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
“原文”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又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下所有的东西只要花力气去磨制,都能改变它的本质,而成为精彩的东西,更何况人追求学问呢?只要每天接受新的道理,花百倍的功夫,又担心什么不能变化自己的气质,超凡入圣呢!
“原文”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子。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鹜,斯可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之道,不能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只有堂上的人才能评判堂下之人的曲直是非,只有孔子才能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远远超过了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排列古人的高下位置;现在讲理学的人,动不动就喜欢贬评汉唐时的儒家,并排列其高下秩序;讲汉学的人,又喜欢贬评宋儒的高下。这都是狂妄而又不自量力的陋习。就好比文理未通的童生,让他去阅读衡量乡试的考卷,他所确定的高下秩序,怎么会恰当呢?善于学习的人应该对古人的书籍,逐一虚心诵读,而不去妄加评论,这样做才是恰当的。
“原文”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们处理问题不够恰当,是因为没有把道理搞清楚。如果对事情的大小、内外都都一清二楚,就自然会有好的处理办法。我所以对事情的大小内外不能遍知,是因为我不喜欢问、不善于问的缘故。
“原文”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啄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求理,不让自己的心地保持虚空,首先就是自我堵塞了。
不能守一定之理,是因为练习得不够熟练,志向没有确立,而其实是因为所获取的知识不真实。如果知道了真,就会知道不守一定之理的害处,就如食乌啄杀人一样,这样就一定能守一定之理了。不能守一定之理,就会既无从选择,又无从把守,那么,即使把心念都放在四书五经上,也只能称得上是游思杂念,这是因为没有掌握能把心统摄起来的东西。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分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博学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人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之道,早上知道了真理,到晚上就是死了也无遗憾,要做到这点,十分不容易。闻道,必须是真的理解了,而且非常信奉,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心中已经没有把握,又怎么能闻道呢?
“原文”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以每日增长新知而不忘记为关键;文章,以多读书多懂道理为关键。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困而勉之,奋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