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古典诗学理论为指导，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斯通诗歌所具有的内在诗性（internal poetic properties），她的诗歌还具有外在的力量，尤其是作为公众诗性话语所具有的情感尺度与社会影响（affective and social dimensions）以及她的诗歌所引起的情感共鸣对社会及读者的外在诗性效果（external poetic effects）。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诗的本质在于创造，在摹仿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一个诗性王国，这个诗性空间具有激励和情感传递（inspiration and emotive transportation）的作用。毫无疑问，斯通的诗歌具有摹仿（mimesis）和逼真（verisimilitude）的特性，她描写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贫穷、死亡、忧伤、孤独、绝望、生存等，可是斯通的魅力在于她的创造性诗性转化（poetic reversal）。
在斯通的第二部诗集《地貌》（1971）里，不祥的预兆笼罩着整部诗集，因为这部诗集描绘出悲伤领域最严重的时刻。这部诗集写于她丈夫沃尔特去世之后，当时他们一家正在英国，与斯通出版第一部诗集时隔12年，她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地貌》。第二部诗集仍然有音乐的成分，但是韵律已经罕见。格式不再那么严格，仿佛在说任何东西，甚至诗里醒目的意象也无法承载这样的痛苦。然而，在腐朽之下，在近乎毁灭性的冲击下，诗歌仍寻找这个“目的地”的出口。一条路是穿过大部分诗所述的残酷的真相。例如，《谴责》描述了愤怒紧随自杀身亡的丈夫：“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到底是谁死了。/谋杀，我喃喃自语道，你骗了我。”但是这首诗不仅仅描述了如此巨大的愤怒之情。在《郁积》中，诗人说，“我期待奇迹的降临”，并且慢慢的，跟随《地貌》的诗歌，小的奇迹的确发生了。慢慢疗伤是以下这类诗的主题，如《伸出手》：“我们听到马棚敲打的声音，/亚麻布在阳光下变干变净；/爬上绿草茵茵的小径，/在我们到达前伸出手来/知道，一切如故。”旧的回忆浮出水面，照耀着现在，就如《在彩虹年代》一样；在《青苹果》中，斯通写道，“八月我们把旧的马鬃床垫搬到/后门廊/和我们的孩子排成一排睡在上面……”
在《便宜》诗集中，斯通形成了自己的幽默风格。《地貌》不像《在彩虹时代》那么高雅，那么抒情；《便宜》更是如此。诗人熬过了悲痛，看清一切，直指它骇人有趣的核心。人类和非人类生活的联系变得更加清晰。在《蔬菜一》中，茄子被比作被斩掉的人头，“流尽了鲜血”。在市场上，它们似乎“正在微笑/以一种害羞扭捏的方式，/并相互挤在一起。”在《蔬菜二》中，斯通写道：“这是厨房，在这里我像瘾君子一样吃着死肉。茄子沉默着。我们把我们的头颅摆在一起。我说，你可真滑真凉真紫。我们中谁将是下一个？”整部诗集充满了这样的精辟语句，而且比上两部诗集更紧凑，更讽刺，更睿智。
当斯通在诗歌中讨论人的欲望、贪婪、压迫和人性的脆弱时，她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地政治化，没有直接地用优越的道德感去抵抗，而是用一种我称之为“诗性幽默”（poetic humor）的方法来化解，用诗的艺术空间把消极因素净化为（catharsis）积极的情感力量（positive emotional effects）。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斯通继承了美国诗歌中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强调艺术世界重要作用的诗歌传统。斯通的诗歌表明，诗歌能够帮助人们从生活的不和谐处发现和谐，从生活中寻找意义，从痛苦中寻找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