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207？—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其父早亡，其母尹氏为曹操所纳，何晏随即为操养子，长于魏宫，时当建安年间。何晏夙慧颖悟，深得曹操宠爱，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思想水平，在当时的青年士子中有很高的威望。曹操死后，何晏在曹丕父子当政期间不得志，曾在太和四年与六年的两次抑制“浮华案”中首当其冲。曹叡死后，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因戚属及历史的缘故，两人中曹爽略占优势。曹爽秉政后，吸引何晏等在明帝时期被贬抑的新贵，自然与年高望重的老臣之间产生摩擦，以至于出现架空司马懿，大权独揽，恣意作为的现象。虽然何晏深知司马懿不会轻易服输，多次提醒曹爽，但是志大才疏的曹爽以为万无一失，最终在正始十年的“高平陵政变”中被司马懿铲除干净，何晏等都被夷三族，结束了他们颇有争议的政治生涯和自己的生命。
何晏的成长过程，既受汉末战乱的现实影响，也深受曹魏特定的多元文化氛围熏陶。这一切，造就了他机会来临时的大刀阔斧的失败改革，遵信儒家之学又崇尚道家之论，领袖群论又尊重同道，成为一个成功的思想家与失败的改革家，潇洒的谈论家与惜生的服药家，其主要特征，我们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不同角色上：
其一，既傲且羞的尴尬人。生于骤贵之家，长于篱下之宫。作为曹操养子，具有既荣且羞的地位。年幼时代就聪慧多才，又体弱多病，使他与当时的环境处于并不和谐的状况之中。“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世说新语·夙慧》）七龄孩童，早已明白自己与曹氏之别，聪慧异常；不以受宠于曹操为荣，而且自画地为庐，孤傲之气已具。另有一个传闻，一次曹操大宴群臣，将何晏与众亲子曹丕、曹植等同处一起，以示一视同仁，但是何晏自己另处一处，以示有别。这种记载透露的就是何晏年幼时候就有孤傲性格。但是他作为随母入宫的假子身份，暴发暴败的家世都会使他形成自卑内向性格，因此遇事没有气吞山河的气概和魄力。在何晏的成长过程中，他以文学之才与清谈之能，获得了贵族青年的赏识与拥戴。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文章叙录》曰：“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太和年间的魏明帝两次下诏书抑制“浮华”，其“浮华”的领袖人物就是何晏，可见他此际已经是青年士子的清谈宗师了。这种才能使何晏充满自信与理想，欲大展宏图。但是在压制面前，他除了沉湎于服食与淫欲，竟毫无办法。在曹爽倒台时候，他自然也没有反抗。所以，何晏的身份与才情，使他处于二律背反之境，既具有高傲之性，也有羞弱之气；既有革新的大胆，也有事败的委顿。
其二，锐意革新的思想家。何晏首先是个思想家。但是他的学术背景却很复杂。从社会现实层面说，他亲历了建安时期的战乱，民生凋敝，百孔千疮，瘟疫流播。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士子，很容易产生政治责任感，同时也会有与民休息的思想倾向。从他的生活圈子方面看，曹氏营建的文化氛围，更使他耳濡目染。曹操出身庶族，又逢乱世，任何政策措施，唯效果是求，因此并无信仰的教条，思想被统御群臣和军事胜利的需要之术所决定。曹操集中统御范围内的所有知名道士于京城，一方面便于统治以免惑众滋事，另一方面，他也向他们请教延年之术，还有房中术等等。曹丕与曹叡父子虽然有纠正曹操偏向的动向，但是还未统一的局势，自身成长的经历等都使他们不可能有比较成熟的统治思想体系。这种杂取各家，没有宗主的统治方式在天下未定时候很有效果。而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稳定后，用来统治域内就显得明显不足。再从社会思潮与学术发展自身规律看，独尊数百年的儒学，其影响不可能很快消失，况且统治者还在不断提倡，但是战乱刚熄的社会，正逐步抬头的道家之学，已经从汉末马融、郑玄的潜入儒家经学，发展到独立并与儒家并立的地步。这时的何晏，思想也是并非纯一的。我们看到，何晏的儒学根基似很深。幼年时，曹操宴会群臣时，真子假子依次共坐，而他却另坐，并说：“礼，异族不相坐位。”（《太平御览》卷三九三引《何晏别传》）曹芳不遵礼教，放荡不羁，他作《奏请大臣侍从游兴》，劝诫皇帝以尧舜禹周公为楷模，努力修“正道”，“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三国志·齐王曹芳列传》）何晏所治经典及著述亦以《论语集解》为最，且被后代经学家尊为《十三经注疏》中的权威注本，其他尚有《周易何氏解》《孝经注》《魏晋谥议》等。他对儒家经学的重视与所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不过，他对儒学作了明显的革新。以其《论语集解》来说，他首创集解之法，对《论语》的注释不是停留在专述一家一派，而是汇聚汉魏众家之说，破除了门户壁垒，注经的境界大大提升。特别是对前人注释所采取的态度“有不安者，颇为改易。”（《论语集解叙》）也就是说，他完全按照自己对《论语》的理解来注经，一旦发现以前的经学家，甚至是大师所作的注释不合己意，他就弃之不顾，自己另加新注。例如注《论语·子罕》篇“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不取汉魏各家之注，自己注曰：“以道为度，故不任意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也。无可无不可，故无固行。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自有其身也。”其间对孔子的阐释，以意度之，有胜于汉儒者，亦难免“六经注我”之习。今人论其特征曰：“抛弃了汉代琐碎的章句训诂之学，带有很强的标新立异的特征。”“何晏等人通过改易先儒，自己下意，把《论语》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他的注经一改汉儒所习，多以老子之论解《论语》，“把道家虚无无为之道说成是圣人的最高德性”，“把孔子的政治伦理之道，解释为道家的虚无本体之道。”他对儒家原典已经作了全新的阐述。
其三，崇尚无为的政治家。正始名士都热心政治，何晏也不例外。在太和年间，何晏他们大力举行清谈，谈论的主题又是品评社会要人，议论政治大事，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时人以为动摇了社会局势，因此导致曹叡多次下诏抑制，可见他们的政治热情。正始年间，何晏作为吏部尚书，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之职，参与最高决策，他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表现。处于动荡之余的时期，又亲历三代领导人的统治，何晏对治国也有自己的观点与方略，那就是：崇尚无为。何晏实际为官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历史上又没有多少记载，他在政治上的具体谋略和举措，我们自然难得其详，但是其思想倾向还是清楚的。何晏思想杂糅众家，而政治上应该比较倾向于老子道家。他本有注《老子》的打算，“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世说新语·文学》）并发老子与孔圣人同列之论。除了《道德论》，何晏还作有《无名论》《无为论》《老子杂论》（或曰《老子讲疏》）等阐发老子思想的著作。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清静无为的社会。明帝时，他作《景福殿赋》，在一片歌功颂德的间隙，不时插入一些“无为”的音符。结尾处：“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真是无为之上德。正始年间以他为核心的名士集团的政治改革，主题即合并行政结构，以除冗清繁；官员选拔体制亦由三权牵制，改为各司其职，避免繁琐。这种“无为”政治观念，实际也影响了他改革的效果和政治前途，乃至生命。对客观形势，他并不糊涂，但面临生死竟毫无办法，人劝其勇退，但并无退，一仍局势“自然”发展。他对草包曹爽无进谏之法，对司马氏的阴毒残忍也无应对之策，成了“无为”的悲剧政治家。
其四，才情突出的清谈家。何晏在正始名士中是以才情突出而著称的。陈寿著《三国志》的《何晏传》仅仅四十六字，连生与卒都没具体记录，却明确写着：“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几过其传全文之半。明帝时期，并没重用何晏，但是让他经常跟在皇帝后面，差不多是文学侍从之职，随时应命为诗作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也是何晏文学才情优异所致。当然，何晏的才情更多地表现在清谈上。鲁迅说，何晏是清谈的祖师。清谈玄理之风确为何晏所煽。清谈的题材主题等，也与何晏有关。魏晋名士清谈，以玄理为主，兼及人物品评等等，与汉末以社会现实与政治状况为主的清议不同，为何晏所鼓；清谈时，谈客以论难为主要形式，通过辩论来探讨学术问题并决出胜负，也是何晏所主；特别是清谈过程中谈客间的平等自由风气，更是何晏所创。“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何晏家就是清谈场，他与人谈论，只求玄理精妙，不以年辈、地位压人，而是纯以讨论学术，自由交流角胜。他之以吏部之尊称赏布衣秀才管辂，以长辈推崇天才少年王弼，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他能成为青年俊彦领袖的重要原因。何晏的平等自由，也是魏晋名士的重要特征之一。自然，后代又发展到“无上无下”，摈弃儒家之彬彬有礼。这种不同地位、出身、年龄的人能够平等自由地交流思想，辩论议题的风习与儒家的礼制相违，因此后代渐渐消失了，这是相当可惜可叹的。
其五，珍爱生命的服食家。历代一致公认何晏为服五石散而“首获神效”者。何晏吃药并不奇怪。他生活的时代，战乱不断，瘟疫流行，人的生命如飞蓬，如晨露，因此更加珍惜转瞬即逝的生命。自汉武帝开始，历代帝王都欲求长生不死，神仙方术流行于世，《乐府》民歌与郊庙乐歌中都有大量祈求长生的强烈愿望。他的养父曹操其实也是深喜道家养生之术的。《千金方》引用了曹操给皇甫隆的信，其中有言：“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惑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博物志》还列举了曹操服用野葛、鸩酒之事。这些剧毒之药，服用适量，导引与发散得当，可以达到以毒攻毒以致养生健体的效果。他生长于斯的宫中，聚集了全国几乎所有的有名方士，内丹、外丹，导引、服气，各色均有，曹操等人都有此习，对何晏产生影响是很自然的事。何晏又是自小体弱多病，服药能强神健体，以使他有足够的精力与体力去享受人生。何晏还十分注意自己的容颜亮丽。《世说新语·容止》说：“何平叔美恣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敷粉。正夏月，与热汤进。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刘孝标注引《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这两则记录前则可见何晏的靓丽有天生丽质的特点，后则说明他自己也是非常在意容颜的修饰与呵护，这在当时也属于比较时尚的行为。这些都体现了何晏珍爱生命以致如女子无异的地步。他服药也可满足这种女性化的审美需要，因为凡服散者都会肤色粉嫩。从思想上说，与他深服老子之道有关，坚守生命本位。他对生命的态度与其哲学思想是同步的，即与老子相近，而不同于庄子的纯自然态度，这又与后代名士相异，他们的哲学观念与人生观方面与庄子同，然而惜生服食与庄子不同。
其六，崇尚精神的新名士。何晏从小生活在魏宫，受到曹操的宠爱，无论教育还是生活都有很优厚的条件，因此他以及其他正始名士物质方面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与当时其他文人士子不同的是，他们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享受，这在我国士人的人格方面也有其相当的影响。何晏服食五石散，不仅仅是为了身体享受：“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他的夫子自道可以让我们明白，他吃药还有精神享受的原因。再看他们的清谈，纯粹在抽象的辩论中进行，而他们却乐此不疲，这在中国其他时代是少有其类的。这种活动只有在闲暇很多，又有很高的思想与语言修养的人士才可获此乐趣。他们把学术活动美化，趣味化，并在其中得到高尚的审美享受。所以他们能摈弃地位与出身、年望等等世俗很看重的等级差别，唯以才情高低为准，唯以思想与语言的超尘出众为求，在互相驳难中获得崇高的精神享受。他们开创的艺术化生活，后来的竹林名士、江左名士中有了更大的发展，使魏晋名士的人格具有了审美的质地，境界提升到与世俗相距很远的层次。
何晏在魏晋名士人格的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开创的清谈风气，是名士最重要的活动与能力表现；他崇尚老子的自然之道，这也是后代名士所尊奉的生活信条；他吃药首获神效，魏晋名士多有其人；他追求精神享受，这也是名士与俗士的根本区别所在；他虽然精通儒家礼制，但是与人交往不以位辈年望视人，开创平等自由的文人雅致，在我国文人中影响极深。何晏的人生不长，亦有可滋议之处，但是作为魏晋名士人格的真正奠基者，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