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二亿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华夏子孙，以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民族感情，普天同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时候，当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和期待，迎接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的时候，回顾党的七十六年的战斗历程，我心潮澎湃，思绪难平，感慨良多。
从1954年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到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我经受了党组织整整27年的考验。
1954年夏天，我经过几天的思索，感到在读了《共产党宣言》、学习了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理论书籍后，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有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虽然自己知道，距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很远，为表明自己的信仰与决心，我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此之后的二十多年，每年年初、党的生日和列席党支部发展党员大会之后，我都要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从未间断过。
1955年春天，我被调到军械处弹药科任助理员后，学习条件更好了。除了参加分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班之外，我开始读《毛泽东选集》、《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有一些《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常识读本》等小册子。通过这一段学习，为终身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1956年，志愿军各分部干部与国内各大军区后勤部轮换。三分部军械处与广东军区军械部干部轮换。我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军械部弹药处工作。我以长期备战需要为理由，军械处应留下一名熟悉全面情况的老同志，经申请被批准留在三分部军械处继续工作。其实，我留在朝鲜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争取在朝鲜战场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当时的我是充满信心的。
1955年初，参加了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之后，我隐隐约约预感到，像我这样有家庭历史问题的军官，不用说入党，恐怕在军械部门工作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因此，借全国当时将有40万军官转业去建设兵团之机，我向上级递交了请求转业回乡的报告，很快就得到了批准。5月脱下了军装，返回沈阳。分配工作后就被借调到抚顺钢铁厂（新抚钢厂前身），59年初开始做工会工作，直到退休。在以后的几年里，在入党问题上，我仍然积极争取，毫不动摇，甚至在1962年结婚时，我也选择了“七一”这一天举行婚礼。
那时，每当我向党委领导汇报思想和征求意见，他们总是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重在现实表现。这是发展党员的一条重要原则。你要经得起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1965年秋，“四清”运动收尾阶段，我被下放到生产一线，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劳动锻炼，次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自然就戴上了“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帽子。经过短暂的思想迷茫、惶惑之后，开始了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同时，还完成了辽宁函授学院中文系本科的学业，并通过了毕业考试。1972年秋我被调回了工会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经常为党委书记起草讲话、报告等材料，甚至还参加党委常委会议，为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作辅导报告。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对一个非党群众来说，真可谓是信任有加。可是我非常清醒地知道，不管如何被信任和赏识，入党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动摇，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没有改变。因此，在我写的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和党委领导的谈话中，都有这样几句话：“我要以实际行动，争取思想上先入党。至于能不能从组织上入党，何时才能从组织上入党，那是党组织的事；有没有入党的要求与愿望，继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则是我个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就是我这辈子不能入党，我也要写一辈子入党申请书。”这是我入党前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1978年6月，经党委组织部审查同意后，党支部召开了党员大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问题。表决的结果是：参加会议的近五十名党员，只有一名同志不同意，而这名同志又正是党委组织部负责党建工作的。刚一散会，与会者就议论纷纷，有人说：“今天的会白开了，我也白举手了。”还有位中层干部拍着我的肩头说：“这一张反对票，可是有来头啊！”我对这些议论颇不以为然。我想，“文革”结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我党已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党委一定会尊重党员大会的决定，批准我的入党申请的。可是，很快我就知道了，党委讨论新党员的名单中，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对这一结果，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稍加分析也就理解了。对某些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来说，“右”是路线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宁“左”勿“右”，已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这也许是时代的产物吧？纠正“左”的思想观念，对某些人来说，是需要时间的。
经过一年预备期，1981年3月18日，我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了，时年我已48岁。经过近三十年的苦苦追求，才从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又得到了些什么呢？在入党之后我深深体味到，这是理想的实现，精神的满足，信仰的坚定。一句话，党并非一定需要我，而我需要党、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此，愈到晚年，感受也愈深。而我的信仰，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不管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苏联的解体，还是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党内滋生和蔓延的腐败现象，都未令我迷失方向，动摇我的信仰。从未说过一句有损于党的形象的话。因此，在迎接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的时候，我更加坚信：如果说中国革命走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列主义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话，那么，在下半个世纪初期，中国将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她高举邓小平的建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世界强国之林阔步前进的理论与实践，也必将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
中共十五大是一次跨世纪之交、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会议。它预示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将步入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下一个世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列主义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抚顺老年知音》1997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