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哈河,人们看我的眼光奇怪而陌生。有好事人拉住我说话,一开口就是春燕,又装出不知原委的样子,东打听,西打听,眼神诡秘。我很反感,后来就很少再和别人说话,遇见人,就远远地低着头绕过去。我爹说我越长越抽抽,家里来人,连个话也没有。他无比气愤地又把那句老话抬出来:“白喝了一肚子墨水。”
我想去看春燕,可爹不让。老哈河的大人都视春燕如瘟疫,不让自家的孩子接触。太阳下山后,我站在大门口望着春燕家。等确信只剩她自己了,才偷着跳墙过去。我推开门。春燕在炕上躺着,没动。
“春燕!”我轻轻喊了一声。她坐起来,看见是我,要下地。我知道她的腿还不好,就拦着她,贴着炕边挨着她坐下。我想和她说点什么,可眼泪先扑簌簌落下来。她不哭,还安慰我,然后说,过些日子,她就走了。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出去打工。”我一惊。那时,“打工”在老哈河还仅仅是个传说。我们挤扁了身子贴在村支书家的窗口看电视时,隐约听到过这个词,那可只是发生在南方的事,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春燕的心情和玉兰一样,只想走得远一些。我心里难受死了,说:“如果考不上,我就和你一起走。”春燕苦笑了一下:“你肯定能考上。不像我,一条淤泥里的鱼,不挪地儿,只有死。你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就像老哈河的水,哗啦啦的,没人能挡得住。”我摇摇头,眼泪稀里哗啦地落下来。
说也怪,从春燕家回来,我不但不再伤感,心里反而觉得很踏实。因为不管考上考不上,我都会离开这个地方了。到那天,我会大声说,老哈河啊,你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很多年后,当我艰难而顽强地在别人的城市生活时,老哈河竟成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位。我夜以继日地想念它,想回去,尽管它依然死寂和贫穷。
接到卫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正和我妈、三丫儿一起割麦子。八月天的午后,麦地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和三丫儿努力跟在我妈后面。腰疼得好像要断,回头一看,才割了几丈远。朝前面一望,麦地没有尽头,这大一片地,啥时候才能割完啊!我绝望地想着,同时去看割在前面的我妈。她正用右胳膊夹住镰刀,弯腰薅起一把长得很高的麦子,接着,抬起左脚,将麦根朝下,冲着脚底使劲摔着,待麦根上的土纷纷落尽,再对半一分,用两手利索地拧着,然后抬起左胳膊迅速一夹,一个麦捆爻子就打好了。她把爻子放到地上,直起腰,目光正好与我对接。她冲我大声说:“你要是考上了,我一天也不用你干活!”
这些年,我妈一直都这样说,可每次下田依然大声冲我喊:“二丫儿,走啦!”我妈希望我考上的主要原因来自我们家族。我的婶子大娘头胎都生了儿子,只有我妈生了我大姐。更糟糕的是,接着,又生了我和我妹三丫儿。在那个传统家族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备受歧视。有一次家庭大战,我六叔就因此对她旁敲侧击。我妈突然拉过我,嘴唇颤抖着说:“哼,我们二丫儿顶十个小子,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们会眼热的!”
我正想着这些,听见有人在喊。抬头一看,是“小先生”。他正往这边走,一边走一边喊:“二嫂,你家二丫儿考上卫校了!让去拿通知书呢。”我还没反应过来,三丫儿就扔下镰刀,跑到我身边,使劲抱住我,又蹦又跳。我们都仰着脸。我看见八月的天空蓝得像一块水晶。老哈河的上空,水鸟欢快地自由穿梭。
我去学校拿通知书时,遇见了王玉柱,他也考上了。第一眼,我们就感觉到彼此都在极力回避对方,好像我们一张口就会谈到文凯或者春燕,因此我们只是慌乱地打个招呼,就走开了。匆忙的一瞥里,我看见王玉柱的一张脸晒成了古铜色。走到大厂供销社门口,从老哈河方向下来的班车正停在那儿。我去给我爹买了一瓶索密痛,出来后,车还没走,我无意中抬头向车里望了一眼。
玉兰!我看见玉兰了!她正向外望着,一脸茫然。我一愣,赶紧跑过去,踮起脚,一跳一跳地从外面敲着车窗的玻璃喊:“玉兰!玉兰!”
玉兰猛地站起身,费力挤过密密匝匝的人,打开窗子,可她刚拉开一个小缝,车就启动了。她从车上看着我,使劲招手。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同时也看到了挤在车里的玉兰她爹、她叔和她家别的一些亲戚,特别是那个养蜂的四川人。我拼命挥手,追着车跑。班车在乡村土路上卷起一股烟尘。
一路上,我失魂落魄。在村东的麦地边,我遇见了去割地的春燕。她又黑又瘦,原来亮晶晶的眼睛现在一点神采都没有。我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了她,她的眼神更加暗淡。远远地,过来几个人,我们就拐进路边的麦地,穿过它,一直来到了老哈河边。我们脱了鞋,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春燕看过了我的通知书,说:“等你走了,我就走。”说罢,红着眼圈儿,用镰刀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在石头上磕着。我也忍不住了。清澈的老哈河水荡着涟漪,将阳光打碎,再带着无数的碎光,流向春燕和我都不知道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