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遍地拨拉着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
在毛泽东吸烟的烟雾中，车厢里的空气更加凝重，人们不免为江渭清担心起来。
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眼里，这大获全胜的政治局面必将带来经济的飞跃。然而事与愿违，三年“大跃进”才进行了两年，迎来的不是为“一天吃五顿饭”而发愁，而是要勒紧腰带共度饥荒了，人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要为几斤粮油去排长队了。初始的困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不久，饥饿，这个发了疯的魔鬼就在不远处狞笑，死神在向人们招手……
具体地说：从1960年开始到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告急，一般只能维持3至5天的供应，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等重灾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原粮，导致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异常严重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0年、1961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全国总人口由1959年的6.72亿减少到6.59亿，减少了1300多万。（转引自《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
面对饥荒，毛泽东彻夜不眠，思考，再思考；周恩来马不停蹄，努力，再努力；饿死人了，能不急吗？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先到杭州视察。
几天前，浙江省委接到陈云的电话，陈云说在嘉善他有个舅舅，来信说生活困难，没粮食吃。陈云在电话里带些讽刺意味地说：“你们嘉兴不是亩产七八百斤吗？你们去查一查啊！那里的百姓在饿肚子。”省委书记霍士廉就带上省委办公厅几个同志到嘉兴、温州、丽水地区调查。一查亩产果然没那么多，那里的老百姓确实正在闹饥荒，还饿死不少人。当霍士廉小心翼翼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时，其他官员的心情都有些紧张。因为他们已觉察到领袖们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轻松与笑容。毛泽东的眉头紧皱，连点烟时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那神色难以捉摸：是惊讶？是疑惑？还是气愤？
霍士廉急忙做了补充：“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主席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吐着烟，半晌不说话。这使得紧张气氛更加剧了。
毛泽东说了句：“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显然他的气愤另有所指：“这是犯罪啊。要坚决惩治官僚主义！”他终于忍不住说出心里话：
“四川饿死人报人，河南、安徽死了也报了，你们浙江死了这么多人，还说没有死人？”
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毛泽东气得手颤巍巍地，又去点烟。趁此机会，周恩来接过话茬儿：“我总理没有当好，让百姓挨了饿。”他说着，两行热泪流到腮边。他站了起来，深邃的目光直逼前方。他严厉地批评道：“你们是外来人嘛，对浙江的百姓没有感情！”
“百姓饿肚子，我们是有责任的。”霍士廉承担着责任，又一言难尽。（参见《和省委书记们》）
周恩来继续说：“浙江在自己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调大批粮食支援重灾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重灾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平日温和的面容一下变出严峻的棱角，加之两道浓眉，显出不怒而威的风度，他的话锋一转：“你们当父母官的，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上调粮食20亿斤是多了，30亿斤根本不可能。今年你们少缴国家2亿斤粮，再不够吃，再返销一点。不能让浙江的老百姓饿肚子啊。”
霍士廉汇报说，在一次华东会议上，中央一些部门领导和华东局的柯庆施要浙江报高产指标，省委十分为难。毛泽东点了点头：“上有好者，下必有焉。”
庐山会议前后，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浙江各地也放起了“卫星”，说假话，说大话，刮浮夸风的人大有人在。
毛泽东已渐渐平静：“报产量，高了就好，低了就右，这不好。这是逼着人家说瞎话。”他起身在房间里溜达，双手剪在背后，边走边说：“报产量多少就是多少，产量上不去，总结经验，找找为什么搞不好？要实事求是嘛，怎么不实事求是啊？”
霍士廉说了自己的意见：“一个不说实话，一个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一个是他害怕，害怕戴‘右’的帽子。”
毛泽东推心置腹：“你们都是地方官、父母官，最了解情况。我们高了好几层，情况了解不了。你们不向我们说真话，我们就成了瞎子、聋子啦！”
霍士廉：“这二年全省粮食连年减产，但国家粮食征购增加，使农民的生活用粮发生困难，不得不实行‘瓜菜代’。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牛瘦、地瘦，不少地方出现饿、病、逃、荒，一些产粮区饿死人的现象也有发生。”
毛泽东当即指出：“征购粮食可以低一些么，得保证农民吃饭，你把农民口粮都弄来了，可不行啊。”
周恩来也说：“对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关心。”
毛泽东：“农民没了粮食，吃不饱饭，劳动就没劲头，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周恩来对霍士廉说：“你们查一下，粮食不够吃的究竟有多少？”
霍士廉有苦难言：“一个月前就给中央报了。”
周恩来：“今年你们浙江粮食少交1.5亿斤，补给不够吃的。不能我们吃饱饭，让老百姓饿肚子。”周恩来想了一下又说：“老百姓没有饭吃，你们要负责任，省委要写检查。”
毛泽东感慨道：“浮夸风害死人哟！”
所以，毛泽东上庐山，一开始的初衷的确是想解决党内作风不实、经济下滑的问题，他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特意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响亮地提出：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要改进的空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求中央委员们敢讲真话，不怕警告、降职、撤职、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可悲的是，当彭德怀真的“要当海瑞”时，毛泽东否定了自己。然而毛泽东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庐山之后，他还是要回过头来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着手解决天下最大的事情：粮食，或曰吃饭问题。
到了1960年，粮食问题仍在继续滑坡。全国有好些省份灾情十分严重，饥荒肆虐，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一国总理，如同一家之长一样，最操心的事莫过于粮食。人们已经听说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已经几个月不吃猪肉，饭也吃得少了。
这年四五月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到北京开会，他几次见到总理，都觉得他心事很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杨尚奎和夫人水静正准备去看望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几位书记个别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外出。
他俩就坐在屋里等候，猜想总理会谈什么问题。杨尚奎心里有谱：这个时刻，八成是谈粮食问题。
10点半钟，周恩来步入杨尚奎的房间，坐下不一会儿，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起：“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调进的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不得不向你们求助了。”
周恩来说完，含笑望着杨尚奎。
杨尚奎很沉重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略有难色。作为一省之长，担子之重不亚于一个小国，他同样担负着“家长”的角色，也总要吃着上顿想着下顿，吃着盆里想着锅里。
周恩来理解杨尚奎的心情：“是啊，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地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2亿斤，支持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杨尚奎觉得尽管总理对江西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将江西的情况作一详细汇报：
“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我还是想，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周恩来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杨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
杨尚奎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长叹一声：“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周恩来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好同志，都是好同志呀。”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杨尚奎坐直了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大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周恩来咯咯地笑了，他笑得那样舒心：“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他站起来扶着杨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憨厚得如同农民一般的杨尚奎也笑了。仅靠江西那几亿粮食，对于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到了1960年年底，全国粮食紧张情况仍在加剧，许多大城市粮食供应告急。
周恩来和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心急如焚。他们一次次地研究调配方案，都显得捉襟见肘。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这可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1960年，国家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吃进口粮，这对“大跃进”来说简直是个讽刺。用外汇进口粮食，无疑是当时一个禁区。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还是决定了。
12月30日，周恩来离京前往缅甸访问。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额是150万吨。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周恩来出访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粮食。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陈云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见雷任民：《回忆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关怀和指导》）
心急如焚的周恩来许久没有说话。
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
雷任民到香港以后，召集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基本解决了货源、运输、外汇等问题。在购粮、运输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汇报进口粮食的各个细节。
1961年，中国共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500万吨。
这使得周恩来疲于应付。有一天，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急需调入多少。保健护士郑淑芸前去送药，不忍地说：“总理，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周恩来猛然一怔，严肃地看了小郑一眼，说：“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他接过药片，用杯中的水送服，又俯下身子“算账”。
小郑觉得总理说得在理，可还是嘀咕着：“总理，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呀！”
她的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
这一年，有一次周恩来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第二天，他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不由得紧皱眉头。他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写这条新闻的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恩来放下手中工作，又拿起那张报纸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记者知道错了，只好向总理检讨。同时汇报说，他当时写这则新闻时只考虑了国际方面的因素，才出了这样的差错。周恩来略一沉思，又谆谆告诫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现在天灾人祸闹得我们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的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群众看了会怎么想？”
这几句话说得那位记者频频点头，并记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