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开头是抽象的：“承受甜美的分量，不易。”这句话的奇特之处在于，甜美本可指温情或一种味道，此处却用“分量”这样的字眼来描述甜美。在接下来的诗行中：“歌曲、智慧、悲伤、欢喜：甜美比得上他们任意三个的总重量。”读者获悉了李立扬是在隐喻。开头这几行诗让读者去思考，与作者一起深思这些抽象事物。
这首诗中用“甜美”作为一个隐喻，它包含了“歌曲、智慧、悲伤、欢喜”。对李立扬而言，甜美是一种情结，一种有力的思想，包含了一系列成分，而我们通常不会在想到甜美时想到这些成分。李立扬用重量这样的词来描述那些抽象成分，可以这样理解：歌曲照惯例是与庆典相联系的，如果它是哀乐，它便具有严肃、庄重（gravity）的性质，便有了重量。智慧的重量可以是要去行动的责任或此种知识自身具有的重量。在用到重量这个词时，悲伤是这几个词中最易理解的，因为悲伤的感觉常常与缓慢沉重相联系。最后这个词“欢喜”让人迷惑，欢喜怎么会是一种重量呢？但接下来说话者说“甜美比得上他们任意三个的总重量”。
“承受甜美的分量，不易”，这个见解在意料之外又发人深省，因为我们习惯从对立的角度去想问题，例如快乐/痛苦，或欢喜/悲伤。甜美当然是免除了生活中的苦痛，它无疑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拿起。在《甜美的分量》中，李立扬却邀请我们进入那种错综复杂之中，从一个想不到的视角去见证，即使是生活中的甜美也是一种必须承担的重量。甜美在此处有它自己的庄严，作为美好生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甜美表达了一种庄严，我们更多的是将这种庄严与诗人的母题——爱、死亡、痛苦、重生等联系起来，并接受这样的观点：痛苦在完美生活中有其作用，因为痛苦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痛苦带给我们的冲击有时会创造智慧并引起改变。诗歌中的“甜美”是重量上的负担——一个桃子、一袋桃子、一片落叶都必须“举起”（lifted），仿佛叶子是巨大的东西，一个温柔的动作看似转瞬即逝，但对诗人而言却增加了深刻的意义。李立扬曾说，甜美也是沉重的，也是一种要承担的责任。
在李立扬用桃子作为喻体展开他关于甜美的隐喻时，诗歌逐渐变得具体，以一种普通的水果——桃子作为核心意象来寻求诗人与过去间的关系，探究了父子之爱。李立扬在其中思考了记忆与失落间的关系，在回想起父亲的温情时哀悼了逝去的父亲。李立扬用桃子的意象引出记忆与记忆的意义。如评论家周晓静在《美国多民族文学评论》中所写，李立扬常运用一个技巧，就是“依靠一个核心意象来作为组织诗歌主题与结构的原则”。在《甜美的分量》中，核心意象就是桃子，它指示说话者不仅要记住事件还要思考其中的意义。周晓静继续讨论了李立扬将“叙述作为思考的素材……分离点变成诗歌中的过渡或发展”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策略。如此，桃子激发了对童年记忆的描述，记忆又激发了说话者以甜美与悲伤为尺度去思考父亲与记忆的意义。意象与描述交织在一起，贯穿全诗始终，尽管诗人并未给出读者一个结论或解答。记忆中的故事没有确定的终点，它主要是对一种感觉的记忆。
“拿起桃子，感受它的分量，甜美/与枯亡在你手掌/如此丰满如此舒适。”对父亲的记忆如桃子一样，既充满甜美，又有其沉重；桃子的分量需要去掂量、感受，对父亲的记忆与意义也需要去思考。李立扬在这首诗里间接地表明，死去的人不仅继续活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也活在他们每日的生活中。桃子从父亲手中传递到儿子手中，加强了父子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将桃子理解为甜美的象征，而甜美又包含着歌曲、智慧、悲伤与欢喜，我们就能读懂那个动作：那是一位父亲在教育儿子如何生活、如何在世上生存，儿子则急切地去理解接受。孩子是父亲实现生命不朽价值的载体，死亡只是生命周而复始循环中的一部分。在诗歌最后一节，当父亲将一袋桃子“交托”给儿子时，这个思想就表现出来了。
记忆通常是由嗅觉、味觉、触觉、听觉、视觉等感觉唤起的，这些感觉常常能开启那些埋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记忆。“一个被风吹断、浸透雨水/结有桃子的树枝摇晃着，水珠阵雨般/抖落在父子二人身上。/他们在快乐中战栗，/父亲把一片/犹如亲吻一样落在/儿子脸颊的绿叶拿掉。”在这行诗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相互流动顺畅，过去的事件唤醒了现在，现在又唤醒了过去，这两者间的流动创造出一个静态瞬间，在一个意象中具体表现出来，这个意象代表的就是甜美的分量。
诗歌结尾处的一个意象是，当儿子因背负一袋桃子而逐渐无力时，父亲与儿子渐行渐远。此处分离既是隐喻意义上的又是字面意义上的。李立扬着迷于行走、脚步的想法及脚的意象。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均来自于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和动因。文学艺术的创作其实就是一种个人无意识，是无意识暂时放松对意识控制时产生的“自由联想”的结果。作家与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整体，他们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个人隐私性质的内在精神。弗洛伊德尤其重视童年经验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他在描述创作动机发生的心理过程时写道：“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年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包括了两种成分：最近诱发事件和对旧事的回忆。”可见，作品的形成往往可以追溯到作家童年时代的生活与经历，作品的深层意蕴中往往隐藏着作家童年体验的烙印。1959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发动反华运动，李国元被以“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入狱并关押了一年零七个月。李家从印尼逃亡之后，辗转于亚洲各地，直到1964年来到美国。李立扬痴迷于脚步与行走的意象，无疑源于他全家曾经的漂泊流离，与其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诗中父亲走到儿子前面并逐渐消失，李立扬将精神看作所有人类行走的大地。李立扬的诗歌中交织着脚与行走的意象，对他来说，行走暗含着时间。但对李立扬来说这是个东方的时间概念，他将过去与未来相互颠倒。在托德·马歇尔对他的访谈中，李立扬说了以下有关时间的话：“在西方，我们通常想，在我们前面的是未来，我们一路前行走入未来之中，将过去留在身后。但在东方观念中，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汉语中明天之后的那一天是‘后天’，而昨天之前的那一天是‘前天’。所以，你看……在中国人思想中，明天这个未来在我们身后，而过去却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后退着步入未来，步入未知世界，步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一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都是已经结束了的过去。”《甜美的分量》中最后的意象阐述了这个观点。对说话者来说，未来在他身后。在奔跑的父亲的意象上，父亲向前跑去，奔向死亡，奔进诗人对过去的记忆之中。
《甜美的分量》的力量就在于布置井然的优美：对步调速度的控制与对情节的精确展开使诗歌能细致描述父子间的关系，使这种关系完全展现出来而没有过多夸张的感情。诗人组织诗歌是从抽象到具体，而不像大多数当代诗歌都是采用寓言的结构形式，先从具体叙述或具体意象写起，再从中抽取出抽象的意义。李立扬运用他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的直觉理解，将他的意象与叙述交织在一起，这种方法使他有可能讲述一个没有完结的故事，并同时思考记忆的主体与客体。他想到父亲，想到记忆中的行为，这两者都是既带有悲伤的负担又带有想起某件快乐事情时的愉悦。在诗歌的结尾，男孩与父亲在风雨中用力拖动几袋桃子。最后的意象是父子的分离，这重复了李立扬在现在时态中对失落与记忆的探求。在寻求甜美的意义时，李立扬也在寻求一种对他自己身份的更清晰的意识，而这种身份与他父亲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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