死地困住。但是困兽犹斗啊。
明军的包围圈在缩小，很快，米鲁军只剩下一处据点——马尾笼寨，这是普安州地区最易守难攻的一处据点。王轼打算强攻。这时候，另一个人阻止了他。这次不是周凤，而是前来参战的云南土司凤英。
王轼一向不怎么信任这个人，毕竟这种土司就是来捞好处的。这次来助战，下次难保造反的不是他。可是凤英的一句话却让王轼一震：不用强攻，只要设伏。
然后就是一次伏击计划，明军假意做出疲惫的样子，松散包围圈，急于突围的米鲁殊死一搏，却一头扎进明军在山下的包围圈里，恶战之下，米鲁毫无惧色，反复冲锋，最终寡不敌众，被明军砍杀。
持续多年的米鲁叛乱，至此落幕。
米鲁叛乱是弘治朝时期不为人注意的一件事。事实上，这件事对于弘治朝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米鲁叛乱持续长达三年，明王朝三换主将，战争旷日持久，如果没有王轼的平定之功，只怕又是一个大藤峡。
而王轼在当地百姓对米鲁的支持上看到，的真正内因，并非仅仅是夺位矛盾，而是朝廷政策的失误在当地播种的仇恨，因此战后他火速向朝廷上奏，提出了减免赋税等多个缓和矛盾的举措，朱祐樘都依照实行。至此，贵州普安州地区，终明一世，再无叛乱。
这个不装懂的外行，战后归来，被提拔成南京兵部尚书，掌管南京地区的兵权，从外行成了军队统帅。后来明武宗即位，他辞官回家，病逝。史书上对他记录很简单。但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米鲁之乱，他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
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是一个奇迹。当然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战后他写的《平蛮录》，虽然有自吹成分，却让我们有了对于那场战争最直观的了解。
不懂兵的书生，打赢了一场职业军人们没打赢的仗。原因很简单：他是外行，却是一个不装懂的外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