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了解和掌握当前我省农村工作的基本状况，九月初我们召开了省直有关涉农部门和部分县市、乡镇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当前我省农村工作进行讨论、分析。大家的看法是：
一、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五个突出问题
1.大宗农产品减产已成定局。今年，我省粮食总产量预计将比去年减少约60亿斤，减产15%左右，其中早稻同比减产27.18亿斤；油料总产量同比减少约3.8亿斤，减产30%左右；棉花、甘蔗播面9.9万亩和2.8万亩，总产量同比却减4.1万吨和10.29万吨，分别减产31%和4.7%左右。
2.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不少地方出现负增长。今年上半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62.67元，同比减40.14元，下降4.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下降4.8%，出现了1991年以来现金收入的首次负增长。一些受灾严重地区，农民不仅增收无望，而且生计也将出现困难。进贤县上半年因受灾全县人平减收500元。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农产品流通不畅，价格下滑。自1997年以来，全国农副产品普遍出现卖难，收购价格持续下跌，1997年我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3%，1998年农产品价格指数继续下滑。今年上半年，我省粮食、棉花、生猪、水果、蛋类市场价格同比分别下跌3.2%、6.3%、20.1%、26.4%、21.3%。受价格因素影响，高安市新街镇仅生猪、早稻、棉花三项，全镇农民就分别减收240万元、60万元和20万元，共计320万元。二是外出劳务收入下降。农村剩余劳力非农化转移面临严峻形势，甚至出现“返流”现象。上半年我省农民外出劳务收入同比人均减7.2元，下降7.6%。三是因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农作物减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上半年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同比人均减少62.64元，下降10.2%。
3.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少数地方出现反弹。近年来，除农业税固定不变外，农民所承担的其他税费皆已不同程度地层层加码、快速增长。农业“两税”（农林特产税和生猪屠宰税）也变“据实征收”为“田亩税”、“人头税”，平均摊派、强行征收，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有的乡村人均负担额高达200元以上。许多地方农民反映，每年上报的收入增长数不实，实际收入增长数要比上报数少30～40个百分点。因农民收入虚报，基数的扩大使得农民负担超过人均收入实际增长额，也超过了农民的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个别地方农民负担甚至突破了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警戒线”。
4.基层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正常运转出现困难。由于管理体制和领导方式转变的滞后，农村基层管理成本很高。如1996年底，全省乡镇干部仅行政编制和县级以上聘用的就达9.39万人，比1989年增加10.46%，以人均工资5000元计算，工资总额达4.695亿元，占全省乡镇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对财政收入的大头来自农业和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乡镇来说，要维持正常运转本已不容易。有个县一年要收的乡统筹为998万多元，村提留为2412万多元，教育附加费为1489万多元，合计约4900万元，用以解决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的工资和军烈属优抚等。今年遇灾，全县的“三提五统”估计只能收到40%左右，这不仅将使村级组织难稳定，而且将使县乡工作难以开展。目前，省内已有一些县市无力发放干部职工工资，永修县多数乡镇自6月份以来干部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在一些灾区，基层干部队伍不稳定的苗头已经出现。
5.干群矛盾激化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矛盾。如今，农民对增负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抵制力大大增强，而一些农村干部自身不廉、服务意识不强，不仅向农民“索取多、给予少”，而且工作作风粗暴、方法简单，常常是“一摊派、二扣款、三抄家、四抓人”。这往往成为一些恶性涉农事件和群体事件的直接导因。近几年，农民针对乡村基层组织而发生的集体上访，围攻乡村干部、打砸乡镇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已呈增多之势，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新的热点问题。1997年全省群众来信来访件中，反映农民负担和农村基层干部问题的达1693件，居各类问题之首。今年4～5月，到省政府集体上访的39个单位中，反映农民负担和农村基层干部问题的就有13个，占到上访单位总数的1/3.
二、农村工作中的几个深层次矛盾
1.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矛盾。现在农民迫切希望“政府是市场的有效补充”。然而如何把握和实现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协调一致，水平还不高，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领导方式，做了很多“好心没有办好的事”。比如政府想通过产业化政策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但产业化靠政府又很难做好。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科学而有效的引导机制问题。像冬种油菜问题，有个乡反映：本来本地种蔬菜比种油菜效益好，可就是“农民一本谱，基层干部一本谱”，农民要求种蔬菜，但上面下达的计划任务是种油菜，不能不完成，乡里为此每年贴亏50～100万元。像粮食问题，现在收购粮食只按早、晚稻两类品种定价，没有建立必要的价格引导机制，实行优质优价。受比较效益驱动，农民势必乐意种常规早稻，因为同样一亩田，种常规早稻亩产可达1000斤，按保护价50元/百斤收购，产值达500元，若种优质产品稻亩产不过700斤，就是保护价加5元按55元/百斤收购，产值也只有385元，比种常规稻要少100多元。因此，政府如何协调好与市场行为的关系，运用价值规律与农民打交道，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2.税赋体制与减负政策的矛盾。随着财政包干制度的推行，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但固有的税赋体制并没有改变，税费征收主体分离，本无征税权利的乡镇干部也承担了很重的征税任务。加之缺乏收支两条线的严格财政监督机制，为了完成沉重的财税任务，乡镇政府只好在农民身上打主意，加重农民负担，使减负政策难以落到实处。今年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在粮食收购时实行“户交户结”，不得“户交村结、代交代扣、搭车收费”。常规的办法被禁止后，各种税费如何征收到位，乡村干部普遍感到束手无策，急需有新办法、新措施。
3.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过重的人口压力使得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更趋尖锐，农民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农民为了生存而不断地围湖造田、毁林垦荒，致使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不断，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损失。近几年来，我省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特别是今年遭到北涝南旱的夹击，尤其是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384.64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受6月中旬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部分地区发生了较严重的早稻病虫害，病虫害发生面积同比增长24.3%。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4.农村基层活力不断增强与基层组织调控能力相对弱化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产生活的自由自主权大大增强，大大激发了他们发展经济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创造性。然而，随着原有的对资源分配控制权的剥离，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调控能力也相对萎缩。如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也多是有名无实，村干部主要代表上级政府和部门行使管理职能，难以代表和维护村民利益。这一方面难以吸纳和调动农民参与基层管理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使基层干部的管理行为难以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附录6江西农村小康建设进展状况
江西省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实现全省小康，大头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这里将1991年、1996年和1998年先后开展的“小康村”调查情况汇总如下。
一、1990年全省“小康村”发展现状与特点
为了了解和掌握我省农村小康发展现状和典型，总结和探索农村奔小康的路子，省委政策研究室从1991年5月份开始在全省组织了普查性质的“小康村”调查。调查表明，至1990年底，全省有“小康村”82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0.4%；82个“小康村”合计人口12.1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总数的0.38%；合计工农业总产值6.1亿元，占全省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2.02%；人均营业总产值5001元，是全省农村平均水平的5倍多。营业总产值最高的是南昌市郊区顺外村，1990年达9019万元，人均3.6万元。82个“小康村”中，农民人均纯收入超1400元的村有21个，占“小康村”总数的25.6%。最高的是南昌市郊区贤湖村，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达1760元。
除赣州地区18个县、市尚未发现有“小康村”外，全省其他地市都有一定数量的“小康村”，其中有一半以上分布在九江市和南昌市。全省99个县、市（区）中有26个有“小康村”，占县、市（区）总数的27.3%。“小康村”最多的县是彭泽县10个，最多的区是南昌市郊区11个。
分析这82个“小康村”的变化发展，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起步晚，发展快。1987年以前我省“小康村”还不到10个，这82个“小康村”大多是近二三年内发展起来的。从发展趋势看，目前全省有数百个“千元村”可望今明两年跨入“小康村”的行列。这是省委省政府从江西实际出发选准了开展农业开发路子的结果，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二是多途径发展。充分发挥了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优势。82个“小康村”，致富奔小康的途径各有千秋，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本地的资源优势或地理条件优势，选准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如地处城镇郊区的，多是走了一条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农工商综合发展的路子；地处丘陵、湖滨的，通常是依靠土地、山、水等自然资源，大搞开发型农业和多种经营发展起来的；地处山区的，主要以发展林业或开发矿产资源寻求致富。另外，还有一些地处交通要道的村，靠“马路型”经济致了富。
三是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双层经营体制比较完善。这些率先跨入“小康”的村，都比较重视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的集体经济，健全统层服务功能，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个“小康村”有村办企业10.5个，比全省平均1.8个多8.7个；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占村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4%，明显高出全省的平均水平。
四是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初步形成了贸工农协调发展的商品生产体系。82个“小康村”多种经营产值占总产值的77.1%；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43.5%；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非农产业。
五是消费结构趋于合理，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小康村”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开始向城镇居民看齐。过去农民连想都未敢想的彩电、冰箱、洗衣机乃至电话、摩托车，开始大量涌入“小康村”农户家庭。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漂亮，住的讲宽敞，也已经成为许多“小康村”农民的消费趋向。另外，多数“小康村”实行了免费医疗、免费上学和养老保险制度；部分村还办起了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或农民夜校，兴建了文化娱乐场所、敬老院。绝大多数村都形成了一个健康向上的村风民风，社会治安秩序良好，村容村貌整洁。
这82个“小康村”率先从温饱中摆脱出来，实现了小康，这是我省农村发展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它揭示了我省农村现代化建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1995年全省农村小康建设情况
自省委、省政府1991年提出“将农业和农村工作全面纳入奔小康的轨道”的工作方针以来，全省各级党政领导都把农村小康建设列入工作目标，作出实施计划，整个农村小康建设工作有领导、有计划、有措施、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的效果。
六年来，全省各地在小康建设过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坚定不移地把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农村实现小康，核心问题是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各地在推广科教兴农，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农业立体开发，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三高”农业，取得了全省农业生产连续六年的大丰收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与1990年比较，1995年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已达2072.2亿元（当年价），增长4倍；农业总产值631.7亿元（当年价），增长1.4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537元（当年价），增长1.65倍；农民人均储蓄存款382元，增长2.8倍；农民人均住房面积22.7平方米，其中砖木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占86%以上。农村经济取得了持续、稳定、全面的发展，为加快农村小康建设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典型引路，推动小康建设进程。从1993年开始，全省各地按照省政府关于小康建设的规划要求，抓典型示范，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动面上的小康建设工作。据统计，全省已确定不同类型的小康示范村1437个，示范村民小组5939个，共覆盖农户377592户、1800万农业人口，分别占全省户、村、农村人口总数的5.4%、6.8%、5.6%。如赣州地区地、县领导同志挂建点76个；地直机关挂建点53个；派出建点干部31720人，帮助示范村新建村办企业2111个，年创产值近10亿元，创税利7475万元。宜春地区结合小康村示范建设，在农村普遍实行集体基地开发与庭院经济开发一起抓、生产开发与市场开发一起抓、资源开发与科技普及一起抓、种养与加工一起抓、特色农业与常规农业一起抓，促成乡村经济贸工农一体化，大大加快了小康建设的步伐。至1994年全区拥有社会总产值超亿元的乡镇96个，占全省同类乡镇总数的29.3%；全区12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超千元，成为全省第一个千元地区。
3.科学制定小康标准，规范小康建设工作。按照全国农村小康建设的十六项指标要求，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省里制定出了适应我省小康建设的标准，规范了建设小康县、小康乡、小康村、小康户的要求。各地已将这些标准印成大字广告，发到乡村，张贴公布，宣传小康建设，使得户户有指标，人人知底细，增强了农民群众的小康意识。同时，各地政府组织各种社会舆论工具和文化宣传活动，配合小康建设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小康氛围。
4.抓好村级基础，促进小康建设。农村小康建设，基础是村，关键是村，中心还是村。没有村的小康，就没有户的小康，也就没有整个农村的小康。搞好了村的小康建设，农民的小康才有希望，农村的小康才能实现。抓住了建设小康村这个中心环节，就牵住了整个农村小康建设的“牛鼻子”。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共识。
各地在小康建设中，以村为基础，广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小康村建设活动。
一是强化村级经济基础，壮大集体层次实力，为村、户的小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主要是帮助村里提高和集约经营第一产业，发展和壮大第二、三产业。省里和各地自1993年以来，每年派出大批干部下乡进村帮助发展村级经济。仅1995年一年，全省就抽调了包括省直机关50多名厅局级、近百名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1.2万多名机关干部，驻点包村，挤出1亿元资金扶助发展村级经济。各地政府部门还主动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招商引资、科技咨询、沟通渠道、筹措资金等服务，帮助农民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全省农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2～5万元的村6540个，占村总数的31.3%；5～10万元的村2107个，占村总数的10.1%；超10万元的村1837个，占村总数的8.8%。纯收入不足万元的“薄弱村”由1993年的9686个下降为3470个，减少了64.2%，占村总数的16.6%，下降了30个百分点。人均纯收入超千元的村9190个，占村总数的44%；人均纯收入不足600元的村由1993年的2387个降为718个，减少69.9%，占全省村总数的比例下降了8.3个百分点。
二是强化村级组织建设，为小康建设提供组织保证。建设一个好的党支部，是小康建设成败的关键。各地都把加强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作为小康建设的重点，把政治思想好，既能带头致富，又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年富力强的人选配到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来，帮助村里建班子、选能人。至1995年底，全省2156个重点帮建村经过整顿帮建，新选支部书记777人，新增办集体企业37040个，使企业总数达59650个，平均每村有集体企业2.7个、集体经济收入1.63万元。绝大部分村的面貌有了明显改善，基本上实现了“有人管事，有钱办事”。与此同时，推进了一大批上、中等村的小康建设工作。
三是强化骨干队伍建设，抓好小康建设工作的组织和落实。为了提高小康建设工作水平，使工作落到实处，全省各地都开办了小康建设工作培训班，共培训了1100多名乡、村小康建设工作的领导骨干，其中省委农工委1995年就先后举办了6期骨干培训班，培训了亿元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150名，示范村党支部书记、村长450名。
通过几年来的努力工作，全省农村的小康建设取得了全面的、重大的、阶段性的进展，建成了一批符合规定标准的小康县（市、区）、乡（镇）、村，使全省小康建设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农村小康综合评价”的16项指标体系量化标准计算的结果，1995年我省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综合评分为70.1分，列全国的第15名，列中部9省（区）的第4位，比1994年增加1.3分。经省里综合评审，至1995年全省建成或基本达标的小康县（市、区）4个（宜丰县、上高县、南昌市郊区、萍乡市安源区），小康乡镇100个（省委农工委[1996]08号文件已发文通报），小康村1000个，分别占三级总数的4%、5.5%、4.8%。另据抽样调查推算，全省农村已基本达到小康标准的农户146.14万户，占总户数的20.7%左右，人口约700来万，占乡村总人口的22%左右。从总体上来看，全国统一综合评比，我省得了70.1分，距百分满分还差29.9分，这标志着我省农村小康建设已走完了三分之二的里程。
但是，从具体的建设工作看，我省与全国及前列省份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如1995年全国农村小康建设各项指标的综合评分为73.2分，比我省高3.1个百分点；与全国得分最高的省份相比，我省低15.1分；与中部9省区综合平均评分70.6相比，我省相差0.5分；与中部地区得分最高的吉林省（79.1）相比，我省还相差9分。若与属前列的河北省相比，已实现的小康县、小康村的总比例，分别低13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与华东地区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市相比，相差也比较大。综合观察和分析我省农村小康建设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1.建设速度不平衡。有的地方在抓农村工作时，没有把工作纳入小康建设的轨道，舍本求末，影响了小康建设工作的进程，建设速度偏慢。
2.小康建设中重物质建设指标，轻精神建设指标的现象比较普遍。4年中增加的17分，85%是由于经济指标上升而取得的。就是已经达标的小康村中，不少仍然没有象样的学校、医务室、文化活动场所和娱乐场所，村落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变化也不显著。
3.距离综合建设指标的要求还有大的差距。在全国综合评价的16项指标中，已经达标的只占50%，还有近一半指标未达标，其中有些指标相差还比较大。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还偏低。1995年虽已达到1537元，但按1990年不变价算，只有879元，与1200元（1990年不变价）的标准要求相比，尚差321元。折算成1995年的当年价，则尚差561元。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纯收入平均每年还须实增140元以上，需要付出不小的努力。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离小康目标还比较远。据调查，目前全省尚有5%的村不通电，10%的村不通公路，70%的村不通电话，通讯指标仍处在温饱线以下。三是农村计划生育任务艰巨，人口素质较低。这些情况的存在，无疑增加了小康建设的难度。
三、1997年小康村状况
1998年上半年，笔者向1990年底全省82个被确定的“小康村”发出统一设计的调查表，进行书函调查，以跟踪了解这些村自1991年以来的部分变化。下面即是对有效回收的40个村的村情资料的汇总。此次调查表设计与第十二节对84个村的调查是一致的，而且调查的时点都是1997年底的村情。所以，本次调查既可与前两节对小康村调查作历时性比较，也可与第十二节84个村进行横向比较。
在调查的40个村中，总农户数为15437个，总人口57467人，户均3.72人。不再种地的农户为4440个，占被调查总农户数的28.76%。
40个村工农业总产值142665.83万元，村平3566.65万元；农业总产值13301.02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32%。可见，非农产业的发达是这些小康村崛起的根本。它们皆办有村集体企业，部分村还办有组办企业，前者总数达409家（村平4家），后者总数为25家。村办企业是村级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在40个村拥有的15840.74万元集体纯收入中，来自村办企业上缴的利润达13865.5万元，占87.53%；村平集体纯收入396.02万元。此外，这些村的个体私营经济较发达，这类企业总数达1428户，村平45.7个。这些村从外村吸引进劳动力3942个。
从调查看，这些村的基础建设事业也已渐入良途。如，40个村拥有电视机的农户有14816个，村平370.4台，总户数中的95.98%有电视机。已装电话的农户有2737个，村平68.4部，17.7%的农户装上了电话。6562个农户在近几年间新修了以混凝土为材料的楼房，占总户数的41.86%。
与此同时，宗族重建的情况似不普遍。40个村共有796个姓次，其中仅有10个姓次有旧族谱，67个姓次新修了族谱；原有族祠2座，新修族祠11座。这些情况，大大低于同期调查的84个非小康村。这或许与村落宗族格局有一定的关系，40个村委会并无一个系独姓，在所有村落中也仅有12个独姓村落，多数村落是多姓、杂姓村落。
不过，宗教的发展却要更快一些。40个村中有13个拥有14个宗教活动点，共有宗教徒1031人，他们信仰的主要是基督教。
小康村的发展，与其较为优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有较大关系。仅有22.5%的村属非城郊村，其他村则均地处城镇边缘，能直接接受城市的辐射。38个村的交通“方便”，较方便或交通一般的仅有2个村。
小康村的组织建设如何？调查表明，它们较其他村要健全一些。从党组织的情况看，这些村共有中共党员1432人，村平35.8个；其中，在近五年间共发展新党员259人，村平发展新党员6.48个。在中共党员中，35岁以下的有238人，村平5.5人；55岁以上的党员有632人。从村干部的情况看，它们共有村干部324人，村平8.2人；这些村干部中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达137人，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7人，96个村干部拥有农技师等职称。40个村支书中拥有高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7.5%，38个村主任中拥有高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2.6%。
那么，村干部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如何？换言之，在这些小康村，政治权力与个人财富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调查测量的指标主要有四类：（1）村干部利用权力经营集体企业的情况。在40个村中，现兼任村办企业负责人的村干部有53人，而从村干部位上退下后任村办企业负责人的有48人，两者相加达101人。（2）村干部同时经营非集体企业的情况。村干部中现有8人系私营企业主，并有3人是个体专业大户，此外，曾是村干部的私有企业主有1人。（3）村干部上任后财富积累的情况。笔者试从建房时间来衡量，在36个回答了建房情况的村支书中，有14人在上任村支书的同年及其后建有新房，占总数的38.9%；40个村主任中也有14人在上任的同年或其后建了新房，占总数的35%。（4）经济精英谋求村治权力的情况。在40个村的干部中，曾为村办企业负责人的有62人，曾为私营企业主的有14人，曾为个体专业大户的有1人，也就是说，共有77人先为经济精英后再上任村干部，占现村干部总数的23.77%。这些情况表明，利用权力“致富”同致富后“为官”一样，在小康村已是较为普遍的情况。
附录7全国农民收入与负担状况
在2002年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国家总理朱基在答记者问中说，他“最感到头疼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与负担问题。这一问题究竟到了何种程度？笔者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整理出以下资料，从五个方面对它进行描述。
一、农民收入增长减缓乃至负增长
对农民收入，人们有不同的说法。下面即是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
数据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1998年以来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曾连续三年下降，1998年下降2.3%，1999年下降4.5%，2000年下降3.6%。据全国农户抽样调查，2001年农民从农业得到的收入为1165.2元，比上年增加40元，增长3.6%，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中国信息时报》。
数据之二：有学者认为，1996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幅逐年递减，1996至2000年分别为9%、4.59%、4.3%、3.73%、和2.0%《农民休养生息七点建议》。
数据之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5～1997年，在内陆省市的6.5亿农民的现金收入每年仅增长7元。
数据之四：一位经济学家2000年对几个省市的800户家庭的调查发现，1997～1999年期间，农民的现金收入平均下跌了12%。
数据之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认为，这几年来，“绝大多数纯农户的收入已经陷入了负增长”，“至今有半数以上的农户，自1998年以来实际上已处于绝对减少的困境”。
二、农民收入的差距比较
先看城乡差距。从1979年到198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2：1，1995年为2.47：1，1998年达到2.54：1，1999年上升为2.65：1.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有而农村居民不能享有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障，城市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
中国现阶段的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资料，1995年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倍，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中国还有进一步扩大之势。据有关学者的测算，我国现在的城乡差距比国民党时期还大。城乡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到2000～2001年的0.46（超过0.4就属非常不平等）另据《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3页），此时全国城乡基尼系数为0.458.城乡差距也能用比较不抽象的方式来衡量，中国大多数农村都缺少一种或多种生活设施，1998年仅有9%的农民有冰箱，23%的农民有洗衣机，33%的农民有彩电。
再看农村内部的差距。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536，2001年为0.3223.农村20%的高收入人口拥有40%以上的全部纯收入。
三、农民负担的增长与加重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1个省（市、区）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农民的税费负担自1997年以来持续下降，无论是负担额度还是占纯收入的比重都有明显下降。2001年农民税费负担人均为91.2元，比上年减少4.3元，下降4.5%，占纯收入的比重为3.9%。
四、农民负担的“四个不公平”
1.同一地区农民贫富之间在负担数量上的均等，以致收入越低的农户负担率越重。2001年全国低收入户人均税费负担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为8.6%；中低收入户为5.5%；中等收入户为4.6%；中高收入户为3.5%；高收入户只有2.0%。
2.不同产业农户之间的负担不公平，收入最少的纯农业户负担最重。2001年，全国的情况是，按人均税费负担的绝对值来看，纯农户为135.5元，比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多44.4元，比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多68.9元，比非农业户多79元。而按人均税费占纯收入的比重来看，纯农户高达6.7%，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为4.4%，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为2.3%，非农户为1%。纯农户的税费负担比重不仅超过其纯收入的5%，而且比全国水平多44.3元，高出48.6%。
3.不同富裕程度地区农民之间的不公平，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负担最重。2001年，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为123.4元，分别比东、西部地区多44.2和59.6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5.7%，分别比东、西部地区高3.3和1.9个百分点②。“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
4.城乡居民之间负担的不公平。这方面的不公就更加突出。比如，小孩上学，农村家庭除了支付学杂费外，还要额外支付“教育附加”等费用（这是城市家庭所不需交的）。乡村道路、民兵训练、社会优抚等等，也是农民家庭额外上交的。
比如，农民在教育方面负担的情况，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一个报告，对江西、湖北和河南各一个县的调查表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事实上主要是由农民承担的。农民直接负担的教育投入包括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及中小学杂费等。三个县教育支出占县级财政支出的50%左右，而在乡一级则占75%左右，乡镇财政已不堪教育经费的重负，多数乡镇赤字和负债严重。湖北的县乡镇平均负债2411万元，河南的县650多万元，江西的县200多万元。这三县教师实发工资只相当于档案应发工资的60%～70%。除了江西县能勉强保证教师基本工资的发放外，其他两县均存在严重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
五、农民增收与减负的形势
那主要是因为：（1）小规模家庭生产没有规模效应；（2）乡镇企业的困难；（3）外出就业（打工）的机会饱和。特别是“最近的10余年来未涨工资，尽管国家职工的工资在不断地得到调高”。（4）土地耕作效益的递减，生产效率的低下。这些情况，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持续。
但由于正在并即将推进的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减负形势却可能出现好转。
近些年来，农民收入与负担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互为影响的，从而使得农民的生活状况贫困化。这已影响到全国的经济状况。最明显的是，国家“刺激经济”政策的失灵，就与农民收入的低下、从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有直接关系。“199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82054亿元，人均工农业产品并不多，还称不上物质的极大丰富。但自1997年以后，全国610种工农业主要商品中，有2/
3的商品供过于求，几乎什么产品都有销售困难，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多而穷，占总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39%的商品；在全国6万多亿元的存款中，农民存款只占19%。国家在1996年就提出要开拓农村市场，但实际上不仅农村市场未能真正被开拓出来，农村购买力反而萎缩了。不是农民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农民没有钱。”当然，农民收入与负担方面的问题更直接地影响到社会稳定，特别是农民负担已成为这些年来影响农村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