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计策的行动都是盲目的，做人办事必须以计策为中心点，去精心布局，巧妙应对。李世民自己是一等高手，他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布局术，时而迎刃而上，时而避其锋芒。这是一种谋划人生事业的技巧，所以在他面前处处都有突破点。
做人办事必须讲究公正。李世民意识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所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帝王能否严格依法律办事，对律令能否严格执行关系重大，因此，为了能使法律更好地实现其赏罚职能，使天下人毫无怨言地拥护它，服从它，而不致成为一纸空文，皇帝必须严格执法。但是，身为一代君王，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要想使之与下民一样奉公守法，无疑又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在涉及皇帝自身切身利益之时，在实权、私情与法律的角逐过程中，要做出抉择更是困难重重。而李世民却巧妙地运用了各种手段，既能示之以公，又能掩而避怨，常常不着露迹。
持法贵平，而“平”则要显示得恰到好处。对于那些与己身利益不是十分相关，但若不绳之以法又易招怨谤的案件，李世民向来不会惹火上身，而是严格持之以平，示天下以公。
贞观九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起先不服李靖军事调度，后又诬告李靖“谋反”。李世民当然不会偏听轻信。试想，李靖原是当年秦王李世民从斩刀下营救出来的，武德年间跟随李世民转战南北，立下了汗马功劳；贞观以来，奉命捍卫边疆，威震北狄。这样久经沙场、出生人死、勋业卓著的将领，怎会谋反？为了慎重起见，李世民还是派了法官进行调查，“有司按验无状，甑生等以诬罔论”。但考虑到高甑生曾是秦府功臣，遂“减死徙边”。这时，有人上书替高甑生讲情，说：“高甑生是秦王府的旧臣，而且立有大功，请宽免他的罪过。”为显示自己的公平，李世民义正辞严地说：“虽然高是我为秦王时的老部下，立有功勋，确实不应忘记，但治理国家，遵守法令，事须划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如果赦免高甑生，就开了因功而侥幸获免的路子，势必造成恃功违法的现象。而且国家起兵于太原，自始跟从并立下战功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到赦免，谁又不存在侥幸的想法？有功劳的人，都要犯法了。朕之所以不敢赦免他，原因正在于此。”
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贪赃枉法，被人举报，受到追赃撤职的处分。他自恃原为秦府旧人，上疏恳求李世民宽宥，说自己是因穷而贪赃。李世民出于怜悯，便准备让他官复原职，并赐绢百匹，以济其贫寒。魏征见此事处理不公，就进谏说：“皇上以故旧私情枉法，赐绢给贪赃之人，且仍让他们为官，是使为恶者得逞，为善者寒心！贪赃枉法以济家贫，虽情有可恕，但国家法律难容。在秦王左右的人，朝廷内外很多，恐怕人人都要仗恃皇上的私人恩宠，这就会使那些秉公执法的人惧怕了。”李世民一听此言，为免落“以故旧私情枉法”之名，便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告诉庞相寿说：“我过去为秦王，那只是一个王府的主人；现在身居皇位，是国家的君主，不能对自己的部下有所偏爱。大臣们坚持原则，我怎么敢违反大家的意见呢？”这样，李世民为持平起见，强压住了自己心中的私意，赐给庞相寿一部分绢帛，让他回家。庞相寿只得“默然流涕而去”。
江夏王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兄弟，很早就跟随李世民征战，屡建殊功。唐朝建立后，在击灭突厥和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战功显赫。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加封他为礼部尚书，然而任职不久，他就大肆贪赃，终被揭发。事关官场清浊，于是李世民毫不容情地将之下入狱中，最后不仅罢了他的官职，还削了他的封邑。对此，他对大臣们这样评述说：“人情总是贪得无厌，对此只能用理来加以节制。道宗俸禄很高，我赏赐他的财物也很多，家中足有余财。可他却如此贪婪，令人叹息，他的作为难道不是很卑鄙吗！”于是罢除李道宗的官职，削去他的封邑。
贞观七年（633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仗势欺人，争夺官婢，触犯国法。刑部都官郎中薛仁方，依法将杨誉拘押审问。杨誉之子是李世民侍卫，他向李世民告状，说薛仁方竟敢把未犯反叛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员，押在狱中，就是因为他是国戚，才这样节外生枝，不肯决断，拖延时间。李世民大怒，说：“知道是国戚还故意刁难？”下令将薛仁方革职，杖责一百，并给以撤职处分。魏征获悉后，挺身而出，进行辩护，说：“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同时，愤怒地谴责那些“旧号难治”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陧防”。魏征晓以利弊得失，李世民也感觉自己思虑不周，他不好再去包庇外戚，只好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说：“诚如公言，朕未能明察，然而薛仁方妄自囚人而不申奏，颇是专擅，虽不合重罚，宜少加惩肃。”于是下令将薛仁方斥杖二十，但不再予以撤职。
对于那些严重危及封建皇权的行为，无论是否至亲，李世民都更是坚决不予姑息。
齐王李佑是李世民的第五个儿子，他溺情小人，纵情声色。为对之加以劝导，李世民曾派权万纪去予以匡正。然而因权万纪向其屡进直言，竟遭李佑妒恨，最终在进京途中竟遭李佑派人杀害。其后李佑又结党营私，举兵反叛。面对李佑的欺君犯上之举，李世民愤怒已极，他说：“李佑往为吾子，今为国仇”，于是将李佑定为死罪，并下诏说：“权万纪作为忠烈之士，永存令名，虽死犹荣；而你生为贼臣，死为逆鬼！有你这样的儿子，我真是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尽管内心极为痛苦，他还是将李佑赐死于内省，以肃法纪。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对于触犯国法，而又影响到身家声誊或自家利益者，李世民往往总能示之以公。这样，既惩治了犯罪，巩固了统治，又向世人昭显了公平之意，畅通了执法之途，李世民此举，应当说是相当明智的。
李世民既能思及一国一己之利而严格执法，便亦能同样为之而徇情枉法。只是其往往都能将枉法之举做得有声有色，乃至滴水不露，其本领之高，令人叹服。
党弘仁一案便就是李世民上演的一场弄法欺天的精彩之戏。
广州都督党仁弘，勾结豪强，受贿金银，以没入宫中的蛮人为奴婢，又擅自征税，被人告发，按律当斩。李世民念他年迈，又是元勋旧臣。当年李渊入关时，他率2000人归附李渊于蒲阪，又从平京城，随大军东讨，输饷不绝，很有才略。如此功勋卓著的大臣，使之白发受戮，李世民于心不忍，想将他从宽发落，贬为庶人，免去死罪。于是他召集群臣聚于殿上，对他们说：“我昨天看到了大理寺五复奏的文书，要诛杀党仁弘，我为他白首就戮感到难过，正在吃饭，立刻让人撤了筵席。然而我想为他求一条活路，始终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现在我想向你们请求，能否曲法饶他一死。”
过了好久，也没有人说话。大臣们不同意宽宥党仁弘，又不敢反驳，不说话当然就是最好的反驳。
李世民执意要宽恕党仁弘，他自己想出一个办法，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因私而失信。今朕欲赦党仁弘，是弃法欺天。朕欲露宿于郊外三日，每天只吃一餐，以此向苍天谢罪。”说完就要动身。房玄龄等大臣苦劝不可，他们说：“生杀之权本来为皇帝所专有，何必要自相贬责呢？”李世民不答应，坚持要向上天谢罪。大臣们都在院子里跪倒在地，坚持请求李世民放弃这一打算，从早上直到太阳偏西，李世民才降手诏，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不再举行谢罪仪式，但在诏书中严予罪己，说：“我有三罪：一曰知人不明，二曰以私枉法，三曰知恶而不诛，知善而不赏。”于是贬黜党仁弘为庶人，将之流放钦州。
李世民自知自己这样做纯粹是弄法欺天，他想实现一己之私意，势必会落下枉法的恶名，因此，为了让自己不承担不守法的过错，求得他人认可，他竟想出向天谢罪的奇招。如此两全的高明之举真是非李世民不能为也。
长孙无忌案又是一例。贞观初年，有一天李世民有事急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进见。长孙无忌匆匆走入东上阁，因为来得匆忙，他竟忘记将腰间的佩刀解下，守门的校尉一时疏忽，也没有察觉。直到见到皇帝，长孙无忌才发现自己的佩刀尚在身上，甚为惶恐，叩头请罪。按唐律，带刀入殿当判死罪。然而，长孙无忌既为朝廷重臣，又是皇后之兄，如果为了这件事，就把他杀了，李世民哪里杀得？这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赶紧出面解围，他说：“长孙无忌带刀入殿，理应处死。但他因匆忙一时失误，情有可原，可罚金二十斤，以示惩罚。而守门校尉未发现此事，职责所在，乃严重失职，应判死罪。”李世民一听，也急忙就势答应下来，紧急拟旨送往大理寺，谁知却遭到大理寺少卿戴胄的坚决反对。戴胄说：“监门校尉没有察觉，和长孙无忌带刀入内，同样都是失误。作为臣下对于有涉于皇帝的一举一动，不能有任何失误，按照法律所讲：‘供奉皇帝汤药、饮食、舟船者，没有按照法令办事，有所失误者，都要定为死罪。’陛下如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那就不是司法机关所能议定的。但如果依法办事，那么罚金是不合理的。”李世民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而是国家的法律。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徇私枉法呢？”于是命令重新审议此案。封德彝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李世民护臣心切，再加上已予评议，面子活做得也够了，便也不再想改旨另判。谁知戴胄却始终坚守己见，他固执地请求说：“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而被治罪的，按照法令应当从轻。如果论议他们的过错和失误，则情况是一样的，而定罪却生死大异，所以臣斗胆坚持为校尉请脱。”览阅奏章之后，李世民见戴胄句句在理，所言皆光明磊落，而相形之下，封德彝的意见却颇有小人之气，于是他想，我如驳回戴胄，依了封德彝，岂不是要冷了忠臣之心，长了小人之志气？既然要袒护长孙无忌，就不能严惩校尉，不然就会使百姓心存疑问。于国家实为不利，于是他最终同意了戴胄的意见，免除了校尉的死罪。
同触一罪，当死者理应共死，长孙无忌却以功得生。不动声色之中，校尉却成了李世民弄法徇私的替罪羊，当生却不能同生。若非戴胄一再请命，死后余魂，又怎能得安？小民之命，如同草介，朝臣之命，枉法亦不足惜。妙就妙在枉法之余，李世民竟还将事情做得无迹无痕，将罪臣之责推得干干净净，转嫁于他人。这样是对是错，他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心虚之余，才总算听从了戴胄的意见，克服了一己的喜怒之见。
《尚书》说：“不偏党，不阿私，圣王之道是多么浩荡啊！”然而，身为封建帝王，真正能做到不阿党不偏私者又有几人？要落得“无偏无党”之美名，若非有两面三刀之功，又如何能为？然而李世民无疑却是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