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的确立自然经过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但是其基本格局应该早就形成的。天下的分裂分治，从社会状况来说增加了战乱与苦难，但是统治者的不同，统治区域的不同，也为人们的思想自由与行为方式的多元化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也就是说一统的打破，给人们安静太平的生活是致命打击，同时也是自由解放的基本前提。那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我国历史的这种规律性的现象很值得深思。
三国的分治，首先是三个“君主”的治国思想与方略的相异，也就为不同的士人提供了可以选择的不同“主公”。曹操的《短歌行》唱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确实生动地描述出了在割据政权下，士人择主的犹豫彷徨，反过来说，也正是分裂的天下给士人提供了可以择主的机会。不同的地域又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地理条件，因此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也有明显的差异。即以三国而论，中原的魏、偏西的蜀与南方的吴，原有的文化传统至少具有不同的类别，中原主要继承了汉代的遗产而又有很大的变异，东吴本是勾吴之地，又经过越国的占领，战国后期是楚国的范围，文化底蕴也很复杂，西蜀原是古蜀之地，进入其中的又大多是中原人士，其文化特质也呈现多元的特征。三国鼎立的局面，人群大量迁徙等等因素，不仅决定了整个中国境内呈现文化多元的格局，而且各割据地以内也是具有多元共存的局面，因此士人的思想观念、人格理想等等就必定是多元的，更多的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从对建安时期主要名士人格的剖析中，我们大体可知他们的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继承两汉的英雄气概，建安名士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建安文学素以“慷慨而任气”著称，这种情调就是建安文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最直接的抒发。两汉的儒家一统，虽然到建安时代正在渐渐衰落，但是惯性力的作用，使得相当多的人士仍然保持着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观念，况且其中不少人就是从东汉走进三国的，“修齐治平”的理念还深深地沉淀在意识之中。作为汉魏之交的时代，前人之形未远。那些舍生救汉的党人虽然结果悲惨，但是那种大义凛然的形象在民间，在士人心中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当时社会中人都以入党人之列而自豪，以与党人交往为荣耀，以能为党人提供帮助而骄傲，因此党人的社稷之念，取义之举，对士人的趋尚之吸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建安文人如孔融、王粲等等，都具有很强的救世建功之念，他们本人或者曾与党人交往过，或者直接看到过党人的壮烈，至少从非常熟悉党人的略早一些人那里真切地感受过党人的英雄气概，所以建安名士受党人名士的泽溉颇多。当然，满目疮痍的社会，尸横遍野的现状，也会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他们为恢复曾经有过的“太平盛世”而谱写自己荣耀的人生乐章。渴望建功立业，心怀社稷苍生是建安名士共同的人格理想。孔融因此而投奔曹操，甚至还带来不少俊彦之士；诸葛亮隐居隆中，与当地名士与望族建立牢固的关系，目的也是等待时机，大有作为；荀彧为曹操统一北方，作出了巨大贡献；曹植并没有在疆场驰骋杀敌，也没有运筹帷幄之功，但是建功立业之念至死未变。这是与其后的名士有所不同的。
建安名士普遍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之强，可以在他们许多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知道，汉乐府作品中人生如朝露的比喻随处都有，几乎成为汉乐府中很固定的意象，出现频率极高。东汉的连年战争，从朝廷到民间狂热的求仙活动，都使人们的生命意识达到了非常强烈的地步。这种意识在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里也有充分的表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真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建安文人不仅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五言诗艺术，也继承了他们对生命的忧虑与企盼。自然，其更加直接的影响来自于现实。汉魏之际，战争连绵不断，社会人口剧减，许多繁华的都市瞬间变成了废墟，尸骨没人掩埋，瘟疫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多数死于瘟疫。朝不保夕的生命状况也使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短暂，无奈。许多欲有所作为的士人，怀抱利器，满腹经纶，但是还没等施展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生命的短促与立功的遥遥无期形成的巨大反差，也特别使建安名士对自己乃至普遍人生的“生命”产生悲天悯人的深挚感怀。曹操戎马生涯，欲统一天下而最终未能，他晚年的作品中人生苦短的情绪也相当浓。目睹尸骨遍野，亲历旧人纷逝的建安文人，其诗篇中的人生意象更多短促与不测的意味，“朝露”“飞蓬”“白驹过隙”“残阳”等文学意象不仅较其先人更为丰富，其情调也更加悲凉，对生命的执著也更加深沉，情绪更为炽烈。这种十分强烈的生命意识，从文学上说，既是“建安风骨”那种慷慨多气，积极入世风貌的来历，也是建安文学中悲怆情调的源头。自然，这种意识也促使建安名士在渴望建功立业的同时，产生了任情而为，奉行自然生活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感悟，就是他们逐渐疏离儒家哲学，靠近甚至喜爱道家哲学，从而酝酿出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场大变革的出现，即玄学的产生。
个性张扬是魏晋名士很突出的人格特征，这也是从建安名士开始就具备的。所谓的个性就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个别性与独特性。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在全社会统一标准要求下，自然会受到限制，甚至压抑至于众人泯灭其个性，而只能具备社会所要求的共性。东汉后期开始，皇权受到侵蚀，宦官与外戚轮番专权，一统已经难以维持，士人的天性在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中渐渐有所显露，至汉王朝崩溃，实际上长期束缚人的纲常自然失去了效力，因此人们的个性才真正得到了解放，可以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比较自然地伸展。其中相当突出的是充分肯定自我，不畏权贵，鄙视王公贵族。如出身低微的黄宪，并不因自己地位不高而屈节权贵，他的骨气最终使得许多仰慕他的贵族不得不屈身低就。张扬个性必然要以显示才情为主要标志，因此建安时期开始，崇尚智慧成为社会风尚，与汉代经学的以因循为主要标准的学术风气大异其趣。从汉末士人的各骋其才，各显其能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人风貌出现了。张扬个性还在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例如注重个人的外貌风致，男性也注意打扮敷粉，以粉白婀娜为美，与汉代的威武雄壮为上不同。爱好驴鸣，喜欢啸，下棋等等。人们一直热衷的谈论中，话题的多样化与讲究语言的艺术化也是这种表现之一。汉代的谈论话题集中在社会政治方面，而建安时期话题已经拓展，孔融与祢衡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是他们几乎无话不谈，甚至讨论母亲与孩子在生下来之前与生下来之后关系的同与不同。就是社会流行的人物品评，也从专评人物的德行，扩展到容貌、言语、行为举止，私生活等各方面，凡能谈的都可以谈。素日的生活也更多地表现出个人喜好与专长，或多著篇什，成为文学创作家，如三曹、七子；或嗜好书法，成为承前启后的大家，如韦诞、钟繇等等；或喜欢丹青，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画家，如曹不兴等等；当然一专多能的更是不胜枚举。这类个性特别鲜明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正是建安时期个性张扬的充分体现，而曹丕的文论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论述个性与作家风格的关系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然地出现了，刘卲的《人物志》深入研究人的个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永远是难以达到和谐境界的矛盾体。建安名士在面对这些矛盾的时候也难免遭遇到尴尬。尤其是个性张扬的名士风度必然性地要与社会群体，特别是与统治阶层产生冲突。冲突的双方，显然社会的统治力量远远大于个体，因此个体欲完全地张扬个性，是很难实现的。这样，名士的人格特征中自然会出现与社会群体冲突之后的形态：变形。冲突越激烈，社会力量越强大，变形就越严重，甚至会有严重扭曲的情形。这样的情形相当多。我们仅以两种状态述之。其一是饮酒。饮酒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实原本不然。我国饮酒的历史肯定很久远。西周初年周公定礼制的时候就严格规定不能随便饮酒，只有在举行大的祭礼等重大活动之后才可少量饮酒。自此，饮酒大多与各种礼节相关联。汉朝的饮酒应该比较多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青衫红袖当垆沽酒”的美谈，可以说明当时饮酒已经比较普遍了，而汉代饮宴的普遍，《古诗十九首》中饮酒的高频率出现，可以想见当时的饮酒之风。需要指出的是，建安时期经济凋敝，而饮酒之风更烈。曹操发布“禁酒”之令，但是建安文人的饮宴诗之多确也惊人。王粲作有《酒赋》，曹植也有《酒赋》，最有名的是孔融，他的“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本传）非常显眼。对魏晋南北朝文人嗜酒的现象，王瑶先生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是在于对生命的强烈的留恋，和对于死亡会突然来临的恐惧”。这诚然是不错的。如果以名士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可以说这是名士个性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中，个体无法突破现实的变形表现。因为名士们饮酒已经远远超出“正常”的范围，常常饮酒至于大醉，有的嗜酒如命，在沉醉中度过时日，在沉醉中宣泄情绪，在疏狂中显示其个性。连曹操都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所以说，嗜酒是名士人格变形的一种表现，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名士人格变形的另一种表现是言语激烈。这在孔融那里很典型。孔融是圣人之后，从小就以知礼著名，但是就是他发出这样的狂言：孩子与母亲的关系犹如瓶子与瓶中之物，生下后等于东西倒出来，与瓶子毫不相关了。他的“发辞偏宕”（《后汉书》本传）等乖戾表现，无非就是人格变形所致。这样的现象，在祢衡、曹植等许多名士人格中都有。
建安名士的立功渴望在以后的名士那里有所减弱，而生命意识、个性张扬、人格变形等特征则更加发扬光大了。所以，建安时期是名士人格的初露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