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就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赴抚州、赣州和吉安三地市的部分县市调查，并到江西省直有关部门作了较全面的了解。总的看来，当前我省农村基本稳定，但影响农村稳定的现实因素和潜在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形势的新特点
近一个时期来，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村社会稳定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了一些新特点。
1.干群矛盾和冲突成为农村社会不稳定的焦点。90年代初期及其前，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矛盾，是与宗族矛盾相关的因山林、土地和水利等权属而引发的农民群体性纠纷和械斗。经过近几年的整治，这类纠纷和械斗的发生率已大大降低，虽然在1998年大灾后部分地方出现了回升，但已不是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矛盾。
当前，干群矛盾是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矛盾。据统计，1997全省群众来信来访中，属于山林、土地和水利权属纠纷的只有72件，而与农村基层干部相关的达1693件，居各类问题之首。1998年反映与农村干部相关的来信来访则上升至2096件。今年一季度我省农村发生的32起群体事件中，有27件是因农民负担和乡村干部因素而起。干群关系紧张已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反映了农村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利益格局的变化，表明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被推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同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相比，农民与干部的矛盾尽管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有着全然不同的特点。前者纯属民事范畴，并不具有政治倾向，而后者则涉及广大群众与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对此，务必从政治上予以高度重视。
2.农村不稳定事件趋向群体化。目前发生在农村的不稳定事件，其“非正式组织化”倾向日趋明显，常常表现为一个村、一个乡、甚至几个乡的群体性行动。这既反映了农民与政府在利益分配上矛盾的激化，也反映了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与农民的意志和要求表达渠道不畅。一些干部对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缺乏思想准备，对农民合理的民主要求不理解，甚至认为是“无理取闹”。如某县一个村的农民主动从报上复印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来学习，却被斥之为非法行为。正是由于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不能通过正当的形式传递，不满情绪难以通过正当的渠道排解。因此，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往往会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引发成一场群体性事件。有的基层干部将农村形势比作“干柴”，只要一见“火星”，就可能成熊熊大火之势。近几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皆有此等因素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在于：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易相互间感染情绪，易营造激烈气氛，易发生极端行为，加之现场又难以进行有效的疏导和劝阻，因此极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是今后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点。
3.农村恶势力团伙组织的兴起。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带恶势力性质的团伙组织逐渐增多。这种团伙组织已由早期的“纠合式”逐渐发展为“帮派式”，其人员不断扩张，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有的已发展成有“头人”、有一定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的群体组织。1998年我省共查获团伙组织2360个，成员8993人。1999年一季度查获团伙组织486个，成员1852人。在这些团伙中，有70%发生在农村，其成员多数由农民组成。近年来，农村恶势力团伙横行乡里，欺压群众、无恶不作，严重威胁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全。他们除了偷盗劫掠外，还与一些民间中介组织相勾结，欺行霸市，从中攫取钱财。如某县一个乡的恶势力团伙与该乡两个生猪贩销中介组织相勾结，垄断该乡生猪贩销市场，既不准外来人收购，又不准农民到外乡去卖，并强行压价，致使该乡的生猪收购价格长年比外乡低0.5元/斤左右，今年最低曾压至每斤1.8元。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乡镇领导为完成财税指标，将税费征收任务承包给这些团伙的成员，使其活动合法化，影响极其恶劣。司法队伍中的一些腐败分子也与这类团伙组织相勾结，对其违法犯罪行为怂恿包庇，助长其嚣张气焰。农村恶势力团伙组织已成为严重危害农村社会稳定的恶瘤。
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1.农民收入相对下降而负担加重是影响农村稳定的经济根源。近几年，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1997年，我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滑3%；1998年又比1997年下降9.1%，加之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减少50元。1999年一季度农副产品价格继续下跌，特别是生猪，1999年4～5月一些地方的收购价格只有4.2元/公斤。再加上1999年粮棉收购价格将下调以及外出打工收入减少等因素，农民增收十分艰难。但相反的是，农民负担却在逐年加重，大多数乡镇近几年的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就是在受灾地区1998年农民人均负担量也保持了1997年的水平。从我们调查的几个县市情况看，“三提五统”人均负担量，最高的近80元、最低的为56.30元。如果加上农林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积累工、义务工”的以资代劳费，农民年人均负担约在120～150元之间。此外，农村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也大幅度上涨，电价更是畸高，农民不堪重负。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新的经济增长点缺乏，基层税源没有扩大甚至萎缩的情况下，乡镇财政收入指标却年年加码。就是在1999年，乡镇财政任务仍比1998年有大幅增长。如吉安某镇财政税收任务1997年164万元、1998年176万元（因受灾实际完成171万元），而1999年的指标是184万元，比1998年实际完成数增长7.6%。很显然，要完成高指标的任务，惟有打农民的主意，增加农民负担。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农村稳定的关键所在。政府如果提取得过多，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必然会引起农民对政府的不满，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可见，农民收入下降，而同时负担又加重是影响当前农村稳定的基本因素。
2.基层组织和干部的管理、控制能力削弱是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适时地转变职能，把工作重心转到为农民发展生产、走向市场提供支持和服务上来，而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定计划、分任务、下指标”和“收粮、要钱、抓计生”上。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不尊重农民生产自主权，对农民生产和经营“瞎指挥”的现象，如强制农民种什么，或不种什么。当经营失败时，政府又不承担经济责任。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不讲民主，不按政策办事。如为了工作方便、简单，将农林特产税按田亩平均征收，将生猪屠宰税按人头摊派，给农民增加不合理负担。有的还作风粗暴，不依法行政，不勤政为民，对后进群众不是耐心细致地去做思想工作，往往采取一些过头做法，随意“扣款、抄家、抓人”。更有一些干部贪污腐化，甚至欺压群众。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基层政府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导致农民与政府的关系疏远，导致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削弱。一旦发生事端，政府和干部的说话就不灵，就难以有效控制局面。
3.非法的宗族、宗教势力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近十多年来，农村中的宗族势力抬头，并逐渐走向组织化，出现了修谱建祠、联宗祭祖等活动。有的筹集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作为宗族活动的基金。有的以宗族为纽带，结成团伙，称霸一方，插手民间纠纷，干预农村基层的管理事务。在有些村，重大事情的决定和执行必须得到宗族“头人”的同意和支持，否则就难以实施。与此同时，宗教势力的发展也很快。目前我省各类宗教信徒已逾百万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非法宗教活动十分活跃，并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些非法宗教势力出现向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发展的趋势。在一些地区，宗教势力已经成为凌驾于农村基层组织之上的政治力量。“两宗”势力如此迅速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削弱，反映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反映了基层干部凝聚力的弱化。应当看到，若任“两宗”势力的发展，必然使我们党在农村的思想阵地继续缩小，使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继续削弱。由于“两宗”势力的组织性特征，一旦让它们参与事端，往往会使事态发展成有组织的行动。近一个时期出现的“法轮功”问题，就是前车之鉴。
三、进一步维护农村稳定的对策建议
维护农村稳定，不是一个部门或一时的工作，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上下通力合作，做到周密部署，全面安排，标本兼治。
1.将妥善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农村稳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处理此类矛盾，既要认清其实质、特征、表现及其危害性，又要认清其产生的条件及原因，把“治标”和“治本”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化解矛盾、促进稳定。为此，要加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排查，把握规律，防患于未然。在处理突发性群体矛盾时，既要坚持原则，注意方法，果断决策，控制事态，又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特别是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消除或减少突发性群体矛盾的发生。
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搞活农村流通，帮助农民致富。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比较负担也就减轻了，由负担问题引起的各种矛盾和摩擦就会减少和消解。因此，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是保持农村稳定的基础，也是长远之计。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农业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散的小农户适应不了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农产品出现价低卖难，成了制约市场农业发展的瓶颈。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特别是新型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与市场的连接点，它有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规模效益、促进生产发展的效果，从而为农业和农民进入社会化大市场开辟通道。当前，应以乡镇示范服务基地建设为基点，把机构改革、干部分流与强化服务相结合，把分流人员充实到为“拓展市场、搞活流通、发展经济”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去，以健全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困难，把农民引上致富之道，从而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
3.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轻徭薄赋”。当前，要全面贯彻落实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五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日前农业部、新闻出版署、国务院纠风办联合下发的《坚决制止向农村摊派报刊征订任务的通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任意增加新的收费项目，严禁农民负担总额超过5%。要加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核算的监督和管理，保证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的准确性，严禁对人均纯收入“掺水”（据县市的一些部门反映，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有20%左右的水份）。对农村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应按受益范围划定农民和政府合理分担比例。至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如农村电网改造、乡级及其以上的公路建设等，严禁随意向农民摊派劳务或以以资代劳的形式增加农民负担。此外，对农民反映强烈的用电、中小学收费等问题，应组织力量进行清理整顿。
4.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农民是农村稳定的主体。农民思想的觉悟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从前期发生的一些不稳定事件来看，也与农民思想认识模糊和偏差有关。因此，在进一步宣传和落实中央农村、农业政策的同时，应当对农民有针对性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法制观念的教育。对后进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坚持疏导原则，循循善诱，防止简单粗暴、以势压人。要使农民懂得，维护农村稳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保证，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揭露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腐败变质的同时，对长期兢兢业业工作在农村基层，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的优秀干部，要多作些宣传。只有同时发挥好基层干部和农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农村稳定才有保障。
5.加大对农村恶势力团伙的打击力度，整顿农村治安环境。打击农村恶势力团伙，应实行阶段性严打与日常性整治相结合，惩治主犯与教育分化相结合，打击犯罪与预防制止相结合。要完善基层防控机制，发挥政治优势，挖掘组织资源，把预防、管理、控制落实到基层。为此，要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加强基层民调、治保、联防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的建设，加强基层信访工作，抓好基层公检法司等专门机构整顿和建设。建立预报、预警、预案制度，形成强有力的快速反应系统。从而严厉打击团伙犯罪，并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农村恶势力团伙的形成，优化农村治安环境。
6.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强党在农村领导是农村稳定的根本保证。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决定，把农村基层工作的重心切实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引导农民致富上来。要继续发挥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和分析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体恤人民群众的疾苦，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当前，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全省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即将全面铺开，各级党组织应当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严格依法办事，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建立乡村干部“对下负责”的机制，解决基层政权的“离根”倾向，促进农民与乡村干部之间的认同感，推动我省乡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