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名士是以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命名的，指的就是正始年间（240-249）活跃于社会政坛的一些名士，其中以何晏、王弼与夏侯玄三人为代表。他们人数也很多，诸葛诞、邓颺、李胜、丁谧、毕轨等等，其中著名的就有所谓“四聪”“八达”“三豫”等名目，虽然他们活跃的时间不长，然而对后代的影响却很深远。魏晋玄学的正式形成就在此间，他们就是主要代表；流行几百年的魏晋风流也主要是从此开始，魏晋名士的一些基本特征就是他们率先表现出来的。
正始（240-249）的年号实际仅用了九年零四个月，加上前一年沿用明帝景初年号，自曹芳继位，至司马懿独揽大权，仅仅十年时间。这十年间，曹马之争由暗至明，最后以曹氏的失败而告终。正始名士登上历史舞台至生命消失，也就在这个短短的十年间（只是夏侯玄至嘉平六年被杀而略晚）。十年演绎了一个政权的易姓换代，不能不说速度惊人；正始名士的命运就与这场斗争相终始。不言而喻，要理解正始名士就必须认识曹马的这场生死搏斗。
这场斗争由来已久。曹操出身于庶族，在汉末群雄并起中脱颖而出，先后剪灭了袁绍等由世家大族组成的北方割据政权，成为三国鼎立中的一支，而且是实力最强的一支。与孙吴和蜀汉相比，曹操所占地域最大，“汉代的十三部州到三国时，魏得其九，蜀得其一，吴得其三。”曹操麾下猛将如云，人才济济，更是孙、刘难以匹敌的。但是曹操并无很高出身，他的成功主要依靠自己的权谋，审时度势，灵活多变，充分利用各种力量，组成了一个带有专制集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在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产生了很高的效率。人们在分析判断曹操的政治思想时往往会有比较大的争议，因为他主要高举“唯才是举”的大旗，抛弃了汉代的以德为主的用人标准，但他也使用一些儒家的策略，还杂有法家的刑名之术。其实，对曹操来说，有用有效是唯一的标准，这是他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制胜的法宝，也是他超过孙刘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他建立了一个一切以军事需要为目标的组织结构，无论人才选拔，还是农业生产，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服务于军事，这样就大大加强了组织运行的效率；另一方面，为了这个目标，他简化了行政的过程，也简化了人才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扩大了选拔的范围，激活了机制，其效益之高是孙刘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任何一种体制在发挥其效能的同时必然也有其弊病出现的。任继愈先生指出：“三国时期，曹魏的实力最强，而政治局面又是最不稳定，这两个不同的结果都与曹操营建的绝对专制系统密切相关。”在曹操到曹丕期间，曾出现过几次反对曹氏统治的“作乱”就是明证。曹丕接管政权，曹操遗留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曹丕临死，诏曹真、陈群与司马懿三人作顾命大臣，可见三种力量的并存。到曹叡掌权，他既想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又想集权于自己；既提高儒家经学的地位，倡导儒学，贬抑崇道之士；又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全无曹操时期节俭之迹。他临死，遗命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这又是一个妥协的结果。社会上存在的几股不同的力量，统治者平衡之术略逊，就会出现不稳定状态，程度严重时就会导致倾覆。因为专制统治虽然能取得一时的高效，但是不得人心，久之必生广泛的反感，特别是受到严重利益损害的世家大族。没有一定之规的统治思想，人们也就没有了思想依靠和信仰；长期的专制，腐败是其必然的孪生姐妹；高度的集权，士族的权益被剥夺，自然产生怨恨，日思夺权之谋。
司马懿在曹操生前并没有显要的官职。有人解释是司马懿不愿为曹操效力，也有人以为是曹操认识司马懿的阴险毒辣而不重用。总之是两者没有合作的意向。曹操死后，司马懿很快成了朝中重臣。到曹丕死，他已经手握重兵，并成为三个顾命大臣之一，应该说他开始了夺权的步伐。到曹叡死，他是大将军，两个顾命大臣之一，无论资历还是权力都是朝中重量级人物，面对的又是年幼的皇帝和志大才疏的曹爽。史书记载，他韬晦养略，隐忍待发，时机一旦来临，立即置曹氏于死命。
曹与马的这场斗争到底是什么性质？历史上众说纷纭，主要倾向是认为他们的斗争代表了世族与庶族两大集团的斗争。陈寅恪先生就基本这样认为的：“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关于曹魏集团的组成，陈寅恪的学生万绳南认为：“曹魏政权基本上是以汝颍地区士大夫为首的世族地主集团和以沛谯地区人物为首的新的官僚地主所组成。”而曹氏禅汉经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到曹芳已经是第四代了，因此此际他们的皇族身份已经不成问题了。这样看来，他们的斗争其实是同一个阵营内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因此，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的核心是夺权斗争而不是政治思想斗争，或者两个阶级的斗争。从他们斗争过程中，平民百姓与一般中低级官吏、士人的反应比较平淡也可看出。
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解读他们斗争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赞成把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升级，以至于将统治口号上的变化上升到不同阶级奉行不同的统治理念的高度。再从曹丕、曹叡父子统治期间的政令看，他们由于三国鼎立局面的稳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并缓和与各股势力，尤其是世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重视提高儒学的地位。就在曹丕称帝的第二年（黄初二年）就“崇学校，修庠序，并推尊孔子”。黄初五年（224）立太学，教习儒家经典。曹叡即位当年（太和元年）就接受高柔请求，崇尚儒学。太和二年，发诏书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三国志·明帝纪》）太和四年与六年两次颁诏抑制浮华，崇尚经学。所以，曹魏作为统治者，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重视儒学，提倡经学，排斥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学术思潮的。再以“九品中正官人法”来说，初立者乃曹丕于黄初元年就推行的一个选举任免官员的制度，它的出现是汉代察举与征辟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在曹操于丧乱之时实行于军中的“论人才优劣”的权宜之政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以后各代都沿用不辍，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或因时势而略异，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无曹氏与世族矛盾妥协之迹。所以，曹马之争不是统治思想之争。斗争的双方，本来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是司马氏所采取的手段极其阴险狠毒，杀戮非常残酷，加之他们本来是曹氏大臣，却篡夺主人的权力，以传统观念论是为不忠无德。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魏晋禅代不同》说：“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廿二史札记》卷七）赵翼所言当时情景，实在很清楚地说明了曹马之争只是权力之争而已，而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危险性。
从上分析可知，正始名士及其玄学，本来与曹马相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适逢其时，搅在了一起，特别是何晏任职吏部以后，大量引进新人，对旧的老派势力造成一定影响，加上在实行“九品中正官人法”的过程中地方贵族势力与新进玄学名士控制的吏部产生了矛盾，而他们运用玄学理论对魏国的选举制度、官职、服制以及行政运行方式等作了多方面的改革，也是造成他们与司马懿等老臣比较严重的矛盾。但是司马氏的目的在于夺取最高权力，这样他们斗争的性质直接表现为争夺统治权，因此斗争也变得尤其惨烈，其中何晏和夏侯玄还因此而毙命，但是学术思潮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虽然他们所论多涉及政治。
因此，正始名士主要是一批新潮思想家，其中有的也具有行政能力，如夏侯玄等；大多热心政治，如何晏、李丰等。从实际看，他们本色是思想家和文学家，虽然他们的文学作品没有多少流传后世。在正始这个非常时期，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成为一时影响朝野的标志性风范，与“正始”这个特殊的年号一起，成为一批特殊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