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变化气质，须先立坚卓之志
“原文”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才的高下，要根据他的志趣来决定。低劣的人才安于现状，受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高等的人才仰慕先贤的辉煌业绩，因此就日益高明。人才的优劣智愚，就从此区别开来。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看出来；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乱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恩，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就要端坐而聚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因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详解”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据《史记》记载，秦末的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生，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会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到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感触地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汉高祖刘邦与陈胜同时。有一次，刘邦去咸阳服役，见到了秦始皇，便发出“大丈夫当如此”的叹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志向，刘邦才敢在秦末世乱时独树一帜，勇敢地组建军队，向秦朝统治挑战。对此，《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高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姓刘，字季。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
高祖的相貌，鼻梁很高，面相像龙，胡须很美，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性情仁厚爱人，喜欢布施，心胸豁达。常常表现出宏大的气度，不愿意干普通人家生产和经营之类的事情。等到成年之后，尝试做官，担任泗水亭长，对官府中的官吏无不加以轻侮调侃。
高祖曾经到咸阳服徭役，纵情观赏游览，看到了秦始皇，慨叹道：“唉，大丈夫应当是这样的啊！”
高祖担任亭长，就用竹皮做成帽子，让捕盗吏到薛地定做，经常戴这种竹皮帽，等到显贵后仍经常戴着。人们所说的“刘氏冠”就是这种帽子。
高祖以亭长的身份遣送沛县的徒隶去修郦山墓，一路上有很多徒隶逃亡。高祖自己估计等到达郦山徒隶们也都逃光了，来到丰西的大泽中，停下来饮酒，夜间就把押送的徒隶全都放了。说：“你们都跑吧，我也从此逃命去了！”徒隶中有十几位壮士愿意跟随他。
高祖酒喝多了，夜间在草泽中的小路中行走，命令一个人在前面探路。探路者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拦住了去路，请求退回去”。高祖醉了，说：“壮士们往前走，有什么可害怕的！”于是前行，高祖拔剑斩杀大蛇。蛇身被砍成两截。小路也就开通了。走了几里地，高祖大醉，于是卧倒在地，后面的人来到有蛇的地方，有个老婆婆在夜晚哭泣。别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婆婆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所以我在哭他。”别人说：“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老婆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了一条蛇，挡住了道路，如今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痛哭。”别人于是认为这个老婆婆在说谎，准备打她，老婆婆突然不见了。后来的人到达，高祖酒醒。后来的人报告了高祖，高祖却心中暗喜，非常自负。各位跟随他的人对他日益敬畏起来。
秦始皇经常说“东南地区有天子之气”，于是就向东巡游，企图镇住它。高祖就怀疑这是冲自己来的，逃亡隐藏起来，躲在芒山、砀山一带的山泽岩石之间。吕后和别人一起去寻找他，经常能找到他。高祖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们。吕后说：“你居住的地方的上空经常有云气环绕，因此跟着云气走过来，常常能找到你。”高祖心中很高兴。沛县子弟有的听说了这件事，许多人就都来归附他。
秦二世元年秋天，陈胜等人在蕲县起义，到了陈地自立为王，号称“张楚”。有许多郡县的人都杀了他们的长官来响应陈胜。沛县县令十分害怕，想在沛县反秦以响应陈胜。狱椽、主吏萧何和曹参于是说：“您是秦朝的官吏，现在却要背叛秦，率领沛县的子弟起义，恐怕他们不会听从您的命令。希望您召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可以得到几百人，利用他们来强迫大家，大家不敢不服从。”于是命令樊哙去召回刘季，这时刘季的部众已经有几十人近百人。于是刘季跟着樊哙前来。沛县县令后悔起来，担心会发生变故，于是关闭城门据守县城，准备诛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很害怕，越过城墙来保护刘季。刘季于是写了一封帛书，用箭射到城上，对沛县的父老们说：“天下人忍受暴秦的痛苦已经很久了。现在你们虽然替沛公守城，但诸侯已经纷纷起事，马上就要杀到沛县。如果沛县的父老们现在共同杀了县令，从子弟当中挑选出可以扶立的人而拥立他，以便响应各路诸侯，那么就可以保全家室了。要不然，你们父子都得被杀，实在是不值得啊。”沛县父老于是率领子弟共同杀死沛县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季，想推举他为县令。刘季说：“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诸侯们纷纷兴起，现在如果选择首领不合适，将会一败涂地。我不敢爱惜自身，只担心能力有限，不能保全沛县的父老兄弟。这是件大事，希望大家另选合适的人。”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官，而且顾惜自身，害怕事情不成功，以后秦朝会族灭他们全家，于是全都推让给刘季。各位父老都说：“平时听说过有关刘季的奇特事情，刘季必当显贵，而且我们为此占卜过，没人能比刘季更吉利的了。”刘季多次推让，但是众人没有谁敢担此重任，于是拥立刘季做沛公。刘季祠祀黄帝，又在县庭祭祀蚩尤，又用血祭旗鼓，旗帜都是红色。这是因为他所杀的那条蛇是白帝的儿子，而杀蛇的人是赤帝的儿子，所以崇尚红色。于是少年豪吏如萧何、曹参、樊哙等人一起为沛公聚了沛县的二三千名子弟，进攻胡陵、方与，然后回师据守丰邑，为争夺秦朝天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而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闻名古今的范仲淹，更是立志方面的楷模。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出身贫苦，两岁时丧父，母亲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带着他改嫁到长山一个姓朱的人家。他从小酷爱读书，并且经常规劝贪玩的朱氏兄弟努力学习。朱氏兄弟不知好歹，反说：“我吃朱家的饭，穿朱家的衣，与你何干？”听了这话，范仲淹又惊又疑。后来别人告诉他母亲改嫁之事，他感怀身世，决心自立。十多岁时，告别母亲，住进长山醴泉寺的僧房里，昼夜苦读。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异常艰苦。每天清晨，他很早就起床淘米生火，煮一锅稀粥，等它疑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再切几根腌菜，加一些盐拌在一起就当作一天的伙食。这样的生活足足持续了三年。
在醴泉寺苦读了三年之后，为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范仲淹又背上书，佩上琴剑，风餐露宿，千里迢迢来到南都（今河南商丘），进了当时著名的南都学舍。在南都学舍期间，他仍像以前一样划粥而食，刻苦攻读。有个同学是留守的儿子，见范仲淹如此艰苦，就回去告诉父亲。其父听了很感动，吩咐儿子带些肉饭给范仲淹吃。可是，范仲淹没有吃，这个同学不满地说：“家父听说你清苦，特意叫我送给你一些食物，可你却不吃，是不是怕玷污了你的品德？”范仲淹回答道：“我很感激你们的厚意，但我吃粥已经吃惯了，今天吃这样好的食物，以后还能吃粥吗？”在南都学舍，范仲淹不分昼夜地苦读，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浇头，实在要睡就和衣躺下，醒来继续攻读。有时，他每天连两顿粥都吃不上，往往只到黄昏时吃一顿，既是早餐，又是晚餐。就这样经过五年的勤学苦读，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为官之后，他提出了许多改革时弊的主张，而且毕生生活简朴，深得人民拥戴。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立下五箴自勉；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箴以自励。
从这五箴中，足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予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
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措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予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疱，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永”，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长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确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戴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