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正月初一
刚起床，就接到杨殿臣主席的拜年电话，说是也办了退休手续。放下电话，我不由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1959年，我与殿臣相识于新钢。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从未在同一个部门工作过，过从亦不甚密，但彼此尊重、信任，相知亦深。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1964年12月，他在一张图画纸上为我画了一幅速写肖像，并题有“赠老易同志”字样，我一直珍藏至今；二是1972年9月的一天，我俩在高炉循环水的沉淀池旁有过一次谈话。此前，政工组王发同志已多次找我谈话，认为我下放劳动已七年，根据表现，组织决定调我回工会工作。几次谈话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不愿再回机关工作。可是和殿臣的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深，在他的劝说开导下，我又回到了工会。
1986年初，殿臣调任工会主席。作为他的助手，我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合作共事，使我对他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有很强的党性，自己的子女一直在工人岗位，他没有去想办法把孩子调到舒服的岗位上；他思维敏捷，极富辩才，还有至今仍流传的他酒后发表演说的趣话；他待人谦恭宽厚，能容人之过；他工作和组织能力很强，尤其在处理党、政、工三者关系的能力上，更是令我十分叹服。在他主持工会工作的十年里，获得了十多次全总和省、市授予的荣誉称号。我在新钢工会工作三十多年，先后经过了六、七任主席，殿臣主席是我最敬重的一位。
2月2日正月初六
接一老同志拜年电话，寒暄问候之后，他对今年春节单位没有照例来人走访一事，牢骚甚多，我劝他坦然处之。对每一个已退休的老同志来说，总希冀人们不要忘记他，我也深有同感。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实在不必为此耿耿于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原工作单位的关系必然会逐渐淡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家伙，在心理上应该有这个承受能力才是。
2月13日星期五
自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开播以来，虽未每集都看，主题曲《好汉歌》却是每天必听，很喜欢。其词曲和刘欢那高亢激越的演唱浑然一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群江湖儿女无法无天的造反精神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品格。这正是《水浒传》的精髓所在。
最近看见有人在《抚顺电视报》上撰文，批评这首歌的“匪气”。我认为，这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其实，正是这股“匪气”传神地描摹出梁山好汉的侠气义气。电视剧《水浒传》的大受欢迎，不客气地讲，一半是《好汉歌》之功劳。
3月20日星期一
又是一年春风起，柳绿桃红。每次徜徉河堤岸边，总忍不住翘首北望春意盎然的高尔群山。今天从永安桥北行时，见那从东向西卧龙似的蜿蜒起伏的山峦，笼罩着淡淡的轻烟，若有似无的，不由得驻足凝望起来。
退休之后，我曾九次登上高尔山。有两次是从将军桥出发，徒步行至北大岭顶上，再向西登山西游，自视为壮举。回家后妻儿又是端茶，又是捶腿，满脸仰慕，满口称赞，虽明知有拍马之嫌，仍不由大为得意。
想到高兴处，干脆在路边坐下，卷上一颗烟，边吧嗒吧嗒抽着，边极目远眺，竭力寻找山上曾走过的路线。目光所及处，都撩起我无尽的情思……那青翠掩盖下的一线小路，正是我走过的呀！老头子的心里立刻痒痒起来，恨不得马上就跑到山下，再爬上去一次！可是，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如今，我还能再登高尔山吗？说不得，我倒要试它一试！
4月2日星期四
今天，中央电视台的《夕阳红》栏目播的是杭州退休教师王端岳，在不足三平方米的阳台上，拖一副病弱之躯，用一双发颤的手聚精会神地坚持写作。他说：“写的稿子能变成铅字，就是我的财富，就是我最大的愉快。”这个比我还糟的糟老头还有一个雄心壮志，要“将发表的稿子收集起来，出本书，叫《斜阳余晖》”。
我深感触动，愧怍、自责的思绪久久挥之不去。论年龄，我比他年轻，身体状况也比他好，论经济收入、生活条件，我也比他丰厚得多；论个人综合素质，我可能也稍胜于他。唯独在对待晚年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生活上，在写作的锲而不舍的毅力上，我与人家比相去甚远，真是大有自愧弗如之感。
退休之后，不再工作，日子好似变成了一片空白。我也一直以写点小稿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也算是一种生活追求。每当一篇文稿变成铅字，真像王端岳说的那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实在是一种精神享受。可是，近年来对写稿的追求、发表的欲望，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淡漠了。精神状态也开始呈现出消沉之势。今晨看的这个节目，倒使我深有感悟。
4月13日星期一
冒雨去市集邮协会，参加有关编写《抚顺市集邮志》的讨论会。会后，张秘书长又打出租车送我回家。不禁联想起退休后的1995年2月，在省集邮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自己颇感意外地被继续推选为理事；今年的3月10日，我又参加了在沈阳召开的“省集邮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暨老年集邮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被命名为“省老年集邮先进个人”，并印发了我的《我退休后的集邮生活》的经验材料。
省、市集邮协会对曾经为发展集邮文化做过一些工作的同志，在他们离、退休后，还如此尊重、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令我十分感动，也指手画脚鼓舞与激励。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没有理由不为集邮事业再尽绵薄之力。
4月21日星期二
看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我看武侠小说》的讨论，很有趣。一来喜欢看抚顺才女姜丰主持的节目；二来因为我是个武侠迷，从十二三岁开始看武侠小说，五十多年一直乐此不疲；三是退休后也写了几篇有关武侠小说的短文，这个论题我也曾研究过。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类武侠小说的发行量早已超过亿万册。而学术界对武侠小说及其作者，即便是金庸、梁羽生、古龙这样的名家，也是一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面孔，态度十分暧昧。就连各类报纸杂志也很少有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对这样一个有着亿万读者群的文化现象，这是很不公正的。虽然现在成立了一个“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但其起到的作用也仅是推荐出版武侠作品和搞一些武侠文学评论等，对于系统地研究武侠文学，以及提高武侠文学在文学界的地位方面，收效甚微。中央电视台在《文化视点》栏目中，对武侠小说进行了讨论，这无疑对武侠小说进入科学殿堂，引起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5月25日星期一
儿子去新钢办事，给我带回来《中国改革发展文库》编委会的一封信，信中说：“93年4月，您发表在《抚顺社会科学》上的《论企业内部分配的民主化与公开化》一文，经编委会筛选，拟选入《中国改革发展文库》一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并说：“回函截止时间为1998年4月28日，逾期者按不同意入选处理。”再看信封，投递日戳是4月23日。看来，这封迟到的信，对我是毫无意义了。
6月3日星期三
为了看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现场直播“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的实况，凌晨三点就不敢再睡了。直到六时零六分，航天飞机载着由中国科学家参与研制的用于证实宇宙中是否存在“反物质”和“暗物质”的阿尔法磁谱仪冉冉隐入太空之后，我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与其说我关心这次发射是否成功，毋宁说我更关心永磁体的一些情况。据介绍，美国科学家早就准备对太空粒子进行探测，但几十年来始终未能研制成永磁体。直到中国科学家成功地研制出一个直径为1.2米，高0.9米的圆筒状永磁体和磁铁架，才使得人类探索宇宙粒子奥妙成为可能，从而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高度赞誉，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大长了中国科学家的志气。
我坚信，随着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进入世界科技强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中国科学家万岁！
6月15日星期一
从10日晚10时30分的’98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及巴西队对苏格兰队第一场比赛，到今天上午“’98NBA总决赛”第六场公牛队与爵士队的厮杀，我是场场不落地全看了。真可谓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不过，白天晚上看球，过瘾是过瘾，也真够累的。老伴买来奶粉、鸡蛋，还怒气冲冲地跟我嚷：“人家为了荣誉也好，为了美元也好，拼命踢球也值个儿，你说你一个快七十岁的糟老头子，也跟着玩命，你可图个啥？”
我嘿嘿一笑，只说了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6月19日星期五
早六时许，小便又不通了。无奈在老伴陪同下，继三月份之后第二次到石化医院导尿。这几年饱受前列腺疾病折磨之苦，从1995年秋开始，每年均去医院导尿一次。可今年上半年已导尿两次了，看来药物治疗效果不大，在一两年内，只好做前列腺切除手术了。
6月20日星期二
高喊“越是清官越反动”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清官戏又纷纷登上舞台和银幕，且大受欢迎，这也许就是民心所向吧！
继《刘罗锅》之后，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寇老西儿》衣冠齐整地登台亮相，总的印象却是比《刘罗锅》逊色不少。论故事情节，《寇》剧的爱情加美人比《刘》剧更觉穿凿附会，且插科打诨太多，运用的也不甚高明；论演员演技，李保田愈发显得老谋深算、炉火纯青，而葛优呢，连他自己都说，《寇老西儿》都演完了，还没找着感觉呢！这也许和剧本的优劣有很大关系。
尽管清官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都和各种奖项无缘，可一些编剧、导演和名演员依然乐此不疲，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以迎合老百姓的审美趣味上却是共同的。
7月1日星期三
最近，《抚顺日报》先后介绍了抚顺钢厂、铝厂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监督的经验，市委市政府也为此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并对在全市推行厂务公开、民主监督提出了具体要求。
回顾我市贯彻“职大”条例十年来的基本情况，可以说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监督制度是我市民主管理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应从深层次上，从讲政治、讲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工会组织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调查研究。
昨今两日，就上述问题，在电话中与市总工会宣教部副长于济民同志、市工运学会副秘书长刘君太同志交换了意见。
7月23日星期四
去年十一月，看到“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已在沈阳动工扩建的消息后，立即给沈阳市委宣传部寄去了《关于应调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又在新城子区北赵家沟村集体屠杀中国人民暴行的建议》一文，可是至今未见任何反响。因此，又将此建议给《当代工人》杂志社总编刘跃发同志寄去，希望他能派记者采访调查此事，使这一惨案的事实真相能早日大白于天下。
8月3日星期一
报载：中共广东省恩平市委做出决定，对在抗洪抢险危急时刻，动用公车携带家属出逃的黄汉良，处以撤销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建议市人大撤销其人事局局长职务，工资降两级。
不必再说“公仆”、“父母官”之类的客套话了，谁敢用这样的“公仆”呢？有这样的“父母官”，一方的百姓也算倒了霉——洪水一来，“父母官”先拖家带口地撤了，留下子民们自个儿想辙去吧。险情刚过，他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了，照样指手画脚。真真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可惜，这不是演古装电视剧，不是笑笑就能完事的。黄汉良肯定不是个好官，所以把他的官撤了。这是党的英明所在，这样的官不撤掉，对不起老百姓。我觉得他也压根不配作个党员——且不说“好党员”——那又为何不将其清除出党？
目前，在我们党内，是有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党叫他干什么，他不认真去干好什么，甚至不干；党不允许他干什么，他却肆无忌惮地去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此之谓也。黄汉良就是这样一个党员干部。既然他已经与党离心离德，甚至背道而驰，何苦还要把他留在党内呢？我相信，只有拿掉那些赃官和庸官，清除名为党员，实为败类的投机分子，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才会进一步提高。
8月13日星期四
手捧今年第四期《抚顺工运动态》，读着我写的那篇“纪念《国际歌》诞生110周年”一文，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发表一篇稿子，实不必如此激动。只是，此文曾被判“不合时宜”，今天能够发表，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总算心血有偿。
1888年6月23日，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在里尔城的一次工人集会上，亲自指挥工人合唱团，首次演唱了由他作曲的《国际歌》。从此，《国际歌》就在全世界传唱开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从去年十月份就着手写这篇文章。今年四月份初稿完成后，再由我弟弟易世杰修改定稿，并希望能在沈阳某刊物上发表。不料，却得到了这样一些看法：“都什么年月了，还研究《国际歌》？你没看省总工会大楼顶上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色大字，早就拿掉了吗？”“古巴、朝鲜倒是还在唱《国际歌》，可就是越唱越穷……”听到这些言论，我十分惊讶和惶惑，心情也很沉重。
尽管《抚顺工运动态》主编孟庆祝同志早已通知我，将在第四期刊发这篇文章，可我还是担心，不会再有什么变故罢？
当这篇文章真的变成铅字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工会工作者的心情，是很难平静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