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办事一向具有英明果断的大家风范，而集思广益、实事求是正是他办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原则。据李锐回忆，1958年元月南宁会议接近尾声时，中央讨论三峡问题，临时从北京和武汉调集水利和电力两方面负责人林一山和李锐到南宁，当面各抒己见，充分讨论三峡工程何时上马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供中央决策参考。综合开发长江水利，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有过考虑和筹谋。1953年毛泽东视察长江的时候和长江特大洪灾后的1954年底，毛泽东曾两次听取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和长江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的专门汇报，主调是：为解决长江防洪问题，国家应当尽快上马修建三峡工程。1956年夏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后，填写《水调歌头·游泳》词道出雄心壮志：“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南宁会议是“大跃进”的序幕，会上反对1956年的“反冒进”，形势极为严峻。可是对于三峡这样的具体问题，李锐言之有理，毛泽东那时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李锐当时在电力工业部分管水电建设工作）的反面意见。南宁会议关于三峡之争的结果是三峡工程不宜急于上马，这无疑是“小人物”据理陈述得来的一个利国利民的结局，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兼听则明、实事求是而不自以为是的办事原则。
1958年1月18日，时近中午，载着林一山和李锐等人的专机降落南宁。已在南宁参加会议的田家英、胡乔木和周小舟等均为李锐捏着一把汗，他们告诉李锐会议形势紧张，主席大批“反冒进”，有种“乘风破浪”的兴奋情绪，他根据林一山和水利部门意见，主张修三峡工程。田家英等担心李锐带着“反冒进”的三峡问题，当反对派，是很不合时宜的。更何况李锐乃是一个小人物，当时在电力工业部分管水电建设工作，而林一山是水利部多年主管长江水利工作的大人物，曾多次向毛主席、周总理专门汇报过长江水利水患问题，并多次陪同苏联水利专家考察、勘测长江水利和三峡建坝事宜，在三峡问题上具有权威意见。一个大人物，一个小人物；一个顺潮流，一个逆风向，客观形势上李锐确有不利的一面，局外人替李锐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
既然二人都有备而来，那么在“最高会议”上“对证公庭”再见分晓吧。
当天晚上，在毛泽东亲自主持，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人参加的“三峡会议”上，林一山和李锐先后发言。林一山的讲话超过了自定的两个小时。他从历史上长江洪灾严重造成人了生命财产的损失和长江流域的旱灾，到超流域的南水北调的全国意义；从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到我国落后的水运状况急需改变等方面谈了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必要性；从工程技术上的可能、地质勘察结果、施工难度和强度，投资总额占国民收入比例方面论证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可能性。但林一山自始至终没有涉及100多万人的移民问题，并且难于理解的“行话”太多，不成系统，有时离题太远，而且不是着眼于当前实际与可能，而是从遥远的理想出发，特别强调洪水泛滥要淹死人。
李锐肯定长江自古以来是条好河，与对“害河”黄河治标治本必须及早解决相比，强调三峡是治理和开发重点和关键，但并不宜先期动工。他实事求是地指出，无论有无三峡工程，长江堤防和各重要支流修建水库分洪、蓄水都是必要的。他着重谈到如果建成三峡工程，其作用主要是一个特大水电站，水电站形成的水库应该发挥防洪、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国家需要进行总体规划，而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是有关工程技术难题（需要时间攻关）和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要而不是防洪，而且由许多电站组合、形成全国统一电网又需要一定条件；另外，国防也是问题，100万以上的移民也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现实问题。基于上述原因，李锐乐观地估计，三峡这样大的电站，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李锐的发言没有超过半小时，并且充满现实主义的求实精神。
会后三天，应毛泽东的要求，林、李二人各以书面形式上交了各自有关三峡问题的长文章，结果不言自明。在当晚第二次有关三峡的会上，小人物李锐的文章和观点得到毛泽东表扬：他认为李文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服人，并且肯定了李锐提出的关于电力工业应该实行“水主火辅”的长远发展方针。相反，一向叫得很响的林一山受到毛泽东很不客气的批评，主要是说他的文章“文理不通”，不通俗易懂，他的三峡方案更缺乏可行性。
由于兼听各方意见，甚至反面意见，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三峡工程应当从长计议，不可急于求成。
毛泽东洗耳恭听专家争论“三峡”，这正是他办事原则的具体体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不过实际工作中领导干部偏听偏信的事例并不少见。有的干部上任伊始，不是调查研究，每事问，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是自拍脑门子，风风火火上马所谓“民心工程”、“政绩工程”，以显身后政绩，更不组织力量论证其可行性、必要性。这种工程往往与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或重点政务挂不上钩，或受到领导批评，或因为财力不足等原因工程不继，丢下的可能是一堆废铜烂铁，老百姓的心血被他打了水漂儿。
毛泽东主持“三峡论争”启示我们：既为人民公仆，就要为民办事，更要实事求是，多听各方意见，尤其是小人物的意见和反面的意见，凡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古已有之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