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建安七子”之一。孔融幼年即以知礼与聪慧显名于世，受到司徒杨赐、大将军何进的辟召。曾为北海相，整顿风尚，兴学教化，史称孔北海。黄巾起义，董卓肆恶，孔融自负其才，志欲靖难而谋略不逮，竟遭被逐，妻子被掳。曹操奉献帝都许昌，征融为将作大臣，后迁少府，这样就与曹操同朝。开始，孔融对曹操颇有好感，曾为其鼓吹并荐士，以为匡扶汉室有望。但是，时间一久，孔曹渐生矛盾。孔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颇为愤怒，而自身又深受汉末清流名士影响，恃才傲物，疏宕狂放，不识时务，故作戏侮之举，最终被曹操以“不孝”等罪名所杀。孔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九卷，在东汉作家中仅次于班固（十七卷）、崔駰（十卷）、张衡（十一卷）、李固（十二卷）、蔡邕（十二卷）数人。其风格也颇慷慨任气，他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与“建安风骨”的重要开创者。
身处汉魏之际，又生于圣人之族，孔融自然更多地带上了汉末党人名士的风度；时移世易，天下已非旧日，孔融仍以旧习陈规应时，难免触处抵牾，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新时代的气息，并在盛气激情激荡下，不经意地发出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声音，成为魏晋的新声，对后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孔融的过渡性人格，很突出，也很典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才异议殊。孔融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早年即以“异才”著名。《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续后汉书》曰：“时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门下简通宾客，非当时英贤及通家子孙弗见也。融年十余岁，欲观其为人，遂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孙也。’膺见融，问曰：‘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坐奇之，佥曰：‘异童子也。’”这样的奇思妙想，一般成年人也不会有，何况十余岁的孩童？宜乎众人以奇异目之。孔融还好学博览，《后汉书》本传言其“性好学，博涉多该览。”说明他涉猎广泛，才气高盛，视点高远，重大略小，而思维方式在于通览大体，而非精细。这种才能特点在他以后的生涯中多有表现。例如为北海相，所举皆合大要，无所瑕疵，但所行均无所成，可见其宜乎言大议而不宜务实事。孔融之博览群书熟识典故，在他的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如《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中，言不满二百，用典近十处；《荐祢衡疏》四百余字，用典二十余处；《答虞仲翔书》百余字（残缺）就用典九处；《上书荐谢该》文（现存）不满四百，用典达三十余处。在朝廷议论中也是引经据典，大发其宏论。对使山东而结纳袁术的马日磾，朝廷议欲加礼，孔融独自唱“未忍追案，不宜加礼”（《后汉书》本传）；时论多欲复肉刑，又是他建议不可；刘表有僭伪之行，融建隐其事而崇国防之议。值得注意的是，孔融所论，多与众不同，却又以大量先例为据，议论宏阔，很富有论辩力，故常常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孔融特别喜用典故，不仅因为熟读典籍，博览群书，而且也因喜好扬才露己，一泄其自负之气。自然，孔融的言论大体与汉末的清议相关性更为密切，与后来的清谈内容与方式距离远些，但是清议实际就是清谈的前驱，尤其是他那独持异论，论辩灵动的特点实为清谈先驱。
其二，志高才疏。孔融的志向很高远，《后汉书》本传言其“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这是很符合他的实际的。孔融有相当深的正统思想，又深受汉末党人影响，他的志向是在匡复汉室，这是很不实际却是当时许多士大夫的共同理想。为此，他在董卓手下常常大发忠君憎奸的议论，以致董卓派他到黄巾军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去任北海相；他刚至许昌不久，就向献帝建议在京城附近划出一片地方直属皇帝管辖，以分曹操势力；当他发现曹操之意并不在于复汉，而是在于移鼎，就处处与曹操为敌，扰乱他的施政，讥讽他的行为。可以肯定，与曹氏阵营里的大多数人不同，孔融始终是以恢复汉室作为使命的。但他是个善于大发奇论而不谙实务的人。任北海相期间，他似乎动作很大，也很堂皇，但根本不切实际，毫无建树，一败再败，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成了俘虏。再以其识鉴看，孔融确是个不务实的人。司马彪《九州春秋》云：“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其自理甚疏。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王子法、刘孔慈凶辩小才，信为腹心。左丞祖、刘义逊清隽之士，备在坐席而已。”（《三国志·崔駰传》裴松之注引）最典型的就是向曹操推荐祢衡。祢衡不失为一个具有异才的人，其文学成就也有可观，但其性格放浪，恃才傲物，行为乖僻，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在群体中立身做事的人。孔融的推荐，虽然让这个异能之士出山了，其结果，对曹操来说任用了一个侮辱自己的人；对祢衡来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件事完全可以看出孔融的“行政能力”。从当时实际看，三国鼎立已是既定的大势，汉室的恢复显然是绝不可能之事，可他还在作这样的幻想，足见他对实务的无知。
其三，刚直纯正。虽然魏晋南北朝史称儒学衰微，但是曾经统治几百年的思想意识早已扎根，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沉淀下来，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尤其是汉王朝刚刚崩塌的时候，欲拯救者不乏其人。孔融与汉末名士声气相通，多所交游，还在十六岁那年私藏被通缉的党人张俭。他又是圣人后裔，世沐祖泽。他有七岁让梨的美谈。私藏张俭事发后，与兄孔褒争着担当其罪，以致郡县不能决。在北海相任上，“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后汉书》本传）在朝廷议论大多引述《春秋》大义。他反对曹操主要的也是在于尊汉忠君，并不是当时曹操对他有什么不恭。所以说孔融的思想及立场基本上属于儒家的，在道学、杂学流行的建安时期是比较纯正的。本传又说他“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闻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信服之。”“京兆人脂习元升，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从上述简要事例可以看出，孔融的德行之高尚纯正，远远超出平常之儒生，即便以先秦的君子标准衡量，也不逊色：“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荀子·不苟》）。他的《临终诗》说：“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至死还保持着自己亮直纯正的秉性。他在评价别人，推荐人才时也是特别注意其品性是否直纯。如《卫尉张俭碑铭》：“其先张仲，实以孝友左右周室。……君禀乾刚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轨，冰洁渊清，介然特立，虽史鱼之励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对张俭的正直纯洁特别击赏。其实，作为党人名士，张俭更重要的在于为救将倾倒的汉室，蹈死不顾，忠义之气凌霄。孔融的“张俭观”更多地体现了自己坚持的操守。徐公持先生对孔融的看法很有道理：“以清德及才学自高，崇尚名节，轻蔑权贵，抗节侯王，甚至发展而为危言危行。”正因为他纯正而又刚直，因此他在董卓当权时多发触怒奸臣之言；在北海出现危机时候，他不愿向具有实力但居心叵测的袁绍与曹操求救；在许昌，虽然曹操对他很尊重，但是发现曹操的真实意图后就坚决反对，经常捣乱；即使已经得到过赋闲的警告，但是仍然大放厥词，直至被杀。我们可以说，孔融的刚直纯正，既是对汉末清流党人的继承，也是魏晋名士自身的人格特质，对后代影响至深至远。
其四，流宕不检。文人多有不拘小节的特点，而孔融在这方面偏至流宕不检，发言举止随心所欲，不计后果。他出身名门，少即知名，且确实秉性聪慧，又在党人名士盛行于天下时渐渐长大，深染清流名士风习，这些就是孔融“流宕不检”的主要原因。他在时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依然保持着这种风度，在董卓与曹操之下，他们或许考虑孔融在士林的巨大影响力，而孔融自己的言行尚未对执政者构成致命威胁，一次又一次的有惊无险，也使他产生了错觉，以为无论如何他至少不会有生命之忧。以至于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直至被杀。孔融少年时候，不仅有“异才”，也喜好游戏。就是那次去李膺家，得到众人称赏后，被晚到的陈炜泼了一盆冷水：“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立即回击道：“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三国志·崔駰传》裴松之注引《续后汉书》）虽然聪慧可喜，但是如此游戏别人，与其素所奉行的儒家之道则大异其趣了。孔融作《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二十二句四言诗，拼成“鲁国孔融文举”六个字，全属游戏。他看不惯曹丕娶袁熙妻子甄氏，就杜撰了一个“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典故来戏弄曹氏父子；将曹操征乌桓与肃慎不贡楛矢和丁零苏武牧羊相提并论。孔融的游戏应该说有炫耀自己才能的因素在，但是只顾自己娱乐取笑，不顾后果，也不管是否合适，那是他的“名士”派头害了自己。例如，曹操征乌桓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孔融自己也根本不懂军事，这样嘲笑曹操，显然是胡闹。他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及后来的《又书》等等，文气旺盛，辞采华丽，以文论文，不失美文，但是细究其理则纯粹是大放厥词，无理取闹。孔融还行为疏狂，完全不虑后果。《后汉书》本传载：“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东，妻子为谭所虏。”战斗如此惨烈，所剩如此凋零，而他这个负主要责任的人竟然隐藏在桌几后面读书，且“谈笑自若”！无怪乎妻子成为别人的俘虏了。孔融看来是个只能发议论，著文章，而不能干实事的“名士”。他与蔡邕交情很深，在蔡邕死后，正巧有个虎贲士外貌与蔡邕很相像，“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型。’”（《后汉书》本传）他的行为放诞可见一斑。这种随心所欲，不检礼节的方式正是后代名士常有之事，但是孔融当时，这样的疏狂还是不多的。这样的行为，与他信奉的儒家礼教大相径庭，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老子的“自然”，应该是天下大乱之后，儒家的伦理秩序本身已经遭到了破坏，社会混乱之下，孔融也不免沾染放任的习气。
其五，使性任情。鲁迅曾经就孔融因反对曹操禁酒等事而被杀，发表了如下的议论：“曹操是个办事的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的话。”“说话自由”正是孔融这样的名士习惯。这种习惯若出于偶然或者无意，那仅仅是习惯问题，但是孔融的“说话自由”与其政治态度有关，从根本上说是有意与曹操捣蛋，因此“自由”得更彻底更激烈，而且矛头更准确，更让人难受。他的“自由”程度，已经到了专门作对，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主要倾向于挖苦讽刺曹操的行为与施政上，所以留下了不少这样的“佳话”，丢下了他的脑袋。例如曹丕娶甄氏为妻，这在当时并不算什么大事，东汉的贞节观没那么严重，光武帝还为自己守寡的姐姐物色新的丈夫，且是有夫之妇。曹操也先后纳有子之妇，大家都没说什么，而孔融偏要自由地显示自己的“异才”，以武王伐商纣赐妲己给周公的玩笑讽刺曹操。还有两次写信给曹操，讽刺其禁酒之令，这些完全出于“有意”为之，竭尽讥讽之才能。孔融这么做，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拿曹操出气而已，对曹操发泄愤怒而已。虽然可能这属于他对危害的程度认识不足，但更是他的性格决定的。孔融是个书生，是一个很“认真”的书生，行为处事以真性情出之。这样的人处事的主要标准是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理智。看问题有时可能很尖锐，但是一般情况下大而化之。对认定的事常常由着性子来，情势的变化、事情的利害、场景的可否，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也懒得去考虑。这样的人处事勇于果决，疏于沉思，往往就事论事地发表议论和表明态度，因此难免经常性地前后矛盾。例如他对曹操的态度，刚去许昌时，大概是常败之后吧，他被曹操的尊重感动了，积极建言献策，推荐人才，呼朋唤友，前来襄助。建安三年，他写信给正要来许昌的王朗说：“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他的《六言诗》其二说：“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三说：“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这时候的孔融对曹操的评价与感情可谓倾心倾情，他此际不会去深入思考曹操为什么这样，也不会在发言抒情时候“留有余地”，一腔热情倾泻而出。但是当他发现曹操其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迁刘为曹，他这样“聪明”的人发觉受到了欺骗，情绪态度立刻转到反面，干脆处处与曹操唱反调，不管曹操所作的是非曲直，一概反对。所以有了许多让人感到惊讶的表现。这样的“反复”变化还表现在他对汉末经学大师郑玄的态度上。他任北海相，多次下文书建“郑公乡”，号“通德门”，咸称“郑君”不得呼名。对其崇敬之至。然而后来竟然发信告诉各位官吏：“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与诸卿书》）态度之变不啻天壤。这种情况尤其证明，孔融发言处事一秉情绪，直为使性任情之人。
其六，离经叛道。孔融因为纯情而使性，常常有违反常规甚至本心本意之举，特别是情绪激烈之时，发言举止都有大异常态常理，因此时而有离经叛道之迹。鲁迅先生说过：“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鲁迅所言，在一些典籍中确可看到。这样的言论就是置于今日，也很难得到众人认可的，在近两千年前的时代更不要说了，其石破天惊的威力可想而知。若仔细辨析，孔融所言不无道理，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伦理的国度，发这样的言论简直是疯语狂言。这种颠覆传统道德伦理的话，从圣人之后的孔融嘴里出来，实在蹊跷。当然，如果我们从孔融使性任情的性格以及对曹操政权的愤恨角度看，他这样说完全符合其性格特征的。孔融这样的言论并不一定代表他真实的思想就是如此，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离经叛道的性质。这样的言论，实际也是开了一个头，后世名士多有这类议论。如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明显有其继承。超越名教，废弃俗礼，否定常规等等都是名士的爱好与特征，而孔融的愤激之言行，恰恰成了他们的先导。
孔融，作为汉末党人名士与魏晋名士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他的人格特征确实具有继承与开新的双重性。他基本的思想主要还是倾向于儒家的，但是其名士性格又喜欢潇洒自然的风致。至性纯情，使他古风犹存，也使他在巨大冲击下发生激变，成为激烈反对传统的急先锋，为魏晋名士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