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上从什么时候开始，班里男生和女生不说话了，特别是到了大厂中学后，彼此莫名其妙地成了仇家，就是在路上遇见，也会绕着走开，实在绕不开，就各自把脸转向一边。有一次，班里只有我们几个女同学，马小军推门进来，一看没男生，脸“腾”地就红了，随后立刻返身往外走，站在门口外面的一帮男生起着哄使劲往屋里挤他。他拼命挣脱，好像他是花姑娘，而我们是一群日本鬼子。到底他一个人寡不敌众，最终被推进了屋里。马小军踉踉跄跄站稳后就恼了，红头涨脸地骂了一句谁的娘，抡起拳头，向离他最近的一个学生打去。两人扭做一团。桌凳东倒西歪，乒乒乓乓响成一片。那个无比倒霉的男生被马小军打落了一颗门牙，右眼眶周围也一片淤青。那次，马小军差点被开除。
表面上，男女生总是没来由地吵架，而且每次都气势汹汹。可暗地里，我们女生却起劲地唱《泉水叮咚》……请你告诉我的心上人/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家乡/只要他听到这泉水叮咚响/这就是我愿他时刻紧握手中枪……每唱到这几句，我们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个年代，在老哈河，爱情和我们仿佛都是用来被遗忘的，没人过问我们，就连我们的母亲也不。她们要和男人一样耪地、割麦、抬石头。总算熬到了农闲，可伺候完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应对完鸡鸭猪狗，母亲们依然有她们自己的活计。在每个阳光普照的日子里，她们互相招呼着，聚在不定是谁家的大门口，那门口一定是有棵柳树的——且又粗又壮，撑起一大片浓荫——一起纳鞋底，一边扯着家长里短，不时发出一阵笑声，外向的哈哈笑，内向的嗤嗤低笑，总归是都笑的。这时，她们往往抬起头四下里瞭望一眼。恰好过来一个男人，慢慢地在日头下走着，母亲们揣摩好辈数，然后放肆地用话语挑逗他。大多时候，男人都不敢正面回应，只假装懦弱地嗬嗬笑着，或者温顺地敷衍一句，然后低眉顺眼地走过去。偏偏有不信邪的，在阳光下停住，两腿一叉，大咧咧地笑着，亮开嗓门，接过女人们的话题。母亲们毫不含糊，当即就有几个放下手里的活计，一窝蜂似地冲上前去，七手八脚把那个男人放倒，然后使劲往下扯他的裤子。
“让你知道知道老娘的厉害！”待男人终于被脱了裤子，双手捂着裆求饶时，母亲们就开心放荡地仰脸大笑，奶子在被汗泥浸渍的脏兮兮的背心里一颠一颠的。
老哈河的母亲们都用这种方式来打发贫穷和劳苦，我们早已习惯了她们的忽视，如果偶尔被她们无意关注，竟然不适应到心里别扭。那次，我妈薅草回来，我正弯着腰低头往灶里添柴禾，感觉她在我身边站了那么一瞬。待我直起身子，她已走进里屋。
“二丫儿，你来。”她说。
我跟进去，她拿出一张褐色毛糙的纸，卷了几下，递过来：“垫在裤子里，把这条裤子换下来。用凉水。热水洗不掉。”
她努力表现得不在意，说话时也并不看我。我固执地不接她递过来的纸，倔强地站在那里和她对峙，满心没来由的屈辱，泪水滚滚而落：“你不是不关心我吗！”
“唉！”我妈叹了口气，把纸放在柜子上，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用碱面子使劲搓裤子，依然搓不掉，就学我妈，和一把黄土泥糊在上面。第二天，泥干了，搓掉泥巴，那里留下了一片暧昧的颜色，颜色的外围，是一道曲里拐弯的紫痕。春燕有一次把鲜红的经血弄到了教室的凳子上。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学会了用半尺花布把前胸勒得又紧又平，每次上体育课或课间跑步时，喘气都十分费劲，像不小心摔在旱地上的鱼。
我们开始不知好歹起来，无端地和父母怄气。忧伤和烦恼很快席卷了我们，同时席卷我们的，还有那种叫爱情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