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哈河绕村而过后，就向着更开阔的大厂方向奔流。冬天，不下雪的日子，我们便从老哈河上滑冰去学校，十多里的路程仿佛缩短了许多。我们要绕开高高的冰包和没冻死的河眼，温度稍高一些的早晨，河面上漫着一层浅水，也要绕开。那天河面有雪，我们只好从路上走。
玉兰和凤霞正在村口等着我们。路上还没有人走过。春燕在前面开道，我们循着她的脚窝跟在后面。雪不时钻进鞋里，脚脖子一阵冰冷，渐渐地就木了。先前，脚趾头还像针在扎，后来也没了反应，动一下脚趾，心里别提有多别扭。我们走着，互相说的都是和上学第一天不相符的丧气的话。
我爹对我还算好呢。三丫儿更倒霉。小学没毕业，我爹就不让她念了。一个丫头片子，念那么多书有啥用？我爹谁也不瞅，蹲在炕头，双手捧着粗瓷大腕，他哧溜喝一口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这是他一贯的观点。对我念书，他还能容忍的主要原因，是那张旗里的奖状。这样的奖状，整个大厂公社只我一个人有。我拿着奖状回家的那个下午，设在我家的牌局正热火朝天。一进屋，满屋的旱烟味就径直冲我的肺管灌进来，令我不住地咳嗽。一圈人挤在我家土炕上，我爹靠窗台坐着。他手里抓一把牌，嘴里叼一根很粗的旱烟卷，以至于他说话时必须歪着嘴：快点！到底吃不吃？他眯着眼，样子滑稽极了。拥在炕沿边的几个人，都冲着桌子伸长脖子，目光兴奋而期待。有人还时不时指点几句，引得炕上的人发出不满的抗议。
那天，“小先生”也在。“小先生”是我们老哈河的秀才，过年时每家的对联都他写，红白喜事，他是万万不能缺的人物。我奶奶死时，所有的“文告”都是他用毛笔在黄纸上写的，古文多，白话少，没人看得懂。我疑心那是鬼话。那天，他把我的奖状拿过去，细细看了一回，立刻伸出大拇指：“二丫儿真有本事！”又转脸对满屋人说，“这丫儿将来准保有出息！”
屋里的人一个个传看我的奖状，念过书的，没念过书的，都赞赏我。轮到我爹了。他依然叼着烟，半眯缝着眼睛，煞有介事地在奖状上盯了半天，好像他识字。我等他说点什么，谁知他抬手向后一挥，那张奖状就轻飘飘地落在了他的身后。随后，我爹眼神夸张地盯着桌子上的牌，小心翼翼地抓起一张，一路把牌拖到跟前，好像拖着千斤重的东西。刚才还对我赞不绝口的那些声音，一下子消失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我爹的样子吸引过去，专注而渴望。我爹一脸神秘，偏偏不把牌翻过来，直到人们快要松懈的时候，他才突然发一声喊：起，带响声的！随即把牌一翻：可牌面上却是整齐鲜红的四道杠！我爹定定地看着手里的牌，满眼失望，然后放下，习惯地搔一把后脑勺，努力挤出一片笑容。别的人则释然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躲过了一劫。土炕上，空气重新活跃起来。
从那天以后，尽管我每天早晨起来检一筐牛粪的任务没变，可我爹的脸色好看多了。一次，他对几个邻村来的人说：“我们二丫儿作文在全旗得一等奖呢。”正好我进屋，他立刻停住，神态有些讪讪，端起带豁的粗瓷碗喝了一口水，随后把目光移向一边。我迈进屋的脚又退了出来，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怨恨。在老哈河，我爹好吃懒做出了名，家里穷得叮当响，就算我考上高中，他拿什么供我？
直到邻村的王玉柱和马小军从身边经过，我才闭住了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