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十、推诚

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

“原文”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地之所以长久，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广大长久地行于天下，都是因为一个“诚”字。所以说，诚影响着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

“原文”

人必虚中，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心一定要虚空，内中没有丝毫牵缠，然后才能真实无妄。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要欺骗人，一定是心中还装着别的东西，有了私心，又不敢告诉别人，于是只得编造假话骗了。如果心中没有丝毫私念，又何必欺骗人呢？他所以要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因为心中还有其它杂念。知在于好德，私心在于好色，如果不能去掉好色的私心，就不能不欺骗自己好德之知了。所以说，诚就是不欺骗。

“原文”

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不说假话的人，心里就没有私心杂念。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就是心中虚空的人。所以，天下的至诚，就是天下的至虚。应当读书的时候，就一心读书，不要想着去会见客人；应当会见客人的时候，就一心会见客人，心里不要想着读书。心一想别的事，就有私念。心头一片虚空，没有任何杂念，事情发生时就去应接，事情没有发生时，就不去想着它发生，应接事物时没有杂念，事情过去了就不再牵挂，这就是所谓的虚，也就是诚。

“原文”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应当永远追求诚心，以虚心处世，心诚则志气充实专一，即使历尽磨难，也不改变其原则，终有顺理成章，获得成功的一天；虚心，则不会矫揉造作，没有私心，最终可以为大家所谅解。

“原文”

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果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认为用兵之道，最重要的是自立，而不是依靠别人。驾驭将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耍权术。湘淮各军，如果真的纪律严明，气节凛然，华尔的心中也必会赞许。依附强大而不依附弱小，这在人与万物都是一样的，中国与外国也是一样的。以自立为根本，以推诚为运用，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我效死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病。如果不以自立和推诚这两条为根本，而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来自同乡的将官也无法长久，何况再去驾驭外国人呢？

“原文”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用兵的时间太久了就自然会产生骄惰之心，产生了骄惰之心，就没有不失败的。“勤”字就是用来医治怠惰的，“慎”字就是用来医治骄傲自满的。不过，在这两字的前面，还心须有一个“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下定决心，把这事了解透彻，看得彻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会回避，其关键在于自己要立诚意。

“原文”

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生性就是直爽的，与武官交往，更要重视直爽。文官的心，弯曲处太多，大多不坦白，因此，往往与武官不能水乳交融。必须完全去掉不直爽的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武官粗人坦然无疑，这就是待人接物的诚实。以诚为根本，以勤、慎二字为用，大约就可以避免犯大的过错和大的失败。

“原文”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军营中应当多用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心计的人，这样，风气就容易纯正。如今，国家有了大难，却无一兵一卒可真正供调遣使用，这实在是因为官气太重，心计太多，淳朴荡然无存，真心实意缺失。湘军组建起来之后，凡是官气重、心计多的人，一律不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难免沾染上不良习气，一定要严加防范。

“原文”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机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将领轻浮圆滑，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神情慌张，动摇军心；而他们圆滑的言辞，又足以混淆是非。所以，楚军历来不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将领。

“原文”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今天说的话，不可因为有小的利害冲突而明天就变卦。

军事是非常实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司马迁所著史书以外，其余的著作都是文人凭主观想象的，他们不知道兵器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只会以浮华的词藻、不实的语言随意编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原文”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正话和实话，多说上几句，久而久之，人们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不可将攻讦别人当作直话，尤其不可以在背后攻击别人的短处。驾驭将领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玩弄权术。

“原文”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之道，最重要的是以忠诚二字倡导天下。当天下大乱时，人们都放纵物欲，彼此都使奸诈的手段，相互吞并，以阴谋诡计来争夺胜负，自己想尽办法谋求安全，而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怕难避害，不肯出一点点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忠诚的人奋起匡正时乱，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百姓谋利益，除去虚伪的恶习，崇尚朴实，自己历尽危难，而不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去患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死看成远游回乡一样，无所顾忌。于是大家都以他们为榜样，也都以苟且偷生为耻，以避事为可羞。我们家乡的几个君子，鼓舞了大家，经历九年的奋战，平定了大乱，这岂不是朴实与推诚的效果吗？

凡说话不切中要领，又不承担责任的人，他的部下就肯定不会服气。

“详解”

人人都知道诚实是一种美德，可是古往今来能真正做到诚实的又有几人？人们或基于私心杂念，或出于明哲保身，或纯粹是为了损人利己，从而干出那些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不诚之事。

然而，历史上却有一些奇男子，他们一意守诚，而不去考虑因此对个人荣辱有什么影响。宋代的鲁宗道嗜酒如命，经常出入酒家。有一天，皇帝派遣使者召见他。使臣来到门口，鲁宗道已赴酒家喝酒去了。及打发人去找，他才摇摇晃晃地回来，这时已经超过了时间，使臣只好先走一步，与他相约说：“圣上如果怪罪你来迟，你当用何事作托词来回答？”鲁宗道说：“应该实话实说。”使臣说：“若这么回答，只能得罪圣上。”鲁宗道说：“好喝酒，这是人之常情，欺君的罪过可就大了。”使臣便拿鲁宗道的原话回了皇帝。

等到鲁宗道入见，皇帝问他为什么去酒家饮酒，鲁宗道谢罪说：“臣家境贫寒，没有酒器，只有酒市上才有此物。正好有位远道而来的亲戚，便邀他喝一杯。但臣子换了衣服，市上人认不出我了，无妨为官的体统。”皇帝听他一说，笑道：“您身为朝廷大臣，到街里饮酒，恐怕被御史弹劾，所以才这么说。”虽然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将他另眼看待，认为他能说实话，可以重用。

后来，鲁宗道做了参知政事。他为人正直敢言，邪佞之人怕他三分。当时的人管他叫“鱼头参政”。

明代的宋濂也是守诚方面的典范，宋濂性情严谨，在朱元璋面前的谈话，绝不向外泄露。应制之作的草稿，亦全部焚毁。还在居室的墙上挂着一帧条幅，上书“温对”二字。若有人问及内廷之事，即指条幅以示。而对朱元璋的询问，答对得特别详细，无所隐藏，即使问到家事，也一一回答。他曾说：“君犹父、犹天，不可欺。”一次，朱元璋问他：“昨天饮酒没有？在座的都有谁？吃的什么佳肴？”宋濂如实作答。朱元璋说：“你接待宾客时，我令人暗中侦察。你说的全对，没有欺骗我。”从而得到宠信。宋濂经常对子孙说：“皇帝的恩德像天地一样广大。怎样才能报答呢？只有事君诚敬忠信，略可报答万一。”

一次，朱元璋让宋濂谈谈诸臣中谁好谁坏，宋濂说：“贤能之人与臣往来，臣可以说出来姓名；贪奸之辈不与臣往来，臣不知道。”主事茹太素上疏触恕朱元璋，其他廷臣说太素大不敬，应以诽谤治罪。惟有宋濂对朱元璋说：“太素的话说得激切，但内心忠于陛下。陛下广开言路，不可治太素重罪。”朱元璋再览太素奏疏，其中有可采之议，便召廷臣说：“不是宋濂提醒我，就会犯下惩治言官的过错。”又说：“宋濂事我19年，未曾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真是一位贤能君子。”

而且，值得令人注意的是，与人推诚，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上述两个例子已经反映了这一问题，而更有代表性的则是“楚庄王灭烛绝缨”和“曹操焚信安众”的故事。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继位三年后，在楚国大力改革，一鸣惊人。改革后的楚国实力大增，为其逐鹿中原，夺取诸侯霸权奠定了基础。不久，楚国开始整军备战，投入到征战攻伐的霸业中。一次，楚庄王率领楚军打了胜仗，班师回朝后，楚庄王在宫中大摆宴席，招待文武百官并奖赏有功将士。宴会上大家喝得都非常尽兴，不知不觉地天渐渐黑了。正当大家喝得酒兴正浓之际，忽然一阵大风吹来，竟把宫中的蜡烛都吹灭了，宫中顿时漆黑一片，乱作一团。就在此时，楚王最宠爱的妃子觉得有人在拽她的衣服，欲行非礼。黑暗中妃子与那人争执起来，妃子一下抓到那个人的帽缨，顺势抓了下来。这时，蜡烛重新被点燃，妃子气急败坏地告诉楚庄王，黑暗中有人对她欲行非礼，要楚庄王抓到那个人，为她出气，并说自己拽下了那人的帽缨。然而楚庄王却说：“今天我大宴众将以示庆贺胜利，大家尽兴，喝得多了，难免有些失礼，他们都是英勇无比的臣子，我怎能为显示你的贞节为你出气而去加罪于他们呢？况且追查起来，势必牵扯无辜，岂不扫了大家的兴？”说罢，端起酒杯，令人熄灭蜡烛，对大家说：“诸位将军，今日与我同乐，大家把自己的帽缨拔光！”文武百官纷纷拔出帽缨，抛向空中。庄王这时才令人重新点燃蜡烛。三年后，晋军进攻楚国，楚军失利，陷入重围之中。忽然，军中冲出一员猛将，带领一队人马杀向晋军，如猛虎冲入羊群一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冲出一条血路，救出楚庄王，晋军见势马上退兵。楚庄王惊魂未定，感到非常诧异，回忆那猛将的身影长相，并不熟悉，这究竟是何人呢？于是叫到跟前问个清楚。楚庄王对那人说：“我平时待你平平常常，无优待之处，你何以这样奋不顾身救我，为我冲锋陷阵呢？”那人道：“我只报三年前您对我的大恩，那日庆功会上，我酒后失德，冒犯了妃子，可大王您却对我宽容大度。从此，我就暗下决心，要报此大恩，我为您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原来他就是那个被拔去帽缨的人。那人说完又奋身冲入晋军，楚军军威大振，而晋军为之胆寒，楚军乘胜追击，大败晋军。晋军大伤元气，不敢再与楚国争雄，楚国在通向霸业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公元200年10月的一天，官渡之战刚刚打完，曹军正在清点战果的时候，一位官员抱着一捆信件，急匆匆地来向曹操汇报：袁绍仓惶逃去，扔下不少东西，其中有一大批信，是曹营中的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这些信大都是吹捧袁绍的，有的干脆表示要离开曹营，投奔袁绍而去。这时候曹操的亲信纷纷表示：“应该把他们抓起来。”曹操微微一笑，开口说：“把这些信统统烧了。”这个命令，使在场的人都愣了。“不查了？”有人轻声地问道。“是的。请你们想想，当时袁绍力量那么强大，连我都感到不能自保，何况大家呢？”经曹操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觉得在理。这个事传出去，那些暗通袁绍的人才把心里那块大石头放下，旁边的人也觉得曹操度量大，体恤部下，能够容人，愿意在他的麾下效力。曹军的军心更加安定。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付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想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分别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给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异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正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而且，纵观曾国藩一生的行事，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诚为原则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攻破天京后纵兵劫掠和处死李秀成这两件事上。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中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等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无招架之力。无疑，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悉数带走的。湘军入城后，或者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再也无法“报部备拨”；或者虽尚有劫余，却不愿上缴，拟更饱私囊。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真相大白，曾氏兄弟不但功被过抵，而且声名俱裂。七月十一日，清朝廷根据贾铎的奏折，在廷寄中指责曾氏兄弟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员申儆，勿使骤胜为骄。庶可长承恩眷。”这话中之话，言外之意，路人皆知。但是，对贾铎的指控，确又无瑕可击，连曾国藩自己在奏折中也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但是，曾国藩一则说：“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二则伪造李秀成的口供，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三则说，令湘军将士将所刮金银退出，则“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曾国藩所指陈的这三点，破绽清晰都是不值一驳的。幸而，清朝廷此时因不愿与曾氏的关系弄得太僵，才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廷寄中说：“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轻轻的几句，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为曾氏兄弟暂时解了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俘获李秀成之后，没有解京献俘，却于十七天之后匆匆将李秀成杀了。于是众口喧腾，咸谓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种种指责，充塞朝廷内外，使得曾氏兄弟无以招架。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曾向朝廷请示道：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待朝廷“定夺”后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通之后，便将他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当时是各方面的共同意见，连曾国藩本人也记述道：“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曾国藩为什么既不等朝廷定夺，又拂众人心意呢？且看他的解释：

臣窃以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即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逭，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君恐逃显戮而贻巨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

在另一奏折中则又解释说：

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厥后鞫讯累日，观者极众。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为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后一奏章所述，足见李秀成地位尊，威信高，号召力强，虽不是曾国藩所说的“元恶”，却也是“要犯”，槛送首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文武各员“纷纷请贷其一死”，曾国藩为何如此专横拔扈，拂舆论而不顾呢？至于曾国藩援引陈玉成、石达开未解京成例，更不足以凭。因为陈、石被俘，在战争时期，情况紧急，而李秀成被俘，则在太平天国既亡之后，可从容行事。李秀成会不会在途中“不食而死”，曾国藩心中更是清楚的。李秀成被俘后，连日撰写了数万言供词，不稍闲暇，并且向曾氏兄弟提出十条建议，明明白白表示：“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全收投降，而酬高厚，以对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众，再有复变心，仍祈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李秀成“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的欲望甚强，岂会中途“不食而死”？且赵烈文、周阆山曾审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言次有求活之意”。这点，曾国藩不会不知道。所以，恐在途“不食而死”之说，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那末，曾氏兄弟为什么背情逆理，先斩后奏呢？论者咸谓曾氏兄弟深有隐私，害怕李秀成至京后的供词与曾氏兄弟连日奏章所言不符，立获欺君之罪。这应是不刊之论。例如，他们报捷说，破金陵之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亦不过三万来人；又如奏报幼天王已死，而李秀成实护幼主逃出城外；又如奏报李秀成焚毁天王府等，而实是萧孚泗纵火；至于天京“金库”，李秀成自然更知底细……这些问题，只要有一件被李秀成在京坐实，本来小心翼翼处于一触即发的矛盾中的曾国藩，完全可能由中兴功臣一变而为阶下囚。言念及此，怎叫曾国藩不绕室惶惶，不可终日？故兄弟熟商，力主速杀。这“熟商”二字，足见曾氏兄弟谋划甚深，然而人们却也从这二字中窥到了曾氏兄弟内心世界的某些消息。

更有甚者，朝廷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令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的谕旨，曾国藩是七月初六日收到的，而他却在当天将李秀成杀害了！又过了半个月，他才慢吞吞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道：“初十日始奉将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处应于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驿由安庆转递江宁，致迟四日之久。臣查军机处封面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递至江宁字样，不知驿站何处错误。应即行文，挨站查办。”曾国藩就是用这种驿站误递的技术性原因，偷偷地将他于七月初六日与谕旨对着干的行径掩饰了过去。皇帝谕旨，军机要件，谁不小心翼翼，竟敢误递？这显然是欺世之辞。清朝廷接到这样的复奏，其实早已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虽也于七月二十七日称“着兵部挨站严查，系何处驿站错误，即行参办”的指令，却并不见有任何人因此获罪，不了了之；而对曾国藩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只好追允了。退一步说，即使曾国藩确是七月初十日才接到解京的谕旨，那么，他早在六月二十三日便有“应否槛送京师”的请示，为何不等批复便一意孤行呢？口称“以忠诚为天下倡”的曾国藩，为了一己私利，对清朝廷的忠诚大大地打了折扣，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

十一、雅量

言足以兴，默足以容

“原文”

有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跷跷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有了盖宽饶、诸葛丰的节操，就必然拥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雅量。因此说话足以振奋，沉默足以含容。否则居位太高容易缺损，恰恰是自取其祸。雅量虽然是天生的，但通过努力学习也可以获得，只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就行，严于律已，宽于待人，其度量自然就渊深。

“详解”

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见到家里着火了，最心平气和的人也会急红了眼；见到别人当面侮辱自己，有几个人能做到充耳不闻？但是，那些真正有雅量的人，却往往能出人意表，忍人之所不能忍，因此也能成人之所不能成之事。所以，有雅量，这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蔺相如避让廉颇的故事可谓千古美谈，而蔺相如也因此被人认为是最有雅量的人。据《史记》载，蔺相如出使秦国，完璧归赵后不久，因为蔺相如功劳大，被任命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担任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不过凭着口舌立了点功劳，可是职位在我之上，而且蔺相如本是地位低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能忍受官居他的下面。”并扬言说：“我碰见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蔺相如听说后，不肯跟廉颇会面。相如每逢上朝的时候，常常借口有病，不想跟廉颇争位次。过了不久，蔺相如外出，望见了廉颇，蔺相如连忙掉转车头躲避。这时，蔺相如的门客们一齐进言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跟从你，只因仰慕你的高义。如今你和廉颇同朝为官，廉先生口出恶言，可你畏惧、躲避他，害怕得太过分了。普通人都对此感到羞耻，何况身为将相的人呢！我等不才，请允许我们告辞。”蔺相如再三劝阻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相比哪一个更强？”门客们回答说：“廉颇不如秦王。”蔺相如说：“像秦王那样的威势，我敢在朝堂上大声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们，相如虽然愚笨无能，难道独独会害怕廉将军吗？但是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由于有我们两人在。现在如果两虎互相争斗，势必不能共生存。我这样做的缘故，是因为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而把私人的仇怨放在后面。”廉颇听说后，就袒露着上身，背上荆条，由宾客领路到蔺相如门前请罪。他说：“我这个浅薄卑贱的人，不知道将军胸怀宽阔到这种程度。”两人终于和好，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朋友。

雅量体现的是一种美德，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种美德的人是非常多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述的赵襄子和郭解就属这类人。

豫让，晋国人，早年曾服务于范氏和中行氏，但没有名声。豫让离开范氏和中行氏后服务于智伯，智伯十分器重宠信他。后来智伯攻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消灭了智伯，而且灭智伯后还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恨智伯，将智伯的头涂上漆当做饮器。

豫让逃到山中，说：“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当今只有智伯了解我，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而死，以此报答智伯，那我的魂魄也就无愧于人了。”于是豫让改名换姓扮作受过刑的人，进宫涂刷厕所，身上藏着匕首，想用它刺杀赵襄子。襄子上厕所，忽然心动，将涂刷厕所的刑人抓起来讯问，这个人就是豫让。豫让身内还藏着利刃，说：“我要为智伯报仇！”襄子左右的人要杀豫让。襄子说：“他是个有义气的人，我小心防备他就是了。要知道智伯已死也没有后人，但他的臣子却要为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德之人啊。”最后释放了豫让并让他离开了。

过了段时间，豫让又将身上涂漆，让身上长癞；吞下炭火让声音变哑，使人无法知道他原来的形状，在街市上乞讨，连他妻子也不认识他。豫让在街上行走时遇见了他的朋友，朋友认出了他，说：“你不是豫让吗？”豫让说：“我正是。”朋友为他流泪说：“以您的才干，献上礼物并臣事襄子，襄子必亲近宠信你。亲近宠信你之后，你再做你要做的事，不是更容易吗？何至于摧残形体，欲以此实现报复襄子的目标，这不太难了吗？”豫让说：“已经献礼并称臣于人，还要谋求刺杀他，这是心怀二意地侍奉君主。我所从事的，是极难之事，但我所以这样做，是要让天下后世做人臣子却心怀二意地侍奉君主者感到惭愧。”

朋友离开了不久，赵襄子出行，豫让潜伏在襄子要经过的桥下。襄子至桥边，马突然惊了，襄子说：“这一定是豫让。”派人查问，果然是豫让。于是赵襄子责备豫让说：“你不是也曾服务于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可你不替他们报仇，却反而献礼称臣于智伯。智伯也已经死了，而你为什么单单坚持替他报仇呢？”豫让说：“我为范、中行氏做事，范、中行氏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待我，我自然要像普通人那样回报他们。至于智伯，待我如国中名士，我当然要以名士的方式报答他。”襄子感慨叹息并流泪说：“唉，豫子！你为智伯尽忠，名已成了，而我宽容你的行为，也已经足够了，你要自己想个办法，让我再释放你。”襄子令兵士包围了豫让。豫让说：“我听说明主不掩盖他人的美德，忠臣有为名节而死的道义。上次您已宽赦了我，天下人无不称颂您的贤德。今天这事，我自当受死，但希望拿来您的衣服让我击刺，以此表达我报仇的愿望，这样我虽死无恨了。这本非我所敢企望的，但我必须表达出内心的想法！”这番话令襄子认为豫让是大义之人，就派人手持衣服给豫让。豫让拔剑三次跳跃击刺衣服，说：“我可以下报智伯了！”于是伏剑自杀。他死的那天，赵国的志士听到消息，都为他哭泣。

郭解，轵县人，字翁伯，是看相名家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处死。郭解为人矮小而精明强悍。年轻时阴沉残忍，稍有不快就动手杀人，已杀死了许多人。他经常拼着性命替友人报仇，窝藏亡命之徒犯法抢劫，停下来则盗铸钱币、盗掘坟墓，这样的事情真是多得数不胜数。好像有老天爷保佑似的，他每次遇到危难总可以逃脱，要不就是正逢大赦。郭解年纪大些后改变性行以约束自己，常以德报怨，多施舍而少索求。但对行侠仗义之事，尤为喜好。救人性命之后，他不夸耀功劳；但阴沉残忍这一特性已扎根于心底，有时因细微小事而突然发作，与年轻时是一样的做法。而少年们因仰慕他的为人，就常替他报仇解恨，而且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威势，和人喝酒时，要人家干杯豪饮；人家不能喝了，便上去硬灌。那人大怒，拔刀杀死郭解的外甥后逃跑了。郭解的姐姐很气愤地说：“凭你郭翁伯的威望，别人杀了我儿子，你却连凶手都抓不到。”将儿子的尸首扔在大路边，不予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暗中查找凶手的住处。凶手因被追迫太急，就自己出来把当时的情况一一告诉了郭解。郭解回答说：“你杀他是应该的，我家的孩子不在理。”于是放走了凶手，归罪于自己的外甥，并将外甥收尸埋葬。很多人听说这事后，都称赞郭解的义举，对他更为信赖了。

郭解出行或归家时，路上的人都为他让道。唯有一个人箕踞而坐，傲慢地瞧着他。郭解派人打听那人的姓名。有门客想要去杀那人，郭解说：“同住一个里巷而得不到人家的尊敬，是因为我德行未修，人家有什么罪过！”郭解暗中嘱托尉吏说：“这个人，是我所关心的，轮到他当差时请免掉他的差事。”每到派差时，几次该轮到那个箕踞而坐的人，尉吏都没有找他。那人对此感到奇怪，询问原因，才知道是郭解帮忙免掉的。那位箕踞而坐的人于是袒衣露体向郭解谢罪。少年们听说后，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有一对仇家，城中贤豪居中调停十来次，双方都没有听从。门客因此请郭解去调解。郭解在夜间去见仇家，仇家双方委曲心意听从了郭解的调解。郭解便对双方说：“我听说洛阳的各位贤豪曾居间调停，你们多次都没有听从。今天你们同意和解使我深感荣幸，但我郭解又怎敢从别的县中争夺其贤豪的权力呢！”于是连夜离开，不让别的人知道，并对仇家双方说：“你们暂且别听我的话，等我走后，让洛阳贤豪居中调解，那时请你们再听吧。”

郭解谦和恭谨，不敢坐车进县衙。到临近的郡国为人办事，事情能解决的，就一定办好。不能解决的，也要尽量做到人人满意，然后才坐下吃饭。大家因此很尊敬他，争着为他效力。本县的年轻人及邻县的贤豪，常于夜半带十多辆车登门，请求把郭解收留的客人接回去供养。

在此后的历史中，涌现出了许多这样有雅量的人，如汉宣帝时，丙吉任相。他的车夫喜欢喝酒，喝醉了行为就不检点。一天，丙吉外出，他喝醉后呕吐到丞相的车上，相府主管骂了他一顿，并想辞掉他。丙吉说：“他如果因喝醉了被辞，哪里还会收容他呢？总管还是忍一下吧，不就是把车上的垫褥弄脏了吗？”仍留他当车夫。这车夫家在边疆，经常目睹边疆发生紧急军务的情况，那天出门，恰好看见驿站骑手拿着红白两色的口袋，送来了边疆的紧急文书。他就跟到皇宫正门负责警卫传达的公车令那里探听，知道敌人已侵入云中、代郡等地。他马上回到相府，将情况告诉了丙吉，并说：“恐怕敌人所侵犯的边郡中，有些太史和长史已经又老又病，对于用兵打仗，已无法胜任了，丞相最好是预先查看一下。”丙吉认为他说得很对，就召来负责高级官吏任免事项的官员，查阅边境郡县官员的档案，对每个人都仔细逐条审查。不久，汉宣帝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询问被敌人侵占的郡县官员的情况，丙吉一一正确答复。御史大夫相当窘迫，无言秉告，只得降职让贤。而丙吉能时时忧虑边疆、忠于职守被称道，全凭车夫的提醒之功。

还有就是西汉时，清河的胡常与汝南的翟方进一起学习研究经学。胡常比翟方进先当上教书的官，但名声却不如翟方进，因此胡常十分嫉妒方进，经常同别人议论翟方进如何如何不好，挑他的毛病。翟方进后来知道了这事，就在胡常集中门生讲课时，派自己的学生去胡常处旁听，并向胡常请教经书中的疑难问题，认真进行记录。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胡常明白了翟方进是在有意推崇他，为已树立良好的威望，于是心中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从此以后，在官场和知识界中胡常总是不断地称颂翟方进。

东汉时，刘秀手下有员大将，名叫冯异。他作战勇敢，治军有方，他的队伍进退行止都有明确的号令，在汉军中以整齐著称。

可冯异为人特别谦虚，从不自夸。外出路上与其他将领相逢，总是回车让路，非常恭谨。每次战斗结束，队伍扎营休息，将领们总是喜欢摆功争赏，而冯异则单独退避到一棵树下，从不参与。时间长了，军中都叫他“大树将军”。

因为“大树将军”治军有条理，为人又谦逊，从不居功自傲，所以深得军中将士的拥戴。刘秀攻破邯郸以后，整编队伍，重新安排众将，每人都配备从属人员，军中的官员都愿意分到冯异部下。刘秀因此特别器重他，冯异也果真不负重望，屡建功勋，成为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佐命功臣）中的一员。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则堪称为有雅量的典范了。公元223年，蜀汉发生了以益州郡（今云南晋宁）豪强地主为首的武装叛乱，杀死了蜀汉派去的太守，又派出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和影响的孟获到各地去作欺骗宣传。孟获以蜀汉政府故意难为当地人为借口，号召更多的人起来反叛。这样，叛乱队伍迅速扩大，很快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采取了非军事的安抚手段，这反而使叛军的气焰更加嚣张。诸葛亮为稳定后方，为北伐作准备，决定亲自率兵南征。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讨伐叛军。参军马谡在送行时向诸葛亮献计，他说：用兵的道理应以“功心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采纳了他的建议。大军到了南中，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为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的关系，使南中地区真正安定下来，诸葛亮决定对孟获采取“攻心”政策，下令蜀军在同孟获交战时，只许生擒不许加以伤害。初次交战，孟获果然被活捉。诸葛亮对他不杀不辱，大加优待。为使其心服，亲自领他参观蜀军降势，问他：“这样的军队你能打赢吗？”孟获说：“以前我不知道你军的虚实，如果你敢放我回去，再打一仗我是能够打胜的。”诸葛亮真的把他放了回去。再次作战，结果又被蜀军活捉，但他仍不服气，诸葛亮又将他放回。就这样，一连捉了七次，放了六次。当最后一次还要放还他时，孟获心服口服，十分佩服诸葛亮的智谋，同时又知道了蜀汉并非存心与自己为敌，就对诸葛亮说：“此后南中的人不会再反叛了。”孟获归降之后，其他几股反叛势力也很快归降了诸葛亮。南中地区获得了长治久安的大好局面，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南中地区再也没发生过反叛事件。

三国时期以雅量著称的人物还有周瑜和蒋琬。周瑜虽因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而被人认为气量小，但那纯粹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还是很有雅量的。如他因能征惯战，善使计谋，而颇受孙权的器重，当时老将程普自恃是孙权父辈的老将，追随过孙坚打天下，年长资深，不甘心居于周瑜之下，屡次凌辱周瑜。但周瑜顾全大局，屈己谦让，宽容程普，从不与他计较，终于使程普接受了自己的领导，程普也很敬重周瑜。他对别人说：“与周公瑾交朋友，就像饮美酒一样，不知不觉中已沉醉了。”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周瑜谦让服人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连曹操的谋士蒋干也承认，周瑜度量宽宏，情趣高尚。

蒋琬是三国时期的蜀汉名臣，深得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临终前对后主刘禅说：“我死以后，后事可以交付蒋琬。”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蒋琬身兼大将军、尚书、大司马等职，辅佐后主刘禅，统驭蜀军将士。蒋琬辅政后，朝中杨戏等人对其不甚信服，常有贬词相加。一天，蒋琬和侍卫单镐一同散步，蒋琬问：“我辅政至今，在治军理国方面有什么差错吗？”单镐答道：“大司马日理万机，功高盖世，世人敬仰。”“依你之言，我的所有施政措施都是正确的了？”蒋琬追问道。单镐略加思索答道：“不足就是您对属下太宽容了。”蒋琬问：“此话怎讲？”单镐说：“您身为大司马，位尊言重，连后主对您都礼遇有加，但杨戏对您却傲慢无礼，对您说话也怠慢得很，您却对他不治罪，这难道不是太宽容了吗？长此以往，何以树威！”蒋琬说：“人心如其面，各有不同。面从言后，古人所诫，我了解杨戏的为人，他从不说违心恭维别人的话。我的话也并非句句箴言，如果我说错了，让他赞同，是违背其真心；他若反驳，又当人扬我之非。他为照顾我的脸面，所以默然不答。而我也正是从他沉默不语中发现了自己的过错，这有何不好？为何要治他的罪呢？”单镐闻听颇受启益。不久，又有一位将官杨敏私下散布蒋琬“作事糊涂，实不及前人”。单镐又向蒋琬进言：“大司马您功德无量，老少咸知，可杨敏却说您做事昏庸，不及前人。”蒋琬反问单镐：“你看杨敏说得对否？”单镐激愤地答道：“纯属不实之词。大司马聪颖过人，料事如神，岂有愦愦之状。杨敏恶意诽谤您，一定居心不良，应治他死罪，方能警戒他人。”蒋琬听完却说：杨敏言之有理，无罪可治。又说道：“世人皆知前丞相诸葛亮深沉大略，韬略无穷，功高德著，我怎么能赶得上他呢？我本无丞相之才，却身居丞相之职，处事不当，自然会有昏庸之相了。”这两件事被人知晓后，无不为其宽宏大度所感动，杨戏、杨敏二人羞愧地跪在蒋琬面前，乞求宽恕，蒋琬搀扶起二人，说道：“我理国治军，不靠个人树威，全凭恩德待人，你们逆耳直言，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到了近世，有雅量的人则越来越少，这主要是因为近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人事间的争斗越来越烈。而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则可称得上是有古风的人，这可以从他与左宗棠和李元度二人的交往中反映出来。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师爷”。后来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特别能显示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此事，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味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峨，马道靡托已也”。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山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参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到了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果然，左宗棠于第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

入曾幕府后，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死力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对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街，赏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被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招募平江勇。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分裂湘系，作“异己分子”越想越生气，不能容忍了，不能再柔顺下去了，于是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获救未遣）。但同样是对李元度，曾国藩又表现出了柔的一面。

一日，曾国藩召集幕僚，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但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三座：

“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

“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于理有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因丁之请，临阵变成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路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为一剂良药，众将不由地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子。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有，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戒之。”

十二、知耻

人所以稍顾面，冀人之敬重也

“原文”

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摒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个人所以稍稍顾及自己的脸面，是希望有人敬重他；如果一个人的狂傲懒惰卑鄙之情，已经暴露出来，他便会彻底无耻，不顾一切，宁愿与正人君子为仇，而从此以后此人便不可救药了。

“详解”

古人云：知耻近勇。可见知耻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为何物，那么，他除了成为社会的公害，还能成为别的什么呢？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中度过，阅人极多，对那些不知羞耻的人是深恶痛绝的。而从他所说的话来看，那些人起初时还稍顾体面，是希望得到人们的敬重的，而当狐狸尾巴一旦露出，便会如泼妇一般，不顾羞耻脸面，专门与正人君子为仇，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这类人的体会至深。所以曾国藩告诫人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知耻是必备的素质。当你身处逆境，面临人所不堪忍受的窘境时，如果你仍有羞耻之心，不自暴自弃，那你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战国时，苏秦学游说之术，想以此出人头地，却四处碰壁，受家人讥笑，但他并未因此而泄气，而是更加努力学习，以期雪耻。

苏秦曾经和张仪同学于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后便想凭自己的学问和口才，出去弄个一官半职。谁知处处碰壁，没有人理睬他的那一套。游说失败，狼狈归来，父、母、妻、嫂没有一个理他。苏秦深受刺激，这才觉得自己的学问还差得远。

但是，苏秦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抱负，他开始了更加勤奋刻苦的学习。他找来姜太公的《六韬》、《阴符》等兵书，足不出户，昼夜攻读。有时候念累了，眼皮粘在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就用一个锥子刺戳自己的大腿。锥子入肉，血流如注，切肤之痛使他迅速驱走了睡意，于是他又重振精神，继续攻读。相传苏秦有时读书太累了，就要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当脑袋要扑到案头上时，绳子就揪住了头发，牵痛头皮，人便又醒了。苏秦就这样头悬梁、锥刺股，刻苦用功，读熟了姜太公的兵法，记熟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并且研究了各国诸侯的心理状态。

经过这一番准备，苏秦于公元前334年开始游说六国，终于得到六国君王的重用，佩挂六国相印。

而楚庄王知耻息兵的故事也颇为令人回味。楚庄王打算出兵攻打越国。杜子劝阻说：“您为什么要攻打越国呢？”庄王说：“越国的政治混乱得很，兵力也弱。”杜子说：“我很担忧这件事，一个人的见识，好比人的眼睛一样，能够看见百步以外的东西，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您的兵被秦国、晋国打败，丢了几百里的地方，这就是兵力弱的表现。有的人在国内造反，而官吏不能禁止，这是政治混乱的表现。您的国家衰弱混乱并不亚于越国，而您还要去攻打越国，这样的见识就像眼睛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一样。”庄王于是不打越国了。

马超是三国时的大将，他为人狂傲，而张飞则通过引发他的羞耻之心而改造了他。

三国时，占据西凉的马超被曹操打败了，马超走投无路，跑去投奔了刘备。刘备对马超非常赏识，拜他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马超见刘备对自己的待遇非常优厚，便目中无人，对谁都挺傲慢，和刘备谈话经常直呼其名，十分无礼，关羽见状，十分生气，便请求刘备杀掉马超，可刘备不肯。张飞对关羽说：“要是这样，咱们就该给马超做出个样子，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礼法。”第二天，刘备召集众将开会，关羽和张飞都亲自拿着宝剑值勤。马超来后便坐到了自己的席位上，可座席上却不见关羽、张飞的影子。马超挺纳闷，找了一圈，才看见他们俩正站在那儿执勤呢。马超见状大惊，从此以后，马超见到刘备便恭恭敬敬的了。

孟子认为，羞耻之心是人的本性，既然如此，它也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曾国藩强调知耻，大概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但是，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当今社会，能知耻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却是越来越多，所以，劝人们对曾国藩关于知耻的这一论述还是要多多体悟为好。

十三、知悔

动心忍性，知悔无咎

“原文”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知道自己的过失，便加以承认，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超过别人。如果能过了这一关，心里就会非常安乐，省去了许多纠葛，避免了多少遮掩装饰的丑态。

窃取虚名的人，将会有想不到的灾祸；包藏罪恶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怀有嫉妒心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

“原文”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吉、凶、悔、吝，这四者互相循环。吉，并不一定是指祥瑞，只要办事时处置得恰当，没有人非议和鬼神的责难，就是吉。越过了这一点，就是吝。天道忌讳太满，鬼神讨厌盈溢，太阳到了中天就会下斜，月亮满了就亏缺，《易》中的爻辞常常称说贞吝，《易》的道理，是要求因时而变化，居中待变。如果死守不变，就由贞转化为吝了。做事过了头，不要说那些不义之事，就是尽善尽美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的事情，只要稍稍过了头，耻辱也会随之而来。我在京城做官，把我所居住的房子自名为“求阙斋”，也就是怕因为盈满而招来耻辱。每个人无论贤能还是愚笨，碰到灾难都知道后悔，后悔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灾难。所以说：“震就是没有祸患，因为存有悔心。”冲击你的心灵，磨炼你忍耐的性情，这才是担当大任的基础；退身修行，这才是国家中兴的根本。自古以来成就巨大事业的人没有不是从殚心竭虑、觉悟事理、知道悔过中走过来的，耻辱慢慢变为灾祸，知悔则会转化为吉，所以《易》道以后悔为最善，以吝为最不善。我家的子弟，想要通过自我修养而免除灾难，特别要注重这么两句话：“不要追求快意的事情，要常常保持悔过的心态。”

“原文”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癠”也者，“癡”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研究《易》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消长的原因，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剥”卦含着相对应的“复”卦，故而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癠”卦暗藏着相对应的“癡”卦，所以君子认为得到“癠”卦，也仍然潜伏有危险。所以本来是吉的，由于吝而趋向于凶；本来是凶的，由于改悔而趋向于吉。君子只知道有悔，知道了悔，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既然得到了完美，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众人常有不足，而一个人常十全十美，这也是因为天道屈伸转化的缘故，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

“详解”

“知己之过失，即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这是知悔的核心内容。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从内心深切地感到自己错了，一层是知错即改，而且这种改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发自肺腑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是最符合“知悔”的本意的。马谡历任蜀国的竹县、成都县令以及越隽太守，能力过人，并好谈军国大事，诸葛亮很器重他。刘备在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希望你能察觉此事。”由于诸葛亮对马谡印象很好，因此非但听不进刘备的话，而且还任命马谡为参军。两人谈论军国大事，每每从清晨到深夜。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祁山，当时众大臣建议派魏延或吴壹为先锋，可是诸葛亮独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统率大军与魏国的张郃交战于街亭，结果被张郃所击败。因为先锋大军败走，诸葛亮只好退守汉中。之后，诸葛亮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挥泪斩马谡，以正军法；一件就是向刘禅告罪，请求惩罚自己。

古人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曾国藩所说的知悔，除了这个意思，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对己要时时知悔过，做错的事，就要追悔不已，一有改过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对人，就要不顾个人面子，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任何姑息的成分。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曾国藩一生经历中的重要教训。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出自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防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惠潮喜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人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兄弟对清政府消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毫无疑问，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清军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

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则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杨岳斌、彭玉麟，而水陆不一，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带山，仍当恳带我归里。”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督办江西军务的薛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不待以统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曾国藩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起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湘军的将领们大多已高官厚禄，由曾国藩保举的胡林翼不但早已官到巡抚，而且新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已授浙东布政使，并加巡抚衔，连当年以千总应募的杨载福也已官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曾国藩仍不过一在籍侍郎，无地方实权，且官位低于胡、李、杨等。这不由不使曾国藩感慨系之。他在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写信给远在江西吉安的曾国荃说：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因此，他希望曾国荃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在这种湘军节节取胜、统领者步步高升的情势下，曾国藩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了，再也按捺不住立功成名的内心蠕动，难以在寂寞的山村呆下去了。《湘军志》说：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率皆起罗、王部曲，独水军犹隶彭、杨，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正在这时，清廷谕江西巡抚耆龄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驰浙江，在清军聚集浙江，互不统率，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清廷亟需要物色一名“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胡林翼早在咸丰七年十月就奏请起复曾国藩，朝廷未许，这次，又继给事中李鹤章等之后，趁机再次奏请起曾国藩，故清廷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上谕，根据胡林翼的说法，写了萧、张、王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的话。

由于有上述多种因素，曾国藩便不再考虑自己说过的统兵者非位兼巡抚不可的意见了。他于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日（7月13日）接到上谕，初七日便第二次墨绖上道。咸丰帝看到他的《恭报起程日期折》后，于七月初五日朱批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显然，他对曾国藩这次没有讨价还价是颇为满意的，故着意表彰他奉命即行。

十四、知足

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厚我

“原文”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享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盛衰要看气象，气象兴盛则虽遭受饥饿也快乐，气象衰败则虽然能饱食也感到忧虑。现在我家正处在全盛之时，而贤弟认为区区百金，数目极少，不值得称道。假如贤弟处在楚善、宽五或处在葛、熊家的境地，贤弟能有一日安心吗？

一个人遭遇到丰厚、艰啬、顺利、舛乖都是有天数的，即使圣人也无法自主。天可以让我今天处于丰厚通达的境地，也可以让我明天处于楚善、宽五那样的境地君子在处于顺境时，常常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我应当用我的余财去添补别人的不足；君子在处于艰啬之境时，也会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并不是事实上真的丰厚，而是与那些比自己还艰啬的人相比，真是过厚了。古人说的要与那些处境不如我的人比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其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农有余粟，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饭遗襁属。自余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蹙，任恤之风日薄。呜呼！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道五十年一变，国运也随之改变，家庭也是如此。家庭兴盛时，不劳而获；等到衰败时，忧虑拮据，而没有办法缓解，似乎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我少年时，家乡的人家家富足，全有余粮，从而安居乐业。富有的人喜欢施舍，亲戚之间互相慰问。自从我远游归来，每次都感到情况有变化。田宅变换了主人，生活越来越困难，互相接济的风气也没有了。啊！难道只是一乡一邑如此吗？

“原文”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金钱和田产，最容易助长骄气逸气，我们家中千万不要存钱，也不要买田。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决不会没有饭吃的。

“原文”

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安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生逢乱世，居家之道，不要有多余的钱财，钱财多则终究会带来祸患，又不能过于安逸懒惰。如果从新屋到老屋，一定要走着去，不要坐轿骑马，又要常常去爬山，也可以锻炼筋骨。官宦人家，如果不积聚钱财，就会让子女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之患，这样，子女就会渐渐懂得勤劳，知道通过什么办法自立了。

“详解”

知足常乐，这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常识，可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是贪得无厌者多，知足不求者少，曾国藩深知贪得之弊，所以一力倡导知足。在他看来，只有知足，对现在处境感到满足，不去苛求什么，才可以避免无妄之灾。

中国传统之所以倡导知足，是因为中国哲人认为，如果保持处于幸福状态中，远比去谋求幸福更为重要。所以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保护着他们所得到的幸福。于是，他们就为我们留下了例如“知足者常乐”、“知足不辱”，“有福者莫享尽”之类的话，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如何珍惜得到的幸福，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宗旨，就是凡事不可发挥到尽头，适可而止。

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里，将这种吃亏或者凡事不过分的中庸理想极其美妙地表达了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土半姻民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增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定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疆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这种凡事不将它们发挥到极点，而是恰到好处时便充分地享受这种恰好的趣味，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

曾国藩一生自奉清俭，所以在名声钱财问题上看得很开，常常告诫家人，对之不应过分追求。因此，在子弟没有做官时，曾国藩常常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他对那位有几分傲气又有几分贪财的九弟的反复开导，最为突出。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地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澄侯，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这依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金人。对待做官如此，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不要贪，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他告诫儿子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为什么事小而关系颇大呢？因为，“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钱多则易骄，则易奢，则易淫逸，则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买田最易长骄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也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那么，自家有了钱有了物，如何办？他认为，须多多积善修德，赈济穷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朱子格言》）。他捐钱买义田，救济同姓同里的贫穷者，还经常接济穷亲戚。道光二十四年，他俸银尚不多，却写信给六弟和九弟说：你们的“岳家皆孤儿寡妇，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有钱人家，花那么点钱，如流水，如粪土，无所谓，而无钱人家得那么点钱，则举室回春。所以遇事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曾国藩“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的具体化。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是，曾国藩自己不求财，却对别人尤其是九弟曾国荃掠夺财富的行为加以包庇和纵容，这实在让人费解。金陵攻破后，湘军在金陵城内，“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数归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曾国荃是这一滔天罪行的魁首。他于金陵攻陷的当天就进了城，与他同时进城的赵烈文见各军入城后疯狂掠夺，肆意烧杀，一片混乱，“唯恐事中变，劝中丞［指曾国荃］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这说明曾国荃是有意纵容的。第二天，赵烈文拟出四条禁令，中有“止杀”一条，国荃坚不同意。至第七天，曾国荃虽然张贴了告示，但诸将均相应不理，“惟知掠夺，绝不奉行”，曾国荃一律听之。他本人不仅有部下来“孝敬”，“获资数千万”，“悉辇于家”，而且席卷了太平天国的金库。这年七月十一日，清廷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是言之有据的。赵烈文对于曾国荃等人的贪婪是愤愤不平的。后来，他旁敲侧击对曾国藩说：“沅帅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取也。各员弁，自文案员至外差诸人，则人置理簏，有得即开簏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曾国藩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倒是他的满女曾纪芬说得坦率：“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这不正是老饕的活生生的形象吗？曾国藩自己也在信中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话虽说得极委婉，但“取与之际不甚斟酌”，却是事实，只是曾国藩在公开的场合不便如此说，只能在家中这般窃窃私语。

此事虽然令人费解，但是反过来想一想，曾国藩之所以提倡知足，只是因为怕不知足会惑来灾祸。那么，当有些非份的钱财得后并无灾祸呢？我们看一看唐浩明在《曾国藩》中对曾国藩关于曾国荃处理钱财态度的一段描述：

轿队在英王府前停下。“英王府”三字横匾早已砸烂，换了两江总督衙门黑底金字竖牌。太平天国喜欢绘画，英王府里到处涂画着有关天父天兄的宗教画和赞美天王、英王及歌颂太平天军军事胜利的各种图画。现在，它们全部被白石灰遮盖了，唯独门前照壁上的那幅画还保留着。那是一株盛开红花的桃树，树干上爬着一只猴子，猴子手里拿一根木棍，戳着桃树杈上的一个蜂窝，四周是惊得乱飞的小蜜蜂。曾国藩伫立在照壁前，问：“这幅画为何没刷掉？”

“大哥！”曾贞干走上前说，“这是封侯图，取蜜蜂和猴子的谐音。九哥说这幅图还要得，这是大哥日后封侯的喜兆。”

“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曾国藩满脸不悦，“长毛不学无术，拿猴子来比侯爷，岂不荒唐绝顶！堂堂总督衙门哪能容此不伦不类的涂鸦。赶快把它刷掉，另写‘清正廉明’四字。”“是！我马上叫人办。”

国荃带着大哥进了卧室，指着屋里摆的东西说：“这是过去四眼狗住的地方，大哥看哪要得的就留下，哪些不行的，我叫人搬走。”

曾国藩环视卧室的四周，见卧房布置得颇为豪华奢侈，不禁皱紧眉头说：“屋子里的东西一件不留，统统给我搬走。把我的几口竹箱抬过来，再寻一张旧床，几条旧桌椅板凳就行了。”

曾贞干说：“九哥，大哥既不要，就抬到我的房子里去吧，让我乐得享受几天。”

“行，满崽后来福，都送给你了。”曾国荃笑着一挥手，立时过来十几个亲兵，一窝蜂似地把屋子里的用具抬了个精光。

曾国荃在英王府里摆下丰盛的酒席。这顿饭一直吃到夜里，曾国藩正要解衣睡觉，国荃推门进来了：“大哥，有件要紧事跟你商量。”

“什么要紧事？”曾国藩奇怪地问。

“大哥，过几天，待城内略微安定后，吉字营托厚仁照管一下，我回荷叶塘去休养两个月。”

“论你前段的劳累，是应当回去休息一下。”曾国藩望着九弟黑瘦的脸，颇为心疼地说，“不过，依大哥之见，暂时还不要回去，你要乘攻克安庆的军威，东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作进军江宁的准备。”

“大哥说的不错，”沅甫压低声音说，“我此番回荷叶塘，名为休养，其实是要把英王府的财物运回去。”

“四眼狗聚敛了多少财宝？”曾国藩吃惊地问。

“全部封存在后院一间屋子里，少说也值十几万两银子。”曾国荃说着，面露喜色。

“你打算全部运回荷叶塘？”曾国藩面有愠色。

“全部运去。”曾国荃毫不含糊地回答，“用船运，我已想好了。用旧木板钉五十口大箱子，估计可以装完，外面再放些旧书。别人问起，就说运书回家。回来时再沿途买几箱人参，赏赐这次有功的将官。”

“沅甫，你不能这样做。”曾国藩满脸正色地说，“军中饷银很紧，除吉字营、贞字营外，其他各部都已欠饷多月，你如何能将这笔巨款私自运回家去？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就不怕别人指责你私吞贼赃？此事万万不可为！”

“大哥，你也太认真了。”国荃微微一笑，不当一回事，“军兴以来，不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哪个带兵的将帅不私吞贼赃？就拿我们湘勇内部来说，又有几个将领不将金银运回湖南老家的！迪庵在世时，运回家的银子何止十万二十万！现在希庵在皖北，又是一船一船地将贼货运回湘乡。他家的田少说也有五千亩，记在别人名下的，就更不知有多少了。只有我们曾家，大哥管得严，我们几兄弟都不敢多带一两银子回去。可别人怎样看的，大哥想过没有？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不私吞贼赃，都说黄金堂现在名副其实地堆满了黄金。”

“谁讲这些没根据的话？”曾国藩气愤地说。

“讲的人多的是，不只是湘乡，全湖南都这样说。前几天又有人对我讲，说湘乡县、长沙城没有人参卖，就有人说，都让曾家的人买光了！这次我真的要对不住各位，不但湘乡、长沙，连衡州、湘潭的人参我都要买光。”曾国荃越说越起劲，嗓门很大。

“小声点，老九。”曾国藩说，“你这次立了这样大的功劳，我想皇上必定会有厚赏，估计会放个臬司，也可能是藩司，何必要授反对者以口实呢？”

“我不这样看。”当过几年统帅的老九，已不像过去那样唯大哥之命是从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只不过跟大哥说话，口气和神态仍还是恭敬的。“皇上升不升我的官，我看既不在乎我运不运银子回家，也不在乎别人攻讦。在当今这样的乱世，皇上要的是早日光复他的江山，只要我的吉字营能打仗，他就不能不升我的官！”

曾国荃的话虽欠含蓄，但说的是实情。

“大哥，道光二十三年，你初次放了四川主考，得了二千两程仪，忙着寄回一千两，并附一张长长的清单，左邻左舍都写到了，我和四哥、六哥当时不理解，自己家里很紧，得了点钱，何苦要这样散开。大哥开导我们，说亲朋过去支持甚多，有的已年老了，若不早点给他们点钱，以后怕无法报答了；还深情地回忆起南五舅说要给你当伙夫的话。我们看后很感动，最后完全按大哥说的办了。大哥，你可能不大清楚，这些年来，因为你要做清官，家里没有多的银子，致使许多亲戚对我们生了怨怼，说是担了个虚名，一点实惠也得不到。”

曾国藩笑了起来，说：“当我曾家的亲戚真是委屈了他们。”

“大哥，我知道你是要做一个无半点瑕疵给人指责的圣贤，但家产不能不置，子孙的饭碗不能不考虑，至亲好友的要求不能不满足。这种事大哥你就莫管，让我来做。我不怕别人讲，我也不想做圣贤，我讲的是实在。再说，安庆城里的财产都让弟兄们分光了，伪英王府的东西归我和贞干亦不过分。”

“沅甫，我平时是怎样教你的？才打下一个省城，你就这样急急忙忙置家产，摆阔气，倘若以后真的由你打下江宁，你岂不要把伪天宫里的金银都运回荷叶塘？”

见大哥动了气，老九不再开腔了。这时贞干进来，手里拿着一叠纸：“大哥，这是保举单，各营将士都在催发，你就赶快过过目吧！”

曾国藩接过来，一张张地翻看。保举单上的名字，曾国藩大部分不认识，也弄不清各人的功劳如何，明知其中必有许多不实之处，他也无可奈何，正要提笔签字，却突然看见了一个名字：“厚仁，这个金益民是不是金松龄的儿子？”

贞干点了点头。曾国藩发怒了：“他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就请以把总尽先拔补，赏戴蓝翎，给人知道岂不笑掉大牙！”

曾贞干不慌不忙地解释：“大哥，自从金松龄被处死后，他的老母妻儿活得太可怜了。我知道大哥后来对此事也有些后悔，但人已死，无可挽回，便只有对他的儿子尽点心意了。大哥不要忘记了，金益民的爷爷曾经救过母亲大人的性命。”

“到底是个小孩子，又远在湘乡，离谱太远了。”曾国藩说，口气明显地缓和了。

“待到长大成人，只怕仗早就打完了！”曾国荃凑过脸来插了一句。曾国藩沉吟片刻，再次提起笔来，写了两个字：照缮。

可见，曾国藩对曾国荃的贪财行为虽然声色俱厉，但是在曾国荃的“开导”下，还是“照缮”了。

十五、四戒

人宜抑然自下，一味忠信笃敬

“原文”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廉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必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信；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弟对于世事的阅历慢慢深了起来，但来信中却有一种骄气。天地之间只有廉洁和恭谨才是承受福气的方法，骄傲就会自满，太满了就会倾覆。凡是发自口端或笔端的诸如厌恶这个人俗气，嫌弃这个人鄙陋，议论一个人的短处，揭发一个人的隐私，都是骄气的表现。且不要说自己的这一指摘不一定恰当，即使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对，也已经为天道所不允许。我们家的子弟，充满了骄傲之气，一开口就议论别人的长短，笑别人的鄙陋，这都不是好的气象。贤弟想戒除子侄辈的骄气，必须先把自己好议论别人的短处，喜欢揭人隐私的习气，痛加改正，然后再让子侄辈在这些事情上警惕和改正。要去除“骄”字，以不轻易非议或笑话别人为首要标准；想去除一个“惰”字，要以不晚起床为首要任务。

“原文”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致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事最甚。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傲是一种带来凶煞的德行，凡是担当大任的人，都因为一个傲字而导致失败。带兵打仗的人，最要戒除的就是骄气和惰气；对于做人来说，最要戒除的也是骄和惰这两个字。

“原文”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因为凶德而导致失败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傲气，二是多话……历观许多有名的公卿都是因为这两点而最终家败身死的。我这个人平时办事的毛病就是太执拗，这是德上的傲。说话得不多，但笔下的毛病与多话一样。静下心来默想自己的过失，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根源还在于这两个方面。

温弟的性格与我较为相似，但说出来的话尤其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语刺激别人，还有用神气显示傲的，有用面色显示傲的。温弟的神气，稍带一些英气勃发的姿态，脸色上又有蛮狠的样子，最容易凌人。大凡心中不要有什么依仗，一旦心里有所依仗，就会在面貌上反映。从门第来说，现在我的声望大减，尚且怕被子弟们负累；从才识而言，眼下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应该自我贬抑，只称忠信，实行笃敬，这样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过失，整顿出新气象，否则就会人人讨厌鄙弃了。

沅弟的处世方式还算可以；温弟则在谈笑中讥讽他人，想强充老手，仍然免不了有旧习，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吗？只因为“傲”这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要谆谆告诫诸弟，一定要以此为戒。

“原文”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弟称“命运作主”，这是我向来深信不疑的；你说“自强的人常常能胜人一筹”，对此我并不深信。凡是国家强大，一定要有很多的贤臣辅佐；家庭要兴盛，一定要多出贤能的子弟。这些东西都与天命相关，不完全依靠人的谋求。

“原文”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者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平时约略述说先儒们的书，发现圣贤教人修身的理论，千言万语，总括起来，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德进业，妒忌的人，又害怕别人修德进业。求，就是贪图利名，安于现状，就是没有得到的东西想方设法去得到，得到了的东西又害怕失去的这一类人。忮，并不常见，一般都是在名望、事业相当，地位相等的人身上表露；求，也不常见，往往发生在财物交往、仕途进取相互有所妨碍的时候。

要想得到福祉，首先要去掉忮心，人心如果能让没有贪欲、没有害人之心充满，仁就会取之不尽。想要立下好的人品，则应力去求心，人如果没有贪心，则不会患得患失，而义也将用之不竭。“忮”心不去，满心里都是荆棘；“求”心不去，心灵就会日渐卑污。我对这两种心，时常加以克制，痛恨的只是自己还未能把它们扫除干净。你们如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方面痛下功夫，并希望子孙后代都要以此为戒。现将我作的两首忮求诗录在下面：

“原文”

不忮善莫大于恕，恶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从诟忌，乖气相倚伏，重者灾汝躬，轻亦灭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不求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癨，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详解”

四戒即戒骄、戒傲、戒强、戒忮求。曾国藩一生为人小心谨慎，自律颇严，主要就反映在这四戒上。《挺经》突出在一个“挺”字上，这个“挺”不是硬挺、傻挺，而是在对周围形势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冷静地采取挺的策略。而骄傲自满、嫉妒强求无疑都会妨碍挺的效果。

对于此四戒，曾国藩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因为他的剿捻前任僧格林沁就是因为不知这四戒而枉送了性命的。

僧格林沁于道光五年（1825）袭封为蒙古科尔沁旗郡王，咸丰三年（1853）为参赞大臣，率兵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五年在山东击溃北伐军，晋封为亲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他于大沽口、八里桥等处惨败于英法联军，军势衰落。咸丰帝被迫自北京逃至热河，他因此而被削职夺爵，其后在山东等地与捻军作战，屡获胜仗，踏着起义军的鲜血再次走上亲王的宝座。同治元年，朝廷命僧格林沁督军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都受其节制。第二年正月，僧格林沁进攻雉河集捻军，斩杀捻军首领张乐行等；十月，又进军蒙城，斩杀已投降捻军的苗沛霖，平定临淮。一连串的胜利，使这位刚愎贵族更加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竟上奏朝廷，谓不必征调湘军刘连捷和淮军刘铭传，还说：“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为下。”皖军指袁甲三、毛昶熙等人的军队，豫军指张曜、宋庆等人的军队。事实上，皖军和豫军从数量到战斗力，都无法与湘、淮军相比。僧格林沁如此说，是故意贬低湘、淮军。但他的贬抑，却正中曾国藩袖手不管、坐山观虎斗的下怀。

曾国藩对僧格林沁的“敬而远之”，当然不止因为僧王有这些轻视湘、淮军的言论。他鄙夷僧格林沁的为人。据载：“僧王左右横恣，求见者先纳百金至四百金，视领军多少以为差。民有诉军淫掠者，王蹙额曰：‘若等离家长久，且宜徙民避之。’湖北民众大失所望。”他在湖北黄州，甚至鞭打常星阿与姜玉顺两提督，使大将受辱。对于这些，讲求带兵之道的曾国藩自然是反感的。更有甚者，僧格林沁常仗势欺压湘、淮军。例如，他捏造事实，杀了归曾国藩统辖的李昭寿的部将，反过来还上奏朝廷，谓李昭寿攘夺别人的功绩，请求查办。曾国藩清楚，清朝廷正依僧军为长城，并拿他作为牵制湘、淮军的重要力量，自然是惹他不起的。因此对僧格林沁这类颠倒是非的事，他从不置辩，只是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僧格林沁由于没有充分地掌握捻军的特点，而一味凭勇苦战，实行“蛮牛战术”，尾随其后，穷追猛攻，被捻军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虽然他也获得一些胜利，却花费三四年之力而终不能彻底击败捻军。同治帝叫他不要亲临前线，他却“日夜追一二百里，宿不入馆，夜不解带，席地而寝，天未明传爨，毕，士皆橐糗癧。”然后他手执一鞭，上马飙驰。《中兴将帅别传》叙述了这些情况之后，评论说：“王十年跨马，髀肉不生，炎风朔雪，驰骋燕齐楚豫之间，可谓劳矣！”但他在河南战场上，累遭伏击，一败于邓州，再败于南阳，士卒死伤枕藉，恒龄、伊兴额、苏克金等将先后阵亡。他气急败坏，竟然“击折总兵翎顶”。他暴跳如雷，命将士日夜追赶，自己也几十天不离鞍马，以致“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索腕系肩上驭马”。而捻军“知僧军疲，益狂奔，或分东西走，误我军”，乘胜进入山东曹州一带，“北自濮、范，东至钜野、嘉祥，西至东明、定陶，蔓延数百里。”僧格林沁率部进入捻军伏击圈时，后队尚差三至七日路程。前队因“粮食俱乏，逮夜，汹汹欲溃”，诸将都请求突围出去。僧格林沁饮酒至醉，二更时始披挂上马，率百余骑突围，被杀于乱军之中，横尸于麦田之内。这是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事。

十六、仁爱

人能求仁，则万物同春

“原文”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仍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己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自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日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会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原文”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当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

“原文”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习，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带兵，就像父亲带儿子、兄长带弟弟一样，没有钱财，没有得到保举，都是小事，千万不能纵容他们因扰乱百姓而坏了品性，因为嫖娼、赌博、吸食大烟而损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好学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么，不仅他们自己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恩不尽。

爱护百姓是治兵的第一关键，必须天天三令五申，看作是军队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将它看作是一种表面好看的文饰。

“详解”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也就是爱的意思，曾国藩强调仁爱，这也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只有有了爱人之心，别人才有可能爱你、助你，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仁爱之道，是古往今来创业守成的不易之道。西周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一天，武王问姜太公治国方法，太公回答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最根本一点就是爱民”。

周武王又问：“怎样爱民呢？”姜太公回答说：“对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使他们失败；使他们活下去而不要杀害他们；给他们财物而不要夺取他们的财物；使他们欢乐而不要使他们受苦；使他们高兴而不要使他们发怒；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他们。老百姓失去了本职工作，就是害他们；使农民失去耕种季节，就是让他们失败；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就是杀他们；加重征税搜刮，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徭役繁多会使人民疲惫，就是坑害他们；劳苦扰乱人民，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者对待人民，好像父母爱子女一样，好像哥哥爱护弟弟一样，听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就可怜他们，见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

荀子在与孝成王等人的答问中，也提出仁爱是用兵取胜的关键。孝成王说：“我请问用兵的要术。”临武君说：“在上方得到天时，在下方得到地利，观察敌方的变动。要在这三者以后发动，要在这三者以前顾及到。这便是用兵的要术。”

荀卿说：“不对，为臣我所听到的：古代的道术，凡是用兵作战的基本，在于齐一人民。弓箭调和不好，羿就不能把微小的目标射中；马匹调和不好，造父就不能够把车赶得遥远；士民如果不能亲密地归顺，即使汤王、武王也不能取得胜利。所以，善于顺抚人民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术只在于抚顺人民而已。”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传统的以仁爱带兵这一方法，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这一方法是极为成功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曰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甚至在咸丰八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还于十一月初六日在建昌前线作《爱民歌》，共八十句，给湘勇规定了许多不许扰民害民的事。

然而，使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一方面标榜仁爱，一方面又被人称为“曾剃头”，意即杀人像剃头一样。在这方面，应该说暴露了他本性残忍的一面。

咸丰二年底他刚出办团练，就对友人说：“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更表明决心说：“不敢不威猛救时”，“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所以只几个月，在湖南便盛传他为“曾剃头”，令人侧目。过了八年，正当湘军围攻安庆之时，他给正在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写信，叫喊：“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以假仁慈误大事。”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以杀人为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似乎发现了良心一样，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者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曾国藩写了《爱民歌》和《解散歌》，确实一本正经，堂堂皇皇。可是湘军果真不扰民、解散胁从吗？这里举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太平军败于安庆城外之赤冈岭，其中三营在苦战后投降。第二天，曾国藩闻讯，立即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第三天，他听说投降者已全部被杀，立即给曾国荃打气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一克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当那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稍流露出一点悔意，曾国藩立即对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尤可愤慨的，是曾国藩对湘军屠城的肯定与鼓励。他兴奋地说：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对太平军“屠戮尽净，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他鼓励正围攻吉安的曾国荃说：“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克城］虽迟亦无后患。”后来，湘军在攻占安庆、苏州、金陵时，都疯狂地屠城，仅金陵一处，曾国藩便向同治帝报告说：“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显然，这些被杀者不仅包括大量胁从，还包括大量和平居民，甚至有不少在政治上基本拥护满清皇朝的地主、士人及其家属。

所以，儒家提倡爱有差等，即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爱，爱的只是自己阵营中的人，而对非自己阵营的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人，则应毫不宽贷。曾国藩的行为大概也只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了。

十七、精明

矫枉过正，不拘于中庸之道

“原文”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大致处事以“明”为第一重要，“明”有两种：高明和精明。同一个地方，登上高山的人，看得就遥远，登上城楼的人，就能感到眼前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主观猜测的人，就不如用衡器测得准确，眼力好的人不如尺子量得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的人，要降低他的心志来求得平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点都不差，就渐渐地实在了。能实在也就能平和。

“原文”

凡利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利益，应当与人共分；凡是名誉，应当与人共享。身居高位的人，应当以知人晓事这两件事为职责。知人，的确是不容易学到，晓事，则可以通过阅历和勤奋学习而做到。晓事则无论是志同道合的人还是异己之人，都可以慢慢地开导和教育他们，以求得和衷共济。不晓事则会挟私怨从而办错事，即使秉公执法也会办错事；小人不晓事要办错事，君子也一样；没有原则的人要办错事，狂狷之人不晓事同样办错事。如果再加上不知人，则办事始终背道而驰，这决不是和协之道。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取讥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引《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早就了解了京城的风土人情。那些达官贵人们，悠闲从容，涵养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反而想改变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关痛痒、难以破除的习气，但是矫枉过正，有时又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仁人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用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由于激愤而矫枉过正的苦衷啊！

所有事都很棘手，焦虑的时候不是没想过干脆睡到棺材里算了，什么事也不管在躺在那里，也许比现在活在人世更觉快乐。然而焦虑越多，公事越烦乱，而长夜快乐之期却毫无音信。而我又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被人指责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任极品之官为荣耀，我现在真是把它当做痛苦、懊恼的境界。但被形势所逼，又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详解”

曾国藩把明分为两种，一种是高明，一种是精明，总起来说，高明就是比别人看得远，精明就是比别人看得准。反映在具体事物中，就是要有知人之明，处事之能，要与人共享名利，如此等等，而一个人如果有高明和精明，就会举重若轻，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都会得心应手。

春秋时，齐国有田开疆、右治子、公孙捷三勇士，很得国王齐景公宠爱。这三人结义为异姓兄弟，自诩为“齐国三杰”。他们挟功恃劳，横行霸道，目中无人，甚至在国王面前也“你我”称呼起来。这时，乱臣陈无宇、梁邱据等乘机把他们收买了过去，阴谋要把国王推翻，夺取政权。相国晏婴看不过去，眼见这种恶势力逐渐扩大，危害国政，便时刻担忧着，他明白奸党的主力在于武力，三勇士就是王牌，屡次想把三人干掉，但他们正得宠，又怕齐王不依从，会弄巧成拙。有一天，邻邦的国王鲁昭公带了司礼的臣子叔孙来访问，谒见齐景公。景公立即设宴款待，也叫相国晏婴司礼，文武官员全体列席，以壮威仪。三位勇士也全副武装起来，奉陪左右，威武十足，摆出不可一世的骄态。酒过三巡，晏婴上前奏请，说：“目下御园里的金桃熟了，难得有此盛会，可否摘些来宴客？”景公即派掌园官去摘取，晏婴却说：“金桃是难得的仙果，必要我亲自去监摘，这才显得庄重。”一会，金桃摘回来了，装在盘子上，每个有碗口般大，香喷喷的。景公一见就问：“只有这么几个吗？”晏婴回答说：“树上还有三四个未成熟，只可摘回这六个！”两位国王各拿一个吃了起来，互相赞赏着。景公乘兴对叔孙说：“这仙桃是难得之物，叔孙大夫贤名播四海，有功于两国邦交，赏你一个吧！”叔孙跪下说：“我哪里比得上贵国晏相国呢，仙桃应该赐给他才对！”景公便说：“既然你们相让了，就各人吃一个吧！”盘里只剩下两个金桃了，晏婴又请示景公，传谕两旁文武官员，着各人自报功绩，有功大劳多者得此桃。勇士公孙捷乃挺身而出，激昂地自夸起来，口沫横飞地说：“从前我跟主公在桐山打猎，亲手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虎，解了主公的围，这功劳大不大呢？”晏婴连忙说：“这是擎天保驾之功，应该受赐！”公孙捷很快把金桃咽下肚里去，翻开傲眼向左右横扫一下。右冶子也抢着站起来说：“打虎有什么了不起，我当年在黄河的惊涛骇浪中，浮游九里，斩妖龟之头，救回主上一命，你看这功劳怎样！”景公接口就说：“真是难得的才能，那次若不是将军，怕一船人都要溺死了！”又把金桃和酒赐给他。可是，另一位勇士田开疆却气冲冲地发起牢骚来了。他说：“本人曾奉命去攻打徐国，俘虏了五百多人，逼徐国纳款投降，威震邻邦，纷纷上表朝贡，为国家奠定了盟主地位。这算不算功劳？能不能受赐呢？”说完，把眼光四下一射，似要把各同僚裁低一寸。晏婴立即回奏景公说：“田将军的功劳，确比公孙捷和右冶子两位将军大十倍。但可惜金桃已赐完了，可否先赐一杯酒，待金桃再熟时再补赐吧！”景公也安慰田开疆说：“田将军！算来你的功劳最大，可惜你说得太迟。”田开疆再也听不下去了，气忿忿的按剑大声嚷起来：“斩龟打虎有什么了不起！我为国家跋涉千里，血战功成，反被冷落，而且在两国君臣之间受此侮辱，为人耻笑，还有什么面子站在朝廷上呢？”立即拔剑自刎而死。公孙捷大吃一惊，亦拔剑而出，说：“我们功小而得到赏赐，田将军功大，反而吃不着金桃，于情于理，绝对说不过去！”顺手一剑，也把自己结果了。右冶子跳了出来，激动得几乎发狂地说：“我们三人是结拜兄弟，誓同生死，今两兄弟已亡，我又岂可独生？”话刚说完，人头已经落地。景公想制止也来不及了。从此以后，晏婴才顺利地把奸党逐个收拾，施展他的伟大抱负。

晏婴二桃杀三士，对事情的发展方向把握得极为细致，可以说他把此事处理得极为精明。

按照曾国藩的划分标准，魏勃扫门求见曹参也可算是称为精明的一个例子。

魏勃年少时，曾十分崇拜齐国宰相曹参，非常想见他一面，无奈家境贫寒，没有有一定地位的亲朋好友帮助引见。于是聪明的小魏勃想出一个妙法，他独自在天不亮悄悄起身，前去扫宰相近侍官家的门庭。过了几日，宰相的侍从看到自家大门前的道路天天被扫得洁净如洗，十分诧异地以为有什么奇事发生了，就在一早躲在门后窥视，终于捉到了魏勃。魏勃就道出原委：“我很想见宰相，恨无机会，只有为您效力，万望您帮我引见。”侍官就把魏勃领去见了曹参。

《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从刘备与曹操的对答来看，刘备的处理是极为高明的。当时刘备落难投靠曹操，曹操很真诚地接待了刘备。刘备住在许都，在衣带诏签名后，也防曹操谋害，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对自己的注意。一日，曹操约刘备入府饮酒，谈到以龙状人，议起谁为当世之英雄。刘备点遍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鲁、韩遂，均被曹操一一贬低。曹操指出英雄的标准———“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便问“谁人当之？”曹操说，只有刘备与他才是。刘备本以韬晦内圣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匙箸也丢落在地下。恰好当天大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从容俯拾匙箸，并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巧妙地将自己的惶乱掩饰过去。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劫数。

元末的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后，因为群雄对峙，为了避免因崭露头角而成为众矢之的，他采取了耄老朱升的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各个击破的时间与力量。最后一并群雄，当上了大明皇帝，这也是极为高明的一个例子。

还有郭子仪敞门避谗的做法，也可谓十分高明。唐将郭子仪的家门常常大开着，任人随意进出，并不过问，连其夫人和女儿梳妆，也叫手下将士提水拿巾。不像有的人家那样，高墙深院，深奥莫测。郭家子弟谏道：“大人功劳显赫，然而不论贵贱都可出入闺内，这样容易开启人们的狎侮之心。”

郭之仪笑着说：“这其中的道理是你们所不能知道的。我前进没有去处，后退又无凭据之地。如果高墙深院，内外不通，倘若有以诬蔑为能事的人，加以不臣的罪名，满门抄斩，那时就后悔莫及了。现在内外通行无阻，四边大门尽情敞开，虽然有人想进谗言，但他们又从何说起呢？”子弟们听了，都叹服郭公的远见卓识。

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中沉浮，更是时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尤其是当宫廷内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他便会有草木皆兵之感。但是，凭借他为官的高明和精明，他还是一一应付过来了。这种应付虽然未免要违拗自己的心志，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要的就是这份高明和精明。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人当政，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国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内，清廷即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赏给他太子少保衔，以曾国荃“围攻安庆，智勇兼施”，赏给他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加恩予谥。“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国藩“惊喜之余，弥深悚惧”。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极盛之时，每虞蹉跌”的思想的反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励志要报答清廷这种“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赞清廷“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享”，谓“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但是，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伙同恭亲王奕癳，在英国公使卜鲁斯侵略者的支持下，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疏请，解除了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六天后，又下令斩决肃顺，赐载恒、端华自尽。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四人均革职。这次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国藩才从一件奏片中得到一点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惶！”过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他写道：“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大臣八人中，载恒、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以为肃顺未被斩决，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甚至说：“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对于这次宫廷政变，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转而变为衷心拥护了。

身在官场，时时都会遭遇各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当挑战不断来自朝廷时，常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有趣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却每次都凭着自己的绝顶精明，化险为夷，变不利为有利。这可以从以下两件事看出来。

一次是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期间。1860年英法联军战领舟山，5月27日、6月8日先后侵入大连和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之后，于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八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率领大批妃嫔和大臣匆匆忙忙逃到热河行宫去了，只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癳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当时僧格林沁节节败退，京畿的另一统兵大臣、光禄寺卿胜保也惊慌失措，于八月十一日（9月25日）上了一折，请求飞召外援，“以资夹击”。同一天，咸丰便下令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兵勇二三千人，由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道上谕，曾国藩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才接。这天，朝廷催鲍超北援的谕令，“凡四次。”又恰恰在这天晚上二更，曾国藩接到了湘军徽州大败的战报。太平军在夺得皖南的战略要地宁国之后，又夺得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徽州，这使曾国藩本人率部驻扎的祁门前无屏蔽。两件事接连而来，曾国藩极为震惊和痛伤，“竟夕不寐”。他既要对付正面的强大的太平军的进攻，又要派自己得力的霆营北援，实在是两面艰难。他自述道：“自徽州失守，京城危急，弟实忧惶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他于八月初七日写道：“夷人占据天津，读之惊心动魄，焦愤难名。……睡不甚成寐，不图时事决裂至此。”又于九月初三日写道：“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他不断与胡林翼、李续宾等商讨北援之事，又写信给左宗棠问计求助，说：“弟忝窃高位，又窃虚名，不能入吴，不能入越，并不能保皖，闻此大变，又不能星速入卫，负责勤皇，莫知所措。目下应如何自处，是否弃此而北？求飞速示知为荷。”当时，他的左右大都人心浮动，议论“颇多”，加上“宁防败兵，徽防败兵，楚师败兵，数近二万，纷纷索饷，”“纷纷多事，日不暇给。”他“又不得不强颜抚慰，镇定人心。”曾国藩处在汹汹大浪之中。

于是，他打算自己率部北援，“拜表即行”。但是，这段时间常到他营中晤谈的张芾却力加劝阻，说：“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曾国藩听了，认为“其言有至理”。但是他又不愿遵令派鲍超北上，使这位“骁勇之将”成为胜保部下的一员，因此，他在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的复奏中说：鲍超部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殊恐缓不济急，”又说，鲍超“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把一道“圣旨”挡回去了。然而，这位“抱道君子”，对待“勤王”这样的封建主义的大是大非，终究不敢等闲视之。他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篇：“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于义。令銮舆播迁，而卧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敢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这个时候，他想的是，他的湘军、他的江西、两湖基地、他的粮饷厘金、他本人以及他曾氏一家的命运，与清朝廷这个“根本”的命运何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等不可分割。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于九月初六提出一个办法：奏请皇帝于他自己与胡林翼二人中，派一人带兵北上，在得批复后再行起程。这个很有心计的“主意系希庵所定”，而与曾国藩的“初计相符”。当时，李续宾带勇四营自江北赴援徽州，在祁门住了十多天。曾国藩欣然接受李续宾定出的这个主意，是因为他计算得很清楚：“夷氛去京二十余里，安危之机当在八九月内”，也就是说，在八月或九月间，京城的安危问题早就有了眉目，解决了；而清廷对他们请求勤王的奏折的态度，根据当时驿站的速度，“计十月初七八可奉谕旨”，届时，谕旨便是个马后炮了。因此，他和胡林翼既可博得“勤王”之名，而又无需“勤王”之实。

当然，他们也估计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英法联军与清军在京畿处于胶着状态，战争旷日持久，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叫“犹豫相持”，那就很可能朝廷会真的叫他或胡林翼带兵北上，故他在上奏的当天，就在信中提醒胡林翼说：“惟如此入奏，谕旨派出之后，即不可少有濡滞。”曾国藩自己确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他与胡林翼及其他湘军大员反复商量，对他们中一人走后的安徽战场作了详细的部署，甚至对军事统帅人员的调动也做好了安排，并写成了《北援八议》。

曾国藩北援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去抗击英法侵略者。他“神魂震越，中夜涕零”的是，咸丰帝逃到了热河，他在日记中写道：“念唐皇幸蜀、金宗迁蔡之事，不幸身亲见之，身为大臣，愧愤不能自已。”他之所以定计亲自北援，是认为“君父之难，义无反顾”。虽然“勤王”与抗击侵略者是一件事，或者说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但是，曾国藩当时考虑的侧重点绝不是要“制夷”。他一再强调，“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北援专以明臣子之义”，“主辱臣死，理所当然耳”。又说：“入援本难，若但明奔问官守之义，不求补救全局之策，则尚不甚难”，所以，他明知“此行不过明臣子之义，毫不裨于时局”，但仍认为，“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当他从恩秋舫的信中知道和议已成，侵略者已退出北京，咸丰帝已可以回到京都时，立即表示“差可忭慰”。至于京都大遭劫洗，他轻描淡写地说：“圆明园虽被焚毁，京城尚未大伤”。对于新的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这年十一月他始见到，“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夷乱华，气象更加难堪。”这才表示了对侵略者的不满与对国家的忧虑。

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并存的时候，曾国藩始终坚持把予头指向太平军。他在给朋僚的书信中一再提出：不可因北援而“掣动南北西岸之全局”，“南服两湖、三江战守各事，仍不可不竭力支持”，“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他说：“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但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于理。”他口里说的是“理”，而内心大力在谋划的却是“势”，即保住自己的这点军事力量，保住自己的这块地盘，保住自己的来之不易的顶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听说和议已成，立即兴高采烈地说：“九月初六日请派带兵入卫一疏，殆必不准，从此可一意图东南之事！”同一天的日记，更按捺不住轻松的心情，写道：“旬日，寸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北上入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今接奏此旨［指鲍超不必北上之旨］，可专心南服之事矣”。

据载，拒绝鲍超军北上“勤王”，是李鸿章的主意。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用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势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上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去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府中充当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还有一件就是曾国藩裁湘留淮的决议。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湘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湘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开刀。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实则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廉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12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1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2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5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便从这5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1万余人防守江宁，1.5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攻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宾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2000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8000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7500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6000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江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窃：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

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据说当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时，竟然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在官场中的精明还表现在他的激流勇退。

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可语气又不能太硬；可语气不硬，又怎么获得恩准；即使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吗？前后不能，进退两难，怎么办呢？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做官，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请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还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退，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李鸿章之所以不愿曾国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师这一靠山吗？），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晚节和清誉，又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是一箭数雕！

十八、严明

法立令行，整齐严肃

“原文”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坐其新肉。今日之劣弃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用兵，首先明确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措施，便是质朴，在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疮毒已经溃烂了的病人时，溃烂厉害的地方，必须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的产生。如果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了。

“原文”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只不过就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为作循吏，这就失去了循吏的本义了。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施小小的恩惠。

“原文”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驭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立法并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了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九弟临别之时，特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办事应迅速。我也深知治军和管理官吏，首要的就是严。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以致严得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盖铠甲的人，魏绛处死了驾车乱行军中的人。古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而是假如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明白古人所说的“立威胜过自己所爱，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就只会招致失败。

“原文”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主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是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店中的伙计。如果保举将帅过滥，就是不爱惜君主所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货。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作盗贼，何况自己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动：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惠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力挽此种不良风气，深感惭愧。

“原文”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惠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所以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惠竟变成了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悲伤是非的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因为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颠倒，然后小人才能得志，使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是必定因为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原文”

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详解”

曾国藩这里所说的严明，主要是就治军而言的，曾国藩作为书生治军，注重军纪严明，这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治军严明，历来就被认为是治军必不可少的。

据《史记》载，兵法鼻祖孙武首重的就是军纪严明，即使在宫廷演练中也恪守这一原则。

孙武因著有兵书十三篇，吴王阖闾看过后，叹为奇才，乃遣伍子胥聘他来帮助自己治理军队。

见面之后，吴王说及本国兵微将寡，问怎样才可以扩军强国，孙武将当前形势分析过后，又说：“我的十三篇兵法，不但可施于军旅，还可以动员妇人女子，驱而用之！”

吴王大笑起来，说：“我从来未曾听说过可以训练女人上战场杀敌的！”言语之中有轻视之意。

孙武说：“不相信可以当面试试看，如不成功，甘当欺君之罪！”

“真的吗？”吴王说，“好，且看看你的本领！”吴王便在后宫选出三百名宫女，交给孙武调遣。孙武又请求吴王派两位宠姬为队长，以使号召。吴王应允，宣宠妃右姬和左姬到来，对孙武说：“这两位美人是寡人最宠爱的，是否可任为队长？”

孙武说：“可以！但军旅之事，纪律森严，有赏有罚，号令才行。”当即令两人为队长，复立一人为执政，两人为军吏。以数力士为牙将，击鼓鸣金传令。

孙武把宫女编成左右两队，右姬管右队，左姬管左队，各披挂兵器，示之以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交变喧哗，三不许违犯约束，私自行动。

次日一早，全体齐集教场训练，吴王也坐在楼上参观。三百多名娘子军个个全副武装，右手握剑，左手拿盾，分站两旁。吴王看见心爱的宠姬雄风凛凛，心里着实欢喜。

孙武升帐了，传令布阵。将两面黄旗授给两位队长，令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要紧随相继，不得脱离。听鼓声进退，脚步不得混乱。

传谕完毕，队伍皆跪下听命。一会，孙武又下令：“鼓声一响，两队齐起；鼓声再响，左队向右转，右队向左转；鼓起三通，各挺剑互斗。锣声起时然后收兵！”

号令一出，众女都掩口嘻笑起来。击鼓的军士禀告，第一次鼓已击过了，各人或起或坐，参差不齐。

孙武离座正色说：“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可再申前令，解读清楚。”

军吏奉命再大声告谕一次。鼓吏再击鼓，但诸女仍旧嘻笑耳语，挨肩斜倚，像品评花会一样。

孙武卷袖而起，亲自擂鼓一通，又再次申解前令，但自队长以下，无不大笑起来，莺声燕语，好似百鸟归巢。

孙武忽然双目一瞪，大发虎威，喝问：“执法吏何在？”

“有！”

“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今已约束再立，而士不听令，依法该当何罪？”

“当斩！”

“军士不能尽斩，罪责应及干部。左右，将队长斩首！”左右见孙武正发怒，不敢违抗，便把二姬捆绑起来。吴王看见大吃一惊，急命人持节驰救，令曰：“寡人已知道将军的用兵能力了。但两姬乃寡人心爱之人，非此二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请看寡人面上，赦免一死！”

孙武拒绝说：“军中无戏言，臣已奉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徇军命，赦免有罪，将何以服众？斩！”

不一会儿，两姬头颅已挂起来了，宫女无不身体发抖，牙关发颤，诚惶诚恐地跪在帐下听令。

经此一斩，全军凛然，左右进退，皆中规中矩。

春秋时齐国的大将司马穰苴就是以军纪严明著称，致使敌国军队闻声奔逃。对此，《史记》有这样的记载：

春秋时期，五霸连年征战，互有胜负。公元前531年，晋军进攻齐国，连克齐国城池，燕国乘人之危也出兵攻齐。齐国名相晏婴向齐景公力荐司马穰苴领军出战，晏婴说：“目前，齐国杰出的将才唯有司马穰苴一人。他熟知兵法，文能服众，武能威敌。请大王一试。”于是，齐景公任命他为大将，率军讨敌收复失地。司马穰苴受命后，深知齐国军队军纪涣散，将令不威，便首先从整顿军纪入手，树立威信。他对齐景公说：“我出身低微，一下子升为将军，难免将士不服。请大王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当监军，以便我更好地指挥军队。”齐景公一听，认为有道理，便派大臣庄贾去当监军。司马穰苴恭敬地对庄贾说：“庄贾大人，军情紧急，请您明天中午在军营整顿兵马，恭请您明日午时前到达军营。”庄贾因平时深蒙景公的宠信，骄横傲慢、目中无人。第二天，司马穰苴在军营召集兵马，迎候监军庄贾的到来。时近中午，庄贾仍未到营，司马穰苴便开始布署出征事宜，操练阵法。太阳快落山了，操练也已结束，庄贾才姗姗来迟。司马穰苴责问道：“监军大人为何不遵守军纪，现在才来？”庄贾毫不在意地答道：“因为要随军远征，亲友前来钱行，来晚了一点。”司马穰苴严厉地指出：“身为将帅，为国出征，应舍家忘己。现在敌军业已深入国境，举国骚动，边情紧急，国君睡不安枕，百姓危在旦夕，您身为监军岂可拿军纪当儿戏？”说完，司马穰苴问身旁的军法官：“根据军法，在军情紧急时，误期报到的应处何罪？”军法官高声答道：“应该问斩！”

庄贾一听惊恐万状，立即派人速去禀告齐景公，请求救命。齐景公听说此事，连忙派人持符赶来赦免庄贾。使臣尚未入营，庄贾已人头落地。使臣闯进军营，传达国王的赦免令。司马穰苴对使臣说：“庄贾身为监军，违犯军法，理应斩首。”接着又问军法官：“在军营中驾车横冲直撞者，应处何罪？”“也应该斩首！”使臣一听，大为惊骇，恳求饶命。司马穰苴说：“既然你是国王的使臣，可以宽恕，但军纪不能违犯。”下令斩一匹马，砍马车车辕一根立本，以示惩戒。齐军将士见状，深为震动，军纪立时严整。晋国和燕国的将领闻知司马穰苴统率的齐国军队，将贤兵勇，军纪严明，大为惊惧，不敢与之交锋，纷纷后退。司马穰苴分兵两路追击，大获全胜。晋、燕两国急忙遣使求和。司马穰苴的声威远播诸侯各国。

刘邦手下的名将韩信确立自己的威信，靠的也是严明军纪这一招。

楚汉相争时，刘邦听从谋臣萧何的推荐，拜淮阴人韩信为将。刘邦手下一些旧将很不满意。韩信执掌兵权后，召集部队开始演练，限众将五更时分到齐，只有监军殷盖迟迟不来。中午时分，殷盖才姗姗而来，守门兵士不准他入营，殷盖大骂：“韩信有什么了不起，小人得志，乱施乱为。”说完闯入军营。韩信问：“军有禁令，汉王亦有手谕，你身为监军，为何迟到？显然是蔑视本帅的军令，依法当斩。”殷盖还想强横争辩，韩信大怒，令左右将殷盖绑起来，训斥道：“你身为大将，岂不闻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临阵杀伐，则忘其身？”韩信问军法官：“殷盖违令，罪在哪条？”军法官答道：“与军约会，期而后至，得慢军之罪，当斩！”殷盖一听大祸临头，吓得魂不附体。这时，汉王刘邦得信，忙派郦生持手书来救人，郦生赶来后对韩信说：“有汉王手谕，且刀下留人！”韩信说：“军中不准驰骋，郦大夫熟知兵法，为何触犯军法？”郦生说：“是奉汉王之命而来！”“即使奉命而来，于法亦有抵触。”说完，韩信问军法官：“郦大夫该当何罪？”“军法有驰骋军中者，当斩首以示三军！”韩信说：“既然有王旨在身，故免本身之死，但要斩马夫，以彰军令！”于是，韩信下令斩殷盖和郦生的马夫。从此，汉军众将士凛然不敢再违犯军令。

而曾国藩治军严明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固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的记述：“水勇自二十四、五日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不待初二靖港战败，而后有此一溃也。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甚至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者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部湘勇回长沙，又令在战斗中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来人。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出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合。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湘军正因为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也符合曾国藩的特点。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但是，从历史事实看，曾国藩的严明还是有条件的，如对曾国荃的种种贪行他还是睁眼闭眼。为此，他与好友彭玉麟几乎闹翻。

彭、曾二人虽然关系甚笃，几无内外之分，但也时常因事生怨，矛盾不休。如柳寿田事件，以及彭力劝曾国藩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就是明证。

柳寿田，早年曾任曾国藩的随从，后来转入曾国藩的亲兵营，又转入彭玉麟统率的水师，是曾的心腹耳目。他深知彭玉麟与曾国荃不和，故常散布非彭的言论。同治三年秋冬之际，彭玉麟借故将柳寿田割耳撤职，并且不许他离营前往金陵。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恼，去信诘责彭玉麟说：我现在尚有兼辖水师之职，你不请示我，即将柳寿田撤职，“故意重责割耳，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此等举动，若他人施之阁下，阁下能受之乎？阁下于咸丰十一年冬间及此次皆劝鄙人大义灭亲。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恨之如此？”你还到处攻讦我“将兵紊乱，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

长期以来，由于曾国藩的袒护，曾国荃嚣张跋扈，盛气凌人，所部吉字营更是无恶不作，在天京城中烧杀抢掠。为此，彭玉麟曾两次力劝曾国藩要大义灭亲，从全局考虑，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但每每都被曾搪塞之，并由此对彭心生不满。

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因素，如人才难得，形势所迫，亲情牵缠等的影响，治军时要真正做到严明确实是极为困难的事，而曾国藩能做到这一步，也实属不易了。

而在当时的湘军中，真正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当数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

彭玉麟归隐后，因为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常往母亲墓地及查江家庙，布衣青鞋，不设侍从。补制满，仍不出任官，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出视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八十二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不顾情面劾退了名将黄翼升。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及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官保来！”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都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劾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告知此事，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之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赀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家人流落江淮的，全部收养，岁散万金。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送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侯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处置。彭赶至后，说：“此易耳。”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索要偿债，但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谭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麟知谭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立即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

江宁有个秀才，妻有美姿。当时李鸿章督两江，他的远亲弟弟称“四大人”者喜爱她，假传太夫人命，诱入署中，逾月不令归。秀才侦知其情，请之不能得，上控到县也不理，控到府也不理。秀才知无处诉，于是得痴病，终日喃喃不绝口，讲的就是妻子被霸占的事。彭玉麟一日停舟西门，在茶馆遇见秀才，问他原因，并说：“你没有听到老彭来了吗，何不告诉他？”秀才问老彭在哪里，彭玉麟指示停舟的地方，并代为他写告状词。第二天，秀才果真前去呼冤，彭玉麟令侍从召秀才入见，秀才抬头仰视，见彭玉麟是昨日茶馆中的饮客，大喜过望。彭玉麟见状也笑，把他的诉状拿过来，并安慰地说：“明天在家等候你的妻子回来吧。”秀才言谢而去。

彭玉麟立即拿着呈状词拜见李鸿章，纵论巡江之事，言谈之间，好像不懂法律的样子。故意问：“假使有人诱奸百姓的妻子，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说“当杀！”。彭玉麟又问：“假使有官吏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也说“当杀”。彭玉麟又问：“今天假如有封疆大吏的子弟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又如何裁处？”李鸿章似有所悟，勉强答应“当斩”。这时彭玉麟从怀中拿出诉状，呈给李鸿章，并说：“公能执行法律，今天的事就算罢了，否则当上奏朝廷。”李鸿章看完诉词，脸色大变，走下案桌来对彭玉麟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但劣弟为母亲宠爱，请用私人的礼节，稍微宽大处理可否？”彭玉麟说：“你刚刚说完当斩，如果不上奏朝廷，是不是私情太重了？！”李鸿章说：“请缓其死可以吗？”彭玉麟答道：“其他都遵命，这件事不敢答应。”李鸿章不得已，招呼他的弟弟出来，将呈状扔给他，他的弟弟读完呈状，异常害怕，叩头请求不要处死。李鸿章勃然大怒道：“已经为你求情了，不能活，立即自裁吧。”他的弟弟说：“请拜别老母可以吗？”李鸿章转请彭玉麟，彭玉麟应允，但在庭中等待。过了好久，也不见李鸿章的弟弟出来，彭玉麟逼迫李鸿章立即处死他的弟弟。李鸿章对身旁的人说：“去见四大人，让他把我的箱子揭开，摘取朝珠上的东西（即鹤顶红，沾舌即死，凡一二品则有之），舐之即可，不要想活下去。”侍从进到内室，不久里面哭声大作，四大人已经死了。彭玉麟于是谢罪而去。第二天，秘密前往秀才的宅院，他的妻子已经归来，秀才的痴病也痊愈了。

彭玉麟所到之处，访知文武贪官，非杀即参，人们称他为“彭打铁”。因此，凡听到他来的人，无不头痛。但彭玉麟来往无常，没有一人能事先知道。自从接受巡江大臣的任命后，不但水师赖以整顿，即使东南数省大小官吏，也不敢过于贪酷，真是国家不可缺少之人！

十九、峻法

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既然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中作乱，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蔑视官长。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已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懂得杀人，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牧马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方法，不也如此吗？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其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具有精细的用心，去实行威严凌厉的事情，务求达到使受惩罚而死的人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这样内心才能获得安宁。具体的处置方法，应该宽的有两个方面，应该严的也有两个方面。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待银钱要慷慨大方，决不计较，在充裕时，即使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也掷之如粪土；在穷时，也要解囊而分润。另一方面不与他人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则用丰厚的奖励笼络他。应该对他严格的是：一是礼节要少而平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交情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与官方争斗，而又恰巧发生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诿，请他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这四方面都考虑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什么悍将是不能相处的。

“详解”

曾国藩主张峻法，与他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他认为“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提倡严刑峻法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在中国历史上，说到严刑峻法的运用，则没有能超过秦二世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生动地记述了秦二世时严刑峻法的出笼、实施以及丞相李斯如何推波助澜的过程。

二世皇帝闲居无事，就把赵高叫来商议事情，对他说：“人生活在世间，就像六匹马所驾的车子奔过缝隙一样短暂。我既然已经统治天下了，想要充分满足耳目的爱好，穷尽心里所喜爱的乐趣，而又使宗庙安定，百姓悦乐，永远享有天下，直到我寿命终止。我的想法行吗？”赵高说：“这是贤明的君主所能做到的，但对昏乱的君主则是严禁的。请让我说吧，我不敢逃避刀斧的杀戮，但希望陛下稍加留意。那沙丘的密谋，诸位公子和朝中的大臣都有所怀疑，但公子们都是陛下兄长，大臣又是先帝所任命的。现在陛下刚刚登位，他们这班人心里总是不服气，恐怕会发生变乱。况且蒙恬已经死了，而蒙毅还在外带兵，我总是心惊胆战，唯恐不得好下场。陛下怎能享受这种快乐呢？”二世皇帝说：“对此该怎么办呢？”赵高说：“用严峻的法令，苛刻的刑罚，让有罪的人互相牵连受诛，甚至收捕整个家庭。诛灭大臣，疏远皇族骨肉之亲；让贫穷的人富裕起来，使卑贱的人高贵起来。把先帝所任命的大臣全部开除，另外任用陛下所亲信的人，同他们接近。这样他们就会从内心感激并归附陛下。祸害清除了，奸谋杜绝了，群臣中没有谁不承受你的恩泽，蒙受你的厚德，这样陛下就可高枕无忧，纵情享乐了。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二世皇帝认为赵高的话很对，就重新制定法律。于是只要群臣和公子们有罪，二世皇帝就把他们交给赵高，令赵高审讯法办他们。赵高诛杀了大臣蒙毅等人，十二个公子在咸阳被杀死，十位公主在杜县被分尸，他们的财产都收归国家，受牵连的人数不胜数。

公子高想逃亡，又害怕连累家族，就上书说：“先帝健在时，我进入宫廷先帝就赐给我食物，出宫的时候就赐给我乘车。先帝内库里的衣服，我得到过赏赐；先帝马房里的宝马，我也得到过赏赐。我本该陪同先帝死去，却没有做到。这是我作为儿子不孝顺，作为臣子不忠诚，不忠不孝的人，没有面目在世上，我请求陪同先帝死去，希望安葬在骊山脚下。请求皇上哀怜我。”接到上书，胡亥非常高兴，召来赵高，给他看公子高的上书，说：“这可以说是情急无奈吧？”赵高说：“做人臣连担心死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图谋叛乱呢！”胡亥同意公子高的请求，赏赐十万钱作为安葬的费用。

法令诛罚一天比一天严厉苛刻，群臣们人人自危，想要叛乱的人很多。二世皇帝又建造了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租税越来越重，兵役和徭役没完没了。因此来自楚的边兵陈胜、吴广等人就起来造反，起义从山东发生，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各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一直进军到鸿门才撤退。

李斯屡次请求给机会进谏，二世皇帝都没有允许。而且秦二世责问李斯说：“我私下有个想法，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他说：‘唐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殿堂高三尺，用来造屋的木椽，都不加雕刻，屋顶的茅草不加修剪，即使是住旅舍，也没有像尧这样艰苦的。冬天穿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吃的是粗米饭，野菜做的羹汤，用陶簋吃饭，用土钵喝水，即使是看门人的生活，也不会像尧这样简陋；夏禹开凿龙门山，开通大夏水道，疏通了很多河流，弯弯曲曲的筑起九河的堤防，把积水引导入海，以致大腿上掉了肉，小腿上汗毛都掉光了，手掌足心长满了厚茧，面容黝黑，终于累死在外，安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他更厉害了。’既然这样，那么那些贵有天下的人，难道就是要劳体伤神，身住旅店那样的宿舍，口吃守门人那样的食物，手干奴隶那样的活儿吗？这是不肖之人应当尽力去做的事，不是贤明的人所应当做的。那些贤明的人享有天下的时候，只求天下顺从他一个人罢了，这才是他享有天下的可贵之处。称得上贤明的人，必定能够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现在连自身都不能有利，将怎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希望能够随心所欲，长久享有天下而没有什么祸患，对此该怎么办呢？”

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都守，群盗吴广等人向西攻略土地，过往之处无法禁止。章邯击败吴广等人的军队以后，使者相继去三川查办，并讥诮责备李斯身居三公的地位，为什么竟让盗寇如此猖獗。李斯害怕，但看重爵位俸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奉迎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宽容，上书回答说：

“贤明的君主，必定是能够全面掌握统治之道并实行督察责罚之术的人。实行督察责罚，那么臣下就不敢不竭尽才能来报效君主。这样，君主和臣下的名分确定了，上下的道理分明了，那么天下无论是有能力没能力的人就没有谁敢不竭力尽责来为他们的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能独自控制天下而不受任何制约，这样就能享尽天下最大的乐趣了。贤明的君主，难道能不详察这一点吗！”

“所以申子说‘拥有天下而不能为所欲为，这就叫做把天下当作自身的枷锁’，这样说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不能对臣下督察责罚，反而让自己为天下百姓操劳，就像尧和禹那样，所以才称天下为枷锁。不能讲求申、韩高明之术，采取督察责罚之道，专门让天下来顺从自己，却偏要劳苦身心，为百姓牺牲自己，这就是百姓的奴仆，而不是统治天下的人，这又有什么可贵呢！让别人为自己效力，那么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让自己为别人效力，那么自己低贱而别人尊贵。所以替别人效力的人低贱，让别人为自己效力的人就尊贵，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能的人，是因为他们尊贵；而所以憎恶不肖的人，是因为他们卑贱。而尧和禹，是让自己为天下人效力的人，如果随着世俗去尊重他们，那就失去了尊重贤人的用意，可以说是太荒谬了。说他们把天下当作‘枷锁’，不也很恰当吗？这就是他们不能督察责罚的过失”。

“所以韩子说‘慈祥的母亲会养败家子，而严厉的主家却没有强悍的奴婢’，为什么呢？这是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根据商鞅订立的法令，把灰烬倒在道路上的人都要受处罚。丢弃灰烬，是小过失；而受处罚，是重罚。只有那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察轻微的罪过。罪轻尚且要重罚，何况有了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韩子说‘几尺长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不会放弃它；可是百镒黄金，连盗跖也不敢攫取’，这并不是一般的人心贪，而是他们把几尺布帛的利益看得很重。而盗跖的欲望淡薄，也不是因为盗跖那样的行为，是轻视百镒的黄金，因为只要一攫取，随之而来的就是受刑，所以盗跖也不敢攫取百镒的黄金。刑罚如果不坚决执行，那么一般人就不会放弃几尺布的小利。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却不敢轻易攀越；泰山高百仞，可是跛脚的母羊也能在泰山顶上放牧。楼季视五丈高度为难，难道跛脚的母羊却以百仞高度为易吗？因为城墙陡峭而泰山平缓，两者不同。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长久处在尊贵的地位上，长期执掌重大权势，而且独自垄断天下利益，并不是有别的什么办法，只因能专断独行，精于督责，务必重罚，所以天下人不敢冒犯。如果不实行使天下人守法的措施，却仿效慈母养败家子的办法，那就是没有明察圣人的理论。既然不能实行圣人的办法，那么除了为天下人效力外还能干什么呢？岂不可悲吗！”

“况且节俭仁义的人在朝廷任职，荒诞放肆的享乐就要中止了；敢于劝谏论理的臣子在身边，那么散漫的思想就得到约束；烈士死节的行为在社会上显扬，那么淫逸康乐的娱乐就要废弃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排斥这三种人，而独揽统治大权来制约顺从的臣子，并且建立严明的法制，所以身份尊贵，权势盛大。凡是贤明的君主，必将能够违背世情，改易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建立他所喜爱的。因此他活着就有尊贵的权势，死后就能获得贤明的谥号。因此贤明的君主能够独断专行，权力就不落到臣子手里。然后他就能够杜绝仁义的途径，堵住游说者的口，抑制烈士死节的行为，掩塞别人的聪明，一切凭自己行事。所以，外不会因为仁义烈士的行为而动摇，内不会因为谏说激争的言语而被说服。因此他能公然恣意放纵，而没有人敢违逆他。只有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明白了申、韩的法术，并精通了商鞅的法律。法制精通，权术明了，而天下混乱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所以说‘帝王之道，简约而容易把握’，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够这样去做。如此就可以说认真实行督察责罚了，那么臣下就没有邪念，臣下没有邪念，天下就安定；天下安定，那么君主就有尊严；君主有尊严，那么督察责罚必能实施；督察责罚实施，那么所求之事便能如愿以偿；所求之事如愿以偿，那么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了，那么君主的快乐就会很多。所以只要采取督察责罚的措施，那么所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群臣百姓想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叛乱呢？这样帝王的统治术就齐备了，并可以说是能明确君臣关系的权术了。即使申、韩再生，也不能超过。”

上书禀奏后，二世皇帝很高兴。从此施行督察责罚更加严厉。向人民收税最重的，被认为是贤明的官吏。二世皇帝说：“像这样才可以说是能实施督察责罚了。”受刑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死尸每天堆积在街市上。杀人多的被认为是忠臣。二世皇帝说：“像这样才可以说是实行督察责罚了。”

当初，赵高担任郎中令，杀害的人和报私仇的事很多，恐怕大臣们在入朝奏事时揭露自己，就劝二世皇帝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只是由于群臣光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能见到他的容貌，所以称为‘朕’。而且陛下年纪很轻，未必什么事情都懂，现在坐在朝廷上，如果对惩罚或奖赏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就会被大臣们看出短处，那就不能向天下人显示你的神明了。况且陛下拱手深宫中，等我以及侍奉陛下的几个熟悉法令的人等待大臣们把事情呈奏上来，然后再权衡办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再上奏那些疑惑人的事情，天下的人就都会称你是圣主了。”二世皇帝采纳了赵高的意见，就不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而深居宫中。赵高常常侍候左右执政，政事都由赵高决定。

秦二世运用严刑峻法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因此，在此后的历史上，严刑峻法在人们心目中往往成为残酷的象征。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有的官吏正是运用严刑峻法而保得了一方平安；有的官吏则因运用严刑峻法危害了社会稳定。关键在于看施行人如何运用。宁成是西汉时人，当时，皇上想让他作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说：“我居守于山东作小吏时，宁成任济南都尉，他理政就像狼放牧群羊。不可以让宁成治理百姓。”皇上就任命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以后，出入关口的隶属于郡车国的关东官吏们说：“宁愿看见哺乳的母虎，也不想遇上宁成发怒。”义纵从河内升任为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家居住在南阳，等到义纵到达关口，宁成侧着身子随行，恭敬地迎送他，然而义纵气焰很盛，不行礼。到了南阳郡，就审理宁氏家人，完全挫败破坏了他的家族。宁成受牵连获罪，至于孔氏、暴氏之类都逃跑了，南阳郡的官吏百姓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而平氏的朱强、杜衍、杜周是义纵的帮手，受到信任重用，都提升为廷吏。汉朝军队屡次从定囊出发，定囊的官吏百姓散乱败坏，于是调任义纵为定囊太守。义纵到任，乘人不备，定囊狱中重罪轻罚的有二百多人，以及他们的宾客兄弟私自入狱探视的也是二百多人，义纵将他们一律拘捕拷问，说他们“为死刑犯解脱刑具”。这天被判处死刑的总共四百多人。那以后郡中人常常不寒而栗，狡猾的百姓都辅佐官吏处理政事了。

这时赵禹、张汤因为严酷苛刻成为了九卿，然而他们理政还算宽松，依照法令而行事，而义纵却用苍鹰攻击小动物的办法施政。后来恰逢五铢钱和白银起用，豪民奸诈，京城中尤其严重，就让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王温舒最为凶恶，但他所做的事如果不预先告诉义纵，义纵就一定用盛气欺凌他，败坏他的功劳。他处理政事，所诛罚杀戮的人很多，然而获取的都是些小的治绩，奸诈之事越发不能全部禁绝了，直接执行皇上旨意的官员开始出现了。官吏处理政事以斩杀约束别人为要务，阎奉因为凶狠受重用了。义纵清廉，他治理的方法仿效郅都。皇上巡幸鼎湖，病了很长时间，病好后突然起驾巡幸甘泉宫，沿途道路大多没有修整好。皇上生气地说：“义纵认为我不会再走这条道了吗？”厌烦义纵。到了冬天，杨可正受命处理，义纵认为这样会扰乱百姓，让部下属吏拘捕那些为杨可办事的人。天子听到了，让杜式处理引事。认为义纵废弃君臣礼仪，破坏了天子要办的事，将义纵杀死，弃尸示众。一年以后，张汤也死了。

王温舒是阳陵人。年少时干过盗墓的坏事。后来被补任为县里的亭长，多次被罢职。当小吏，因审理案件而官至廷吏。奉事张汤，升任御史。监督追捕盗贱，杀死打伤了很多人，渐渐升迁到广平都尉。他挑选郡中豪强果敢无所顾忌的小吏十多人，让他们作自己的属吏，把握他们所有人暗中犯下的重罪，而操纵驱使他们督捕盗贼。如果谁捕获了王温舒想要抓的盗贼，使他满意了，那么此人虽然有百种罪过，也不依法惩处；如果谁有所回避，就根据他的旧事铲除他，并消灭他的宗族。因为这个缘故，齐地、赵地附近的盗贼不敢接近广平郡，广平有了路不拾遗的好名声。皇上听到了，提升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平素居住在广平的时候，完全了解河内郡的豪强奸猾之家，九月份等到他前往那里，他命令河内郡准备五十匹私马，设置从河内到长安的驿站，部署属吏的办法和驻守广平时的方针策略一样，逮捕郡中豪强奸猾之人，郡中的豪强猾民相互受牵连有一千多家。上书请示，拟罪大的灭族，罪小的处死本人，家财全部没收偿还赃物。奏书送去不过二三天，就得到了认可。论罪杀人，以至血流十多里。河内人都对他的奏书感到奇怪，认为是神速。到十二月底，郡中没有闹声，没人敢夜间出行，野外没有引起犬吠的偷盗行为。那些少数没有抓到的盗贼，逃到了附近的郡国，等到抓回来，正好春天到了。王温舒跺脚叹息道：“唉呀，让冬季再延长一个月，就办完我的事了！”他喜好杀戮惩罚施展威风，不爱惜别人到了这种地步。天子听到这件事，认为他能干，提升他为中尉。他处理政事又仿照在河内郡的做法，调来那些有名的为祸奸猾的官吏和他共事，河内郡的是杨皆、麻戊，关中的有杨赣、成信等人。义纵任内史，王温舒害怕他还不敢任意处理政事。等到义纵死了，张汤失败后，他被调任为廷尉，而尹齐任中尉。

尹齐是东郡茌平人。从处理文书的刀笔吏渐渐升至御史。事奉张汤，张汤屡次称赞他，认为他清廉勇武，让他督捕盗贼，所斩杀讨伐的犯人不回避权贵皇戚。尹齐任关内都尉，名声超过了宁成。皇上认为他能干，提升为中尉，官吏百姓的生活更加凋残破败。尹齐死板强横，很少讲礼仪，豪强凶狠的官吏隐伏藏匿，而善良的官吏不能为他处理政事，因此政事大多被废置了，他被判了罪。皇上又调任王温舒当中尉，而杨仆因为执行严酷成为了主爵都尉。

杨仆是宜阳人。以千夫长的身份当了小官。河南太守考虑并推举他，认为他能干，提升他为御史，让他到关东督捕盗贼。他处理政事仿效尹齐，被认为行事果敢凶悍。逐渐升任爵都尉，列位于九卿之中。天子认为他能干。南越反叛，任命他为楼船将军，立有功劳，被封为梁侯。后来被拘缚。过了很久，杨仆就病死了。

而王温舒又担任中尉。他为人缺少礼仪，在朝廷的职位上昏聩糊涂，不辩是非，到当上了都尉便心情开朗。他监督搜捕盗贼之事，平素熟悉关中地区的风俗，了解豪强凶狠的官吏，豪强凶狠的官吏全部都又被他任用，为他出谋划策。官吏们苛刻地审查盗贼。品行恶劣的少年投书函中收买告发奸诈之事的情报，在阡陌村落设置督察长来管理侦察督捕奸邪之人和盗贼。王温舒为人谄媚，善于奉事有权势的人，如果是没有权势的人，看待人家就如同看待奴仆。有权势的人家，虽然做有堆积如山的奸诈之事，也不依法惩处，没有权势的人，就是权贵皇戚也必定会受到欺凌侮辱。他玩弄法令条文巧诈地诋毁平民的狡猾之事，以此来胁迫大的豪强。他任中尉时就这样处理政事。奸邪狡猾的人被追究到底，大抵都皮开肉绽地死在狱中了，被判处有罪的没有能活着出狱的。他的助手属吏就像戴有冠帽的老虎。于是中尉管辖范围之内的中等以下的狡猾之人都隐伏起来了，有权势的人为他游说，扩大他的声誉，称赞他的治绩。处理政事几年后，他的属吏大多因为有权而致富了。

王温舒攻打东越回来后，议事时有不合天子旨意的言论，犯了法被判罪免官。这时天子正想建造通天台但没有人力，王温舒请求核查中尉属下的逃兵，得到几万人筑台。皇上很高兴，任命王温舒为少府。不久调任右内史，像他过去那样处理政事，奸邪之人稍稍受到抑制。后来犯法丢掉了官职。又担任右辅，代理中尉的政事，操守和过去一样。

一年多后，恰逢讨伐大宛的军队出发，皇上下诏征发豪强官吏，王温舒藏匿他的属吏华成。等到有人遇事告发王温舒收受部属的贿款，及其他奸邪贪利的事，罪行严重到要灭族，王温舒自杀了。那时他的两个弟弟以及两个姻亲亲家也各自犯了其他罪而被灭族。光禄勋徐自为说：“可悲啊，古时有灭三族的事，而王温舒犯罪严重到同时灭了五族！”

王温舒已死，家产价值累计一千金。几年后，尹齐在任淮阳都尉期间病死，家产价值不足五十金。他所诛杀灭绝的淮阳人很多，等到他死了，仇家要焚烧他的尸体，家属偷运他的尸体逃回家乡去埋葬。

自从王温舒等人用凶狠的手段处理政事，而郡守、都尉、诸侯和食禄二千石的官员想要处理政事的，他们理政的方法大抵都仿效王温舒，而官吏百姓越发轻易冒犯法令，盗贼不断兴起，南阳地区有梅免、白政、楚地有殷中、杜少、齐地有徐勃、燕地、赵地之间有坚卢、范生之类。大的团伙多到几千人，擅自立定名号，攻打城镇，夺取武库中的兵器，释放犯死罪的犯人，捆绑凌辱郡太守、都尉，杀死食禄二千石的官员，写作檄文通告各县为他们准备食物；小的团伙可以用百来计数，掳掠乡里的，不能尽数。于是天子开始命令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办此事，还不能禁绝，就派光禄大夫范昆、诸位辅都尉以及过去的九卿张德等人穿着绣衣，拿着旌节，用虎符调派军队来兴师打击他们，斩杀大团伙有的竟斩首了一万多个首级，至于依法诛杀那些给他们供给饮食的人，牵连到几个郡，最严重的涉及几千人。几年后，才稍稍捕获了他们的几个首领。被打散的士卒逃亡了，又聚集成团伙据守山川天险，常常是成群聚居，官府对他们没有办法。于是制定“沉命法”，说群盗兴起而官吏没有发觉，或虽发觉但捕获的人数不足规定的数额的，自食禄二千石官吏以下到小吏主事都要处死。那以后小官吏畏惧被诛杀，虽然辖境内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害怕不能捕获，犯法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让他们不要告发。所以盗贼更多了，上下官府互相隐匿，用书面文辞逃避法律制裁。

减宣是杨县人。因为任佐史无比能干而供职于河东太守府。卫青将军派人到河东买马，发现减宣无比能干，报告了皇上，就征召他担任大厩丞。他把公事办理得很好，逐渐升迁到了御史及中丞的高官。皇上派他处理主父偃以及淮南王反叛的案件，他用细微的法令条文苛刻地诋毁，杀害的人很多，被称许为敢于决断疑难案件。他屡次被罢官又屡次被起用，担任御史及中丞的时间几乎长达二十年。王温舒被免去中尉一职，而减宣担任左内史。他管理米盐之事，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经手，自己安排县中各曹司的财产器物，县令县丞等官吏都不得擅自改动，否则就用重法惩处他们。当官几年，郡中一切属官都是只处理小事，却只有减宣从小事到大事，都能够以他的能力办理，但这种做法难以成为常规。他中途被罢官。后来出任右扶风，因为怨恨成信而获罪，成信逃亡藏身于上林苑中，减宣派县令击杀成信，吏卒们射击成信时，误射中了上林苑的门，减宣被交给有关官吏判罪，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应当灭族，他就自杀了。而杜周得到了任用。

杜周是南阳杜衍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时，以杜周为助手，又推举他任廷尉史。事奉张汤，张汤屡次对皇上说他能干无比，使他官至御史。派他审理边地人众逃亡的事，他所判罪杀死的人很多。他上奏事情正合皇上的旨意，受到信任重用，和减宣相互交替，轮流担任中丞十多年。

他处理政事的方法和减宣相仿，然而处事慎重迟缓，外表宽松，内心苛刻至极。减宣担任左内史，杜周任廷尉，他处理事务很像张汤且善于察言观色。皇上所想要排挤的人，杜周就顺势陷害他；皇上所要宽释的人，就长期囚禁待审而暗中表露他的冤情。宾客中有人责备杜周说：“您为天子决断案件，不遵循三尺法令，专门用君主的旨意处理案件。司法官本业该像这样吗？”杜周说：“三尺法令是怎样产生的呢？”以前的君主认为对的就记录成为律，以后的君主认为对就分条陈述为令。“适合当时情况的就是对的，何必要严守古代的法呢！”

等到杜周任廷尉，皇上下诏让审理的案件也更多了。食禄二千石的官员被囚禁的新旧相加，不少于一百多人。郡国官吏和上级官府送给廷尉处理的案件，一年中多达一千多件。案件大的牵连逮捕为案件作证的几百人，小的几十人；远的距离几千里，近的几百里。会审时，官吏就要求证人按奏章上讲的告发弹劾别人，如果不服，就用鞭笞拷打的办法定案。于是人们听到有逮捕人的消息就都逃亡藏匿起来。案件拖延久的至于经历几次赦免，已十多年了却还相互告发的，大抵都是用大逆不道以上的罪名进行诬蔑的。廷尉以及京师官员奉诏审理的案件所逮捕的多达六、七万人，属吏所捕则要增加到十万多人。

杜周中途被罢官，后来担任金吾，追捕盗贼，逮捕查办桑弘羊、卫皇后兄弟的儿子，苛刻严酷，天子认为他竭全力没有私心，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他家中有两个儿子，分别当了黄河两侧郡地的太守。他处理政事凶暴严酷比王温舒等人都厉害。杜周当初被征召为廷吏时，只有一匹马，而且配备不全。等到他长期作官，官至三公行列时，子孙都当了高官，家财累积有好几万。

太史公说：从郅都至杜周十人，这些人都是因为严酷暴烈而出名。然而郅都刚直，明辨是非，敢为天下大事而争。张汤因为懂得权术，总能根据君主的旨意行事，当时屡次辩论政事的得失，国家靠他而获利。赵禹当时依据法律坚持正义。杜周奉迎阿谀，以少说话的办法保持慎重。自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审案大多诋毁严酷，公事逐渐败坏荒废。九卿庸庸碌碌地保守他们的官位，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有时间讨论法律以外的事情呢！然而这十个人中，那些清廉的人足以作为人们的表率，那些污浊的人足以成为人们的鉴戒，出谋划策教导他人，禁绝奸诈制止邪恶，一切作为也都是各种手段搭配适当，恩威并施。虽然惨烈严酷，但这符合他们的职位。至于像蜀郡太守冯当残暴地摧残人、广汉李贞擅自肢解人、东郡弥仆锯人颈项、天水骆璧逼供定案、河东褚广妄滥杀人、京兆无忌、冯翊殷周狠如毒蛇苍鹰、水衡都尉严奉拷打犯人受人贿赂请托，哪里值得数说呢！

古人云：乱世用重典，即在乱世之时，必用严刑峻法。曾国藩深通其中三昧，于是，在接受帮办团练大臣时，他定下的方针是四个字：“严刑峻法。”他对咸丰帝陈述道：“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又说，对于这些土匪，“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即正法”，“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他并且向咸丰帝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与忠心：“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全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这个奏折，是曾国藩狰狞面目的第一次大暴露，是他墨绖从戎后宣布的第一个大政方针，而这个大政方针又立即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这道朱批，使曾国藩有恃无恐。他在《与各州县书》中，公开指责以往的地方官镇压不力，“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因为他们“搜其巢穴，有拒捕之忧；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的指责更加锋利：“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锋起？”不能“宽厚载福”，不能“暗弱宽纵”，曾国藩的屠刀已是呼之欲出了。他一再向友朋和僚属表示：他决心“自别于畏死者之徒”，大干一场，“师武健严酷之为，以力振疲恭儒忍之风”，“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

他致书湖南各州、县绅耆，示谕办好团练，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共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根，聚众滋事，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在私人信件中，这样的“指令”也是连篇累牍，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如，对于“粤匪、土匪”，“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杀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如，“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余”；如，“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等。他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设立审案局，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窃窃自许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自述道：“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他设审案局是在咸丰三年正月下旬，到六月十二日，他即向咸丰帝报功说：“臣设局以来，……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仅据曾国藩自己供认，五个月中，他直接杀死了一百三十七人！约平均每天杀死一个人！并且经他“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数。又如安化蓝田串子会匪，前经札饬湘乡知县朱诒密住掩捕，捕获九十二名，其陆续正法者，亦不在此数。”他这样大规模地残杀，竟使湖南“文法吏大哗”，就更不必说普通人民的惶恐与仇恨了。

二十、拂逆

借人之拂逆，磨砺我之德性

“原文”

处逆境之道，惟《西铭》“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等句，最为亲切！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对待逆境的方法，只有《西铭》中所说的“像申生那样无处逃遁就束手待烹，像伯奇那样勇于追随而顺从命令”等话，说得最亲切。

“原文”

外境之迕，未可滞滤，置而遣之，终履夷涂。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外界困境的侵扰，不可常存心中，而应把它排除，这样，终究会走上坦途。

心要安定，气要静定，精神要安适，身体要泰定。

“原文”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办事，也往往有人干扰阻挠，这种违拗的情况，代代都有，人人难免。因为厌恶别人违拗自己的心意，定要别人顺从自己，便设法诛除异己，这是权奸的行径。听任其违拗自己，借此砥砺自己的德性，培养自己的耐心，委曲求全，并且以没有敌国外患，反而造成亡国为虑的，这就是圣贤的用心。借助别人的违拗，来磨砺我的德性，这就差不多了吧！

“详解”

《挺经》的主旨就在于在逆境中顽强挺立，等待机会的到来。因此，此章处逆境之道当属《挺经》的核心内容。曾国藩把逆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大的逆境，它关系到生死存亡；一类则是比较小的逆境，它关系到事情处理的顺遂与否，这也称为拂逆。

在逆境面前，曾国藩为什么会主张“无所逃而待烹”呢？这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将特别提一下曾国藩两次自杀的经历。1864年2月，新组建的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了岳州，但不久又被太平军夺回。岳州之役后，石达开之堂弟石贞祥与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得距长沙城北仅五十里的靖港，三月二十七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九十里的湘潭。王闿运后来分析道：“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二十刻，”与此同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两粤诸地本已很活跃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想”。当此之时，省城内外，官府上下，日夜惴惴，“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因而昼闭城门，自断饷道。曾国藩于是于三月廿四日（4月21日）集众计议，都说：“入城坐困，宜亲督战。”湘勇经岳州、宁乡两次挫败，阵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余名，加上林源恩所带一营远在平江驻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者已为数不多。以为数不多的练勇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当然不能同时兼顾靖港、湘潭两处。那么首先指向何处，当时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有人建议先夺取靖港的太平军大营。曾国藩因为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谕，也觉得若能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上；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有退避之嫌。但是幕友们多不同意，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理宜先夺取湘潭；若攻靖港大败，再退回省城，便是置自己于死地。持此主张最力者是陈士杰。他对王闿运说：“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闿运把这个意见转告曾国藩，曾“即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向曾国藩“尽其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俱陈上攻（湘潭）之便”。恰恰这时，“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定所向”。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下决心先攻湘潭，于三月二十八日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带领一千三百余人向湘潭方向增援。次日，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管带水师五营逆湘江而上，夹击湘潭，并且约定由曾国藩于第二天自带五营继进。

当天晚上，突然长沙县乡团的士绅来报：“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一听，立即动了心，认为：“湘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变更计划，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战船四十多只，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为湘江、资水交汇之处，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置铜官于此，故称铜官渚。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座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出发前，李元度极力劝阻说：“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不听，李元度和章寿麟都请求同行，他也不同意，并且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秘密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后将遗疏交湖南巡抚代陈，遗嘱则请交他的弟弟们。又说：“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善护之。”曾国藩大有孤注一掷之势。岂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不敢近岸，乃急令后退。却因风大水急，难以逆水而上，只得牵缆徐行。而缆绳又不断被太平军的小队砍断，水师因此大乱，溃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陆师八百名与团丁合军进击时，因团丁见太平军旗号便反奔，陆师也随之溃逃，争夺浮桥，桥坏板浮，坠水者百余人。曾国藩见这兵败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剑，站在桥头，立下令旗，大喊：“过旗者斩！”但湘勇都绕旗而过，抱头鼠窜，无可收拾。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溃散，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且“贼船直犯帅舟，矢可及也”。曾国藩在这种情况紧急，情绪悲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拖拉，曾国藩鼓眼吹胡子大骂，标兵无奈。正在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座船后舱跳出一个人来，一手把他拉上岸。此人叫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职。曾国藩出战前，陈士杰、李元度估计，如曾国藩兵败，必死，乃由章寿麟潜藏于曾氏座船船尾。此时，曾国藩见到章寿麟，依然尊严不减，怒道：“你来干什么？”章寿麟随口编出话来说：“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他给了曾国藩一个下台的阶梯。曾国藩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地回到了长沙市郊南湖港。第二天早晨，左宗棠缒城出，到船上会见曾国藩时，他的短袄上泥沙犹在。左宗棠劝慰他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他“嗔目不语”，只在纸上写明所存军械、弹丸、火药的数量，叫左宗棠代为检点。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藉藉，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布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和冷遇，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有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一些同窗好友，也多敬而远之。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了。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因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而被降二级调用。自靖港归省后，弃舟上岸，独居城南妙高峰上，想起自己的处分，又想起自己成师以来，初战失利于岳州，继而挫败于靖港，悲观至极，料必被朝廷科以重刑，乃写好遗折和遗片，谓自己“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只待填写自裁的日子了。只是由于身旁友人多方劝慰与鼓励，尤其他想起父亲曾麟书屡屡告诫他“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这才最后打消了自裁的念头。他父亲的信中有云：“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时人闻者，肃然起敬，传为美谈。当然，曾国藩没有去演这幕自裁的悲剧，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派去湘潭的队伍屡获胜仗，太平军死伤四千余人，炮械、战船也损失不少，败退岳州，主将林绍璋被革职。塔齐布等的这一胜利，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悲中有喜，他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能够继续上游。他笑着对幕友说：“死生盖有命哉”！

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尽则完全是由于湘军的骄傲造成的。1855年湘军由于几个月在岳州、城陵矶、武昌、罗家墩等地连战连胜，很有一股骄气和锐气，水勇赤膊短衩，手持刀枪，露立船头，急流东下。咸丰四年九月（1855年11月）水陆两师先后从武昌等地拔营起行，一路攻克大治、兴国，九月二十九日（11月15日）水师在蓟州获胜；十月初一、初四、初五（11月20、23日、24日）陆师在半壁山大获胜仗，逼太平军移屯下游之富池口。半壁山对岸为田家镇，在长江之北。太平军在此驻有重兵，约四万多人，且在江面上横亘铁锁链四道，铁锁链系在船、排之上，船上置枪，排上安炮，同时铺沙贮水，以防火弹延烧。铁锁链上游有战船三四十只，铁锁链下游约六十里处，则屯集各类大小船只。田家镇沿岸上下六七里，都安有炮台，统由燕王秦日纲管带。湘军根据“先攻南岸，次攻江西，然后合攻北面”的战略部署，十月初在半壁山获胜后，于十月十三日（12月1日）发起了新的进攻，斩断了江上铁锁链，焚烧了太平军船只四千多只，其所夺船五百多只，也一并烧毁。驻田家镇的太平军因而下撤。与此同时，在田家镇上游的蕲州，由检点曾凤传、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本与魁玉、杨昌泗尚相持不下，闻田家镇失守，也于次日深夜弃城东撤。此次田家镇之役，湘军的屠杀极其残忍，曾国藩自供道：仅仅南岸，“自半壁山以至富池口，中间沙州数里，前此初四、初五之战，尚有千余贼尸未收，至于焚溺半死之贼，复混杂于沙际水滨，残骸堆积，断肢漂流。”至于江面上，“申酉之际，追至三十余里之武穴地方，乃纵火大烧，烟焰蔽天”，“又三十里至龙岸，时已三更，凡烧船约四千余号，百里内外火光烛天，皆该逆历年所掳民船，同归浩劫”。

田家镇之役，使太平军于九江、安庆之上游顿失屏障，水师损耗殆尽，西征的计划再次受挫。而在湘军方面，“自有此军以来，陆路杀贼之多，无有过于初四之战，水路烧船之多，无有过于十三之役”；加上，北路桂明之绿营虽被朝廷明令归曾国藩节制，但行动迟缓，节节逗留，军功无几，屡遭上谕谴责，故湘军营哨弁勇此时更多骄慢之气，几有不可一世之概。正因为如此，它的挫败必然接踵而来。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水师在小胜之后冒险突进，一百二十多只轻便战船载着两千多水勇，尽除鄱阳湖口障碍，驶入湖内。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的太平军奋勇齐出，飞速设垒设卡，断了这大队水师的退路，使实力雄厚，一时所向无敌的湘军水师从此被截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其在长江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李孟群、彭玉麟只得放弃这些笨重船只，退逃上游。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因田家镇之胜，奉到上谕，“着赏穿黄马褂”。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大败于长江水面上。三更，九江林启容与小池口罗大纲的太平军，各抬数十只小船入江，乘月黑地暗，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湘军大乱，纷纷挂帆上驶，“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且有弃而逃者，粮台各所之船，水手尽行逃窜。”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号令不许开船，可是令不行禁不止。仓卒不及逃亡的战船被焚百余条，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文案全失”，连皇帝奖赏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搬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件，均成为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见自己手中的赌注已失，痛心疾首，再次投水自尽，又被幕客派人救起，送入罗泽南陆军营内。他还欲效春秋时晋国先轸之例，策马赴敌以死，被罗泽南、刘蓉等力劝乃止。事隔四年，至咸丰八年十二月，他犹余悸未定，感叹“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

正是因为这两次自杀经历，让曾国藩得出了“死生由命”、“吉凶同域”、“忧喜并时”等宿命论观点，既然一切由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此后曾国藩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再也没有想过去一死之了。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认识，才促成了他最后的成功。

自曾国藩两次自杀以后，他接下遇到的最大逆境是湘军三河之败。

年，太平天国重整朝纲，各路军师在枞阳大会之后，陈玉成、李秀成指挥的大军于8月收复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市），9月25日在滁州乌衣镇歼清军江北大营三四千人，9月26日在江浦县小店歼清军江南大营援师五千人，进而在浦口向江北大营进击，歼敌一万多人，使江北大营溃不成军；又乘胜克复江浦、六合、扬州、天长等重镇，使金陵与大江以北的交通得以恢复。同时，陈玉成部由潜山指向武汉，石达开大军进入湖南省境。在太平军击破江北大营前后，湘军李续宾率部从湖北猛攻安徽，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其势汹汹。但当他进攻太平天国的后勤基地三河镇时，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会同捻军张乐行共十余万人，挥师驰援，切断了湘军的退路，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于十月十日（11月5日）全部被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击毙。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曾国藩日夜忧伤，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给在乡间的弟弟们写信说：“金陵大营去冬即有克复之望，今年六七月间贼势尤极穷蹙。八月间，逆匪忽破浦口，德钦差营盘失陷。又破江浦、天长、仪征三县。扬州被围，并有失守之说。南京之贼接济已通，气势复旺。天下事诚有非意料所及者！”

与此同时，江西建昌、宁都一带由于战争仍频，千里赤地，疫病流行，传染到了兵勇。先行入闽的张运兰部三千多人便“留八百人在建昌养病”，萧启江部病者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吴国佐部病者不下八百人，刘长佑部“患病尤众，几于十人而九，不复能以成军”，“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这就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

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十月二十九日（12月3日）。他写信给儿子说：“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此贼指日可平，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变，又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但愿尔专心读书，……则余在军中，心常常自慰。”从此，曾国藩再不唱一年内肃清太平军的高调了，而且“公愤私戚，意绪瞀乱”。他“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

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分析了建昌东面的福建连城一带、南面江西信丰一带与北面景德镇一带的太平军的情况。三处虽均距建昌在五百里以外，但连城太平军人数少，“闽事不足深虑”，赣南太平军则“尚有畏避官兵之意”，且有开赴湘南的趋势，只有“景德镇之贼，无论东犯广信，西犯湖口，皆为莫大之患”。患在哪里？他认为，在江北三河溃败、安庆撤围的情况下，“若使南岸彭泽、湖口复有蹉跌，则九江亦且岌岌可危”，湘军在整个战场上很可能糜烂于一旦。因此，他强调，“就大局而论，景德镇情形又较重于南路”。于是他立即将自福建折回的张运兰部调至景德镇，与统带饶防兵勇的刘于淳汇合。舍东舍南而图北，是曾国藩的很重要的一着棋，为他后来进军安徽，包围金陵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曾国藩一生大半时间是身处官场之中，遭受的拂逆可谓数不胜数，这些拂逆有来自同僚的，有来自部下的，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上司的。那么，在这众多的拂逆面前，曾国藩是否真的做到了“圣贤之用心呢”？

在此，我们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曾国藩兵陷江西的例子。

咸丰六年，在江西战场上，虽然先后有三支从湖北、湖南赶来的援军，但曾国藩部已被强大的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昔日陷岳州、夺武昌，连帆东下的军威荡然无存。时过一年多，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仍不无遗憾地说：“前在珂乡二年，毫无功效”。

在政治上，曾国藩在江西的两年也处于相当困窘忧郁的境地。咸丰帝既要利用他，又不信任他。大臣的进谗与讥评，固不待言，即使以江西巡抚陈启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也认为曾国藩越权侵官，故意与之倾轧，多处掣肘。曾国藩要在江西重建水师，陈启迈却说江西本省毋庸设立；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一会儿写信说，江西要在厂内取去若干船只，一会儿又写信说，不复需用。曾国藩调罗泽南部会攻湖口，陈启迈却调他防景德镇，旋又调他西往义宁，回头又调往湖口，曾国藩几次都复信曲从。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往援，被太平军打败。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陈启迈“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能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最令曾国藩难堪的是，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在县内办团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看中，曾两次与陈面商，拟带他至军营效力，陈启迈当面含糊其辞，背后却命按察使恽光宸以彭寿颐正与彭才三打官司为由，将彭寿颐投入监狱，严刑凌虐。曾陈两人针锋相对，几至不能容止。曾国藩气急败坏，再也不顾自己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的情分，于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7月23日）上了一本《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指控他有虚报战绩、欺君罔上；朝令夕更、反复无常；保举不公、练团解体；徇庇下属、纪纲废弛等四大罪状。于是咸丰帝将陈启迈和恽光宸革职查办。虽然曾国藩出了一口气，但是接手的江西巡抚文俊并不因此与曾国藩和衷共济，依然对他排挤歧视。王定安评论说：“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这还是仅就曾国藩与地方主要长官的恶劣关系说的，即使与省中一般的文武官僚、绅士、良民（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不敢亲近、不能亲近、隔阂重重，以致处于孤立困厄的境地。他丁忧回籍后，仍然对此不能忘怀，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写信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万轩是也）。若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曾国藩的一腔衷情，娓娓诉来，想曾国荃读了，一定曾为阿兄暗抛怜悯之泪。

粮饷是军队的大事。无饷则勇溃，有钱便卖命，这是湘军的特点。而曾国藩驻江西两年，在筹饷这件事上也是困窘忧郁的。湘军的饷需原先完全由湖南供应。在出征鄂、赣之后，后方越来越远，转运艰难，常有无以为继之虞。因此曾国藩在兵败湖口，退守江西后，立即于二月二十七日（4月13日）上奏朝廷道：“今贼匪占踞汉口，臣军远隔下游，粮道已断，四川、湖南之饷，不能远解来营，即去岁准陕西饷下欠二十万两，亦不复解至臣军矣。仅恃江西捐项，臣等水陆万余人，殊不足以资接济。相应请旨饬下江西抚臣陈启迈于四年漕折项下，每月酌拨银两以济臣军。”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据曾国藩自己估计，他在江西的两支陆师和一支水师每月需银九万两，但是陈启迈总共只给他数万两漕折银，而且“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掣人之肘而市己之恩”。

欠饷、缺饷给曾国藩所带来的不止是个人的苦恼，更主要的是军事上的恶果。咸丰七年初，毕金科部驻饶州，因久未领粮饷，面有菜色，多次索饷亦无结果。后来，“有司者责君，能破景德镇，军食可图也”。鲁莽的毕金科于是率领饥疲之勇千余人，贸然骤攻景德镇，陷于太平军的包围圈中，死于阵前，全军亦随之覆没。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到毕金科战死的地方去凭吊，并令人立碑。后来，曾国藩又特作《毕君殉难碑记》，其碑铭说：“人心之贼，一矢或伤。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郁极思伸，矫首砥天。徒飞无翼，或坠于渊。渊则有底，愤无已！”这与其说是追悼毕金科，不如说是曾国藩在江西两年的自伤自叹。

可见，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曾国藩那种“动心忍性，委曲求全”的圣贤是用心是无法发挥的，因为，粮饷是军队的生命，岂可一忍了之。

第二个例子是天京攻破后来自上司甚至朝廷的猜忌、怀疑、防范甚至威逼。金陵攻克以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方山居民于城外逮住，解交曾国荃军中。部将萧孚泗等为了冒功，却呈报是他们派兵拿获的，并且把解送李秀成的乡民们绑起来拷问，勒索李秀成随身所带金银珠宝。与这事有关的将领兵弁，不是曾家的亲戚，便是邻里乡亲；曾国藩兄弟明知萧孚泗等人的胡作非为，大损湘军声誉，也只好眼睁眼闭，置之不问。而这事传到外面，众口喧腾，曾国藩兄弟又成为众矢之的了。

当时朝野都以为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理应献俘京师。而曾国藩兄弟却因为李秀成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解到北京，湘军一切不太合法的事迹，势难掩饰，又将贻人攻击口实，生出无数波澜来。因此不顾朝旨的勒令，同僚的劝阻，毅然“先斩后奏”，迅雷不及掩耳地先把李秀成杀了，然后再向清廷解释原因，清廷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然而攻讦曾国藩兄弟的流言满天飞，诸如“杀人灭口”、“专横跋扈”之类的指摘，不一而足。

甚至有人认为李秀成并没有死，曾国藩所杀的只是替身而已。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过明查暗访。

更有一事，也使曾国藩十分难堪：金陵城破之后，曾国藩根据曾国荃报告，曾向清廷奏报：城内太平军，或擒斩，或自尽，或追杀，无一漏网。幼主洪福癹则死于乱军之中。不幸几个月之后，江西巡抚沈葆桢却奏报擒获自金陵逃出的幼主洪福癹等一干太平天国高级领袖。据供同时逃出金陵的，不下数千人。

这一来，已足证明曾国藩从前的奏报，是虚伪不实的了。至少应负“失察”之过。要不是有克复金陵、荡平大乱的大功，这“饰词入奏，铺张战绩”的欺罔罪名，曾国藩兄弟是逃不了的。虽然清廷不便明显地加罪，而来自各处的冷讽热嘲，也是够使人难堪的。第二年起居注官蔡寿祺竟引此事而弹劾曾国藩。是否出于清廷的授意，不得而知；但蔡寿祺以一个小小的起居注官，虽然敢弹劾功业正盛的总督大臣，倘非“见风使舵”，是难以想象的。如此则清朝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信任程度，已足可使人怀疑了。

清廷对于曾国藩兄弟明加封赏，在骨子里却是疑忌横生、猜防备至。这对于一生以克己自持，谦退为怀的曾国藩来说，并不难接受，能小心翼翼地挺下去。可是天生火爆脾气的曾国荃，就咽不下这口冤气了。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后，竟谕令“照准”，连一句表示安慰的话都没有，仅赏给人参六两而已。

曾国荃感到满腔冤愤，无处发泄。当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再到南京，住进刚修建完成的总督署时，群僚毕贺，冠盖云集。曾国荃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指责清廷功高赏薄，是非不分，一时声泪俱下。曾国藩在旁劝止不住，窘急得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曾国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他跟骆秉章、鲍起豹会奏湘潭之胜与靖港之败，请奖赏立功之将，而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自动请罪。折中有“请将臣交刑部从重治罪”之语。不料清廷在获悉这个湘境空前大捷的大好消息之余，竟会革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甚至于还由咸丰皇帝御笔朱谕，加以嬉笑怒骂，盛词相责。咸丰毫不容情地大骂曾国藩：

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打了七八年烂仗，做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钱我不出，连一个像样的名义也不愿给。始终是前礼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义，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

清王朝中不少大臣忌妒曾国藩的大功而向慈禧进谗，如祁隽藻辈即引曾国藩少年时渡洞庭湖诗：“直将云梦吞如蔼，未信君山铲不平”句，强调曾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刘先主自许，以诗为证，入情入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湘军的兵力使清朝奈何不得，只好加以羁縻，同时曾国藩又善于自处，否则一定会兴大狱，或是兵戎相见了。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紧张。引退之念，皆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嗅到朝中亲贵大臣倾挤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更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尤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如其致同乡部左侍郎黄悼函说：

弟自庚申（咸丰十年，1860）忝兵符以来夙夜只惧，最畏人言。返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近有朱、卢、穆等文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便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

此函颇明白地透露出对朝内倾挤之怨。在其具疏请辞之先，亦将引退决心函告郭嵩焘：

近来礼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势收声，引嫌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未审遂加人愿否？

此已充分表明曾国藩决心引退之志，而无所隐瞒与系恋。曾国藩值此众谤丛集之会，惟有与弟曾国荃互相安慰，互相勉励，其致曾国荃函，尤见心情之充分流露。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三日函说：

弟军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余岂忍更有挑剔？况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即兄弟同心御侮，尚恐众推墙倒。岂肯微生芥蒂，又岂肯因弟词气稍戆，藏诸胸臆？又岂肯受他人千言万怄，遂不容胸弟片语乎？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养。此时之兄弟，实患难风波之兄弟。惟有互劝互勖，互恭维而已。

至于朝廷方面之猜嫌疑忌，尤加深曾国藩之恐惧忧烦。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虏获无算。因此有御史贾铎之弹劾，弹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铎弹章饬谕曾国藩，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诫。

朝廷故示生杀之威，操纵臣下，尤足使曾国藩惊惧伤心。此一谕旨，极具参考价值，足为研究当时政情之重大参考。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一日上谕：

据御史贾铎奏：请饬曾国藩等勉益加勉，力图久大之规，并粤逆所掠金银，悉运金陵，请令查明报部备拨等语。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至国家命将出师，拯民水火，岂为征利之图。惟用兵日久，帑项早虚，兵民生困，若如该御史所奏，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济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属实，谅曾国藩亦必早有布置。惟该御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令该大臣知悉。

同时，果然有科尔泌亲王僧格林泌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自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七月十八日会见曾国藩，住于舟中，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之猜疑，对湘军之防范，表露至为明显。

在这种种拂逆面前，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动心忍性”的圣贤用心，不断地表白自己不愿官居高位的心迹，只是让人感到过于悲凉。

第三个例子是曾国藩剿捻防线崩溃之时。针对当时捻军呼啸而来、呼啸而过的特点，曾国藩摒弃了僧格林沁前堵后追的疲劳战术，而代之以千里布防之法，但他辛苦筑就的千里防线都在一夜之间被捻军冲破，从而使他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淮、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项。”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师干，尤宜通筹全局，毋得去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厉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懒，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戮，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砝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定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言，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紧，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瞑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的这种状态在一首名为《送梅伯言归金陵》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金门混迹发苍苍，从此菰蒲岁月长。

人世正酣争夺梦，老翁已泊水云乡。

自来素业衡轻重，久觉红尘可悯伤。只恐诗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办“剿”捻事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这套对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属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的内容，显得过于被动。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之时，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处置办法吗？

引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不仅把逆境称为逆境，而且把顺境也称为逆境，因为他要求自己在顺境中看到逆境，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吧。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又开导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他曾作一联道：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常留余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曾国藩这里，成为了他治政治军过程中处事的一条原则。他在攻克金陵前对曾国荃强调说：“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这种“功不独占”的思想，都是“常留余地”的具体化。他对下属，也常劝诫他们“常留余地”。例如，当鲍超“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之际，他写信给鲍超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盛衰消息，“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本是自然规律。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的思考，是具有辩证因素的。他告诫诸弟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敌对阶级的真枪实弹。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曾国藩也是过分自责了。

二十一、高位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原文”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案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担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参与，好比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二是不善终，古人曾说每天都要谨慎，唯恐不能善终，因为身居高位险地，而又能善终的人很少；三是不能胜任，古人曾说要小心谨慎，好比在朽板上驾驶六匹马，战战兢兢，就像随时都要坠入万丈深渊，怕的就是自己无法胜任。

“原文”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身居高位，掌握重权的人，每天都处在忧患之中，至于他的成败祸福，则完全取决于天。

“原文”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让大家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这就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有福而不过分享用，所以总是以“俭”字为主，仆人奴婢少用，银钱少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了；有势不多使，就会少管闲事，少评判是非了，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怕你，则自然可以长久了。

我再三考虑，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以前曾经嫌这样太急促，而功成身退，则是越快越好。

“详解”

人们把一生中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功名利禄上，然而，当你功成名就后，真的就会一切都称心如意吗？恐怕谁也不敢这么说，因为只要听听贵为天子的唐太宗对这个问题的高论，便可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有一次，唐太宗对众臣说：“有人说当了皇帝就是得到了最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了。事实上，我却是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的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再没有能够正过失的人了。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一来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了臣民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是那样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们对君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所以我不仅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更要时时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顺应天意与民心。”这时旁边的魏征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虚待人，严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

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李泰最得李世民宠爱。一天，李世民正在批阅邸报，李泰走到他跟前，他只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让儿子到一边去玩，就又沉思起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李世民看完文件后，才招呼李泰过来。李泰扑到李世民怀里，看着李世民十分疲惫的脸，说：“臣儿也读了几本史书，见过去的许多帝王，每日喝酒作乐，成天逍遥自在；但儿每次见父皇，都疲劳不堪，这是为什么呢”？李世民说：“这是因为做一个有为的帝王是很难的！”李泰说：“现在天下太平无事，朝里大臣都兢兢业业，各安职守，陛下只要不时督促他们就行了，又有什么难呢？”李世民托起李泰的下巴，在他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说：“你小孩子家怎么知道呢”当帝王的只有一个心，但同时也是一个目标，攻这个目标的人真不知有多少。有的凭自己的勇敢力气、有的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有的专会阿谀奉承、有的尽干奸诈欺骗、还有的专门研究揣摸帝王的心思，然后投其所好。帝王的心像车轮的轴一样，他们就恰像轮子的辐条一样，各个方面都把帝王的心包围起来。帝王稍一松懈，只要被其中一个击中，危险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是当帝王的难处啊！我所以日日感到疲惫，就是因为不敢有一时的松懈的缘故！李世民又指了指桌子上刚才看过邸报说道：“我在看它们的时候，要考虑哪一些是有价值的、可用的，另一方面还要时时提防不要被其中的谄谀、奸诈、投其所好等击中。”李泰似乎明白了这一点，说：“我原先以为帝王好当呢，原来竟这样难。”李世民笑道：“所以说，你是当不了帝王的呀！”

身为皇帝尚且如此，身为臣子的曾国藩岂不知身居高位的危险，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确实屡获朝廷重任，对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尔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如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感恩图报，正如他写给沅弟的信中所说：“前此骆、胡、王、薛诸人，皆以巡抚而赏头品顶戴，今弟以记名臬司获此殊恩，宜如何感激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他写道：“余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位望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节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个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容忍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他准确地估计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如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三更半夜，他在安庆接到湘军攻下金陵的咨文时，竟然“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此时此刻，喜与欢固不待言，可是，他何惧何悲？个中内情，后人虽不敢妄断臆说，却确知曾国藩大喜的日子里颇有隐忧！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曾国藩的这种“恐高症”，使他坐失了一次唾手可得的千古良机，自己称帝。

湘军初创时，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的计划。后因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因此清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的辞呈尚未寄出，而清廷便已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面子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而这也是湘军造反的根本原因。

咸丰帝在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事实上，曾国藩攻克金陵以后，却仅仅给了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人一听到这个奖赏，都说侯爵太细。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然归宿。太平军失败后，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事端，想把湘军将领一网打尽。于是编修蔡寿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有的放矢。而后，清廷又下诏，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引发了湘军的造反。

打了十多年烂仗，花了老百姓许多的钱，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不是十二道金牌是什么？因此，诏命刚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

据记载，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尚未熄灭，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齐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见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薄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笺，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幅对联，掷笔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上下两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围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也表情各异。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之中。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闿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候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诫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国藩看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零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

咸丰十年（1860）王闿运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曾国藩口口声声以高位为惧，却并不能真正身体力行，以致最终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翻了船。

同治九年（1870）五月间，天津东门外运河边，法国天主教堂设立的仁慈堂里，死了三、四个收养的婴孩。同时，天津市盛传拐骗幼童的事件不断发生。内中有个拐骗犯，名叫武兰珍，在大堂直供，“系天主教指使”，当场搜出的蒙汗药，武兰珍供称是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提供的。此事一传开，群情激奋，不可抑止。自咸丰十年《北京条约》后，法国天主教始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传教士强占民地，教民又仗势欺人。教堂与民众的矛盾与日俱增。死婴拐幼的事件发生后，真如火上加油。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质，天律市民不期而至者竟近万人。他们聚集在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可崇厚未敢放肆，仅派几个官弁去劝阻。丰大业大怒，直奔崇厚的衙门，咆哮辱骂，开枪恫吓，捣毁器物。出门后，恰好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刘杰正因天主堂附近发生殴斗，特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不问青红皂白，横蛮纠缠刘杰，并拔枪向刘杰射击，却打死刘杰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复鸣枪威胁。市民们怒不可遏，乃一轰而上，当场将丰大业和西蒙打死，且如夺闸的洪水，鸣锣聚众，焚毁了法国的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和几所教堂，共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也被打、被杀三四十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事件之后，法国联合英、美等七国驻华外交官，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在天津、烟台一带集结兵舰，以为声势，法国海军提督甚至声言要化天津为焦土。清政府最初指定崇厚来处理这一案件。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对侵略者一味容让屈膝，他就是在光绪五年（1879）擅自签订《瓦里几亚条约》，拱手将新疆伊犁之北的大片领土让与沙俄帝国的这个人。加上在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清廷上下，议论纷纷，“于和战之计，亦尚未定”，因而中法关系骤然紧张。

正是在这种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情况下，接任直隶总督才十五个月的曾国藩，五月二十六日在河北保定接到了谕旨，命他赴天津处理此案。当时，他肝病眩晕，正请假在调治之中。他手捧谕旨，颤栗不安，“踌躇未决”。五月三十日，他叹息地写道：“此生一无所成，无可挽救。而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为何人尚未去天津，案件尚未上身，就感到“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呢？无非是天津民意激愤难违，侵略势力猖狂难抗，朝廷政见摇摆难依。他反复筹思，“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果然，他于六月初四写了这么一封类似遗嘱的信给曾纪泽和曾纪鸿。信中说：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棠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刻发送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是我为弥缝缺憾耳。

这封长达一千多字的信，对自己后事的安排，对儿子为人处世的嘱咐，说得何等详尽！这封信足以看出曾国藩当时誓死赴难的决心，和诚惶诚恐的情绪，为他的天津之行，事先涂上了浓厚的奇特色彩。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无不违反常态，已流露出他此行的奇特性。

曾国藩于六月初十日抵达天津，九月二十日离津，总共不过一百零二天。如果从接到处理天津教案的谕旨日起，到八月四日改调两江总督止，则不过七十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曾国藩曾一度眩晕、腹泄、呕吐，崇厚因此上奏总督病重，请另派重臣，清廷乃着工部尚书毛昶熙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八月，又命李鸿章会同办理，并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后共逮捕了无辜群众八十多人，于八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分两批结案，共杀天津市民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同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还付给法国“赔偿费及抚恤费”共五十多万两银子。朝廷还令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一场中国人民反教会的斗争，便以如此滥杀无辜和屈辱赔款而告终。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曾国藩本人获得的是什么呢？在他办案将了未了之时，便“一时舆论大哗”，不少人谴责他“畏葸辱国”。他的“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如仓植指责说：“诚恐上损国体，下失民心，为今之计，当不应尔。”连在京的湖南同乡也把他书写的悬挂在湖广会馆的楹联，气忿地撕毁了。可以说，他的“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

曾国藩本人也并不认为自己处理恰当而心安理得。他内心痛苦，愧悔交集，自省说：“此案自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已为“时论所弃”。他哀叹道：“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甚至后悔自己在攻战金陵后，没有激流勇退。“仆自问［同治］四五年，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所得到的，除了时人的指责，便是自己精神的悒郁和病情的加剧。一年多一点时间后，他过早地谢世，不能说与此无关。

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但是，他是个绝项聪明的人，懂得“功高震主”一语的内涵。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对曾国藩本人来说，当时简直不是福，而是祸，他是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的政治敏感性之强，和他的老成练达。所以，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之后，曾国藩便接连采取韬晦之计。同治四、五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受到严旨诘责七次，被御史参劾五次。这样的急风骤雨，不能不使他胆颤心惊，“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于是，他的韬晦之计，进而发展为引退的念头。他多次拟奏请开缺回籍，终老林泉，却被戚友所劝阻。他哀叹说：“人以极品为荣，吾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加上他逐渐步入垂暮之年，身患重病，“登阶升降需人扶持”，精力的衰竭，加深了他害怕风浪、但求敷衍平稳的心态。曾国藩正是抱着这种焦灼、忧郁、惧祸，在夹缝中讨生活，“向平实处用功”的打算去处理天津教案的。

二十二、求才

求人自辅，须知人才至难

“原文”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捕捉食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因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原文”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以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以苦口叮嘱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择取人的方式，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办事的方法，关键是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就是作为官吏对命案、盗案必须亲自勘验，并亲自到乡村巡视；作为将官就必须亲自巡视营地，亲自察看敌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细分析它的大条理、小条理、起初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分析它的头绪，又综合它的类别。眼到，就是要专心地观察人、认真地读公文。手到，就是对人的才能长短、事情的关键所在，勤作笔记，以防止遗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时虽然已有公文，仍要苦口叮嘱。

“原文”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挑选将材，必须要找有深远智慧谋略的人，而且要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条件都具备，就是最好的人选。

“详解”

一个处于逆境中的人，或一个想成就某种事业的人，靠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他必须有同伴、朋友，有辅佐他的人。因此，求才，以及如何识才、求才，就是曾国藩《挺经》的重要内容。

说到人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他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千里马常有，那些慧眼识人，看重贤才的伯乐也世代皆有。先说说周代的伯乐们。商末，周族的势力大增，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后来西伯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他的儿子姬昌即位。姬昌为了替父亲报仇雪恨，开始积蓄力量，图谋灭商。商纣王昏庸无道，整日淫逸玩乐，不听群臣劝谏，甚至杀死自己的兄长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有一次纣王又开杀戒，正在殷都的周候姬昌闻听悲叹，也被纣王网罗罪名禁闭羑里城（今河南汤阴县北部）。直到周人闳天、散宜生进献美女宝器，姬昌才被放了出来，还被纣王授予了征伐诸侯的特权。

姬昌回到周地后，自己称王，即周文王。文王尊老爱幼，礼贤下士，赢得了不少诸侯的拥护，前来归降投奔的贤人志士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劝谏过纣王75次的商朝贵族辛用大夫。周文王还出游访查人才。一次，他在渭水南岸遇见了老人姜尚，即太公望，又名吕尚。姜尚向文王陈述了治国安邦的见解，正中姬昌的心境。自此，太公望辅助文王治理周族，训练军队，准备灭商纣王。因为周文王本是贤能之士，治国又尽力委任于吕尚等贤能之士，所以周迅速强大起来，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周文王虽然早死，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儿子周武王消灭商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武王曾经为求才之事与姜太公专门展开过讨论。他问姜太公说：“选拔贤者，却有因此危亡的，这是为什么？”姜太公说：“选拔了贤人却不用贤人，这是只有选贤的虚名，而没有得到真正贤人的实际好处。”

周武王又说：“这种情况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姜太公说：“这种情况的错误，在于君主只喜欢做微小的好事，没有得到真正的贤才。”

周武王说：“喜欢做微小好事的人，怎么样呢？”姜太公说：“君主爱好听赞美的话，而不厌谗言，把不好的人当做贤人、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奸臣当做忠臣、把不守信义的人当做诚实的人。这样的君主把会阿谀奉承作为功劳，把敢于批评当作罪过；有功劳的人不被奖赏，有罪的人也不受处罚；结伙多的人被提拔，人数少的就被排斥，因此群臣互相结伙而蒙弊贤能，百官互相勾结而尽干坏事；忠臣因为指责君主，无罪而处死；奸臣因为会奉承君主，无功劳而受奖赏。因此他的国家各种危亡的迹象就表现出来了。”

周武王说：“好！我今天听到了批评和阿谀的情况了。”

周公，乃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名旦。他最早被封在周地（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因此，就称他为周公。他不但为人忠诚，且很有才能。周武王即位后，始终重用周公为辅佐。周公跟随着周武王，历经多年征战，灭亡殷商，建立周朝。

周公受文王的影响，很早就懂得求贤才与建大业之间的关系。他地位虽极为显赫，但对待贤能之士却非常敬重。有时他正在洗头，听说有贤人求见，就马上握着湿发去会见，甚至洗一次头要中断三次。遇到吃饭时，有贤才求见，他也要赶快吐出嘴里的食物去接见，从不怠慢。有时吃一顿饭要因此中断三次。周公礼贤下士名声传遍天下，贤能之士都愿意投奔到他的门下。

周公很尊敬军师姜太公和另一位贤能之臣召公，遇事总是虚心求教。即使他的见解正确，别人意见错误时，也从不盛气凌人，恃功自傲。

周武王临死时，委托周公辅佐他13岁的儿子诵继承王位，诵就是历史上的周成王。

周公担负起治国重任，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与姜太公、召公等贤臣一起制订各种法令、制度，使周王朝的政权稳定。

周公既辅佐成王，留在京城，便派他的儿子伯禽代替他受封于鲁国。临行前，周公叮咛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地位算是显贵了。但我还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接待贤士从不敢怠慢。即使这样，我还恐怕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一定要记住这条治国的基本道理！”周公把纳贤作为首要大事，这是他能够为周王朝建立功业的主要原因。

西汉武帝也以广用人才而著称，他曾下诏说：“要建不平凡的功绩，就必须依靠不平凡的人。有的马狂奔踢人，但能够日跑千里，读书人中有的被世人讥讽嘲笑，但却能建立一番功业和名声。那些狂奔乱跳不走正路的马，放荡不守礼法的读书人，关键在于善于驾驭和使用罢了。现在命令各州郡，从小吏百姓中考察推荐才能出众的，可以担任将相和出使远方国家的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与贞观时代一批出类拔萃的朝臣们缔造的“贞观之治”一直被后人所讴歌。

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之一，就是广开才路，任用贤能，而在用人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计较恩仇亲疏。在贞观的朝臣中，有隋炀帝的旧臣，也有起义军的首领，有王世充的部将，也有先太子建成的谋臣。只要有贤能他都予以重用。

著名的谏臣魏征，在李世民继位之前，就曾是东宫太子建成的谋臣。当时，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他功勋卓著，人心倾归，部下人才济济。魏征深感他是建成的威胁，多次劝太子早除秦王，并亲自参与布置杀害李世民的密谋。“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夺取了皇帝的宝座。他立即召魏征到殿前问他：“当初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在我们之间挑起祸端？”魏征从容答道：“若先太子早纳臣言，必无今日之祸。”说完，仰首挺立等待杀头。众臣都以为他必死无疑，而太宗却看重魏征的卓识与才能，不但未加害，反而引为心腹，将他封为谏议大夫，以后又提升为宰相。魏征也视太宗为知音，尽心辅佐，成为唐兴的栋梁之臣。

李神通是太宗的叔父，他既是当年太原起兵的将领，又是太宗的亲信。他对自己的封爵不满，向太宗抗议说：“当年太原起兵我率部响应，而今房玄龄、杜如晦等靠耍笔杆子，功劳却在我之上，我不服！”太宗说：“开始起兵时，叔父响应恐怕是为了自谋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又被刘黑闼打得望风而逃。房玄龄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坐在那里安定了国家，论功本应在叔父之上。叔父是我的至亲，对您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吝啬的，只是不能凭着私恩与功臣同赏罢了。”诸将听了都心悦诚服，认为太宗很公道。

但太宗又不是因亲埋没人才。长孙无忌是皇后的哥哥，外戚掌权历来是众矢之的，所以皇后和无忌本人都要求避嫌，再三请求当一个空头官，但李世民不允许，坚持任命无忌为宰相。他说：“长孙无忌才兼文武，我选拔的是人才，不是妻舅。”长孙无忌果不负李世民的重托，政绩卓著，堪称一代贤相。

由于李世民实行“量才录用，不避仇亲”的原则，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真正的治国之才，开创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大唐帝国。

真正的千里马都是有一定的脾气的，他们大多清高，不乐为庸主所用，更不屑与轻视他们的人为伍，这就需要伯乐们有诚心与耐心。而历史上的成汤求伊尹、魏文侯求段干木、齐桓公五往求士、刘备三顾茅庐，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距今3000年前，中国正处于夏朝，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荒淫无度，残忍成性，百姓民不卿生，夏王朝日趋衰落。

此时，夏王朝的一个属国———商却日趋强盛起来。商国国君成汤胸怀大略，贤明能干，广施仁义，礼贤下士，注重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商国也越来越强大富庶。

成汤每年要向夏王朝纳贡。沿途他听到夏王朝百姓怨声载道：“时日曷哀，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结束啊？我们情愿与你一起灭亡！成汤看到桀王把国家搞成这样，非常不安，他到处寻访贤才，想推荐给夏王，使他能纳贤从谏，治好国家。

成汤听说伊尹是贤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细心养蚕，还潜心读书，研究三皇五帝、尧、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国之道。成汤派使者带着重礼去聘请伊尹。伊尹婉言谢绝说：“我只是一个农夫，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多谢商王。”

成汤对伊尹的一请不就并不灰心，派使者带更多的礼品，再次去请伊尹。伊尹对于成汤的再次聘请虽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只是一个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无故收受商王的礼物，坦然受任呢？”

成汤对伊尹的两次拒绝既不灰心也不恼怒，认为自己有真心有诚意，定能打动伊尹。就派人再次带着更珍贵的礼品去请伊尹。

伊尹早听说成汤宽仁大德，礼贤下士。现在看到成汤能够屈尊来聘请他这个农夫，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便欣然从命，随使者来到商都毫。成汤非常高兴，亲自出迎，并想留下伊尹帮助自己治理国政。但伊尹认为：桀虽然暴戾跋扈，却是夏朝的君主，成汤虽然贤德，却只是臣子，他不能舍君而辅臣。于是伊尹来到夏都。

桀见到伊尹，并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无道，实在无可救药，料定夏朝灭亡已成定局。于是仔细考察了夏朝朝廷内外的形势，离开了夏都。

成汤见伊尹没被重用，就把他聘请到商为相。伊尹帮成汤发展农业，屯集粮草，铸造兵器，加紧操练亲兵。

公元前7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王桀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兵败被俘，夏朝灭。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后，伊尹又帮助成汤安定了天下。

魏文侯是个贤明的君主，他十分重视搜寻人才。他以诚实、守信为立身之本，以朋友的身份与贤才相处，从不摆国君的架子。

魏文侯得知段干木是位贤才，平生不为利禄所诱，隐居在西河乡下，就亲自前去求见。

魏文侯一行乘着宝马华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河，一直找到段干木门前，魏文侯亲自叩门。段干木躲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魏文侯把车子停到村边，步行前来求见，段干木还是避而不见。文侯叹息：“真是不为名利的高士啊！”

以后的一个月，文侯每日亲自求见。乡下百姓都骂段干木摆臭架子。

段干木见文侯心诚，深受感动，只好相见。文侯接他还都，以客礼待，以师事之。

四方贤士听后，都纷纷前来投奔。文侯量才录用，堂下人才济济。秦国屡次想攻魏，都因惧怕文侯手下多贤人，不敢妄动。

魏文侯与人相处，最讲究信用。一天，文侯在宫中宴请诸臣，暴雨骤降。时至中午，雨还没停。文侯问：“现在是何时？”

左右答道：“已到中午”。

文侯连忙起身，要备马打猎，大臣们都劝说：“如此大雨，还是不去为好。”

文侯道：“寡人已与别人约好，他们一定在郊外等我，虽是下雨，但不能违约。”随即登车而去。

群臣无不感慨道：“君王如此守信用，国家如何会治理不好呢？”

当时因文侯诚信，卜子夏、田子方之属，吴起、乐羊、西门豹之徒皆归于魏。文侯还努力发展生产，安定百姓生活，使魏成为战国初的一个强国。

春秋首霸齐国桓公，慕名拜访小臣稷一天去了三次，都没见到小臣稷，齐桓公的随从人员说：“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君，拜见一个平民百姓，一天去三次，没有能够见到，这也就可以作罢了。”齐桓公说：“不能这样说。用骄傲的态度对待官职和俸禄的士人，当然看不起他的国君；他的国君用骄傲的态度对待霸业王业，也就看不起士人。即使小臣稷先生轻视官职俸禄，我怎么敢轻视霸业王业呢？”于是齐桓王五次拜访小臣稷，终见到见到了他。

天下的诸侯听说此事后，都说：“齐桓公对平民百姓还能如此尊重，更何况国君呢！”于是诸侯们接连不断地朝见齐桓公，没有不去朝见的。齐桓公之所以能九次联合诸侯会盟，使天下的一切得到匡正，都在于他能这样地对待贤士。《诗经》上说：“只要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会来归顺。”齐桓公就做到了。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今河北涿县），其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

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全国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怀大志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起初，刘备始终没有机会扩充实力，无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力，辗转依附公孙赞、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四处奔命，寄人篱下，前程渺茫。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实力，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当时的俊杰，他就很想见到诸葛亮，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顾茅庐。”

诸葛亮字孔明，琅？阳都县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这期间，他并没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表明他立志要兼有将相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汉朝崩溃，群雄混战，权臣控制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义于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智术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成。不过，我的壮志并未因此减退，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希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刘备的谦恭诚恳、礼贤下士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由于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这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如武丁就是通过托梦的方法来求才的。伊尹之后，商朝又出现了一位贤相，叫傅说。他是商王朝第23个王武丁时期的版筑奴隶。

武丁继承王位后，立志做一个像商汤那样有作为的君主。他时常对臣下讲：“商汤能够灭夏兴商，是因为有伊尹的佐助；今日要复兴商朝，也必须找一位像伊尹那样的好助手才行。”

武丁继位后三年不理朝政，将国家大事委任给冢宰大臣处理，以便观察国内的局势，并留心寻访王佐之才。他暗中观察群臣，都非理想的治国贤才，便到百工中访求，发现奴隶傅说颇有才能，想任他为相，治理国家。但是，无缘由地启用一个奴隶辅佐治国，那些朝中显宦肯定不同意。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妙计。

一天晚上，武丁入睡后，故意大笑不止，手下人以为他在梦中笑醒，连忙向他道贺，问他做了什么好梦。武丁微笑着说：“振兴商朝大有希望。刚才我梦见先王商汤给我推荐了一个大贤人，名叫傅说。希望诸位赶快把他找来。”

商朝人特别信神。文武百官又听说傅说是商汤介绍的大贤人，谁都不敢不相信。可是，大伙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这位大贤。他们便集聚在武丁面前，问他们当中有没有梦见的那位大贤，武丁故意把眼前的人看了一遍，摇摇头说：“诸位没有一个像。”文武百官只好跪在武丁前，向他讨教：

“请问君王，你梦见的那位大贤的相貌如何？”

武丁便把傅说的长相、特征，活灵活现地讲了出来，手下人听了，便到了各地百姓中去寻访。

几天过去了，寻访傅说的人纷纷回报武丁：“遍访各地百姓，没有一个像傅说的。”

不久，寻访傅说的人告诉商王武丁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附近）有个奴隶叫傅说。武相忙派自己的侍从去察看，果然，傅说的长相和武丁所描述的一模一样。侍从忙给傅说解开绳索，扶他上车，直奔王宫。

武丁早已等候在宫前，一见傅说来了，急忙迎上前去，大声喊道：“不错！不错！此人正是先王在梦中推荐的那位大贤人”。于是叫傅说赶快脱掉奴隶的衣服，换上一身崭新的贵族服装，并当即宣布解除他的奴隶身分，拜他为相，辅佐治国。

傅说果然极富治国才干，仅仅三年间就帮助武丁将商朝治理得很好，使商朝再次兴盛起来。

而齐桓公为求才更是煞费苦心，又是大燃蜡炬，又是听人说：“小九九”，最终如愿以偿。

齐桓公一心想称霸于诸侯，他深知“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道理，所以积极地招贤纳士。

齐桓公为了能得到天下贤士的帮助，他朝思暮想，费尽心机。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齐桓公又是夜不能寐，于是索性起身踱步到庭院。看着皓月当空，四周群星灼灼，他不禁感叹：“群星闪烁，如众多的贤士，何日为我所得？”

这时，一队武士举着火把巡逻，犹如一条火龙在夜幕中游动。齐桓公锁眉顿开，“对，就这么办！”

第二天上朝，齐桓公向百官宣布了自己想出来的招纳贤士的好办法。他命令在宫前燃起巨大明亮的火炬，以表示准备日夜接见各地前来投奔的贤士。

事与愿违。令齐桓公苦恼的是，整整过了一年，没有一个人来求见。

有一个乡下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大摇大摆地来到王宫前，自称是贤人求见。齐桓公不敢怠慢，立即传令接见。可看到的是一个干瘪的乡下佬，有些失望，但仍然恭敬地问道：“先生有何见教？”

乡下人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会念‘小九九’算术口诀。”齐桓公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戏谑地问道：“先生难道不知‘小九九’乃是末流小技，还不配前来称贤见君。”

这时，乡下人严肃地说：“大王，您的过错就在这里！”随即侃侃而谈：“我听说宫门前燃炬一年，没有人来登门求见。这是因为大王是贤能的君主，各地贤士自觉没有您高明，所以不敢前来。我会‘小九九’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这个只会‘小九九’的人，大王如能以礼相待，还愁有本领的人不来吗？聚点石以成山，集滴水以成海。诗经上写道：英明的国君有事能请教农夫，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治国有方！”

农夫的一席话，说得齐桓公连连点头称是，立即给他以优厚的待遇。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不出一个月，四方贤士络绎不绝，纷至沓来。

而燕王则采用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的求才策略来吸引人才。

战国时代，燕国因为被邻国齐国打败，国势衰落。刚即位的燕昭王发誓复仇雪耻，重振国威。他的第一步策略是招揽人才。为此，他找大臣郭隗商议。郭隗说：自古以来，帝王皆有良师，王者皆有良友，霸者皆有良臣。大王若想招揽人才，可以施行下述办法：

首先是竭力礼待他人，恭敬受教，这样就能聚集比自己强几百倍的人才。

其次是向人表示敬意，倾听他的意见。这样就会聚集比自己强几十倍的人才。

如果仅以平等的方式待人，那么只有与自己能力不相上下的人才到来。

如果手握权杖，横眉立目地指使人，那么只会有一些小吏。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斥责人，那么身边只会有仆役了。

昭王听后又问郭隗该向谁请教。郭隗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位国君不惜以千金来求取千里马，他派出使者四处打探，三年后才打听到马的下落。等到使者赶到时，千里马已经死了。于是他以五百金买下千里马的骨头，带回去复命。国王大怒：“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买了一匹死马的骨头回来。”使者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匹死马都值五百金，活马的价值岂不更高吗？如果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还怕好马不送上门来。”果然，消息传出后，国王很快就得到几匹千里马。

郭隗讲完这个故事，接着对昭王说：“大王如果真心要招揽人才，那么就从我开始吧。如果我这样的人都会受到重用，那么天下比我优秀的贤士们一定会不辞千里来投奔您。”昭王于是采纳郭隗的建议，厚待郭隗，任命他为最高顾问尊为国师。各地的贤达之士听说此事后，纷纷前来投靠。昭王广纳贤士，充实国力，不久后进攻齐国，终于雪耻。

而郑成功的求才策略则更像打一个哑谜。

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久有抗清复明之志。一日在一座石桥上摆了张桌子，上写“招贤”二字，桌上放着清水一碗，宝剑一把，灭掉的蜡烛一支，旁边还有取火用的火刀、火石和火线。围观的人都无法解这哑谜。一会儿来了个大汉，用剑对准清水狠狠劈去，碗碎水流，接着又拿起火刀、火石和火线，打火点燃了蜡烛。郑成功听了士兵的报告大喜，称赞那大汉是位深明大义的英雄。

原来，那碗水影射清朝，劈开那碗水就表示灭清；而点燃烛火，即意味着“复明”。大汉表示“灭清复明”，正好与郑成功的意愿相符，于是招入军中。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如鹰隼之击，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土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之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砺，“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三是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得一而可及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蚨，即青蚨，是类似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李竹浯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列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实则岩搜石采，楚材晋用，而故山反为之一空。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宜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用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咸丰十年冬，因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唯曾国藩称，“有人则可秦可滦，均足自立，无人则滦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据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述道：“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大抵有忧勤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然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友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儒夫亦有立志”。

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士，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曾国藩提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多条理为主，那么古贤对此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

春秋时期，齐宣王问孟子：“怎样去识别那些缺乏才能的人而舍弃他呢？”

孟子答道：“国君选拔贤人，如果迫不得已要用新进，就要把卑贱者提拔到尊贵者之上，把疏远的人提拔在亲近的人之上，对这种事能不慎重吗？因此，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有才干，再任用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好，不可听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可杀，也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可杀，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可杀，然后去了解，发现他该杀，再杀他。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孟子又说：“虞国不用百里奚，因而灭亡；秦穆公用了百里奚因而称霸。不用贤人就会招致灭亡，即使要求勉强存在，都是办不到的。”

韩非子对这一问题则有他独到的论述。他说：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治子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在水中砍死鹄雁，在陆上斩断驹马，那么，就是仆隶也不会怀疑它是钝还是锋利了。如果只看马的牙齿和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看他快跑到终点时的模样，就是仆隶也不会怀疑马的优劣了。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装，只听他说话论事，就是孔丘也不能肯定这个人能力怎么样，可是给他一个官职，看看他的工作成绩，就是普通人也不会怀疑他是聪明还是愚蠢了。所以，一个明智君主所任用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下层军官中挑选出来的。凡是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越能勉励自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级越高他们越能尽力办事。用高官厚禄去勉励官吏把事情办好，这是建立强盛统一事业的有力措施。

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君主亲幸的权势。因此君主所喜欢的东西，臣子就加以吹捧；君主所憎恶的东西，臣子就加以诋毁，人们的一般情况是，取舍相同时就互相肯定，取舍不同时就互相反对。现在臣子所赞美的东西，就是君主所肯定的东西，这就叫做相同的择取；臣子所诋毁的东西，就是君主所反对的东西，这就叫做相同的舍弃。择取、舍弃一致而互相对立的，还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子所用来取得信用和宠爱的途径。

而在识人方面，管仲无疑有他的独到之处。一次，齐桓公征询管仲对朝廷人事安排的意见，管仲说：“升降、揖让、进退礼节的熟习，这方面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做大行（司礼官）职位；开垦土地，聚集粮粟，使地利完全发挥，这方面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担任司田（管理土地的官吏）；在平原战场上能让战车驰聘而不乱，战士勇往直前而不退却，擂鼓进军后，三军将士视死如归，这方面我不如王子城父，请授予他大司马（最高的军事将领）之职；审理刑事案件，能不杀无辜，不诬陷无罪之人，这方面我不如宾胥无，请授与他大理（最高司法官员）之职；敢于冒犯君颜，忠言直谏，不怕砍头，不在富贵权势面前低头，这方面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担大谏（谏官）之职。君王若仅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足够了。若想在诸侯中称王称霸，则还需要我管夷吾才行。”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历史上慧眼识才的著名例子，由此来反映能识才将会带来多大的好处。

“管鲍之交”历来被称为千古佳话，其中固然赞扬了管仲的治国才能，但更重要的则是高扬了鲍叔牙的慧眼识才。

管仲名夷吾，是颖上人。管仲年少时常与鲍叔牙往来，鲍叔牙知道他很有才能。管仲因为家贫，常常骗取鲍叔牙的财物，鲍叔牙却一直好好待他，不提这些事。后来鲍叔牙跟随齐国的公子小白，而管仲跟随了公子纠。等到小白立为桓公时，杀了公子纠，管仲也被囚禁起来。鲍叔牙于是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重用管仲，让他执掌齐国之政。齐桓公之称霸，九次会合天下诸侯，匡扶天下正道，这都是用了管仲之谋。

管仲说：“当初我贫穷时，曾与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分财利时我常常多占，鲍叔牙却不以此认为我贪，因为他知道我家贫。我曾经为鲍叔牙谋事，结果使他更窘迫，鲍叔牙不因此认为我这个人很愚蠢，因为他知道时机有时有利有时不利。我曾经几次出仕，却屡次被国君罢免，鲍叔牙不据此认为我无能，因为他知道我没有碰到好时机。我曾几次带兵打仗，却屡战屡败，鲍叔牙不因此以为我这个人胆小，因为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人供养。公子纠与小白争位失败后，我被囚禁起来，忍受侮辱，鲍叔牙不因此认为我这个人不知羞耻，因为他知道我不以小事为耻，而只耻功名不显扬于天下，所以说，生我的是父母，而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先生。”

鲍叔牙推荐管仲后，他位在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其中有封邑的有十多代，子孙中有许多人能成为有名的大夫。相比之下，天下人很少称道管仲之才能而常常称道鲍叔牙有知人之明。

管仲担任齐国宰相、执掌齐国之政之后，因为看到齐国占地狭小，又靠近海边，便重视通商，积累财富，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并顺从百姓的好恶意愿。所以他说：“只有仓库里的粮食堆满了老百姓才会重视礼节，只有老百姓丰衣足食了他们才会知道荣辱。在上位的人遵守礼度，亲属内部才会团结。不讲礼义廉耻，国家必然灭亡。上面发下的政令好比是流水的源头一样，一定要使它顺乎民心。”所以他的言论通俗而易于推行。老百姓所需要的，就给他们；老百姓不需要的，就废掉它。

管仲执政时，善于把坏事变为好事，把失败转化为成功。注意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桓公本来因为蔡姬之事发怒，要南下袭击蔡国，管仲却劝桓公讨伐楚国，谴责楚国不向周室朝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想往北征讨山戎，而管仲却借此劝燕国修改召公时的国政。在柯地会盟时，齐桓公想背弃跟曹沫签订之约，管仲却劝齐桓公守信，使天下诸侯归心于齐。所以说：“知道了给与就是取得，是为政的法宝。”

管仲富比国君，拥有三归台和反坫（诸侯们举行宴会时用来放置酒杯的土台），但齐国人不认为他奢侈。管仲死后，齐国仍然遵循管仲立下的政令，使齐国强于诸侯。

晏子使楚，不辱诸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而他慧眼识越石父的故事则更值得人们称道。

晏子名仲婴，是莱地夷维人。他曾辅助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因为奉行节俭，注重身体力行而受齐国人尊敬。晏婴担任齐国宰相后，每次吃饭不吃两道肉食，他的妻妾不穿贵重的锦帛。他在朝廷时，一旦国君和他说话，就正言以对；国君不与他说话时，就肃立在那里。国家有道，他就顺从国君的命令；国家无道的时候，他就权衡国君的命令行事。正因为他这样做，使齐国在灵公、庄公、景公时在诸侯国中名望很高。

越石父有才能，但正被拘役中。晏子外出时，在道上碰上了越石父，便用自己所乘马车的左边的马把他赎了出来，并一道乘车回家。回家后，晏子没有向越石父打招呼，便进了内室。过了很长时间，晏子仍未出来，越石父便请求离去，晏子感到很惊讶，整理好衣帽向越石父道歉说：“晏婴缺乏仁德，但我把你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你为何那么快就要离开我呢？”越石父说：“话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君子可以在不知道自己的人面前受委曲，而在知道自己的人面前就必须能伸展自己的意志。刚才我在被拘役时，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我，而你既然因了解我而把我赎了出来，就可以称为知己。既然已是知己而又待我无礼，那我还不如仍被人拘役的好。”晏子于是把他请入内室，并把他作为上宾看待。

“虎符”的故事知者颇多，说的是魏公子无忌盗取魏王的虎符，指挥军队解救赵国之难，然而，你知道这个高明的点子是谁出的吗？他就是一位看守大门的小吏———侯嬴。

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而且是魏安？王的异母弟弟。昭王死后，安？王继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这时候，范睢逃离魏国，到秦国任相。因为怨恨魏齐的缘故，秦国围攻魏国，打败了魏国在华阳城下的军队，赶走了魏将芒卯。魏王和公子无忌都很担忧。

魏公子无忌为人仁义，而又能礼贤下士，凡是士人，不论才能高低，都能谦虚地对他们以礼相交，不敢因为自己富贵而怠慢士人。因此方圆几千里地方的士人，都争相前往归附他。他招徕的食客有三千人，在这个时期，诸侯各国因为魏公子贤能，门客又多，不敢进军侵犯魏国达十几年。

魏公子有一次跟魏王下棋，这时从北方边境传来了烽火警报，说“赵国军队来了，快要进入边界”。魏王停止下棋，想要召集大臣来商议。魏公子劝止魏王说：“赵王只是出来打猎而已，不是前来入侵。”两人仍然下棋，魏王害怕，心不在下棋上。过了一会，又从北方传来消息说：“赵王只是打猎而已，不是进行侵掠。”魏王非常吃惊，说：“公子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魏公子说：“我的门客中有能够打听到赵王的秘密行动的人，赵王的所作所为，门客总是把它报告我，我因此知道。”从此以后，魏王害怕公子的贤能，不敢把国家大事委任给他。

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七十岁了，家里贫穷，担任大梁夷门的看门小吏。魏公子听说后，前往问候，要厚赠他财物。侯嬴不肯接受，说：“我修身养性品行纯洁已几十年，总不能因为看门贫困的缘故而接受公子的财物。”公子于是就摆设酒席，大请宾客。客人坐定之后，魏公子带着车马随从，并空着车子左边的座位，亲自到夷门迎接侯先生。侯先生整理了破旧的衣帽，直接登上公子乘坐的车的上位，毫不谦让，想借此来观察公子。魏公子握着马缰绳，显得更加恭敬。侯先生又对公子说：“我有个客人在市场的屠宰坊中，希望委屈你的车马经过那儿。”魏公子驾车到市场里，侯先生下车去见他的客人朱亥，眼睛斜看魏公子，故意久久地站着跟他的客人说话，暗中观察公子。公子脸色更显温和。这时候，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满满一堂，正等待公子举杯祝酒。市场里的人都看着公子拿着马缰绳，随从人员都暗暗咒骂侯先生。侯先生看到公子的脸色始终不变，才辞别客人，登上车子。回到家里，公子领着侯先生坐在上位，并一一向他介绍宾客，宾客都很吃惊。正当酒喝得酣畅的时候，公子起立，来到侯先生面前敬酒。侯先生于是对公子说：“今天我侯嬴难为公子也够了。我只是夷门的看门人，公子却亲自委屈车马，亲自在大庭广众之中迎接我，我本不该去访问客人，却因为公子的缘故故意去访问他。然而我侯嬴想成全公子的美名，故意让公子的车马久久地站立在市场里，去访问客人，借此观察公子，公子却更加恭敬。市民都认为我侯嬴是小人，而把公子看作是能礼贤下士的长者。”酒席至此结束，侯先生于是成为公子的上宾。

侯先生对公子说：“我所访问的屠夫朱亥，是个有才能的人，世人没有谁能了解他，所以隐居在屠宰坊里。”魏公子多次前往访问他，朱亥故意不回拜，公子对此感到奇怪。

魏安？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经打败赵国在长平的驻军，又进军围攻邯郸。魏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她多次送信给魏王和公子，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带领十万军队前去援救赵国。秦国派使者警告魏王说：“我进攻赵国，早晚之间就要攻下来，如果各诸侯有敢援救赵国的。在我攻下赵国以后，一定要移军先进攻它。”魏王害怕，派人让晋鄙停止进军，把军队停驻在邺县，名义上是救援赵国，实际上是两头观望。平原君派出的使者，冠盖相望，接踵来到魏国，责备魏公子说：“我赵胜之所以与你缔结婚姻关系，是因为你重义气，又能解救别人困难，现在魏国早晚之间就要投降秦国，而魏国的救兵不来，你能解救别人的困难的义气在哪里呢！况且你即使轻视我赵胜，抛弃我，让我去投降秦国，难道也不可怜你的姐姐吗？”公子为此发愁，多次请求魏王，并请自己的宾客、辩士千方百计游说魏王。魏王害怕秦国，始终不肯听从公子。魏公子自己估计终究不能得到魏王的帮助，又考虑不能自己独存而使赵国亡，就请宾客准备一百多辆车马，想率领宾客去攻击秦军阵地，跟赵国共生死。

魏公子的队伍经过夷门，见到了侯先生，就把自己要同秦军决死一战的情况都告诉了他。说完了话队伍就出发了。侯先生说：“公子努力吧，我不能随从了。”魏公子走了几里路，心中不愉快，说：“我对待侯先生够周到了，天下没有谁不听说的。如今我将要死了，而侯先生竟没有一言半语送给我，难道我有什么过失吗？”于是魏公子带着车马回去，问侯先生。侯先生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你会返回来的。”又说：“你喜爱士人，名传天下。现在有了急难，没有别的办法而想进攻秦军阵地，这好比把肉投给饿虎，有什么作用呢？又何必供养门客？然而你厚待我，你要去战斗而我不送行，因此知道你怨恨我肯定会回返。”公子拜了两拜，趁机向他请教。侯先生就屏退旁人秘密与他交谈，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经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而如姬最受宠幸，他出入魏王的卧室，有办法偷到兵符。我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死，如姬想报仇已有三年，从魏王以下，都想替他报杀父之仇，却没有如愿。如姬向公子你哭诉，公子派人斩了她仇人的头，恭敬地进献给如姬。如姬要替你效死，不会有推辞的时候，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罢了。你如果一开口请求如姬帮忙，如姬一定会答应，那么你就能得到虎符夺取晋鄙的军队，往北救援赵国，向西击退秦军，这是春秋五霸一样的功业啊。”公子听从侯嬴的计谋，请求如姬帮忙。如姬果然偷了晋鄙的兵符给魏公子。

魏公子出发时，侯先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的是有利于国家。公子即使合了兵符，但晋鄙不把军队交给你，而再次向魏王请示，事情一定危险了。我的客人屠夫朱亥可跟你一起去，这人是个大力士。晋鄙如能听从，那最好；如不能听从，就可以让朱亥击杀他。”这时候魏公子哭了。侯先生说：“公子怕死吗？为什么哭呢？”公子说：“晋鄙是一位勇猛的老将，我去恐怕他不肯听从，必然要杀他。我因此才哭泣，怎么是害怕死呢？”于是魏公子请示朱亥同行。朱亥笑着说：“我只是市场里操刀的屠夫，公子却多次亲自存问。我之所以不回拜，是因为那是小礼节，没有用。如今你有急难，这是我替你效命的时候。”朱亥就跟魏公子一起出发了，魏公子向侯先生告别，侯先生说：“我本当随从你，可是我年老不行了。请让我计算你的行程，当你到了晋鄙军营的那一天，我面向北方割颈自杀，来报答公子。”魏公子于是出发了。

魏公子到了邺县，假托魏王的命令取代晋鄙。晋鄙合了兵符，怀疑这件事，举起手来看了看魏公子，说：“现在我拥有十万大军，驻扎在国境上，这是国家的重任，现在你独自驾车来接替我，这是为什么呢？”晋鄙想不听从，朱亥衣袖里藏着四十斤重的铁椎，他用铁椎杀死了晋鄙。魏公子于是统率晋鄙的军队。他整编队伍，向全军发布命令说：“父子都在军营里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营里的，兄长回家；独生子没有兄弟的，回家养亲。”魏公子得到精兵八万人，进军击杀秦军。秦军解围而去，于是救了邯郸，保存了赵国。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边界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在前面给公子引路。赵王拜了两拜说：“自古以来没有贤人能赶得上公子的。”在这个时候，平原君不敢把自己和人家相比。魏公子和侯先生分别以后，到达军营时，侯先生果然面向北方割颈自杀了。

苏秦为了实现他六国合纵、对付秦国的理想，运用了张仪的才能去秦国为内应，实可谓棋高一着。

张仪，是魏国人。张仪起初与苏秦一起都拜鬼谷先生为师，学习游说之术，苏秦自认为自己的水平不及张仪。

张仪学习结束后，就去向诸侯们游说。他曾经跟从楚相饮酒，饮完酒后，楚相发现丢了一块璧，他的门人认为是张仪偷的，说：“张仪贫穷，品行不好，一定是他偷了相君的璧。”于是一起把张仪抓了起来，拷打了数百下，张仪不承认，只好释放了他。张仪的妻子说：“唉！你要是不读书，不去从事游说之业，怎么会遭受此类侮辱呢？”张仪对他的妻子说：“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道：“舌头当然在。”张仪说：“这就够了。”

苏秦已经说服了赵王，从而使诸侯国相互缔约，合纵相亲，然而害怕秦国攻打诸侯国，使盟约失败，心中琢磨没有适合出使秦国的人，于是派人暗中劝张仪说：“你起初时与苏秦友善，现在苏秦已经有了权力，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以求实现你的志向？”张仪于是到了赵国，请求拜谒苏秦。苏秦于是告诫门下之人不要替他通报，又让他几天不准离开。然后苏秦才见张仪，让他坐在堂下，赐给他仆人侍妾吃的食物。并且多次责备张仪说：“凭你的才能，却自己让自己困窘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不能一说就让你富贵吗？只是你不值得任用。”把他辞了出去。张仪来的时候，自认为与苏秦是老相识，能求得好处，没想到反而受侮辱，很愤怒，考虑到诸侯国中没有一个可以奉事的，只有秦国能让赵国吃苦头，于是就到了秦国。

苏秦然后告诉他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的贤能之士，我比不上他。现在我侥幸先被任用，但是能够掌握秦国权柄的，只有张仪。但是张仪很穷，没有机会去进见秦王。我怕他安于蝇头小利而不去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把他招来，并且侮辱他，以激励他的意志。你替我暗中照顾他。”于是告诉赵王，准备了金币车马，派人暗中跟随张仪，与他同住一个旅店，慢慢接近他，送给他车马金钱，张仪想用什么，就取来给他，但不告诉他是谁提供的。张仪就有机会见到了秦惠王。秦惠王把他当作客卿，与他一起谋划讨伐诸侯。

苏秦的门客于是就告辞了。张仪说：“依靠了你我才得以显达，刚要报答你的恩德，为什么你就要离开呢？”门客说：“不是我了解你，了解你的是苏秦先生。苏秦先生担心秦国攻打赵国，从而破坏了合纵之约，认为除你之外没有人能掌握秦国的权柄，所以故意激怒你，派我暗中给你资助，这都是苏秦先生的计谋。现在你已被重用，请让我回去报告。”张仪说：“唉，这都是我所知道的手段，我却不能想到，我确实是比不上苏秦先生！我现在又是刚被任用，怎么能去谋取赵国呢？况且有苏秦先生在，在苏秦先生在赵国当政时，我敢说什么呢？替我感谢苏秦先生，我即使想这么做，又哪里能做得到呢？”

而在识人方面堪称千古绝唱的当数吕不韦，因为他慧眼识人，竟使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小商人一跃成为国之栋梁，君王的真正父亲。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累积了上千金家产。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了。到昭王四十二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安国君有儿子二十多人。安国君有一位宠姬，立为正夫人，号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在中间的儿子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被派到赵国替秦国做人质，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也不很礼待子楚。

子楚是地位卑贱的孙子，在诸侯国做人质，车辆等日常的费用并不宽裕，生活困窘，不得意。吕不韦在邯郸经商，看到了子楚而可怜他，说：“子楚是可以囤积的奇货”。于是就去见子楚，向他游说：“我能光大你的门第。”子楚笑着说：“你暂且先光大自己的门第，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第！”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吧，我的门第要等你的门第光大之后才能光大起来。”子楚明白吕不韦所说的意思，就领吕不韦与他一起坐下，深入交谈。吕不韦说：“秦王年纪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嫡嗣的，只有华阳夫人。现在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在中间，不很受宠爱，长久地在诸侯国作人质。如果大王死后，安国君立为王，那么你没有机会和长子或其他早晚在大王眼前的兄弟竞争当太子。”子楚说：“是这样，那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贫穷客居在这里，没有什么钱可以奉献给亲戚和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贫穷，但愿意拿出千金替你到西边去游说，去服事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嫡系继承人。”子楚于是叩头说：“如果你的计策成功了，愿意分封秦国的土地与你共同享有它。”

吕不韦就拿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的费用和结交宾客所需；又拿出五百金去购买珍奇和玩赏的物品，自己带上这些东西往西游历秦国，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并把带来的东西全部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趁机说子楚贤能聪明，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布天下，常常说：“我子楚是把夫人看成像天一样，日夜流泪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十分高兴。吕不韦于是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说：“我听说过，凭美色来侍奉人的人，一旦容颜衰老，宠爱也就会松弛。现在夫人你侍奉太子，很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儿子，不如在这个时候早早在众多儿子中结交有才能又孝顺的人，推举他立为嫡嗣并认为自己的儿子，这样，丈夫在的时候就更受到尊重，即便丈夫去世以后，所认的儿子继位为王，终究不会失去权势，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就得到万代的利益。不在繁华时树立根本，那么美色衰退，宠爱松弛之后，即使想再进一言，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且自己知道排行在中间，依次不得立为嫡系继承人，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宠幸，因此自己依附于夫人。夫人如果确实能在这个时候举拔他作为嫡系继承人，那么夫人终生都能在秦国得到恩宠了。”华阳夫人认为很对，就在奉承太子的时候，慢慢地谈到在赵国作人质的子楚特别贤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又流着泪说：“妾有幸得以充列后宫，却不幸没有儿子，希望能把子楚立为嫡系继承人，使我有个托身的人。”安国君答应了她，就给华阳夫人刻写玉符作为凭信，约定立子楚为嫡系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因此送了很多东西给子楚，并且请吕不韦来辅佐他。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间更加响亮。

吕不韦娶了邯郸女子中最漂亮而擅长歌舞的人，与她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跟吕不韦饮酒，看到那个女子后很喜欢她，因此站起来向吕不韦敬酒，请求得到她。吕不韦很愤怒，但转而想到已经为了子楚破费了很多家财，想要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自己的姬妾。姬妾自己隐瞒已经怀有身孕的事，到生产时，生了个儿子名叫政。子楚于是立该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派兵围攻邯郸，情况十分危急，赵国想要杀子楚。子楚跟吕不韦谋划，送了六百斤黄金给看守的官吏，得以逃脱，逃到秦军的营地，于是才顺利回到了秦国。赵国想要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因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家的女儿，得以藏身，因此母子竟然得以活命。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太子安国君立为秦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立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政回到了秦国。

秦王即位一年，去世，谥号为孝文王。太子子楚继位，这就是庄襄王。庄襄王所认的母亲华阳后就成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用吕不韦作丞相，封为文信侯，将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就死了，太子政立为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他为“仲父”。秦王年龄尚小，太后经常与吕不韦私通。吕不韦的僮仆多达万人。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人们已耳熟能详，在此重温一下，对于萧何的识人才能当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他还是平民的时候，贫穷而又没有好的品行，不能被推选去做官，又不会做买卖谋生，经常投靠人家混饭吃，人们大都厌恶他。他多次投靠下乡县南昌亭亭长家食宿，一连几个月，亭长的妻子讨厌他，于是清早做好饭，就在卧房里把饭吃掉。到了吃饭的时候，韩信去了，不给他准备饭食，韩信也知道她的用意，很恼怒，竟然跟他们断绝关系，不再去了。

韩信在城下钓鱼，有很多妇女在漂洗丝纱。有位老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饭给韩信吃，一直到漂洗完毕，几十天都给他饭吃。韩信高兴，对那老大娘说：“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你老人家。”老大娘生气地说：“男子汉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报答吗！”

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个子高大，喜欢佩带刀剑，内心却是胆怯的。”当众侮辱他说：“韩信如果不怕死，就刺我；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当时韩信仔细地打量他以后，就俯身从他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胆怯。

等到项梁渡过淮水的时候，韩信带着剑去投奔他，在项梁的麾下，默默无闻。项梁失败后，韩信又隶属项羽，项羽任他为郎中。他多次献策以求项羽重用，项羽都不采纳。汉王入蜀时，韩信逃离楚军而归附汉王，仍然默默无闻。担任连敖之职时，犯法当斩，同案的十三个人都已经被斩，轮到韩信，韩信就抬头仰视，恰好看见滕公，就说：“汉王不想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滕公听了他的话，很惊奇，又见他相貌威武，就放了他不斩。和韩信交谈，很喜欢他。把他推荐给汉王，汉王就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但汉王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长。

韩信多次跟萧何交谈，萧何惊奇于他的才能。到达南郑，将领们半路逃跑的有好几十人，韩信考虑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并不重用，就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将情况报告汉王，就亲自去追赶他。有人向汉王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大怒，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生气又高兴，骂萧何说：“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汉王说：“你去追的人是谁？”萧何说：“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们逃跑的数以十计，你不去追；追韩信，是骗我。”萧何说：“其他将领都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天下人中没有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就没有地方用得着韩信；如果一定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也没有和你商量大事的人了。就看大王怎样决策了。”汉王说：“我当然也想向东方发展啊，怎么能够长期郁郁不乐地留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如果一定想向东推进，能够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不能任用，韩信终究要跑的。”汉王说：“我看在你的情面上，用他做将领。”萧何说：“即使让他做将领，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来的。”汉王说：“用他做大将。”萧何说：“好得很！”于是汉王就要召见韩信并任命他。萧何说：“大王向来傲慢，不讲礼节，如今任命大将就像呼唤小孩子似的，而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要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一定想任用他，就选择吉日，先行斋戒，在广场上设置高坛，举行完备的仪式，那样才行啊。”汉王同意了。将领们都很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能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时，竟然是韩信，全军很惊奇。

韩信在接受拜将仪式后，汉王就座。汉王说：“丞相多次向我推荐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韩信致谦，于是问汉王说：“如今你向东去争夺天下，对手不就是项王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自己估计在勇敢、凶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面，跟项王相比怎么样？”汉王沉默了好久，说：“我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祝贺说：“我韩信也认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过，我曾经事奉过他，请我谈谈项王的为人吧。项王厉声怒喝时，很多人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却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却舍不得给人家，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不占据关中却定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而让自己亲信喜爱的人称王，诸侯们都不服。诸侯看到项王迁徙、驱逐义帝，把他安置在江南，还驱逐原来的国君，然后自己在好的地方称王。项王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受摧残毁灭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愿归附他，只不过是迫于他的威势和力量罢了。名义上虽然是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容易变为弱小。现在大王如果确实能够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那还有什么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城池封赏给有功的臣子，还有什么人会不心服！率领正义之师，顺从想东归的战士的心意，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打败！况且三位秦王原是秦将，率领秦地的子弟兵已经好几年了，被杀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无法计算，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向诸侯投降，到达新安以后，项王用欺骗的手段活埋了秦军已经投降的士兵二十多万，只有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得以逃脱。秦地父老兄弟对这三个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项羽硬借威势让这三个人称王，秦地的百姓没有谁爱戴他的。大王进入武关之后，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与秦地的百姓立约，只颁布了三条法令。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希望大王能够在秦地当王的。按照诸侯的约定，大王应该在关中做王，对此，关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关中的封爵进入汉中，秦地的百姓没有不遗憾的。如今大王起兵东进，三秦之地只要发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汉王听了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迟了。就听从了韩信的计策，部署各将领的攻击目标。

八月，汉王起兵东出陈仓，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带，韩王、殷王都投降。于是联合齐国、赵国共同攻打楚军。四月，到达彭城，汉兵战败溃散而回。韩信又收编士兵跟汉王在荥阳相会，在京县、索亭之间打败了楚军，因此楚军始终不能西进。

然而，什么是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往往没有一个确定之论，许多人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人才的标准，最终必然是自误误人。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他长得俊美，所以很受卫王的宠爱，被任命为侍臣。根据卫国法律的规定，私下使用大王马车者，将处以割断双腿的刑事。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就私驾大王的马车回家探病。卫王知道此事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说：“子瑕真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病竟然忘了刑罚。”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览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弥子瑕真爱我啊！把好吃的桃子献给我吃”。

若干年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王就渐渐地不喜欢他。有一次，弥子瑕因小事得罪卫王，卫王就生气地说：“弥子瑕曾经私驾我的车，还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在数落弥子瑕的罪状之后，就把他免职了。

从上述的实例可知，一般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很受个人印象好坏的影响。

再说一则妙闻。

汉武帝到郎署（汉朝官署名）巡视，见一个衣裳不整的白发老翁，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什么时候在此为郎（宿卫之官名）呢？”

老翁答道：“臣叫颜驷，在文帝时便在此为郎了。”

武帝又问：“为何这么老了，仍旧在此当差呢？”

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欢年老的而臣尚年少，陛下喜欢年少的而臣已年老。因此历经三世都没有晋升的机会，只好一直在此当差了”。

假如文帝好武，景帝喜好年少，武帝喜好年老的话，颜驷一生的机遇必定大不相同。针对颜驷生不逢时，我们一方面感叹造化弄人，一方面深刻体会到个人的好恶影响识人之深。

而著名诗人屈原，也是因为楚怀王的昏庸，最后投汩罗江自尽。至于楚怀王自己呢？也因为不听屈原的忠言，最后客死他乡。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族同姓。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深明安定与动乱的道理，擅长辞令。屈原入朝就和楚怀王商议国家大事，以便颁发命令；在外就接待宾客，与诸侯交往。楚怀王十分信任他。

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等，与他争夺宠信，而内心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楚怀王指派屈原制订法令，屈原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想先看一看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上官大夫于是就诽谤他说：“大王委派屈原制订法令，众人没有谁不知道的。每颁布一项法令，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这么做’。”怀王因此恼怒而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惜怀王这么容易听信别人，让谗言谄媚蒙蔽了明辨，奸邪歪曲伤害了公道，使端方正直的人不为所容，所以忧愁深思而写成了《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天，是人类的始祖，父母，是人类的根本。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反思本原。所以，劳苦疲倦到极点的时候，就会呼唤上天，病痛惨恻的时候，就会呼叫父母。屈原正道直行，竭尽忠心和智慧来事奉他的国君，而谗邪小人从中挑拨离间，这处境可说是困窘到极点了。诚信却受猜疑，忠直却遭诽谤，怎能没有怨愤呢？屈原写作《离骚》，大概是因为怨愤而产生的。《国风》中的诗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虽然抒发了幽怨讥讽的感情，但不至提倡暴乱，像《离骚》这首诗，可说两者兼而有之。《离骚》从上古称述帝喾的事迹，至近代称道齐桓公的霸业，中古述说汤、武的功绩，用来讥刺时政。阐明道德的广博高深，治乱的一般规律，无不详尽体现。他的文字简约，他的言辞含蓄，他的心志高洁，他的品行廉正。他运用文词描写的虽是细小平凡的事物，而旨意却极其博大，列举的虽是眼前事物，而体现的意义却非常深远。他的心志高洁，所以称道的都是芳香的事物。他的行为廉正，所以死也不为世俗所容。他在污泥浊水之中自我洗涤，像蝉脱壳那样摆脱污秽，而游离于尘埃之外，不沾染世俗的污垢，清白高洁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推论这种崇高的心志，即使跟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

屈原被疏远以后，后来秦国打算攻打齐国，齐国跟楚国合纵相亲，秦惠王担心这件事，就派遣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了丰厚的礼物去服事楚国，说道：“秦国很憎恨齐国，齐国跟楚国合纵相亲，楚国如果确实能跟齐国断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心，因而听信了张仪的话，就跟齐国断交，并派遣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骗楚国的使者说：“我跟怀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国报告怀王。怀王愤怒，大肆兴兵攻打秦国。秦国出兵迎击楚军，在丹水、淅水一带将楚军打得大败，斩首八万人，俘虏了楚军将领，乘势夺取了楚国汉中一带地区。楚怀王就出动全国兵力，来深入攻击秦国，在蓝田交战。魏国听到这个消息，发兵袭击楚国，一直深入到邓邑。楚国军队恐惧，就从秦国撤军回国。而齐国终因愤怒而不肯援救楚国，楚国大为困窘。

第二年，秦国要割让汉中地区而与楚国讲和。楚怀王说：“我不希望得到土地，而希望得到张仪才甘心。”张仪听后，就说：“用我一人却抵得上汉中之地，我请求到楚国去。”张仪到达楚国，又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楚国的当权大臣靳尚，还在楚怀王的宠姬郑袖面前进行诡辩。楚怀王竟然听信郑袖的话，又释放了张仪。当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任职，他出使齐国，等到回国后，就向楚怀王进谏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楚怀王后悔了，派人追捕张仪，没能追上。

这以后，各诸侯国共同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斩杀楚将唐昧。

当时，秦昭王跟楚国结姻亲，想要和楚怀王会晤。楚怀王打算前往，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凶狠的国家，不可相信，不如不去。”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楚怀王前往：“为什么要断绝秦王的友好！”楚怀王终于出发了。一进入武关，秦国的伏兵就断绝了楚怀王的退路，于是扣留楚怀王，要求割让土地。楚怀王愤怒，不肯听从，逃奔到赵国，赵国不接纳他。他又回到秦国，终于死在秦国，然后归葬楚国。

“毛遂自荐”的故事更为有趣。因为平原君不识才，毛遂只好自荐才能。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平原君只好承认自己不识才，对此，《史记》有这样的记述。

平原君赵胜，是赵国的一位公子。在众多的公子中赵胜最贤能，他喜好宾客，门下的宾客大概有数千人。平原君在赵惠文王和孝成王时任相，曾三次离开相位，又三次恢复相位，被封在东武城。

平原君家的楼房紧靠一家老百姓，这一家有一个跛足的人，一摇一摆地去提水。平原君的一位美人住在楼上，看见了，就大笑起来。第二天，这位跛足的人到了平原君家的门口，恳请说：“我听说你爱好士人，所以士人不远千里而来，那是因为你推崇士人而轻贱你的妾。我不幸得了这种腰曲背驼的毛病，而你后宫的女子看到后就笑我，我希望得到那个笑我的女子的人头。”平原君笑着答应说：“好。”跛足的人走后，平原君笑道：“看这小子，想要因为一笑的缘故而杀我的美人，不也太过份了么！”终于没有杀那美人。过了一年多，他的宾客和门下的食客慢慢走了有一半多，平原君很奇怪，说：“我接待大家未曾敢失礼，为什么走的人这么多呢？”他的一位门客上前对他说：“因为你没有杀那位笑跛足之人的美人，所以大家认为你重色轻士，这些士人们就走了。”于是平原君就砍下了那位笑跛足人的美人脑袋，亲自到跛足者的家里进献，并向他致意。这之后他门下的宾客才慢慢地又回来了些。当时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互相竞争着来招纳士人。

秦国围困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去向楚国求救，准备与楚国联合，平原君打算与门下食客中勇敢有力气并且文武兼备的二十个人一起前往。平原君说：“假如用文的办法能取胜，那最好不过。假如文的办法不能取胜，那就只好在华丽的屋宇下歃血为盟，一定要确定了合纵之策后再回来。这些人就不从外面去找了，从我门下的食客中选择就足够了。”选出了十九个人后，剩下的人都不符合要求，这样就无法凑足二十个人。门下食客中有个叫毛遂的人，上前自己向平原君推荐说：“我听说你将去与楚国合纵结盟，准备与二十位门下食客一起去，不向外找人。现在还缺一人，希望你让我作为备用人员一起前往。”平原君说：“先生你在我的门下已经几年了”？毛遂说：“已有三年了。”平原君说：“贤能的士人生活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放在囊中，它的锥尖立即显现。现在先生在我的门下已经三年了，左右的人也没有谁称道你，我也未曾听说你，这说明先生没有什么特长。先生不能去，先生还是留下吧。”毛遂说：“我今天才请求把自己放入囊中，假如让我早日处于囊中，我早就会脱颖而出，不光是锥尖显现而已。”平原君终于同意让毛遂一起去。其他的十九人都相视而笑但都没有阻止。

等毛遂到了楚国，他与十九个人一起谈论，这十九人对他都很佩服。平原君向楚国建议合纵结盟，陈述其中的利害关系，从早上开始谈，谈到中午还没有决定下来，这十九个人就对毛遂说：“先生你上去谈。”毛遂手按着剑踏阶而上，对平原君说：“合纵结盟的利害关系，两句话就可以说清，现在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定下来，这是为什么？”楚王对平原君说：“这个客人是干什么的？”平原君说：“他是我的门客。”楚王就喝斥道：“为什么不下去！我是与你的主人谈话，你算干什么的！”毛遂手按着剑上前说：“大王之所以敢喝斥我，是因为楚国人多。现在十步之内，大王无法依靠楚国的人多，大王的性命悬在我的手中。我的主人就在你面前，你凭什么喝斥呢？而且我听说商汤凭着七十里的土地而称王天下，周文王凭着百里的土地而让诸侯们称臣，难道是因为他们手下的士卒众多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形势而奋发自己的威力。现在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军队百万，这是称霸称王的资本。凭着楚国的强大，天下没有人可以抵挡。白起，是一个毛头小子，他带着几万军队，与楚国作战，第一次战役攻下了鄢和郑，第二次战役烧毁了夷陵，第三次战役使大王你的祖先遭受了侮辱。这是百世的怨仇而且连赵国都为此感到羞耻，而大王却不知它的坏处。合纵结盟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我的主人就在你面前，你喝斥什么？”楚王说：“好，确实像你说的那样，谨让我的国家采纳合纵之策。”毛遂说：“合纵之策定了吗？”楚王说：“就这么定了。”毛遂对楚王左右的人说：“取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手捧铜盘跪行到楚王面前说：“大王应当歃血来确定合纵之策，其次是我的主人，再次是我。”这样就在殿上把合纵之策定了下来。毛遂左手拿着盛血的盘子而用右手招呼十九个人说：“你们一起在堂下歃血吗，你们这些人没有作为，这就是所谓的靠别人来成事。”

平原君确定合纵盟约后返回，回到赵国后，说：“我不敢再相士人了，我相过的士人多则千人，少则几百人，自认为不会错过天下的贤士，现在在毛先生那里却失了手。毛先生一到楚国，使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大吕还重。毛先生用他的三寸长的舌头，胜过了百万军队，我不敢再相士人了。”于是待毛遂为上客。

有这么众多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再结合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我们认为，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要的是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癇。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锄癇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而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别有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他处于危机之际，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以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位至督抚，终于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政府对此不是奴颜卑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革命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玕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拔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但是，有意味的是，虽然人人都说曾国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圣贤。因此，也会有因为求才心切，从而被骗的时候。天京攻陷后，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时，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方宗诚记载说，当时有个浙江人上书给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此人有才，委任为营官。不久，知其险诈，立即革退，并在大门上悬示这样几个大字：此吾无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强调识人时要注意对方的操守和说话的条理，但光是这两条是否太过简单？

曾国藩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于他建立湘军，剿灭太平军，因此，如何网罗将才一直是他事业中的头等大事。从上文可见，曾国藩确定了将才的三个标准：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这三个标准都是硬性的，而撇开了其它一些因素，如是否有道德，人际关系如何等等，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一将难求”，真正的将才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衰，所以不能苛求。

春秋时期，吴王寿梦正是因为毫无戒心地运用外国的将领，这才实现了他的强国梦。

春秋中期，吴王寿梦以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而跻身于春秋诸侯之列。他还试图建立一支同样强盛的陆军，以实现称霸诸侯的夙愿。这时，北方强国晋国因与楚国矛盾激化，便想联合南方的吴国，前后夹击楚国，派大臣屈巫臣出使吴国。屈巫臣颇有韬略，又精通车战、步战的战法，是位十分难得的将才。吴王寿梦问：“有什么妙计可以击败强大的楚国？”屈巫臣答道：“可以同楚国的敌国晋国结盟。”“吴国现在是最急需什么？”“车战、步战的战法。”吴王寿梦一听大为高兴，当即请屈巫臣留在吴国充当军事教官。屈巫臣说：“我身为晋国使臣，不能辜负君命，待我面君后再决定。”回国后，屈巫臣向晋景公禀告了出使吴国的经过，并告知吴王请他去任教官之事。景公认为帮助吴国训练陆军，对自己击败楚国十分有利，便欣然同意了。不久，屈巫臣带着儿子屈狐庸和百余名晋兵，乘九辆战车，来到吴国。吴王寿梦当即下令吴军将士拜屈巫臣为师，学习车战和步战之法，并告诫吴军将士要像敬重吴王一样敬重屈巫臣，谁敢怠慢，杀无赦。屈巫臣认真带领所带晋兵，教演车法、阵法，吴王亲临练兵场督促吴军学习。数月后，吴军已习得中原的车法和战法，一支强大的陆军建成了。楚王见吴国附晋反楚，便发兵攻伐吴国。吴军以屈巫臣所教的车阵之法，迎击楚军，在吴国水师的配合下，大败楚军，一年之内七战七胜。楚国上下惊惧吴军的强盛，十余年内，不敢同吴军交锋。由于吴王寿梦重用晋臣屈巫臣，建立了强大的水师和陆军，使吴国成为春秋中后期的诸侯强国。

而刘备不因庞统的失职而加罪，反予升官的故事，更是千古美谈。

汉末，刘备兼管刑州时，任命庞统为耒阳县令。但庞统在县令任上不理政事，被罢除官职。东吴谋士鲁肃给刘备写信推荐庞统，说：“庞统不是只能充当县令的小才，让他任治中或别驾，方能施展他杰出的才能。”诸葛亮也一再向刘备举荐庞统。于是，刘备召见庞统，与他长谈后颇为器重他，任命他为治中从事，亲密待他仅次于诸葛亮，不久又将庞统提升为同诸葛亮齐名的军中郎将。庞统参预运筹谋划，屡建功勋，刘备入蜀地攻成都，就是采纳庞统的计谋而成功的。

此外，还有诸葛亮启用“败将”的故事。公元228年，蜀国名相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派马谡统军北伐曹魏。街亭一战，马谡指挥失当，蜀军大败。马谡弃军奔命，而副将王平却镇静自若，组织败军在山下擂鼓坚持。魏将张郃见蜀军主将马谡败逃，而副将却在山头，鼓声不止，怀疑蜀军有埋伏，不敢追击蜀军。王平率部众且战且退，安全返回蜀军大本营。为整肃军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自贬三等以示惩戒；对副将王平在兵败之际指挥若定，调度有方，大为欣赏。尽管有人对败将王平颇多微词，“败军之将，有何战功可言？”诸葛亮认为：“败军之将，革职斩首，罪有应得；而王平身为败军之副将，战前力主良谋，后又面对危局，力避损失，化险为夷，全军而退，升赏亦当。”众将闻听，纷纷点头称是。诸葛亮决定重用王平，将他升为讨寇将军，封亭侯。王平晋升后，统领蜀军屡屡北伐，调度有方，多次大败魏军，成为蜀汉的一位名将。

唐朝名相狄仁杰也以举贤荐能而名垂青史，尤其是他举用契丹降将的故事，更为时人所称许。李楷固、骆务整原为契丹大将，多次领兵侵扰唐朝边境，骁勇异常，深为唐军将士所忌恨。不久，李、骆两位因形势所迫率军投降了唐朝。很多唐将主张斩杀二人，以壮国威。有人说：“这两名贼将历来以我朝为敌，为患边境，杀伤我军将士无数，不杀之，军心不服，朝野起怨。”狄仁杰即力排众议，他给朝廷上书说：“楷固、务整骁勇善战，颇具将才，若能恕其不死，再授其官爵，他们必将怀着感恩的心情，为我朝南征北战，将功补过。若不分皂白，乱杀降将，势必逼迫敌将死战，至死不再投降我朝。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军克敌的阻力”。满朝文武都被狄仁杰说服了，委任两将以官爵。数年后，李、骆二将奉命领军北伐契丹，两将因熟悉敌情和战法，统率唐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武则天亲自在宫中设宴为两将庆功，此后，李、骆二将赤心效忠唐朝，屡立战功。

而有的君主，因为个人的恩怨，排斥将才，最后往往导致丧权辱国的结局。据《史记》载，魏公子因窃取兵符帮助赵国而得罪了魏国国君，遭国君猜忌，最后郁郁而死，而魏国也随之而灭：

魏王怨恨公子偷他的兵符并假托命令杀死晋鄙，公子自己也知道。在击退秦军保存赵国以后派将领统率军队回到魏国，而魏公子独自和宾客在赵国。赵孝成王感激魏公子假托命令、夺取晋鄙的军队而保存了赵国，就跟平原君商议，要把五座城池封给魏公子。魏公子听说这件事后，内心骄傲矜持，并流露出自以为有功劳的神色。宾客中有人劝说公子：“事物有的不可以忘记，有的不可以不忘记。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它。况且公子假托魏王的命令夺取晋鄙军队去救援赵国，对赵国来说这是有功劳了，但对于魏国来说公子就不是忠臣。公子却骄傲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我私下认为公子不应这样。”于是公子立即责备自己，好像无地自容似的。赵王打扫道路，亲自迎接，持主人的礼节，指引公子走上西边的台阶；公子谦让地侧着身走，从东边的台阶上去。自称罪过，认为辜负了魏国，对赵国也没有功劳。赵王陪酒一直到傍晚，口中不忍心谈献出五座城池的事，因为公子太谦让了。公子终于留在赵国。赵王提供公子洗沐所需之资的封邑，魏国也再把信陵送给公子。

魏公子听说赵国有隐士毛公隐居在赌徒群中，薛公隐居在卖酒浆的人家里，公子想要会见这两个人，两人自己躲起来，不肯见公子。魏公子听说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就私下步行前往跟这两个人交往，彼此非常融洽。平原君听说这件事，对他的夫人说：“当初我听说夫人的弟弟魏公子天下独一无二，现在我听说他竟然跟赌徒和卖酒浆的人交往。公子是个荒唐的人。”平原君夫人把这些告诉了魏公子。魏公子就告别平原君夫人要离开，说：“当初我听说平原君贤能，所以辜负了魏王而救援赵国，来满足平原君的心意。但平原君和人们的交游，只是一种装饰门面的举动罢了，并不是真正为了求贤士。我无忌在大梁的时候，时常听说这两个人贤能，到了赵国以后，唯恐不能见到他们。像我无忌这样的人跟他们交往，还恐怕他们不愿意，如今平原君竟然把此当作是羞耻的事情，实在是不值得跟他交往”。于是整理行装，准备离开赵国，平原君夫人把这些话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就脱掉帽子谢罪，固执地挽留魏公子。平原君的门客听说这件事，半数人离开平原君来归附魏公子。天下的士人又前往归附魏公子，魏公子倾倒了平原君的门客。

魏公子留居赵国十年不回国。秦国听说魏公子在赵国，日夜派兵向东进攻魏国。魏王很忧虑，派遣使者去请魏公子。魏公子害怕魏王怨恨他，就告诫门客：“有谁敢替魏王的使者通报的，处死。”宾客都是背弃魏国来到赵国的，没有谁敢劝告公子回国。毛公和薛公两人去见公子说：“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受到重视，闻名诸侯各国，只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危急而公子不顾，假如秦军攻破大梁，毁平了先生的宗庙，公子将有什么面目立于世上呢？”话还没有说完，公子立刻变了脸色，吩咐准备车马赶快回去解救魏国。

魏王见到公子，相对哭泣，然后把上将军的印信授予公子，公子于是任将。魏安？王三十年，公子派使者通告各诸侯国。各国听说公子任将，分别派遣将领统率军队来救援魏国。公子率五国的军队，在河外打败了秦军，赶走了蒙骜。于是乘胜追逐秦军到函谷关，堵住秦军，秦军不敢出关。在这个时候，公子的威名震动天下，诸侯各国的宾客进献兵法，公子都给它们题名，所以世人称为《魏公子兵法》。

秦王害怕魏公子，就送一万斤黄金到魏国去，寻找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王面前毁谤魏公子说：“公子流亡在国外十年了，现在担任魏国的将军，各国的将领都隶属于他，各国听说有魏公子，没听说有魏王。公子也想趁这个时候决定南面称王，各国害怕公子的声威，正想共同拥立他。”秦国多次派人行反间计，假装祝贺公子，看魏公子有没有立为魏王。魏王每天都听到这些毁谤的话，不得不相信，后来果然派人取代公子将军的职位。公子自己知道再次因为毁谤而被抛弃不用，就借口有病不入朝，跟宾客通宵达旦地饮宴，饮醇厚的酒，过多接近女色。日夜作乐狂饮达四年之久，终于因酒生病死了。这一年，魏安？王也去世了。

秦国听说公子死了，就派蒙骜攻打魏国，战领了二十座城池，开始设置东郡。这以后秦国逐渐蚕食魏国，十八年后俘虏了魏王，攻灭大梁。

将材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历史上因为择将不当而造成战争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误用。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以荆州从事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史称其人“才器过人”，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每引见谈，通昼达夜”。马谡开始时也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颇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汉中立下了重大功绩。然而，他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又不听从指挥，终于造成街亭惨败。

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为了北定中原汉室，统一中国，决定率师北伐。蜀汉大军出祁山，进展顺利，给曹魏政权造成很大的震动。魏明帝赶忙派遣宿将张郃前去迎击敌军。

当时，马谡担任蜀军的先锋，兵据战略要地街亭（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在张郃全力来夺街亭的形势下，马谡能否守住街亭，也就成了关系到北伐成败的关键。

诸葛亮深知街亭在整个北伐行动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再三谆谆告诫马谡不可麻痹轻敌，命令他选择靠山近水的有利地形安营扎寨，以逸待劳，乘隙破敌。然而马谡在街亭布防时，却违背诸葛亮的节度，远离水源，将营寨扎在街亭以南山顶上。不久张郃率魏军进逼街亭，侦悉马谡舍水上山就当机立断将马谡所处的孤山团团包围，切断水源，蜀军孤立无援而又饥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战自乱。张郃乘势发起攻击，蜀军力不能支，“为郃所破，士卒离散”。魏军攻占了街亭，马谡大败而归。

而赵王就是因为不识将才，起用了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而使赵国的几十万军队毁于敌手。据《史记》载：

赵惠文王去世后，儿子孝成王继位。赵孝成王七年，秦军与赵军在长平对峙，这时赵奢已经死了，蔺相如也病得很重，赵王派遣廉颇带兵攻打秦军，秦军多次打败赵军，赵军坚守壁垒不出战。秦军多次挑战，廉颇也不理睬。赵王听信了秦国的反间计。秦国的间谍说：“秦国害怕的，就只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将军。”赵王于是用赵括为将，替代廉颇。蔺相如说：“大王凭传闻使赵括为将，像是用胶粘住瑟上的弦柱来弹瑟一样啊。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下的兵书，不能随机应变。”赵王不听，就任命赵括为将领。

赵括从小学习兵法，谈论起用兵来，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赵括曾经跟他父亲谈论兵事，赵奢不能难倒他，但并不认为他行。赵括的母亲问赵奢其中的缘故，赵奢说：“战争，是要死人的事，而括说得太轻易了。假如赵国不用括当将领倒也罢了，如果一定用他当将领，使赵军大败的必定是括”。等到赵括将要出发，他的母亲上书给赵王，说：“赵括不适合当将领。”赵王说：“为什么？”回答说：“当初我服侍他父亲，那时他父亲正当大将，亲自捧着食物饮料所招待的客人有数十人，所结交的朋友有数百人，大王和王族所赏赐的东西，全部给了军吏和士大夫，从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过问家里的事。如今赵括刚一当上将军，就朝东坐着接见部下，军吏没有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金帛，拿回收藏在家里，而且天天留意买有利可图的田地房屋。大王认为这哪里比得上他父亲？父亲、儿子的想法不同，希望大王不要委派他”。赵王说：“你放心吧，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于是说：“大王终究要委派他，假如有不称职的事，希望不要让我受株连吧？”赵王答应了。

赵括替代廉颇以后，全部更改了军令，撤换了军官。秦国大将白起听说，就派遣奇兵，假装失败逃跑，而截断赵军的运粮道路，把赵军分离成两部分。赵军军心涣散，四十多天里，全军饥饿，赵括派出精锐部队，亲自带领跟秦军搏斗。秦军射死了赵括。赵括的军队大败，几十万大军便投降了秦军，秦军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赵军前后阵亡的军队共有四十五万。第二年，秦军就包围了邯郸，达一年多，邯郸差点被攻破。依靠楚、魏等国的救援，才解除了邯郸的围困。赵王因为赵括母亲有言在先，终于没有杀她。

有了这么多正反的历史教训，曾国藩选起将来当然更会得心应手，尤其是曾国藩选将与他的相人术相结合，更是神乎其神。

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需要人才，有的经人推荐，有的是自愿投效，曾国藩必定召见面试，谈话之后才决定是否启用。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三个人次日在会客室等候被召见，过了正午很久，尚未被召见，一人静坐沉思，一人走来走去，一人脸上十分生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了傍晚时，曾氏派人告诉他们三个人，可以回家等候被用，不必见面了。那三个人心里不知何故，问他说：“三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三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却很稳重；来回踱步的，器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那个不耐烦的，英勇果敢，一定可败敌，然而有点心急，成功之后可能会殉国。这三人都是军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各自分配了他们的职责。后来经过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余病变，功劳不显扬。踱步的是彭玉麟，立军功建水师，官至兵部尚书，人们皆佩服他。不耐烦的是江忠源，勇敢好战，常常建立军功打胜仗，进官至安徽巡抚，在庐州三河镇力战殉国，被追加封号为忠烈。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慧眼识人，确实不同凡响。

曾国藩遴选、培养的将才除了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江忠源和罗泽南。

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宁举人，大挑二等，在北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往见曾国藩。江忠源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著称。曾国藩初时只是和他谈些市井琐屑的事情，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出，曾国藩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京师求此人才不可得。”即而又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闻者都很惊疑。从此二人交谊甚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诉曾国藩说：“新宁有青莲教，天下将大乱了。”过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国藩向他“你说教徒要肇乱，为什么现在没有动作呢？”江忠源就说：“我在家的时候，曾经把亲友丁壮都组织起来了，一旦有事，可以防御。”道光二十六年（1846），青莲教首领雷再浩果然聚众起事，江忠源率领乡人一战就把他扑灭了，因功援知县，擢发浙江。

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忠源在秀水县任上，天地会党人李沅发又在新宁举事，曾国藩写信去劝他弃官保家。但不久李沅发窜往广西境内活动，成了太平军起义的前驱者。

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为其中之一，上疏说他：“忠心耿耿，爱民如子”。可见江忠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了。江忠源在被举引后，丁忧回籍。不久，太平军攻桂林，赛尚阿奉命督师往剿，奏调江忠源赴营差委。他募集士兵五百人，称为“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胜仗。但赛尚阿不能采用他的战略，他就告病回家了。第二年，太平军由永安溃围，又攻桂林，他增募一千人赴援，又打了几次胜仗。太平军围攻长沙后，他从郴州往援，逼营督战，城得保全，太平军引而北去。这时他的楚勇已增到二千人，在长沙是很得力的队伍。他们不仅靖卫乡里，而且出援邻省，成为湘军的先导。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为同县人。禀生举孝廉方正，平时假馆四方，赖教书度日。他的道德学问，有人称属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标榜宋儒，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污辱莫大焉。”他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连哭三子而失明。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世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曾国藩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湘中书生，起兵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而且都是湘乡人。

曾国藩在北京时，曾致弟书说：“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陈尧农、罗山皆可谓名师，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后由于曾国华与曾国荃曾师从罗泽南，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亲一起办团练，同曾家来往渐多，关系便越来越密切起来，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调罗泽南等赴长沙。这一支乡勇，就成为曾国藩最初的基本力量了。

二十三、奇正

用兵须知主客奇正

“原文”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然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关于用兵的主、客、奇、正，人们虽然能够谈论它，却不一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守城的军队是主，攻城的军队是客；守营垒的军队是主，进攻营垒的军队是客；两军中途相遇，先到作战阵地的军队是主，后到的军队是客军；两军对垒，先呐喊放枪的军队为客军，后呐喊放枪的军队为主军；两人持矛相冲击，先动手刺对方的人是客，后动手格开对方的矛再刺对方的人是主。中间列阵迎敌的军队叫正兵，从左右两侧进攻的军队叫奇兵；屯宿重兵、坚扎官营与敌人相持的军队为正兵，分出机动部队，飘忽不定，伺机狙击敌人的叫奇兵；目标清楚，自己有所凭恃抵御敌人的叫做正兵，多布疑阵，让敌人无法弄清底细的叫做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人不敢侵犯的叫做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其实强大却故意显露弱势的叫做奇兵；树起大旗、擂响战鼓，屹然立于阵前不动的叫做正兵，佯装败退、设下埋伏，引诱敌人中计的叫做奇兵。忽为主军，忽又为客军，忽为正兵，忽又为奇兵，变动起来没有一定的时间，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如果对这些变化都能一一加以区别，那么，对于用兵之道就掌握了多半了。

“原文”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察，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出兵作战，有应当快的，也有应当慢的。应当快的，就是我军去寻求敌人作战，先发制人；应当慢的，是指敌人来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主气常静而客气常动，客气是先盛而后衰，主气是先弱而后壮。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喜欢作主，不喜欢作客。休、祁各军，只知道先发制人，而不知以主待客，再加上所得到的情报不确实，地形、地势不清楚，对敌情也不够了解，因此只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当仔细研究这两层内容，或者我方寻敌作战，先发制人，或者敌方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总要考虑成熟以后再行动，切不可对这两层内容毫无把握就贸然出兵。

“原文”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军队是不得已时才动用的。心里要常常想着不敢先动，必须是敌人先打第一下，我才打第二下。

“原文”

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如水，静如山。

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而骄气即与之相连；不可无安祥之气，而惰气即与之相连。有二气之利，而无其害，有道君子，尚难养得恰好，况弁勇乎？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打仗时，必须做到半动半静：动时如流动的水，静时如肃穆的山。

打仗时不能没有彪悍锐利的气概，但由此容易产生骄气；不能没有安祥的气度，但懒惰也会随之产生。只有上述两种气的好处而没有其害处，即使是有操守的君子，也很难做得恰到好处，更何况是普通的士兵呢？

大凡用兵之道，实力很强却让敌人感到弱小，常常获胜；实力很弱却让敌人觉得很强，常常失败。当敌方进攻时，我方审时度势再应敌的，常常获胜；不加思虑而轻率地进攻敌人的，常常失败。

“原文”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就是“势穷力竭”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则是指大局大计划和粮饷的补充。敌人靠坚忍之气拚死抵抗，我军也只有靠坚忍之气来战胜敌人。这只有充分休养士兵，相时而动，不必急于求胜，白白消耗精锐，等到时机成熟，就能很轻易地获得胜利。

“原文”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与敌人相持日久，最需戒备的是轻率出战。兵勇因为轻率出战而不认真对待，不认真就会疲乏；敌人因为我军轻率出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巧妙。用疲乏的我军与敌人的巧妙作战，最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所以我过去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几个月不打一仗，也不可毫无安排算计地轻率出战。”

“原文”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癴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打仗靠的是士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对这几句话，经常在内心仔细体会。大约用兵并没有别的奥秘，只不过是保存用之不竭之气而已。孙权攻打合肥时，受挫于魏将张辽；诸葛亮攻打陈仓时，受创于魏将郝昭，这都是由于起初气势太盛，但慢慢就衰竭而造成的。只有荀癴攻克逼阳时，原本竭尽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打西陵时，事先便料到难以一下子把城攻破，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的敌人力竭自亡。这是善于利用士气的人。

“详解”

本章是曾国藩专门讲兵法的，用兵打仗占了曾国藩事业的很大一部分，同时战争的胜负又决定着统帅的荣辱沉浮，所以它也是《挺经》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曾国藩在此专门讲了行军打仗的几个重要方面：主客、奇正、迟速。主客就是敌我双方以谁为主；奇正就是打仗时该出奇兵还是堂堂正正地对阵；迟速就是战争的速战速决和持久战。

关于主客，曾国藩认为：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即守者为主，攻者为客。这主客之间并无上下之分，但必须是该主时主，该客时客。然而，我们从项羽的垓下之战中看到了主客之间那种丰富多彩的变化。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双方达成了鸿沟议和，中分天下，双方罢兵。项羽按照和约和规定，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刘邦的妻子吕雉，并撤军东走。

楚军撤走后，刘邦也准备下令撤军西退。这时张良、陈平向刘邦建议说：“现在汉已占领了天下的大半，诸侯皆归附。楚军已疲惫不堪，粮食断绝，这正是天亡楚军之机，不抓紧机会而消灭楚军，就是养虎遗患。”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建议，停止撤军西退，而乘项羽东走的机会，撕毁双方共同商定的约言，转而率军紧紧追击项羽军，遂爆发了垓下（今安徽灵壁东）战役。

汉高祖五年十月下旬，固陵之战后，楚汉双方仍对峙于淮阳地区。此时，韩信已率军南下，以一部兵力引诱楚军出击，双方战于九里山一带。西楚军陷于韩信军伏击中。韩信军之骑兵部队乘机向彭城进攻，一举将彭城击破，汉军接着一一攻克了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兵锋直趋项羽军之侧背。

项羽军兵败，再失彭城，今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被汉军占领之后，无法稳住局势，只得率军政官吏，携大量贵重物资，向东南方向撤退。此时，项羽军已更加陷入危机之中。十一月，项羽率领近10万军队向垓下地区败走。到达垓下地区后，项羽与大将季布、钟离殊等都认为垓下地区地形险要，可以防守，于是决定构筑营垒，进行防御，以便整顿部队，恢复军力，准备与汉军在垓下地区决战。此时，项羽军的大致态势是：季布军在垓下以西以南地区；钟离殊在垓下以东以北地区；项羽自率主力于垓下周围地区。

韩信军取得九里山大捷、进占彭城后，得知项羽率军向彭城东南方向撤走，于是挥军继续向东南方追击项羽军。这时，楚之大司马周殷叛楚后，率兵进占了楚之六地，接着统率九江兵与将军刘贾向北攻占城父。至此，汉军、齐军、九江军及彭越的梁军等四路大军会师于垓下，构成了对项羽军的包围态势。当时汉军及各诸侯军的关系位置大致为：齐王韩信统率的齐军驻于垓下东北地区；九江王英布指挥的九江兵驻于垓下的西南地区；梁王彭越指挥的梁军驻于垓下的北部地区。

汉方各路大军在完成对项羽军的直接包围后，便加紧准备与项羽军的最后决战，以求彻底歼灭项羽军。韩信为向垓下进攻，做了如下部署，以将军孔熙军为左路，以将军陈贺居右路，韩信自率主力在中路主攻。汉军在韩信统率之下，分路向垓下之楚军进攻，楚军在项羽率领下，奋勇力战，多次击退汉军的进攻，但由于项羽兵力已经有限，无力出击汉军，更难以迫使汉军撤退，终于在汉军多面夹攻之下，退入营垒坚守。韩信遂以各路大军，把项羽军重重包围。双方虽经不断作战，但汉军尚难以彻底打败楚军，为尽快将楚军击败，张良建议刘邦采取以瓦解楚军斗志为主的“攻心战”。以楚方归顺人员和汉军中善唱歌者，每夜皆唱楚歌。

项羽兵困垓下，兵少食乏，处境更加险恶。前线坚守营垒的部队，每日黄昏战斗停顿时，就听到四周唱出的楚歌声。士卒听到这种楚国乡土歌声，看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极大地影响了战斗意志。早已被汉军收买的项王叔父项伯，力劝项羽夜间巡视军营，以便让项羽听到四周的楚歌声，瓦解项军的斗志。果然，项羽听到这些歌声后，十分吃惊：他说“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国的地方都拿下来了吗？为何他们中间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呢？”项羽面对这种局面甚为忧虑，半夜里在营帐中饮酒解愁。

项羽有一位妃子虞姬，很受宠爱，时常跟随在项王身边。项羽还有一匹白色的好马，名叫骓，是他最得力的战马。项羽边饮酒边悲凉地歌唱道：“力大能够拔山啊，气壮盖过了当世，不料时势不利啊，连乌骓马也不济！乌骓马不济了啊，那可叫我怎么办？虞姬啊，虞姬！怎么能对得起你！”项羽连唱了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唱。根据《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当时也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罢，即自刎而死，项羽的泪水一行行地涌流，左右的人也都泪流不止，以致互相不能抬头相看，气氛甚为悲壮。

虞姬已死，项羽悲痛地上马出营，率领部下800精锐骑兵乘夜突围而去。次日天明，汉军才得知项羽已经突围，韩信急令灌婴率领5000骑兵追击。由于项羽突围之先头骑兵急驰而行，后续骑兵未能全部跟上，待项羽渡过淮水之后，仅跟上来百余骑士，项羽行至阴陵，迷失了方向，便向一个老农问路，老农欺骗项羽部队说，向左走。项羽于是向左急奔。但走不多远，即陷入了大泽之中，行进艰难，很快被灌婴骑兵追上。项羽又引兵向东突进，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50里）地区后，仅剩下28名骑士，而汉军追兵竟有数十骑。项羽此时自料不能逃脱，便对跟随便他的骑士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亲身经历过70多次战斗，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未打过败仗，因此，做了天下的霸王。不料今天倒被围困在这里，这是天要亡我。并不是我在战争中的错误啊！”项羽接着又强调：今天要决一死战，必须做到三战三胜：溃围（击溃敌人，突出重围）、斩将（杀敌将领）、刈旗（砍倒敌人的旗帜）。

项羽说毕，将自己的28名骑兵分做四队，对着四个方向，汉军骑兵虽然包围了数层，但项羽毫无惧色。项羽说：“吾为公取彼一将”。于是他命令骑兵坚决向敌冲杀，到达山下后，在山东分三处集合。项羽吩咐完毕后，即呼喊冲杀而下，将汉军打得人仰马翻，四处溃散，并斩杀汉军骑将一人。项羽军到达山东分三处集合后，汉军再分三队将项羽军团团围住，项羽率兵又驰逐冲杀，斩杀汉将一人，杀死汉军百余人。项羽将自己的兵马又集中起来，结果发现自己仅亡两骑。项羽对众人说：“各位看我打得如何？”众骑兵说：“诚如大王所说的一样”。项羽得胜。乘汉军混乱之际，冲出一条血路，向南疾走。准备渡过长江。项羽到达乌江，乌江亭长撑船靠岸，等待项王上船，亭长对项王说：“江东地方虽然不大，但方圆也有千里。有民众数十万，足够建立霸业。请大王急速渡江，这一带只有我有船，汉军到后将无船渡江。”

项羽笑着对乌江亭长说：“上天要灭亡我。我不能渡江了。当初我带领江东8000子弟渡江西征，现在没有一人生还，纵然是江东父兄谅解我，继续拥我为王，我有什么面目见这些父老？即令是他们不谴责我，我也羞愧难当。我知道你是忠良之人，我骑的这匹马只有五岁，所向无敌，一日可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之，现在赠送给你。”项羽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后，命令所有骑士均下马步行，以短兵器与汉军骑兵搏斗。项羽一个即杀死汉军将士数百人，自己受伤十多处。

项羽在冲杀间看见汉军中的吕马童，便指着吕马童高声说：“你岂不是我的老部下吗！”吕马童看见项王后，即指给汉将王翳说：“此项王也”。项羽对王翳说：“我知道汉军要出千金得我的头，还要封万户候，为了使你得到功赏，请把我的头拿去吧。”项羽说罢，便自刎而死。

关于战争中的奇正变化，正可谓“不竭如江河”，因为每一场争都可以有不同的打法。然而，在战争中最引人入胜的还要算用奇兵，如唐朝初年，国力尚弱、百废待兴，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经常发兵攻扰唐朝。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登基继位，突厥颉利可汗想给唐太宗一个下马威，亲率四十万大军攻入唐境，大军进至唐朝国都长安城北的渭水桥边。唐太宗大惊，忙派人召见大将军李靖，询问退敌良策。此时，唐朝各地勤王兵马尚未到达，长安城内能充军打仗的人不过数万，形势非常危险。颉利可汗派精兵一天向唐军讨战数十次，气焰十分嚣张。唐太宗对颉利可汗的狂妄十分愤怒，想亲自出城应战。李靖却向唐太宗建议把国家府库里的所有珍奇宝物拿出来送给突厥，请求议和，待突厥兵返回途中，唐朝设伏拦截。唐太宗听从了李靖的计策，将库里的宝物全都送给了颉利可汗，双方议和。颉利可汗趾高气扬地满载宝货撤军。中途突然遭到唐军的袭击，归路被切断，突厥兵无心恋战，大溃而逃，唐军俘获战马数万匹，珍奇宝货又回到了唐太宗手中。

还有如公元1222年，北宋都统制刘延庆率领十万大军趋燕攻辽，屯兵卢沟（今流经河北、北京境内的永定河）南。辽将萧干分兵切断宋军粮道，活捉了宋护粮将王渊和两名宋兵。萧干把两名宋兵眼睛蒙上，留在自己的营帐内。半夜，萧干故意和身边官员说假话，意在给两个宋兵听：“我听说宋军有十万大军，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兵力是它三倍（实际上不过万余）。我们应当把大军分为左右两翼，用精锐兵力冲击宋军中坚，左右两翼进行配合。到时候举火为号，见火起，中间冲杀，两翼夹击，一定能把宋军消灭干净！”说完，故意放跑一个宋兵。这个宋兵逃回去后，将自己夜里所听到的话报告了刘延庆，刘延庆信以为真。次日一早，萧干点起了大火，刘延庆见到火光，以为辽军真的攻上来了，吓得急忙命令士兵烧掉营垒逃跑。由于慌乱，宋军互相践踏，尸横遍野。萧干只是说了几句假话，点起一堆大火，就使十万北宋官兵望风而逃。

宋朝大将韩世忠一人俘敌万人的故事则可谓把“奇”用到了绝顶。宋朝大将韩世忠智勇双全。当时张师正部溃败，宣抚副使李弥大将他斩首，李复见状，鼓动士兵叛乱。淄州（今山东淄川）、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归附李复的人共有几万，山东又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李弥大写信命韩世忠率部前去追击李复。至临河，韩世忠部不足千人，分成四队，命部队在归路上撒满铁蒺藜堵塞退路，下令说“前进就能取胜，后退死路一条，有敢逃者格杀不论。于是士兵都与敌人死力拼战，大败李复军，并将李复斩首。”韩世忠乘胜追击，至宿迁县（今江苏宿迁县），叛贼还有上万人。正当叛军喝酒作乐时，韩世忠单骑至叛军营前，大喊：“我们大军已到，赶快缴械投降，我能保全你们的性命。”叛军吓得连连求活命，且跑着向韩世忠献上牛肉好酒。韩世忠下马，把酒肉都吃喝完，众叛军都投降归顺。到天亮时，看到大军未来，才知中韩世忠的计了。

然而，并不是任何战争都需要用奇，有时用正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宋真宗时，契丹进犯澶渊城，边境告急。大宋朝廷惊慌失措。重臣寇准却非常镇静，力主宋真宗亲临前线，以高昂士气，振奋军威。这样敌人必闻风而逃，这正是取威决胜之道。果不出寇准所料，宋兵得知皇帝御驾亲征，欢呼万岁，军心大振，而契丹一边自然惊恐万状。寇准指挥果断，号令严明，不久便打了个大胜仗，契丹损失惨重，引兵退去。寇准在坐镇指挥时，常常饮酒下棋。宋真宗得知后，高兴地说：“寇准如此从容镇定，我还有何值得忧虑的？”

至于战争中是采取速战速决还是持久战，则更要根据具体的条件来决定，曾国藩认为，两军对垒，有如弈棋，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所以他的方针是着着稳慎，下稳慎棋。

咸丰七年，曾国荃刚刚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就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太平军在天京上游，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根据曾国藩当时设想，围攻金陵，须多路进击，方可收南北夹击之效，但北岸多隆阿部不愿与曾国荃合作，长江中的水师统领彭雪琴又与曾国荃“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曾国藩的忧虑是有根据。他告诉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甚至连向朝廷报告攻克金陵的奏稿款式，曾国藩也已为曾国荃设计好了，写信通知了他。就是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金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可以说，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背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十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作“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见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亟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庵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军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的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由稳慎而不怕打持久战，这是曾国藩的一贯思想，持久战并不是人为想打，而是当时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只能打持久战，如清朝在乾隆十二至四十一年间（1747-1776），平定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先后用了近三十年时间。（可谓持久战方面的典例）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上游，山高水险，是藏族聚居地区，并实行土司制度。该地原仅有金川土司，清康熙六十年（1721），大金川演化禅师嘉勒巴之孙莎罗奔，因率兵随清军平定西藏羊峒叛乱有功，同时因金川土司人多势强，为分其势，清廷授予莎罗奔大金川安抚司之印信，专管大金川事务；原金川土司泽旺只管小金川事务。该地相邻之土司还有杂谷、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等。

莎罗奔借助清廷的支持和纵容，势力日益强盛，经常出兵侵扰周边土司领地。乾隆十一年（1746），诱执小金川土司泽旺，夺其印信，企图吞并小金川。次年，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和沃日两土司。清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被击败，于是奏请清廷进剿大金川。为平定大金川的叛乱，清廷一面派四川官员速派军队前解沃日之围，一面急调平定苗瑶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于同年四月统兵三万，兵分两路进剿大金川。

莎罗奔没想到清廷会直接出兵大金川，因而其内部防御尚不完备。这样，率先赶到的川军将领马良柱率部解沃日之围后，一度乘势拿下小金川，使大金川上下深为恐惶。马良柱本可一鼓作气拿下大金川，但适逢川军与张广泗交接之际，指挥官无暇顾及，而马良柱本人也没有认识到当时时机的重要性，致使莎罗奔得以借此机会从容部署兵力，据险扼守。莎罗奔本人率一部兵力固守勒乌围（今四川省金川县东）要塞，命其侄郎卡率一部兵力守噶尔崖（金川县东南）要塞。并在各处增筑了许多碉堡和防御工事。张广泗率兵进驻小金川诺官寨（今四川省小金县城）后，以泽旺弟良尔吉（实为莎罗奔间谍）为向导，打算当年九、十月间就拿下大金川。由于莎罗奔对清军动向了如指掌，清军要进攻哪里，哪里就有重兵把守，再加之地势险要，碉垒林立，难攻易守，清军多次强攻均告失利。张广泗乃以主要兵力攻敌碉垒，用火烧、挖地道、埋炸药等方法，逐一与敌争夺碉垒。由于碉垒甚多，藏兵又居高临下，清军死伤甚众，张广泗只得奏请清廷再增兵一万。然而，碉垒争夺战至次年仍未奏捷。相反，叛军士气却嚣张起来。乘清军戒备不严时，不断发动偷袭，使清军防不胜防，副将张兴、游击孟臣等相继阵亡。

乾隆没想到大金川弹丸之地，仅七八千叛军，竟使四万大军连连受挫。乾隆十三年（1748）春，又派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前往督师，并起用老将岳钟琪、傅尔丹前往助战。当时岳钟琪已与张广泗商定，由岳钟琪自党坝（今金川县北党坝镇）迂回南攻勒乌围，由张广泗自苗岭（今金川县东南）北攻噶尔崖。讷亲至军后，未对敌我双方情况作认真调查，即撇开岳、张二人的计划，限令三日内务取噶尔崖。清军凭人力硬拼，一无进展，反遭重大损失，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战死。讷亲从此不敢专权，将军务仍交张广泗办理。张广泗轻视讷亲不懂得军事，两人互相推诿，军心为之涣散。其间，岳钟琪察知向导良尔吉乃莎罗奔耳目，提请张广泗留意，张广泗听信幕僚、南明余党王秋的话，对良尔吉坚信不疑。不久，讷亲又采取大筑碉堡，以碉逼碉的战法，并请终南道士、西藏喇嘛施用巫术破敌。用兵数月，寸土未进，反而每战必败。同年九月，乾隆下诏将张广泗、讷亲革职治罪，改派大学士博恒为经略大臣。傅恒至小金川，首先将良尔吉和王秋处死，断敌内应。又将讷亲以碉逼碉等不切实际的战法废弃。针对叛军人少，外界既密，内守必虚的特点，分南北两路，采取迂回进军，避坚就隙、绕碉而过、直逼敌巢穴的战法，连克碉卡，军声大振。莎罗奔见固守无望，遣使乞降。岳钟琪率随从数人入勒乌围受降。清廷赦免莎罗奔死罪，仍命其为大金川土司，第一次金川之战遂告结束。

十余年后，莎罗奔病故，其侄郎卡承袭大金川土司职务。郎卡叛心未泯，经常出兵攻掠邻近土司领地。四川总督开泰发檄制止，郎卡置若罔闻。为控制邻近各土司，郎卡与小金川和绰斯甲布两土司和亲，企图借此结成军事同盟。不久，郎卡死去，其子索诺木与泽旺之子僧格桑继为土司，大小金川从此结为军事同盟。乾隆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属，僧格桑也屡次攻打其东部的鄂什克（今四川省小金县沃日）土司。

为制止叛乱，清遂命四川新任总督阿尔泰率兵一万六千人出征大小金川，但出师半年进展不利。清廷将阿尔泰治罪，又派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领兵进剿。僧格桑见清廷发大军来讨，急向索诺木求援，索诺木暗中发兵相助。乾隆帝为各个击破大小金川叛军，下诏给温福、桂林，命其先剿小金川，暂不声讨大金川助逆为敌之罪。温福和桂林至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后，兵分两路，温福率一部兵力由西路，桂林率一部兵力由南路，从两面夹击小金川。清军初战顺利，很快夺回僧格桑侵占领近土司的领地，进入小金川境内。但墨垄沟（今小金县西南石坪关东）一战，桂林部将薛琮所率三千官兵遭敌截击，桂林未及时赴援，致使全军覆没。清廷撤桂林职，改以阿桂代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阿桂探知僧格桑驻美诺，乃率军直抵小金川河南，乘夜以皮船渡河，连夺险隘，直捣大营。十二月攻战美诺，僧格桑力竭势穷，逃往大金川。清军命索诺木交出僧格桑，遭拒绝。次年春，温福、阿桂分兵进讨大金川。温福又采用以碉逼碉之战法，建碉垒千余座，令二万余官兵分据各碉，与索诺木对峙。后因叛军扼险据守，难以进军，暂时驻营木果木（今小金县西北耿家关附近），命提督董天弼驻底木达，以守备通往小金川的后路。索诺木指使小金川兵数千突袭清军底木达营地，董天弼不及防备，军中大乱，仓皇逃遁。小金川兵便与大金川兵突击木果木清军大营。温福仓促应战，被敌兵杀死，各碉垒万余名守兵闻讯溃逃，提督马全、牛三畀战死，清军四千官兵阵亡。小金川又落入僧格桑手中。

乾隆帝闻败大惊，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进一步调兵增援前线，其中包括火器营千余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阿桂携火炮多门，兵分三路，合击小金川。经五昼夜激战，再次征服小金川，随即移师大金川。阿桂复兵分三路，仍以炮击破垒，步兵歼其守军的战法进攻大金川，至七月中旬已连下赞巴拉克、思底博堵木城、凯立叶等数寨，直逼勒乌围屏障逊克宗垒。清将海兰察、福康安火烧堡垒周围村落房屋二百余间，使逊克宗垒成为一座孤寨。索诺木为自身安全，毒杀僧格桑，将其尸体及妻女献给清军，请求投降。阿桂不允，进攻益急。清官屡攻逊克宗垒不下，只好绕道夺取勒乌围以东的墨格山。同年十一月，叛军退守康萨尔山。清军围攻两月余，终将敌攻破，继而又突破郎噶寨、逊克宗垒，昆色尔拉枯两座喇嘛寺。于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围攻勒乌围。清军集中兵力先攻其要害，击破寨内转经楼与北部官寨间木栅石卡数十重，断其犄角，又毁桥梯断其退路，同时封锁其水上通路。八月十五日夜，清军以火炮轰破勒乌围，攻占官寨。随即追击索诺木，兵围噶尔崖，断其水源及水陆交通，以大炮昼夜轰击营垒。索诺木无路可走，坚守数月。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寨中粮尽弹绝，只得率残部二千余人出寨投降，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结束。

大小金川之战的胜利，在废除享有特权的土司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大小金川地仅千里，兵仅万人，清廷所派官兵多达数万人，前后用兵数年，耗银七千万余两，阵亡官兵三万余人，才平息该地土司叛乱，其经验教训至为深刻。

二十四、肃杀

兵事宜惨戚不宜欢欣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曰：“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用兵，是阴杀之事。悲伤哀痛，如同亲生父母去世；严肃恭敬，又如同面临大祭，这才符合用兵之道。现在如果把牛、羊、狗、猪赶到屠宰烹煮的地方，看到它们行将被杀时的悲啼，。在刀俎之间的挣扎，有仁爱之心的人尚且于心不忍，何况是把人的生命当作轻易抛弃的东西，而不去管它失败丧身呢？即使侥幸获胜，但士卒死伤累累、断头洞胸、四肢不全、血肉狼藉的惨景每天横陈于我的眼前，悲哀同情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所以，军队中不应该有欢乐欣喜。有欢乐欣喜，则无论是因为和乐喜悦，或者是因为骄傲自满，最终都会导致失败。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时候，将士都有拼死一战的勇气，所以能够攻破燕国。到后来攻打狄国时，身佩黄金横带而驰骋于淄渑之间，将士有求生的欲望，却没有死战的决心，所以，鲁仲连预测田单一定失败。用兵应该有惨戚的心情，不应欢乐欣喜的道理是很明显的了。嘉庆末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他曾经对人说：“我每到作战时，行军时感到有热风拂面，这一天肯定打败仗；如果行军时感觉到有冷风，身体好像承受不了寒冷，这一天必定打胜仗。”这也是用兵为肃杀的意思。

“原文”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蒉，立则仗锸，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

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撤归农。到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东、河南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指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田单攻打狄国的时候，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没能攻克。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下就编织草筐，站起来就手拿铁锸，作为士卒的榜样。你有拼死的决心，士兵有视死如归的勇气，一听到你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流泪而准备作战的，这就是你能打败燕国的原因。现在，你东有夜邑的进奉，西有淄上的欢娱，佩黄金横带驰骋在淄渑之间，只感到有生的快乐，却没有拼死作战的决心，所以，你无法取胜。”

我也曾经十分相信鲁仲连的这番话，认为是不可更改的观点。同治三年，收复江宁之后，我看到湘军将士骄傲自满，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使用，就全部遣送他们回乡。到了四年五月，我奉命到山东、河南清剿捻军，跟随我的湘军极少，专用安徽的淮军。我见淮军虽然士气振奋，却缺乏忧患意识，暗暗担忧，恐怕淮军不能平定捻军。《庄子》中说：“两军相对哀者胜。”鲁仲连所说的因为忧和勤而取胜，因为娱乐而失败，也就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以后，我因为身体有病而上疏请求退休，于是解除了兵权。然而，合肥的李相国，最终用淮军平定了捻军，这是因为淮军的士气还很旺盛。以忧患意识来感染士卒的激情，以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取胜，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善加运用罢了。我只主张忧勤这一说法，大概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姑且记在这里，用来提醒我见解的偏颇，也可反映古人的格言至论也不能举一概百，每一种说法都是针对具体情况而言的。

“详解”

关于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田单是齐国田氏王族的远房亲属。当时，田单担任菑市的掾吏，没有受到重用。等到燕国派乐毅打败齐军，齐王出逃，继而退守莒城。燕国的军队长驱直入平定齐国各地，田单也逃往安平，叫他的族人们把车轴两端的末端统统锯断而裹上铁皮。不久，燕军围攻安平，城被攻陷了。齐国人逃难，争先恐后，许多人都由于车轴断裂，车子毁坏，而被燕军俘虏，只有田单的族人，因为车轴有铁皮裹着的缘故，得以逃脱，往东退守即墨。燕军已经全部降服了齐国的城池，只有莒城和即墨两个城没有攻下。燕军听说齐王在莒城，于是集合兵力攻打莒城。淖齿在莒城杀了齐王以后，就矢志坚守，抗拒燕军，好几年，城都没有被攻下。燕军只好转移兵力，往东去围攻即墨，即墨大夫出城迎战，战败身死。城中人共同拥推田单说：“安平之战中，田单的族人因为铁皮裹着车轴得以保全，足见他懂得兵法。”就立他做将军，用即墨城的力量抵抗燕军。

不久，燕昭王去世，惠王继位，惠王和乐毅有嫌隙。田单听说后，就在燕国展开离间工作，扬言说：“齐王已经死了，齐国没有被攻下来的城池，只剩下两个。乐毅是怕国君要杀他，所以不敢回国。他是借攻打齐国为名，实际上是想延长战争，在齐国称王。齐国的民心尚未归顺，才暂且缓攻即墨，以便等待时机。齐国人所害怕的，只是恐怕燕军调派其他将领来，那样，即墨城就会被攻破。”燕王听了，认为这说得对，就派骑劫接替乐毅的职位。

乐毅于是投奔赵国，燕国军民都忿忿不平。田单于是命令城中的居民，每餐吃饭时，一定要在庭院中祭祀祖先，飞鸟都在城池上空盘旋着，然后下去啄食。燕国人对此感到很奇怪。田单又乘机扬言说：“神从天上来指教我。”于是告诉城中人说：“会有一个神人来当我的老师。”有个士兵说：“我可以做老师吗？”说完转身而去。田单就站起来，招他回来，请他坐朝东的上座，拜他为师。那士兵说：“我是骗你的，我实际上没什么本领。”田单说：“你不要说了！”于是拜他为师。每次发布号令，一定说是出自神师。又扬言说：“我只是怕燕军把所俘虏的齐兵的鼻子割掉，把他们排列在队伍的前头，来和我们作战，这样即墨就要失败了。”燕国人听到这些话就照着所说的做了。城中人看到那些投降的齐国人都被割了鼻子，都很愤怒，更加坚定防守，唯恐被燕军俘获。田单再一次施展反间计，说：“我怕燕国人挖掘我们城外的那些坟墓，凌辱祖宗，这样是最令我们心寒的。”燕国人把所有的坟墓全部挖开，焚烧死人。即墨人从城头上望见那情景，都痛哭流涕，一致要求出城决战，愤怒之心，比以前涨出十倍。

田单知道士兵可用了，于是亲自带着版筑、铁锹，和士兵们一起修筑防御工事，又把自己的妻妾编在队伍中，拿出所有的食物犒劳将士。命令披甲的士兵都埋伏下来，派那些老弱贱兵和妇女、儿童在城头上防守。派遣使者与燕军接洽投降，燕军听说后都高呼万岁。田单又收集民间的黄金，得到一千镒，派即墨城中的富豪前去送给燕国的将军，说：“即墨就要投降了，希望不要掳掠我们的家族和妻妾，让他们得到安全。”燕将十分高兴，答应了他们。燕军从此越发松懈了。

田单又从城中收集了一千多头牛，给它们披上画满龙纹的红绸子衣服，牛角上端绑上兵器，又把灌满油脂的芦苇系在牛尾上，点燃牛尾上的芦苇。在城墙上面凿了几十个洞，夜里放牛出去，五千多精壮的士兵尾随在牛的后面。牛的尾巴一被烧灼，就狂怒地直奔燕军，燕军在夜里大为惊恐，牛尾巴上的火把光明耀眼，燕军看见那庞然大物背有龙纹，只要被碰上的，全部非死即伤。那五千名壮士，口衔着枚不声不响地攻击燕军，即墨城里的人擂鼓呐喊紧随着他们，老弱妇孺都敲响铜器，喊杀声惊天动地。燕军大为惊骇，溃败逃奔。齐军终于杀死了燕国的将军骑劫。燕军在混乱中四处逃窜，齐国人紧追逃亡败北的燕兵，所经过的城邑都纷纷叛离燕国而归附田单，田单的士兵一天天增多。齐军乘胜追击，燕军一天天溃败逃亡，终于到了黄河边上，而齐国所沦亡的七十几座城池又被齐国收复了。于是他们到莒城迎接襄王，返回来主持国政。

襄王封赏田单，封号为安平君。

曾国藩曾说：“攻城攻垒，总以敌人出来接仗，击败之后，乃可乘势攻之。若敌人静守不出，无隙可乘，则攻坚徒损精锐。……用兵人人料必胜者，中即伏败机；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机。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意即：进攻敌人的城池和营垒，总要等敌人出来应战，把他们击败之后，才可乘势进攻。如果敌人静守不出，无机可乘，那么，进行攻坚战就是白白地损耗我军精锐……。打仗时，人人都料定必胜，其中已潜伏着失败的可能；人人都料定必受挫折，其中已潜伏着胜利的机会。庄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

在这里，曾国藩反复讲述的，就是哀兵必胜的道理，既然哀兵必胜，那么欢兵就不必胜，那么在平时的行军打仗中，就不应该有欢乐的气氛。曾国藩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同时也是自己在率兵打仗中常常运用的。历史上哀兵必胜的事例是相当多的。

吴王阖闾自败楚之后，名震中原，傲视诸侯各国，以中原霸主自诩。他性格怪戾，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对邻国诉诸武力。公元前496年，他拒绝伍子胥等人的忠告，趁越国国王允常逝世，世子勾践新立之机，率精兵三万，兴兵伐越。越王勾践亲自督师抗击。吴、越两军相距十里下寨，几经交锋，不分胜负。阖闾大怒，遂督众列阵以待，准备等越军稍有懈怠，即进行猛烈攻击。勾践远远望见吴军队伍严整，戈甲闪闪，便对诸将说，吴军兵多势振，不可轻敌，必须以计破之。他先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手持长枪大戟，一声呐喊，杀向吴军阵地。可是，敢死队连续发起三次冲击未损得吴军半根毫毛。勾践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次日，他密传军令，放军中所携带的死囚三百人于阵前列队。死囚们分作三队，每个人都袒露胸怀，把明晃晃的大刀架在脖子上，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向吴军阵前走来。当距吴军阵脚只有几码之地时，为首一囚上前说：“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于上国，使上国出兵讨伐，我们愿以死代越王赎罪。”说完，便带头将刀一抹，三百个囚犯跟着一个接一个地割下自己的脑袋；吴军眼睁睁地看着一颗颗落地有声的人头，叹为观止，以为平生第一奇事，彼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全然忘记了此乃两军交战的战场。勾践期望的正是这个效果。当下越军阵中鼓声大作，越军敢死队像汹涌的潮水扑来，吴军还没清醒过来，队伍便被冲得乱作一团。勾践见先锋得手，遂率大军杀来。吴军见状，纷纷逃遁，三万军队死伤过半，吴王阖闾连惊带吓，败退途中，刀伤发作，一命呜呼。

而据《史记》载，韩信在作战时为了以少胜多，故意把军队置于死地，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韩信和张耳带着几万部队，想要向东占领井陉关，攻打赵国。赵王和成安君陈余听说汉军将要袭击他们，就把兵力聚集在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劝成安君说：“听说汉将韩信渡过西河，俘虏了魏王，擒获了夏说，新近在阏与血战，如今又用张耳辅佐，商议想攻下赵国，这是乘胜离国远征，它的锋芒不可抵挡。我曾听说‘从千里之外运送军粮，士兵就会面有饥色；临时取柴草然后做饭，军队就不可能经常吃饱’。如今井陉的道路，战车不能并列行进，战马不能并排而行，行军几百里，军粮势必落在队伍的后面。希望你借给我精兵三万人，从小路去拦截他们的军需物资。你就深挖战壕，高筑营垒，坚守营地，不要跟他们交战。他们向前无法战斗，后退无法撤兵。我用奇兵断绝他们的后路，使他们在野外掠夺不到什么东西，不到十天，韩信和张耳两将将领的头颅，就可以送到将军的帐前了。希望你考虑我的计策。否则，我们必定会被他俩擒获。”成安君是一个儒生，常常声称正义的军队，不用阴谋诡计，他说：“我听说兵书上说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它，兵力比敌人多一倍，就和它交战。如今韩信的兵号称几万，其实不过几千。他们跋涉千里来袭击我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现在像这样的情况我还退避不攻，以后有大敌来临，怎能战胜他们！那么诸侯会认为我们胆怯，就会轻易地来攻打我们。”成安君不听从广武君的计策。广武君的计策就没有被采用。

韩信派人偷偷侦察，知道广武君的计策没有被采用，侦探回来报告，韩信十分高兴，才敢带领军队勇往直前。在距离井陉口不到三十里的地方，停下来宿营。半夜里传令出发，挑选轻装骑兵两千人，每人拿着一面红旗，抄小路上山隐蔽起来观察赵军，并告诫说：“赵军看见我们逃跑，必定倾巢出动来追逐我们，你们就快冲进赵军营中，拔去赵军的旗帜，插上汉军的红旗。”又让副将们传令开饭，说：“今天攻破赵军以后大会餐！”将领们都不相信，假装答应说：“好。”韩信对军官说：“赵军已经先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安营，而且他们没有看到我军主将的旗鼓，就不会出来攻打我们的先头部队，怕我们到了险要的地方就回来。”韩信就派一万人先出发，背着河水排开阵势。赵军看到了都大笑起来。天亮时，韩信树立主将的旗鼓，敲着鼓经过井陉口，赵军敞开营垒，迎击汉军，两军混战了很久。于是韩信、张耳假装抛弃了旗鼓，逃到水边的军阵之中。水边的部队，敝开营门，让他们进入阵地，又进行激战。赵军果然倾巢出动，争夺汉军的旗鼓，并追逐韩信、张耳。

韩信和张耳进入水边的军阵以后，全军都拼死作战，无法打败。韩信派出的两千轻装骑兵，都等候赵军倾巢而出追逐利益，这时就冲入赵军营垒，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去，竖起了两千面汉军的红旗。赵军已经不能取胜，也无法俘虏韩信等人，想返回营中，但营垒中却全是汉军的红旗，因而大为惊恐，以为汉军已经擒获赵王的所有将领了，士兵就纷纷逃跑，赵将尽管斩杀他们，也不能禁止。这时候汉军前后夹攻，大胜赵军，在水边斩杀了成安君，擒获了赵王赵歇。

韩信于是命令军中不要杀死广武君，有能活捉他的奖赏千金。这时，有人捆绑着广武送到韩信的军帐前，韩信就解开他身上的绳索，请他向东坐下，自己向西对坐着，像对待老师一样礼敬他。

将领们呈献首级和俘虏之后都向韩信称贺，于是问韩信说：“按照兵法，应当右边和背后靠山陵，前方和左边靠水，这一次将军反而让我们背水列阵，并且说‘打败赵军再大会餐’，我们都不信服。然而竟然打了胜仗，这是什么战术呢？”韩信说：“这些都在兵法上，只是诸位没有留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况且我韩信并没有得到训练有素并听从调遣的将士，这就是听说的‘驱赶市民去作战’，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把军队安排在死地，使人人都为自己作战；如果让他们处在可以逃生的地方，大家都逃跑了，难道还能让他们听使唤吗！”将领们都信服地说：“好，这不是我们所能比得上的。”

度尚则为了鼓舞士气，有目的地专制造“哀兵”。

汉桓帝时，长沙零陵等地盗贼蜂起，渐被平息。有余贼卜阳、藩鸿等逃入深山潜伏，避实击虚地劫掠，蹂躏居民，复与艾县残贼勾结，声势颇大。荆州刺史度尚，颇有胆略，招募本地的蛮夷人等，悬赏进讨，大破贼众，连平三寨，获得珍宝无数。卜、潘二贼仍逃窜山谷间，据险固守，党羽犹盛。度尚正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剿，可此时的军士都已掳得金银珠宝，毫无先前的斗志了。度尚见此情况，乃想出一个办法，当众扬言说：“卜阳潘鸿，为多年积贼，能战能守，现居险地，未易驱除。我等军士经过几场剧烈战斗，已相当疲劳，和贼匪相较，还是彼众我寡，一时不便轻进。我正征调各地兵马到来，拼力围击，方可成功。在此期间，各军可以多多休息，还要随时习劳，勤练武功，上山去打猎。等到各地兵马齐集了，方大举进剿，难道不一劳永逸！”各军士闻言，无不喜悦，当即成群结队，四出游猎，每天捕获的禽兽充入疱厨，以供大嚼。可谓天天牙祭，晚晚夜宵。因此群情踊跃，倾营而出，四处弋射。有一天，度尚趁营内无人，密派亲信潜至各营放火。顷刻间，全营付之一炬。黄昏时，众军士猎罢回营，无不惊心怵目，叫苦连天：几座营盘化为灰烬，各人平日获得的珠宝财物被烧得一干二净。大家正在涕泪交流、自悔自恨的时候，度尚闻讯亲来慰问，故意顿足说：“贼人如此可恶，竟敢乘机烧营，本官一时疏忽，定不辞其咎，血债要血偿，此次损失，向贼匪算帐去。”最后，他又安慰军士：“卜、潘两贼所劫获之财货，足当数世，其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只要我们奋力一战，便可全部取来，此次损失还是区区之数，不足介意，明天出发剿匪便是了，保证马到成功，亦保证各人有更大收获！大家意见怎样？”各人皆大声应道：“谨听遵命！”度尚立即厉兵秣马，天刚亮就出发，飞驰抵贼寨，众贼毫无防备，被官兵如削瓜切菜一样，卜、藩二贼亦被乱刀杀死。因此荆州之围剿，迅即平息。

而完颜阿骨打以两万金兵战胜数十万辽军，也体现了哀兵必胜的道理。

公元1115年，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听说女真族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宣告独立，建立金国；又听说阿骨打竟攻占了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耶律延禧大怒，率领大军前去征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当即召集各部落首领商讨迎战方略。为了使将士同心协力，便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激励士气。他用佩剑在脸上划上道道血痕，仰望天空，痛哭流涕地说：“我当初起兵是为了女真不受外族人的压迫，现在辽国动用大军前来攻打我们，大祸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发誓上下齐心，全力抗敌，争取死中求生。”各部首领见阿骨打血泪横流，一个个发誓听从阿骨打的命令跟着他抗敌。阿骨打布置好兵力，准备与辽军决战，可辽军因为内乱，仓促撤走了。阿骨打见士卒群情激昂，求战心切，即率军轻装疾进，追赶辽军。金军日夜兼程，在护步答冈追上了辽军。阿骨打见数十万辽军队伍整齐，旌旗招展，威风凛凛，将两万金兵投入交战，无异于把弱羊投入虎口。他思索了一阵，估计辽军首领一定在中军，便决定分数路攻打中军。他令一军从右翼冲击辽军的中军，辽兵奋力迎战。未战几个回合，阿骨打又令一军从左翼夹击辽军的中军。辽军两面受敌，陷入被动招架之势，激战不久，开始动摇。阿骨打立即亲率所有后备力量，向辽军中军疾速横扫过去。辽中军顿时阵容大乱。中军一乱，数十万大军失去指挥，也跟着混乱起来。士兵恐慌万状，争路奔逃，金军乘势勇猛冲杀，追击一百多里，辽兵尸横遍野，军械物资遗弃满地，连辽主的车辇和中军帐、也丢弃在路上。赶来增援的辽国驸马，见主力溃败，自料难以挽回败局，便领着本部人马撤退回国。

而曾国藩自己于兵败后两度自杀，最后终于出现转机，似乎可作为哀兵必胜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