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心区的什刹海水域，从天然河湖湿地，历经自然变化与历代不断改造和建设，逐渐演变成城市的标志。自从元代修建大都城以来，城市布局、规划建设等都是围绕积水潭（什刹海）及太液池（北海和中海）展开的。历经沧桑至今七百多年，历代政府在规划和建设城市的进程中，都大力治理什刹海河湖水系，治理什刹海的历程展示出什刹海的时代变化和历史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本章仅摘取其主要脉络简记如下。
一、什刹海水域形成及金代的初步开发利用
（一）高梁河古河道与什刹海水域的初步形成
什刹海在金代始称白莲潭，元代称海子或积水潭，明朝以后才开始有什刹海之称，其开发利用的历史十分悠久。
什刹海水系水域最早是古永定河下游的古河道，即高梁河的下游河湖湿地。其路线大体流至今德胜门而南，过什刹三海，再南过北、中海，穿过长安街东南流经前门、金鱼池、龙潭湖、左安门之西的古河道。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中开挖出古河道，即证明是永定河故道的一个分支。
北京地区最早与什刹海水域有关的水利工程，是三国时魏征北将军刘靖镇守蓟城（北京旧城内西南部）时修建的永定河引水灌溉工程。嘉平二年（250年），派“帐下督丁鸿军士千人，立遏于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厢渠”，引水（今永定河）灌溉蓟附近农田。灌渠利用了古代高梁河的河道，其下游流经今什刹海一带，增加了水量。以后不断有引用永定河灌溉的记载。到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幽州刺史斛律羡“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从记载看，引水的规模比较大，下游河湖水量会有较大的增加。
综合资料分析，最晚在唐末刘仁恭占据幽州时（约907年），人工凿通了两三米高的“海淀台地”，开挖出玉河，将玉泉山和瓮山泊水引入高梁河，形成了下游河湖的稳定水源，使什刹海水域积水面积有明显增加，逐渐形成较大的湖泊。到辽代这里已经有岛屿存在，史称燕京有“瑶屿”。金代称瑶屿为“瑶光台”，从地理位置分析，只有今北海团城当时四面是水，可以称“屿”，由此可知辽代这一带水面已经很大了。
（二）金代依托白莲潭水域南部为中心修建皇家园林——北苑，金太液池的兴衰演变
金建中都，位于今北京市广安门一带。在中都东北郊有一片很大的水域，文献记载的名称叫白莲潭，其范围除元之积水潭外还包括今之北海和中海。其名称可能源于当时水域内多种白莲。金人几乎在建中都之前就开始在白莲潭南部建离宫，又称“北宫”（大体在今紫禁城稍南）。北宫虽然是离宫，但规模不小，宫殿建在东岸，相当于后代的宫城。为此，将白莲潭南部水域（约今中海）围在宫城内，称太液池。文献记载：金建北宫时“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元代的人认为所有的白莲潭水域都是海子，只是把围在北宫内的水域（今中海）称为“太液池”，依然把围在皇城内的北海部分称作“海子”。《故宫遗录》记载，瀛洲殿（位于今团城上）“东临太液池，西北皆临海子。”明代文献中还称元北海水域为西海子。
所谓“开挑海子”，明确指“海子”是人工开挖修建，将挖出的泥土堆成今北海白塔山。主要工程应该是在原来河道上修筑了堤坝而形成的南岸，而且堤坝有一定的高度。1227年南岸因地震曾发生崩塌，池水冲出，全部流干了，可以证明池水完全是依靠人工堤岸拦蓄而存在。当时太液池北端是与海子连通的，到元代在这修建了一座长470丈的木吊桥通到西岸宫殿。这个桥就是今北海大桥前身，桥的东岸原来也都是水，后来也填为平地。
太宁宫完建的时间历史上有明确记载，金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完颜雍命少府监丞张仅言，“提举修内役事……护作太宁宫”。太宁宫后来改称大宁宫，修建用了13年，到大定十九年（1179年）建成。这样，最早将原来整体的白莲潭水域一分为二的时间，应该在1179年左右。最初的分界处应在今北海大桥沿线，界线是有了，但水体依然是连通的。也就是说，此时与北部的水域还是一个整体，即北海与今什刹海还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太液池与“海子”分离是什么时候呢？资料证明，就在金末元初的几十年时间。
金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军将领石抹明安四月攻下万宁宫及富昌、丰宜二关厢，万宁宫可能毁于战火中。北宫荒废九年后（1224年），忽必烈将“北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赐给道教的全真道掌教人丘处机，改为全真道道院。次年夏，丘处机诗中有“虽多坏宫阙，尚有好园林”句。文献记载1227年六月，丘处机曾经“浴于东溪”，北宫东面之溪正是今南河沿大街位置。这条水道金代已经作为灌溉渠道或者为运河供水，金人南迁，这里归丘处机所有。因此“东溪”应是这条引水河道当时的称呼。凑巧的是，只过了两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东湖……（丘处机）遂卒”。当时应该是发生了地震，太液池南岸崩塌，致使湖水全部流入东湖（约今金鱼池一带）。
1253年全真道士开始失势，北宫已经不是道院，元初名儒郝经在《琼华岛赋》写“癸丑（1253年）夏，由万宁宫故宫登琼华岛。……乃作赋焉。其辞曰：枯石荒废，琼花树死，太液池干。”1258年道教彻底失败，道士全部被削发为僧，北宫再次遭到焚毁。1260年王恽去过北宫，有“殿空鱼藻山犹碧，水涸龙池草自春”诗句。以此看，太液池将近50年无人管理，或者是地震后堤岸修复的不够牢固，不能很好地拦蓄来水，池水下降，逐渐干涸了。至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荒废，造成整个白莲潭水域的面积大幅度减少，最可能这时段北海与什刹海之间出现淤积的陆地。这样也为几年后，忽必烈1263年兴建皇城完全切断什刹海与北海创造了地理条件。为此，元建大都时，将白莲潭南部水域的三宫围在萧墙之内，把白莲潭一分为二。萧墙之内依照传统规制统称为太液池，萧墙之外的白莲潭北部水域则称积水潭，也称海子。
（三）金代利用白莲潭北部水域灌溉农田，并作为通州至中都的漕运码头成为农业与经济重地
利用白莲潭引水灌田的历史，《金史·张仅言传》有明确记载，在张仅言修建完大宁宫后，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宫左”指太宁宫的左边，即东面。可以推定其时间与建宫时间接近，也就是在1166到1179年之间。承安二年（1197年），又有“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的记载。这里明确提到“放白莲潭东闸水”，与前面“引宫左流泉”，都是指引白莲潭水。白莲潭东闸所在位置，若与元代修筑积水潭的有关记载比较，应该就是积水潭东出口澄清闸位置，即今后门桥。1999年在修复后门桥施工中，先后在两岸挖出六个镇水兽，在桥东北的镇水兽上有“至元四年九月”刻字。说明此闸是元初在金代基础上修建的。当时白莲潭应有从东岸引水的渠道，可能有两条：一条是从东岸向东北方向；另一条是向西南方向，即金代给闸河供水的渠道，应该就是丘处机沐浴的“东溪”。在白莲潭出口处所建的闸门，即前述“白莲潭东闸”。从地形上分析，所灌溉农田是今东城区、朝阳区的范围。
金定都燕京后，为了把华北的粮食漕运到中都城，就开始运河的建设。《金史·河渠志》记载：“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明确指出金代运河是由白莲潭供水的。因为水量不很充足，导致闸河运行状况不理想。
另外，金大定四年（1164年）十月，金世宗去密云，走到近郊（中都城东北方向），看见一条湮塞的运河。询问原因，大臣答复是户部不肯经营筹划，时间长了以致如此。世宗责备户部侍郎曹望之说：“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宜悉力使漕渠通也！”金世宗看到的是，因长期失于治理而淤塞旧漕运，只能是从白莲潭直接向东引出至通州的水道旧漕运，金代经治理称“漕渠”，大体是元代坝河的路线。
到泰和五年（1205年）正月，翰林供奉韩玉建议“开通州潞水漕渠。”金章宗命令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多人，重新开凿，重点是中都至通州的运河。这次不但引用白莲潭的清水，在运河上修建了五六座船闸，就是“金闸河”。运河成功，“船运至都”，韩玉因建议开凿金闸，官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金闸河的河道，大致是元代通惠河的路线。
特别应该指出，在修建太宁宫时，白莲潭还只是中都东北郊外的天然湖泊，开始引水灌溉农田。随着运河的建设，这片水域自然成为通州至中都漕运的泊船港。从1164年开始修复的金漕渠，是直接从白莲潭向东到通州的运河，可以停泊从通州进来的漕船。这些漕船还可以从白莲潭西岸的出口，沿专门的河道船运到中都城（参见金代白莲潭水系示意图）。这条河的名称，金代可能叫“细河”。《金史·章宗纪》记载：“承安四年二月庚辰，上谕点检司曰：‘自蒲河至长河及细河以东，朕常所经行’……”这条水道可以从中都城乘船先到北宫，然后向北行，最北端可以通到白莲潭。到元代这条水道称作“西河”，见于《元史·河渠志》：“金水河所经运石大河及高良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
这时白莲潭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成为金代漕运码头，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
二、元代大都城的建设，造就了积水潭在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效应上的突出地位
1261年忽必烈决定修建燕京旧城，即金中都城。1264年开始修琼华岛及广寒殿，三年后决定以白莲潭和太液池为中心新建大都城。《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既然积水潭是海子的旧名，那么海子则应是元人来后的称呼了。《元史·河渠志》又记载“海子一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行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可见，海子是大都人的称呼。以此来看，积水潭则应该是元人到大都以前的旧称呼，那就与白莲潭称呼时间相差不多。
积水潭在元代经过大规模治理，成为京杭运河的终点码头、交通枢纽，同时供大都城市的引水、排水以及园林、生活、环境用水等。在城市中心区巨大的水面，也带来明显的城市环境效应。积水潭沿岸成为大都商业、风景和文化区，进而为大都成为国际交流中心和政治中心发挥了重大贡献且影响深远。
（一）元修建大都城，将开放的白莲潭水域分割为太液池与积水潭，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水域
大都新城规划以太液池和积水潭水域为中心区，以积水潭东岸为城市中轴线，完全将积水潭与太液池隔离，为大都的发展奠定了地理上的优势。
刘秉忠在规划大都新城时，恪守传统的《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北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并有所创新。考虑到金北宫及附近水域特点，以太液池的东岸，兴建“宫城”。以元宫城、太液池为中心，四面加以围护修建“萧墙”，形成皇城。这样突出了皇城在全城的地位与作用，作为皇帝治居之所的皇城及御苑，是全城的核心建筑，地位十分突出；同时，将太庙、社稷坛规划于皇城之外的东西两侧；其北侧的积水潭沿岸形成了全城的商市，构成了“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规制。大都城所占有的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突出的规划布局，显示了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需要，集中体现了封建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
新城规划的另一个最重要点是，以萧墙北门厚载红门和积水潭东岸海子桥的连线为新城的中轴线，然后在海子桥的正北方，建立起作为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的标志，即元大都城的“中心之台”。再以积水潭东西两岸的距离作为全城宽度之半，确定东、西城墙位置。以中心台至南墙的距离确定北墙的位置。从而确定了大都城南北长方形的轮廓，也具体确定了元大都的四面城墙位置。
太液池和积水潭水域完全隔断的时间，历史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前面论述到在金代修建北宫时，已经将原来整体的白莲潭水域分为两部分，但是当时的水体还是直接连通的。金北宫北界的围墙位置和建筑形式，文献上均无记载。元代修建皇城，其外墙称“萧墙”，俗称“红门阑马墙”。初建时墙体的建筑材料似乎是“篱笆”或“围栏”式，没有墙垣。有记载说，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有人从墙洞钻进苑内被抓，可能钻的是篱笆洞。大约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一天，大书法家赵孟“行东御墙（皇城）外，道险，孟马跌堕于河。丞相桑哥闻之，言于帝，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这个“御墙”很容易就向西移了两丈，其建筑结构肯定比较简单。按照文献记载，出于安全考虑，几年后修建了墙垣。“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十月，枢密院臣言：昔大朝会时，皇城外皆无墙垣，故用军环绕以备围宿。今墙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军，独御酒库西地窄不能容。”“御酒库西”指的就是皇城东墙，虽然因为赵孟西移了两丈多，但还是很窄。
与积水潭关系最密切的自然是皇城北墙。为了修建皇城北墙，必须加固太液池与北面海子中间的大堤，并且扩建成一条沿湖道路。这条道路在金代可能还不存在，因为那时这里没有交通的需要。自1215年中都迁开封至新建大都城近60年的荒废，太液池北部出现部分干涸，白莲潭水面也有所减少，在修建大都城时才可能规划出这条“海子南岸东西道路”。虽然元代不断维修这条道路，直到至治三年（1323年）时还狭窄泥泞。《元史·河渠志》记载：“至治三年三月，大都河道提举司言：‘海子南岸东西道路，当两城要冲，金水河浸润于其上，海子风浪冲啮于其下，且道狭，不时溃陷泥泞，车马艰于往来。’”这里的两城是指大城和皇城。道路北面是“海子”，南面是金水河，风浪经常涌上路中，致使溃陷泥泞，车马往来困难。当时距开通惠河，大规模治理积水潭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条重要道路还是这么泥泞，恐怕是这条道路自身条件造成的了。分析其原因就是基础不好，反过来可以推断，皇城北墙基础不能承受太重的建筑，修建的仍然可能是夯土墙。因此可以说，由于这条道路的出现，什刹海水域才算真正形成。
既然这两个水域已经完全分开，那太液池的水源又来自哪里？首先应该是积水潭。那么大的水体，不可能依靠金水河引来的玉泉山泉水，因其水量太小。从元代的记载可以知道，积水潭是依靠从积水潭西岸金代已经使用的运河——“西河”输水，为太液池供水，就是沿今赵登禹路直通到今中海的南边。
（二）郭守敬早期对积水潭进行的治理
元代对开发利用积水潭十分重视，水利家郭守敬先后有几次较大规模的治理。早期在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见忽必烈于上都陈述水利六事，建议引玉泉水通漕运，派漕运官宁玉“疏浚玉泉河渠”，将玉泉山泉水引入海子（积水潭）。在工程施工时，为增加海子的调蓄作用，进行了疏浚治理。这是积水潭向东直接到达通州的北支运河。
至元十六年（1279年），因为玉泉水一部分引入新修建的金水河，流入积水潭的水量减少，十几年前疏浚的北支运河受到严重影响，为此政府大规模治理这条运河。在原来可以直接行船的运河上修建七座土坝，改造成“倒载制”的坝河。这次对积水潭也进行了治理，使通州的漕粮可以通过坝河船运到积水潭。
（三）元代初期对积水潭进行的治理
郭守敬大规模系统综合治理积水潭是元代初期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到上都见世祖忽必烈面陈开发水利十项建议，其中第一条即开凿通州至大都运河（通惠河）。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工，郭守敬复任都水监，全面系统治理积水潭，扩湖、建闸、砌岸，至元三十年（1293年）成功开凿通惠河，实现通惠河与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积水潭成为后世称京杭运河的终点码头，达到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对帝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次对积水潭进行全面改造和治理，修建了一系列闸坝和堤防。积水潭作为通惠河中间的调节水库，起到进一步调蓄运河水源作用，同时成为全国南北水陆交通主干线——京杭运河的终点码头。
改造积水潭周边堤岸，修建泊岸、闸门等建筑物。据《元史·河渠志》等文献记载，为了控制水流，在积水潭上游入水口处建设了朝宗上下闸，其位置在元代万亿库南门外。在积水潭东出口，建设了澄清上闸，位置在万宁桥（今后门桥）西侧，这是漕船进入积水潭的控制闸，也是积水潭最重要的通惠河供水控制闸。另外在积水潭东北应该有一座闸控制供给坝河水源，位置大约在今新街口豁口外，1976年考古发现过泊岸木桩，可能是闸门建筑基础。在积水潭西南岸还应该有一座闸，控制通往西河的水流。这样，积水潭完全形成一个可以人工控制的调节水库，一方面可以停泊大量的漕船，一方面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供应下游河道的用水。元代闸门开始时修建的都是木闸，后来逐渐改造成石闸。
元代对积水潭堤岸进行了全面治理。元代文献记载：“海子岸，上接龙王堂，以石甃其四周”。为了防止风浪冲刷堤岸，临水面都用块石砌护。
（四）元代积水潭成为京杭运河终点码头和大都城的交通枢纽
元代郭守敬全面系统治理积水潭扩大了水面，建设成京杭运河终点码头。江南漕船可以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成为京杭运河的终点码头和大都城的交通枢纽，推动了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天，忽必烈从上都返回大都，看见积水潭上停满了漕运的船只，非常高兴，命名为通惠河。立即奖赏郭守敬及有关人员。元人黄文仲在《大都赋》中对停泊的船只描述道：“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元代自通惠河建成，到元朝灭亡的75年间积水潭京杭运河终点码头地位没有改变。
由于交通便利，积水潭东岸万宁桥附近不仅是货运码头，也成为水陆客运码头，相当于今日的交通枢纽。诗人杨载在积水潭边送别乘船沿通惠河回南方的客人，写下《送人》诗：“金沟河上始通流，海子桥边系客舟。此去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张雨《燕山春暮作》云：“金水桥边蜀鸟啼，玉泉山下柳花飞。江南江北三千里，愁绝春归客未归。”都反映出通惠河与江南交通的便利。
在积水潭的北岸，有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市廛，还有望湖亭、万春园。元中心台和万宁桥一带，便成为当时繁华市场的中心。统元一代，通惠河水源无阻，成为全城的经济命脉，其中架在中轴线上的万宁桥贡献巨大，且影响深远。
（五）元代中后期对积水潭水域的治理，其日益明显的城市环境效应与漕运文化对大都产生深远影响
元代中后期，仍然十分重视治理积水潭，延续了初期系统修治积水潭水系及周围堤岸的做法。水利工程依照都水监的制度进行，木闸陆续改为石闸，旧石岸和海子南岸东西道路两侧用条石砌护，并在沿岸设立石护栏，防止风浪冲击，以利行人往来。直至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二月，都水监用块石新筑积水潭的一部分堤岸。这次工程规模并不大，只加筑部分石堤岸，与原有旧石岸相接。共用石350方，每块石材长4尺，宽2尺5寸，厚1尺。总用350工，丁夫50人，石工10人。泰定元年（1324年）又用块石砌筑海子南岸125丈。
元代积水潭随着水面的治理和扩大，其城市环境效应更加显著。元时积水潭水面辽阔，湖面远大于今天的什刹三海。元建大都城将积水潭围在大都城内，除用于运河、灌溉、绿化供水，停泊江南漕船之外，还是大都城内最重要的市民游乐、休息及洗涤场所，城市水利效应显著。自太液池水域围在皇城以后，市区只有积水潭水域是对公众开放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元代积水潭十里烟波，风景如画。《析津志》记载：“花头鸭与江南者盖多来海子内，与太液池中水鸭万万为群。”还有大量商船及旅游船，元代描述当时盛况的诗词很多。如宋本《海子》诗：“渡桥西望似江乡，隔岸楼台罨画妆。十顷玻璃秋影碧，照人骑马过宫墙。”宋本于至顺二年（1331年）所写的《都水监事记》中有详细记载：“监者，潭侧，北西皆水。……堂后为大沼，渐潭水以入，植夫渠荷芰。夏春之际，天日融朗，无文书可治，罢食启窗牖，委蛇骋望，则水光千顷，西山如空青。环潭民居、佛屋、龙祠，金碧黝垩，横直如绘画。而宫垣之内，广寒、仪天、瀛洲诸殿，皆岿然得瞻仰，是又它府、寺所无。”这是元代稀有的风景。都水监是元代全国水利最高机构，相当今水利部，就设在积水潭东岸万宁桥附近。这里不但管理方便，而且环境十分优美。
程敏政的《海子诗》有“十里城阴路，西湖一派分。秋晴沙岸尾，时见白鸥群。”元代画家王冕也曾写过“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的诗句，充分反映出当时积水潭的生态环境。
对海子的繁华，《析津志》记载：“若海子上，车马杂沓，绣毂金鞍，珠玉璀璨人乐升平之治……亦莫盛于武宗、成宗、仁宗之世。”
由于积水潭是城中最大公开水域，元初，从占城、交趾、真腊（今越南，柬埔寨）等地进贡的大象，就养在万宁桥不远的“象房”。平时大象供皇家的仪仗队用，皇上的乘舆要用大象驾驭。每当酷夏，要将大象带到积水潭内洗浴，情景十分壮观。宋褧有《过海子观浴象》诗：“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对此作了生动描述。
积水潭也是城区市民洗涤场所。“海子东西南北与枢密院桥（在东华门外通惠河上，今南河沿大街）一带人家妇女，率来浣濯衣服、布帛之属，就石槌洗。”
有元一代，积水潭经过全面综合持续治理，成为京杭运河终点码头，形成大都的经济、文化中心区，是历史上最繁华、最繁荣的时期。为大都的城市建设、经济繁荣、文化融合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且影响深远。
三、明代积水潭来水逐渐缩小，水域功能随之改变，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
元明易代之初大都城不再是首都。城市供水系统失于修治，积水潭上游来水锐减，水面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元代积水潭外湖（原太平湖）和坝河（今北护城河）的存在，明将大都城区拦腰分为南北两部分，造成南北交通上极大不便，从而严重影响大都北部城区的发展。因此明初对大都城进行改造时，首先放弃了不繁华的北部城区，将北城墙南移到坝河以南，并将积水潭西北角的水域切割在城墙外。另外，还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移了二里，形成今日北京城内城的格局。之后，由于防御之需扩建外城，中轴线向南延伸，形成“凸”字形内、外两城。
总体上看，明代北京城的建设与改造，都和城市中心的什刹海水系及紧傍其东岸的中轴线密不可分。
（一）白浮瓮山河毁坏，使什刹海水面逐渐缩小，皇城墙东移切断河道，积水潭失去码头作用，但仍然是通惠河的调节水库
元末，在风雨飘摇中，对大都的河湖仍然维持治理。《元史》记载：“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己巳，命东安州武清、大兴、宛平三县正官添给河防职名，从都水监官巡视浑河堤岸，或有损坏，即修理之。”“至正十四年夏四月，命各卫军人修白浮瓮山等处堤堰。”“至正十五年，是岁，诏浚大内河道，以宦官同知留守野先帖木儿董其役。野先帖木儿言：‘自十一年以来，天下多事，不宜兴作。’帝怒，命往使高丽，改命宦官答失蛮董之。”直到元朝灭亡的最后时刻“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秋七月癸亥，罢内府河役”。到八月二日（1368年9月14日），徐达攻大都自齐化门入城，元朝灭亡。
同年八月，徐达命令副将华云龙改建大都，又改大都为北平府，担心原大都的居民不好管理，命令指挥叶国珍将居民迁徙到开封城。九月徐达改安贞门名为安定门，健德门名为德胜门。1370年朱元璋封朱棣（10岁）为燕王，改元大都内殿为燕山府。第二年改建北平城，缩北城五里，新筑土城垣，作为防止元军反攻的第二道防线，当时并没有新建德胜门楼。1379年十一月燕王府（后来皇宫雏形）营造完毕，次年三月燕王（20岁）离开南京正式镇守北平。1402年六月燕王攻占南京，即皇帝位，翌年改北平为北京。到此时积水潭水系已经50年没有系统治理了，元代大都重要水源——白浮瓮山河经过近50年荒废已断流。因为当初修建时为了速成，渠道和清水口工程都是用当地材料修建，几十年没有维修，早已经被山溪洪水冲毁，已经无法修复。北京城只剩下玉泉山一处水源，积水潭的来水自然大大减少。在缩建北京城时，为了修建北城墙，将积水潭大湖西北部分隔在城外（后称太平湖）；又考虑德胜门内的交通，在积水潭中间建德胜桥和修建德胜门内大街，将湖再分开。桥西的湖仍称积水潭，桥东的湖泊称作什刹后海和前海。
自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决定建都北京，便着手修复通惠河，以便解决重建北京城的建筑材料及漕粮运输的问题。在白浮瓮山河断流多年，而城市供水需要又恢复到元代以前情况下，为保证下游什刹海及通惠河的供水，明初作了不懈地努力。永乐四年（1406年）八月，修西湖景（今昆明湖）东的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附近冲决的堤岸，玉河、万泉河等堤岸，以增加下游什刹海的供水量。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派运粮军士疏浚了西湖景东至通州通流等七闸及河道，包括什刹海及上下游的河道和闸坝。当年秋天又修西湖景堤379丈。“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设北京通州惠和、庆丰、平津、澄清至通流等六闸置官一员。”通惠河下游各闸设置闸官一人，并从江西、湖广、河南等地征用闸夫两千多人进行管理，其中澄清闸的闸官就是专管什刹海。可见当时什刹海供水增加，通惠河恢复航运，为解决北京建筑材料运输投入了巨大力量。
几年后，“永乐十年（1412年）夏四月庚申，浚北京通流等四闸河道共一万七百三七丈”。疏浚的河道长度，正是什刹海至大通桥的距离。由此可知，这次疏浚的河道应从什刹海开始。通过这次大规模治理，运河漕运量大增。《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户部言：‘漕运至者渐多，请发民置仓贮之’。”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春正月，为营造紫禁城，“命平江伯陈瑄充总兵官攒运粮储，并提督沿河运木赴北京”。这次应利用通惠河自通州浮运南方采集的大木至城内，河道还较畅通。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罢海子至西湖巡视官”，意在缓解什刹海上游沿途用水的矛盾。其原因是“盖西湖受泉山之水，流经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里。官常遣人往来巡视，禁民不得取鱼，而并缘为奸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罢之。”
自永乐十八年（1420年）决定在昌平西北修建皇陵。而原来的白浮引水渠自白浮至阳坊段河水是自东向西流，其位置恰在新确定的明皇陵区南方，堪舆家以“祖宗坟前水不可逆流”为由，不准引用。这样凝结京城的水源又恢复到元以前的状况，只剩下玉泉山泉水了。
明代对什刹海的治理一直比较重视，不断修复河道、桥闸、堤岸。宣德六年（1431年）“五月壬午，修宛平县之澄清闸”。正统二年（1437年）二月又专门派人“修德胜门内海子岸”。
早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建北京内城南城墙时，从大都城墙位置向南移了二里，原在大都外的文明、惠和二闸被包入城内，但是并不影响行船。到宣德七年（1432年）六月，“（皇）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黄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皇城之西有隙地甚广，预徙河东之人居之。八月又移东安门于桥之东”。至此今南北河沿一段通惠河完全包入皇城。从此什刹海以下自澄清闸至文明闸之间通惠河已不能行船。到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壬寅大通桥闸建成，标志着明代通惠河终点码头新起点的开始。
成化年间对什刹海及上下游水道也不断进行治理。成化元年（1465年）四月“修理玉河东西堤岸”。二年四月己酉“修理……金河水岸之损坏脱落者。”三年六月丁酉“修玉河桥东西堤岸”。成化九年（1473年）四月辛已“仍增修理京城河道、桥梁等处”。九月丙申又修“金水河堤岸”。成化十年八月加强对新修河道的管理，“命提督九门内官巡视城池，且榜禁沿河居民毋得秽污。”成化十一年十月癸未“诏疏浚通州至京河道，工将就绪，请设官理之，并提督清龙桥，广源等闸及西山一带泉水。”在此期间，对通惠河进行了大修。成化七年（1471年）漕运总兵官都督杨茂奏道，通州至北京四十余里通惠河河道及石闸尚存，现河水约二尺，造驳船驳运较车运省费省力。上流只有引西湖之水供运河，但需将水从玉河、高梁河引入城，一半入城内什刹海，余水环城壕合三里河水汇于大通桥。通惠河水小则紧闭闸板蓄水，用小船驳运；水大则开闸泄水行大船。成化十一年（1475年），任命漕运总兵陈锐等率漕卒自下流向上疏浚通惠河，并修闸造船。直到成化十二年（1476年）六月全部工程才完工，耗费巨大，增设顺天府管河通判，专管西山泉源及通州以上河道。但是，这次疏浚稍通漕舟不足两年便恢复原状，不再通航。
弘治七年（1494年）八月壬戌，“裁革顺天府宛平县澄清、高梁二闸官各一员。”反映出澄清闸由于只管启闭不再通航，管理人员也要相应减少。
正德二年（1507年），户部、工部会同漕运官治理通惠河，用半年时间修复大通桥月河及通州河道、桥闸、堤岸、土坝工程。四年后又因河道淤积于“搬运不便”而撤销了庆丰、通流等闸新设闸夫和驳船。
嘉靖初，督漕官吏为运输修建北京宫殿的大木，再次建议修复通惠河。嘉靖六年（1527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奏请修通惠河，提出“在上源于山陵风水无碍，下游于都城无损。各闸现存，管理官吏人夫现在，营建大木已通行无阻。”后经考察，批准了筑新坝、修旧闸、浚河道，实行分五段搬运的方案。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年）五月底完成，当年漕运获得成功。分析成功的原因，便是以玉泉水为源，要不断修复玉泉山以下青龙、广源、白石、高梁诸闸，保证了什刹海的供水，同时对什刹海的出口控制闸——澄清闸也不断维修。通过这次重修，积水潭成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积水潭码头功能虽然消失，但以后几十年漕运比较畅通，通惠河漕运格局已成定式，至清不变。驳运与陆运并行（水陆并进），河闸维修不断。隆庆元年（1567年），北京城河闸坝工程定下三年一修的制度，应包括什刹海上游和下游的各闸坝。
明代为保障皇城内北海、中南海的供水，专门修建了直通北海的御河（月牙河），又称转河。具体的修建年代，没有明确记载。但在万历时的图中，已经有一条从西海直接引水河道（月牙河），通到前海西侧，缩短通流北海的路程。这样将西海与后海完全断开，水从西海引出经御河直接经过西压闸流入皇城。
（二）环海园林、寺庙、斜街、民居的兴建，及北国江南特色的形成明代什刹海上游白浮泉水断流，玉泉山泉水的减少，加之什刹海不
再是通惠河的码头，湖水面积渐渐缩小，但仍然是北京城区最大的开放水域。什刹海仍然有着江南风光，出现倾斜、曲折发展的地形，引发人工建设环海园林、寺庙、斜街、曲巷民居的新环境。金丝套岛型地域的形成最为典型。这种情况在明代文人诗词中多有记载。明翰林院编修、浙江人冯有经的《湖上》诗曰：“十里徵湖太液通，三秋烟景武陵同。沿堤柳暗闻清籁，隔水林开见远空。……游人共是江南客，亦自临流羡大白。”又于慎行《雨行北安门外湖上》诗曰：“湖上朱栏倚画舟，一天凉雨汉宫秋。雾色迷茫三苑树，波光隐见五城楼。……由来仙掌多浓露，十里芙蓉接御沟。”
永乐时，招募南方人在湖边开辟稻田，在湖岸相继修建了众多的寺庙，如净业寺、三圣庵、海会寺、什刹海寺等。什刹海四周的名园数目超过前代，如德胜桥旁的定国公园，南岸的镜园、刘茂才园，银锭桥边的英国公园等。一般园子的面积不大，但大都借什刹海之风景，秀美天成。什刹海的荷花素有盛名。明代的上林苑监专门在湖内种植莲藕，可供泛舟赏荷，因此什刹海当时还有“莲花湖”、“莲花泡子”之称。
（三）明代什刹海水域功能的巨变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深远影响
明代迁都北京后，重臣贵戚纷纷在什刹海畔营建私邸宅园，这里又成了名园荟萃之地。文人墨客逐渐聚会于此。什刹海周围风景园林逐渐兴盛，最初以净业湖（今西海）畔最为集中。据《日下旧闻考》中记载：“有莲花社、虾菜亭、漫园、定园、镜园、定国徐公别业（太师圃）、刘茂才园、湜园、杨园”等，都是明朝达官显贵的花园。明朝的什刹海，漕运的喧嚣减少了，但是多了文化的积淀，沿岸鳞次栉比的祠寺庙堂、花园别业，奠定了这一区域的文化氛围。
明代北京的商业，主要集中在北安门（今地安门）以北地区。后来新街口、德胜门也逐渐形成繁华的市场。明代北京有三大市：东大市（东四）、西大市（西四）和鼓楼斜街，其中以鼓楼斜街最繁华。因为这里集中了比较多的政府官员、王公大臣、旅游过客、工匠百姓、军队士兵等各阶层的消费者。
总之，经过明代对大都城的改造，北京城的总体布局，确有了重大发展，形成中国历代帝都的杰出典型，成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都。什刹海水面虽缩小，但仍是开放性水域，还有江南水乡之美，不过从水源开发和利用来说，则大为逊色。
四、清代的什刹海
清代什刹海延续明代状况，其水源全依靠玉泉山、昆明湖之水，下游流入大通河，成为漕运的主要水源调节水库，一直使用到清末漕运全部停止。这时城内水道又成为玉河。清代开发与治理的重点，一是极力开发上游水源，二是保证上下游水道控制闸坝的完好，三是进一步开发积水潭的城市水利功能。首先是保漕运、保皇城用水。
清代文献对什刹海的描述是：“积水潭在宛平县西北三里，东西亘二里余，南北半之。西山诸泉从高梁桥流入北水关，汇此。折而东南，直环地安门宫墙，流入紫禁城，为太液池。……元时即开通惠河，运粮（船）直至积水潭。自明初改筑京城，与运河截而为二。积土日高，舟楫不至，是潭之宽广，已非旧观。故今指近德胜桥者为积水潭，稍东南为十（什）刹海，又东南者为莲花泡子，其始实皆从积水潭引导成池也”。
清代得胜桥西仍称积水潭，也称西海，得胜桥以东称什刹后海、前海。后来统称这三个海为什刹三海。
（一）清代什刹海治理与环海府邸豪宅建设
清代什刹海水继续减少，沿岸格局并无大的变化，只是因朝代更迭，名宅赐第，转瞬易主，沿岸原明代的宅园别业或衰落，或为清朝府邸所代替。在什刹海地区除王府外，还有蒋廷锡、法式善、哈国良等名臣名人寓居于此，其中在白米斜街有清末军机大臣张之洞旧宅。张之洞很喜欢什刹海，并自称其宅为“最胜桥东第一宅”。
清代为了加强对皇家园林的管理，专门成立奉宸苑。康熙年间什刹海设立苑副、委署苑副，归奉宸苑管理，并安放御用牛舌头采莲船。明文规定，非皇帝之令，任何人不准引用什刹海之水。加强管理最重要的目的，是保障中南海水量的供应。清代皇胄权贵在什刹海四周大建王府花园、深宅大院，代表的有恭王府、醇王府、阿拉善王府、兆惠府等。一些朝廷重臣也将府邸建在湖边，什刹海南岸柳荫夹峙、宅第相望。如宰相麟文瑞的府邸，李广桥旁蒋廷锡的府邸，都是华丽整齐、廊房曲折。张之洞的可园、宋小濂的止园至今还有迹可寻。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疏浚什刹海及月牙河，将西海与后海完全断开，原来从西海引出经月牙河直接经过西压闸流入皇城。在水量有富裕时，月牙河的水才能流入前海，再通过银锭桥流到后海，才形成“银锭观山水倒流”的局面。
清中叶和珅得势，于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76—1788年），在什刹前海西岸大规模修建宅第，并仿照西湖苏堤在前海水面中修了一条堤，即后人所谓的“和堤”，将前海分出个“西小海”（又称西小池）。这时什刹海已被分割成四个湖。到了清末，“和堤”西部水面大部分干涸，或变成稻田，或盖起了房子，水面剩下已不多了。
1874年同治皇帝病故，奉宸苑以“国殇”为由，曾禁止沿湖商业活动，民间市场被取缔，什刹海呈现一片衰败景象。由于什刹三海水不能连通，水面严重减少，水质污染。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什刹海只有两条采藕小船，游人可以借乘。许多湖面改为稻田，从护城河引水灌溉。污水随意排入湖中，造成什刹海的严重污染。清末，什刹海地区由于水源日渐减少，临湖的园亭、寺庙便逐年荒废。不过每至夏季前海荷花茂盛时，和堤一带又聚集很多摊贩，出售小吃、茶水、古玩旧货，各路艺人来此卖艺，逐渐成为旧京城百姓的消夏胜地。荷花市场（临时市场）、烟袋斜街悄然兴起。清末民初，积水潭水质严重污染，社会秩序混乱。晚清王府后裔纷纷变卖文物古迹、金银财宝，甚至有的典当府邸，沿湖宅园不少渐被拆改破坏，封建社会走向末路。
（二）什刹海周边宗教庙会活动与平民文化中心的形成
什刹海地区的宗教文化，是元代以来开放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自由的缩影。北京历史上一直是宗教聚集的城市。各种宗教的传入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各教各派在北京都可以和谐相处，因为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京师，不允许任何一种宗教“独尊”。自元朝建都至清数百年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源自不同地域的宗教都在这里扎下了根，并保持着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繁荣和发展。
佛教最迟在西晋传入幽州地区。元朝奉行“诸教皆为我所用”的宗教政策，尤其对藏传佛教给以重视，如在什刹海地区的崇国寺（即护国寺）等。明清什刹海周围更是京城中的“海天佛国”，其中“九庵十刹”最负盛名。明清佛教寺庙中以广化寺规模最大。广化寺始建于元末（1342年前后），元代高僧溥光之曾在这里住持寺院。明初寺院荒废。据碑文记载，成化与万历年间寺院进行二次重修，重修后的广化寺成为净土宗寺庙，规模宏大。禅宗临济派大德自如和尚接任方丈后，广化寺得到中兴。清代，广化寺“殿堂廊庑，规模宏大”，成为京城有较大影响的净土宗佛刹。道光六年（1826年）重修了殿堂僧舍。清末民初，广化寺一度成为京师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不久迁馆它处，广化寺又得到恢复。1989年8月，广化寺举行了佛像开光及修明方丈升座仪式。2001年，广化寺创办了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遗存，也成为什刹海地区重要的文化景观。
北京从历史上看一直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交往、文化融合的城市。仅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五都算起，至封建王朝灭亡，已近千年。其中经历了契丹、女真、蒙古、汉、满不同民族统治时期，只有明朝统治者是汉族。其余各朝代均为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各时期虽均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政策，但都因当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生活上的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各民族的交往中，推进了早已形成的中原农耕文化、汉学政治理想与各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与优秀文化的碰撞、包容与融合，日益深化了中华各民族大家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文化。北京是近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区。另外，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什刹海的漕运文化。什刹海的漕运文化，包含与漕运有关的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什刹海从最早的泊船码头功能起，到“舳舻蔽水”的鼎盛元代，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北端点和漕运的目的地。在进行孜孜不断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漕运文化。明清什刹海虽然不再停泊漕船，但仍然是通惠河的供水水库。漕运是中国古代国家机器运行的生命线，是北京作为首都的经济保障。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漕运就没有古老的、享誉世界的北京城，更不用说北京的文化。元明清三代北京的漕运文化积淀更加深厚，漕运的所有建筑、工程及其管理上规章制度等的庞大系统，见证着什刹海乃至北京城发展史，展示着“什刹海人”、“北京人”乃至中华民族的智慧、劳动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其中这种共同文化的形成推动中华大地的繁荣与发展，其影响深远成为世界中华民族凝聚、团结的巨大动力。
五、民国时期什刹海水域的治理
1914年北京成立京都市政公所，管理全市市政，由民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兼任督办。市政公所开始设四科，1916年改为七科，测量科后改为内务部土木工程处，掌管全市道路、桥梁、水道、沟渠等工程建筑修缮。
1928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置特别市。中南海也先后开辟为公园。什刹海不再把保障中南海供水为最重要的任务，即使湖水污染也不会遭到最严厉的革职查办等处罚。当时管理城市河湖的北平市卫生局，难以支撑什刹海全面管理任务。后海水面自清末至民国一段时间由白家和秦家管理，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治理。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什刹海水面狭小，污染严重，水域杂草丛生，四周社会秩序混乱，商业衰落。
根据1929年北平特别市工务所调查资料：“积水潭、什刹海以东及李广桥之河渠，尚属齐整，惟河心间有浅垫。自李广桥经恭王府后身至三座桥河身均计淤垫，系倾倒垃杂煤灰所致。”同时，规划疏浚治理西压桥至西海河道。
另外，上述各段河堤上需修筑底宽1米，高0.8米，顶宽0.6米子堤。
另外，根据1934年北平市政府经过一个月调查：“城内水道，几乎完全淤塞。自铁棂闸至李广桥之一段，尚略有水；李广桥以下至北海一段，河底高于现时水面甚多，中间且被秽土壅塞，致欲使水流入三海，非将上游水面提高不可。……至由什刹海荷塘流出之御河，地安门桥附近之一段，几被垃圾填平，更无流水之可言矣。……现时承水之水面面积约记如后：什刹海荷塘、积水滩（潭）等四十公顷。”
晚清出名的荷花市场，要追溯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开始有人在前海北沿开设茶楼，可以品茶赏荷，生意兴隆。以后四城其他商人和艺人都聚在这里，十分热闹，“荷花市场”的名称逐渐誉满京城。《天咫偶闻》记述其情境为：“都人士游踪，多集于十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争趋。长夏夕阴，火伞初敛。柳荫水曲，团扇风清。几席纵横，茶瓜狼藉。玻璃十顷，卷浪溶溶。菡萏一枝，飘香冉冉。”
1916年荷花市场正式登记为“临时市场”，1920至1936年间是荷花市场最繁华时期，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停办，1939年重张，到1948年关闭。
六、新中国成立初期什刹海的治理与发展
（一）20世纪50年代对什刹海治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整体保护了北京城，什刹海随之获得新生，开始疏通淤塞不通的月牙河，恢复了什刹海对北海、中南海的供水。
1950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建立“四海施工所”，自6月4日起至11月26日止，全面整治积水潭、前海、后海和西小海，总投资91亿元（旧币），用工30万人次。整修条石护岸111米，新砌护岸6.4公里（混凝土砖斜坡护岸2.58公里，浆砌石直岸3.82公里）；在德胜桥建闸两座，控制西海水位高出后海0.5米的流通；改建地安闸（原澄清闸）与西压闸；新建桥二座；修筑桥闸码头9处，排水涵洞12座。各海疏浚水深至2米左右；共挖淤土29万方，部分废田还湖，完工后水面积扩大到34万平方米，比疏浚前面积扩大17%；将月牙河拆去原来的桥，改建为暗沟，在上面铺筑柏油路，起名李广桥街，即今柳荫街。金丝套原来岛的状态变成半岛了；西海水可以直接连通后海、前海了。1950年还对什刹海的进水控制工程进行改造。由市卫生工程局组织疏浚北护城河时，拆除了古老的松林闸。另在其上游约100米处，建成手摇启闭机式的新松林闸（新闸设3孔，每孔宽1.7米）。1950年4月始，历时半年，疏浚积水潭、六海、筒子河。
1951年6月将什刹海西小海建成人民游泳场工程完工，面积达3.35万平方米，可容纳4000人。彭真市长出席揭幕式并讲话。
1952年修建了海岸栏杆和滨湖路灯，并广植花卉树木；将西小海全部填平建成什刹海体育馆，水面全部消失。
1954年为疏导城市交通，拆除地安门。
1955年，北海公园管理处将后海养鱼场移交给西四区政府管理。
在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大力整治环境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执行了保障供给、发展生产的方针。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于1956年迅速完成公私合营任务，也出现了占用文物古迹、大型民宅的问题。1958年“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发展生产，无序占用文物古迹建街道小工厂、发展服务性小企业，没有考虑过对环境影响问题，其中对恭王府破坏较为严重。
1960年，市政府决定撤销护国寺庙会。
（二）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建设对什刹海的严重影响与改进
1961年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对破坏严重的恭王府进行视察，当即指示要恢复，要保护好，等将来有条件时进行修缮对外开放。
1966年至1976年，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对文物古迹、街巷四合院肆意占用破坏。“文革”中不少单位、居民任意围占绿地、空地、道路，建仓库堆放材料，盖防震棚（房），毁坏林木绿地，无控制的排放污水，天灾人祸造成对什刹海水质的污染，自然、文化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70年，在地安门西大街改造工程中，将西压桥拱脚以上部分全部拆除，将河道改成暗沟。镇水兽现保存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1971年前后修建地铁，将汇通祠拆平建地铁站，同时将太平湖填埋作为地铁车辆段，太平湖消失。
1977年开始，德胜门西护城河改造，将向什刹海输水的铁棂闸东移200米，中间设300米暗沟连接，并开始对北护城河上段进行改建。由于太平湖改成地铁车辆段后，其进出轨道将北护城河拦腰截断，北护城河只好改道。新河道改到第一轧钢厂北侧，西接长河下游暗沟，东行穿过地铁车辆段，入北护城河明河，至德胜门全长1877米。因铁棂闸与地铁线路交叉，拆建东移200米，到松林闸前，形成了一个水利分水枢纽。松林闸为单孔平板闸门，铁棂闸原为铁篦子闸，后改为单孔平板闸门，闸后有280米的暗渠与什刹西海相通。工程于1977年2月4日开工，1978年6月15日竣工。
七、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4年）对什刹海水域的保护性治理与建设主要脉络简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1月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式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什刹海水域真正得到保护性的治理和合理的开发与建设。
（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什刹海的全面治理
198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北京市的城市建设工作作出“四项指示”，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明确了首都建设方向与要求。第一，要把北京建成为中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第二，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也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城市；第三，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流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第四，要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定。要着重发展旅游事业、服务行业、食品工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业。（以下简称四项指示）
当年9月，市政府决定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区级机构，西城区政府也成立了文管部门，对全区文物古迹进行管理。
1981年1月中央决定段君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月市委工作会议认真贯彻中央书记处“四项指示”。同年再次对德胜门及东北角的北护城河进行治理。治理河道长度近5公里，河道宽度26米，直墙混凝土护岸，泄洪流量96立方米/秒。工程于1985年竣工。
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做了十项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其中进一步明确了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并决定成立包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在内的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同年11月，北京市政府扩大会议依据批复精神，批准了西城区政府制定的《什刹海风景区第一期整治方案》，并成立包括驻区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东城区政府、团市委及市有关机关在内的西城区什刹海风景区整治指挥部。中共西城区区委书记陈元任指挥，中央、市、区有关部门领导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从此，景区整治指挥部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力量，参加到对什刹海及周边地区治理活动中，为什刹海改革开放后的保护与发展明确了方向。1983年11月至1984年2月主要工作是开始破冰清淤拆除什刹海周边违章建筑、腾退绿地、打通沿湖道路，为全面治理什刹海的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做好准备拉开序幕。《北京日报》刊登消息并发表了“这个头带得好”的短评。
1984年2月26日在前海南岸，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首都军民共建什刹海风景区开工典礼”。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白介夫主持会议，指挥部指挥、西城区区委书记陈元，解放军总政部王副部长做了工作部署和动员。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乔石、田纪云、张廷发和北京市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焦若愚及解放军三总部、第二炮兵司令部、国防科工委、武警总部、中央各部委领导130多人同解放军指战员、各级机关干部和群众八千多人参加开工典礼和义务劳动。4月7日中央军委领导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及北京军区秦基伟、傅崇碧、李钟奇、许志奋等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在前海参加义务劳动。到5月下旬有200多单位，8.4万多人次参加劳动。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与群众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密切了军民关系，鼓舞了士气，加快整治工程进度，提高了质量，至5月下旬基本完成第一期整治任务。5月29日，指挥部举行第一期整治验收仪式。6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召开什刹海风景区第一期整治工程总结、慰问、表彰大会，张百发副市长主持会议。区委书记、指挥部指挥陈元作了总结发言。累计军民参加义务劳动达84200人次，其中解放军占73%，出动机动车辆5000多台班，解放军军车台班占92%，搬迁24个单位，拆除违章建筑包括房屋260间、大棚16处、围墙235米；腾退绿地26500平方米，清淤21万立方米，整修堤岸2200米，铺装甬路9060平方米，铺沥青路9100平方米，安装护栏近万米，种植乔灌花木13万余株，铺草坪29000平方米，种莲藕25亩。大会授予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武警总部直属支队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市区有关单位共50多单位奖旗。1990年9月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教授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和书法家孙怀德书写的《什刹海碑记》碑文刻碑并立在前海文化广场。
1984年，西城区区委书记陈元致信清华大学商议编制什刹海风景区规划，随后区政府即委托清华建筑学院开始调查编制总体规划。1988年什刹海一、二、三期的整治与景点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为编制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总体规划，提供了指导方针和基础资料。
1984年5月对银锭桥的桥面和栏板望柱进行整修，由河北省曲阳石工工程队施工，9月完成。著名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题写的“银锭桥”三个大字刻于栏板上。
1985年3月，中共西城区委、区政府召开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西城区文化文物局刘季人先生关于改造旧城与保护文物古迹的论述及保护什刹海风景区和阜景一条街的具体建议，引起大会关注，也促进了区政府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加强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
1986年8月经区编委申请、北京市编委批准，将区园林绿化处绿化大队什刹海分队单独分离出来，成立了直属区政府领导的什刹海公园管理处（副处级）。
1986年9月27日汇通祠重建工程开工，西城区区长赵重清主持。侯仁之教授讲话，建议重建后开辟为郭守敬纪念馆。该工程由什刹海风景区陈占海同志提议，吴良镛、朱自煊、郑光中教授赞同并设计，曲阳施工队施工，于1988年9月竣工。祠内后院布置为郭守敬纪念馆，由蔡蕃先生设计、指挥布展，于1991年对外开放。2001年初，什刹海研究会提出以扩充郭守敬纪念馆为主，建设积水潭（西海）文化园展示元大都繁荣景象的建议。区科委、区科协表示赞同和支持。
1986年，在区委、区政府领导支持下，西城区妇联提出在1950年市政府发动群众开展义务劳动、拆除冰窖、整治环境、建成简易后海小花园的基础上，新建一个儿童乐园。区妇联集资100多万元。该工程发动军民，于1986年10月开工，1987年6月1日重新建成并开园。此举得到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的大力支持，并于1987年5月题写了园名“西城区什刹海儿童乐园”。园名刻石立在德胜桥东河道上。园内正中央竖立一座“向资助什刹海儿童乐园的单位和个人致敬的纪念碑”，上面刻有赞助者名录，作为永久纪念。
1986年9月5日，以日本东京中野区区长神山好市为团长的13人友好代表团来西城区访问。西城区和中野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签字仪式后，在什刹海前海文化广场种下两株“友谊松”。
（二）1990年至2004年对什刹海的治理建设工作简介
1990年2月成立什刹海研究会，赵重清任会长。研究会邀请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各界有识之士组建两支研究队伍，延续区委区政府研究建设思路，受区政府委托开始参与景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同时开始整理历史资源，积累历史文献资料，开始了参与编制规划和编纂《什刹海志》的工作。
1990年5月12日，由什刹海研究会建议组建的什刹海景区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领导小组成立，西城区区长李炳华任组长。随后，开始进行整治什刹海后海半岛的工作。至10月驻地部队与有关机关单位人员拆除违章房屋11间和篷房35间，搬迁部分居民，清运杂土与垃圾700多吨，腾退土地3800平方米。同年8月，荷花市场重新开业，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副市长何鲁丽、市政协副主席封明为出席开幕式并剪彩。市场牌楼上的匾额“荷花市场”四个字系启功先生题写。9月，银锭桥第二次修建工程竣工。桥面加宽，桥涵加高，以利交通和通船。桥面、栏板和望柱为青石筑成，单士元题写的“银锭桥”仍镶嵌在栏板两侧的中间部位。
1991年开始，什刹海地区利用什刹海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什刹海研究会与街道办事处、地安门百货商场、新街口信用社管理处和景区管理处组成什刹海地区青少年社教小组，开展爱祖国、爱首都、爱家乡（什刹海）的爱国主义教育（简称“三爱”教育）。1994年4月，什刹海研究会与西城区教育局一起推广大翔风小学以知海、爱海、建海、护海为主要内容的“三爱”教育经验交流会，会后送全区每所小学一本《京华胜地什刹海》，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还利用“三海一河”展览形式，轮流在居委会、学校展出，组织参观郭守敬纪念馆、恭王府，参加爱海日等活动，“三爱”教育活动取得较广泛的社会认同。
1991年12月24日，郭守敬纪念馆所在的汇通祠被批准为北京市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并同意制作旅游标识和印章。
1992年9月24日，北京市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原则批准《西城区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其规划范围146.7万平方米。正式定名、定位为“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开始了依规划保护利用、规划建设与整治管理工作。
1993年7月，西城什刹海公园管理处随“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的命名，更名为“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管理处”（简称“景区管理处”）。2002年3月北京市园林局向景区管理处颁发“北京市一级公园——什刹海公园”铜牌。至2004年两个名称基本并存，但什刹海是一级公园之称，鲜有人知。
1994年，什刹海研究会提议利用什刹海的资源开发环海游项目。同年10月，北京胡同文化发展公司在什刹海地区开创了“胡同游”活动，组织游人游览胡同风情。1995年3月，副市长何鲁丽嘱什刹海研究会支持“胡同游”开展活动。研究会随后帮助“胡同游”组织了“让胡同再现光彩”活动，清理了“胡同游”经过的胡同及胡同人家的卫生环境。“胡同游”度过了艰难的创业初期，逐步发展。
1997年9月12日，区委书记办公会听取什刹海研究会代表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乘党的十五大之东风召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简称“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书记办公会决定，将其作为区委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一次会议，以加强精神文明教育、提高什刹海保护建设认识为主题展开研究建言献策。此次研讨会明确了戒骄戒躁，坚持宁慢勿乱、慢中求进的原则，大力整治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出现的回潮、建筑项目中出现的曲折，进一步研究完善什刹海景区规划，引领什刹海的保护与发展。
在1997年11月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侯仁之教授提出修复后门桥的建议，得到单士元等诸多专家的赞同。1998年4月北京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请侯仁之讲述北京城市历史时，他再次提出修复后门桥的建议，得到批准。1999年8月修复工程开工，2001年12月20日在后门桥举行修复竣工仪式，市委书记贾庆林、副市长汪光焘出席。侯仁之、张开济、郑孝燮等多位专家学者陪同参观，侯仁之发表讲话。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