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地区历史悠久，历朝历代人才荟萃，名人辈出。我们现在所继承和弘扬的什刹海文化，其中就有这些历代名人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历代名人，出自社会各阶层，遍及各行各业，在他们所处时代是民族融合与团结、社会前进方向的代表，是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代表，是国家尊严、社会正义、道德良心的代表。临海名人，他们出生、成长或生活于什刹海畔，以其辉煌业绩、科学成就、飞扬文采、民族气节、超人技艺、特殊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流芳于世。
在本记所选名人中，很多人不仅对什刹海，而且对北京城乃至全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世界性的，值得后人回忆和景仰。本记仅收入众多名人中之代表，以传承他们的业绩与精神。
刘秉忠
刘秉忠（1216—1274年），原名侃，字仲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代前期重要的政治家，可与史天泽为侪，二人系汉人得入元朝政府“领中枢，知枢密”之人。
刘秉忠少年聪颖好学，喜诗文书画，志气英爽，与众不同。17岁曾在邢台节度使府充当史令，以所得供养父母。23岁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1242年经佛教临济宗长老海云印简禅师推荐，入蒙古藩王忽必烈幕府。刘秉忠精通儒释道，议论天下事，了如指掌。1250年刘秉忠守丧期满后，被召回到和林，适逢蒙古诸王相争，夺取蒙古汗位的关键时刻。刘秉忠向忽必烈上了一份万言书，建议忽必烈效仿周公，像周公辅佐周武王一样辅佐其胞兄蒙哥，还提出正朝廷、振纪纲、选贤任相、安民固本、设学养士、建官定禄、修史定历、尊孔复祭等几十条主张和建议。他还建议忽必烈抓住有利时机、采用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治理中原，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巩固提高自己在蒙古诸王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完整的“以儒治国”的施政纲领。1259年蒙哥战死后，刘秉忠又建议忽必烈立即与南宋临时停战，快速回到开平（后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北石别苏木），并一反蒙古选汗方式，由忽必烈在开平继大汗位。在随蒙古族大军南下征战过程中，刘秉忠不断向忽必烈进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不可嗜杀”。忽必烈逐渐体会到了这种神武不杀的思想对霸业的巨大作用，从而放弃了蒙古军队屠城旧制。刘秉忠善于谋划，深得忽必烈赏识和信任，其关于利军惠民的政策与措施均得以实施。忽必烈在争夺汗位和灭金亡宋连年征战中，汉族、蒙古族和其他诸多少数民族（色目人）内迁北上，促使“牧野胡天”与“农桑汉地”文化的融合，形成华戎一统的多民族中华文化进一步大发展。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建议，以“大元”取代“大蒙古”作为国号，定国都于大都。其他各种等级的官服、朝廷典礼的仪式，官吏俸禄、升迁制度等也皆出于刘秉忠的建议，成为元朝一代的法规。刘秉忠为忽必烈结束几百年的南北分治，实现元代全国大统一、促进经济发展、中华多民族文化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秉忠为推行尊儒治国安邦的理想和政策，向忽必烈推荐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汉族硕儒英才，如张文谦、王恂、马亨、张易、姚枢等诸多名臣重臣，对元的统一，对国家安定、经济文化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秉忠既是元初著名政治家又是古代城市规划大家。宪宗六年（1256年）刘秉忠奉忽必烈之命营建开平，历时三年建成。至元元年（1263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改开平府为上都。因功论赏，敕命刘秉忠还俗，赐名“秉忠”，封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至元四年（1267年）刘秉忠奉命在金中都东北郊规划营建大都。本着《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理念，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为指导，在紧傍今日什刹海东岸确定了大都城的中轴线和棋盘式的道路网格局，因地制宜地规划出大都的蓝图，在世界城市营建史上堪称杰作。终元一代，两都并称并存。以大都为国都，适应了元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管理的需要。
大都城的规划，密切结合了积水潭河湖水系分布的特点而有所创新。设计者敢于把如此浩瀚的水面，布置在全城如此重要的部位，显示了非凡的气度和恢宏的手法，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直到今天这笔得天独厚的资源仍在首都北京城市建设发展上、保护生态环境上、保护中华传统文化上发挥着积极的重要作用。
关汉卿
关汉卿（约1220—1300年前后），字汉卿，号已斋叟，元大都人。曾供职于太医院，任院尹。金末元初系社会动乱之时，时局平定下来后，大都城市中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基调开放。戏剧繁荣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作者、演员、观众和相对平和的演出环境，大都城完全具备了。元杂剧和散曲进入了繁荣期，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流行甚广。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中前三位都是大都人。大运河的北端终点码头鼓楼斜街及以北的钟楼街一带，融商业、娱乐、文化为一炉，特别是斜街一带歌台酒楼众多，是元杂剧演出的繁盛之区。在元杂剧演出剧目中，最有影响者当推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而关汉卿之名随之唱响积水潭进而名闻天下。1958年关汉卿名列世界文化名人之榜，《窦娥冤》被译为英、法、日、俄等多国文字，还曾在莫斯科公演过全剧。
大都的城市文化基调系融南北、胡汉、中外文化为一炉。传统的诗文、戏剧讴歌的对象是帝王将相，而元杂剧中的主角是妇女和平民，被同情、被讴歌的对象大多还是妇女。舞台上的妇女敢爱、敢恨、敢哭、敢唱。唐诗的人民性是通过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显示出来，元杂剧中的人民性则是通过人物显示出来。关汉卿云游各地，“不屑仕进”，是个“不羁之人”。他借助剧中人物在戏剧舞台上唱了出来，喊了出来，骂了出来，哭了出来。而且为女演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台词、唱腔，让“情”战胜了“理”。珠帘秀是关汉卿的台上知音。人生觅知音难，觅台上的知音更难。关汉卿能与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泣同悲、同欣同慰。“比窦娥还冤”已成为可雅可俗亦庄亦谐的大众用语，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关汉卿一生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可为其代表作。
除元杂剧外，关汉卿在散曲创作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今存小令57首、套数13首、联章题组曲16曲。
关汉卿一生云游天下，他自称：“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结尾一段，更表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的才艺和坚韧性格，使他终成享誉世界的伟大剧作家。
关汉卿，大都人，他的杂剧理应唱响元大都，进入歌台酒楼林立的积水潭港，特别是斜街一带，成为著名剧目。但缺失史料记述，尚待有志研究者研究、挖掘，填此空白。
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其祖父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天文、历法”，是时人所尊崇的大德与高学。
郭守敬自幼聪颖好学，深得祖父喜爱。郭守敬在祖父悉心教诲下颇得家学，十四五岁时亦显露出才气。17岁时拜师刘秉忠，得其言传身教。21岁成功修复家乡毁坏多年的石桥，初显其水利大师的才华。后人把聚而欲穷天下之学的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张易、王恂称之为“紫金山五杰”。五杰在学业上“互砥”，入仕后在事业上颇能“共济”，不论在学业上、事业上均作出了一番成就和贡献。于当世来讲，郭守敬既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又是元代富国惠民干大事业的名臣、重臣，官至昭文阁大学士。其业绩利国利军利民，于后世来讲亦属“流泽广被”。
张文谦入仕后于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荐郭守敬于上都，称其“习知水利，巧思绝人”。郭守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面呈发展华北水利六事，包括治水、变水患为水利。首事即为引玉泉水以通舟，使旧漕河可东至通州，其中还有关于漳河、黄河等治水事。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修复了西夏引黄灌渠，得到当地各民族赞誉，并为他建立了“生祠”。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元，建大都。在建设大都过程中，郭守敬的老师刘秉忠主持并指挥了全城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郭守敬协助老师重点负责城市引水排水工程的规划建设，在新城址大都选址和城市引水排水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守敬早期治水总结了金朝的经验教训，成功的重开了金水河，引玉泉山水入城，对大都城的营建发挥了积极作用。早期引玉泉山水至通州通漕运等项引水工程和排水工程，对加快大都城的营建乃至对今日北京的水系水利建设奠定了基础。至元八年（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至元十二年（1275年），郭守敬奉命勘察山东运河建设问题，为当时元军南下攻宋建立水上驿站夺取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也为后世称为京杭运河的建设打下基础。
至元十三年（1276年），都水监并入工部，郭守敬参加新历法的修订工程，创造出多种测量仪器仪表，出色完成数据收集工作，为新历准确性奠定基础。四年后《授时历》完成。《授时历》是在我国使用时间最为长久的历法，明确提出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与现时公历——《格里历》数值一致，却比《格里历》早颁行301年。《授时历》颁布不久，曾在太史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张文谦、王恂等先贤遗留的未整理完的文稿等多项工作均落在郭守敬身上。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致力于文献研究整理的郭守敬继任太史令。历经数年，他竭尽全力精心整理完成14种、105卷珍贵的天文律历巨著。上奏朝廷后全部封存，禁止流入民间。可惜后来大部分内容流失，但是郭守敬的伟大业绩早已驰誉中华大地，泽被人民，留在人们心中永不会忘记。郭守敬重实践、善思考、勇于创新的研究精神，永存于世，启迪后人永续利用。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再见忽必烈于上都，面陈水利十一事首先是规划兴建引白浮诸泉水至大都城内积水潭、汇入旧运粮河直至通州。这一段河道建设工程难度大，若直接从昌平引白浮泉水南下，途中地形起伏和几条河流“横阻”，不但水量不甚充足，而且会顺河槽东下，不能引至大都。郭守敬经过细致测量与考察，决定引白浮泉水顺势西行，沿西山东麓向南至瓮山泊（昆明湖前身），途中汇西山诸泉之水，既加大了流量，又避开了横阻的地势与河流。诸水汇瓮山泊后再东行至紫竹院、高梁桥，然后由和义门（今西直门）北水关进入大都的积水潭。然后凿渠东下，续行萧墙东垣外，南出大都城南墙与前中都旧闸河故道相接，重加开浚，东至通州入白河，接北运河。如此开通了至通州的运粮河，实现江南漕船直抵大都城内积水潭码头。
至元三十年（1293年）忽必烈自上都返大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遂赐名“通惠河”（原运粮河）。与南北大运河连通，形成全国第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交通干线，成为大都经济命脉的主渠道。郭守敬在水利建设上的这一业绩，发展了农业生产，实现了京杭运河通航，完成了元大都经济命脉建设，进而为大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管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到明代，积水潭虽然不再通漕船，但积水潭还是通惠河调剂水源的水库。元代通惠河的贯通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至今引人遐想。
元廷为表彰郭守敬的业绩，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加衔昭文馆大学士。晚年的郭守敬仍为国操心，朝廷为表示对其工作的全面认可，在其73岁时，特别批准不致仕（退休），自此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退休）形成制度。郭守敬在86岁时于昭文阁大学士的岗位上逝世。
为铭记郭守敬勇于实践、务实创新，功在当代、德泽后世的一生，1970年国际天文学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1977年将太空中的2012号小行星命名为“郭守敬星”。1998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在重建的积水潭汇通祠内，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元代的都水监衙门遗址在今什刹前海东北岸，这是郭守敬当年工作生活之地、创业之地。人们漫步在积水潭之滨，见景生情，睹物思人，会感悟到：地灵人杰、人杰水灵。人民会永远怀念这位一生造福百姓的伟大科学家、永不退休的昭文阁大学士郭守敬的丰功伟绩。
赵孟頫
赵孟（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别署水精宫道人，湖州吴兴人，系宋皇裔，为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自幼聪敏，过目能背、提笔成文。南宋末年任直州司户参军，宋亡后闲居乡里，以诗文、书法、绘画名重于时。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御史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前往江南查访遗贤、逸士，赵孟在被征召之列。到大都后，程钜夫让他去晋谒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十分赞赏赵孟的才气与相貌，惊呼“神仙中人”，让他坐在中书右丞叶李的上首。当时有人认为赵孟是宋朝皇族后代，不宜接近皇帝。忽必烈不但未听，还命赵孟起草建立尚书省颁布天下的诏书。忽必烈看完诏书后很欣喜，认为把自己要说的话都写出来了。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赵孟被授以兵部郎中之职，兵部总管天下驿站。在任期间，关于整治驿站、应对丞相桑哥因六部官员晚到使用笞刑之事等，均表现出赵孟为官为公的勇气和品德。与此同时，赵孟骑马过皇城东墙外掉进河水中，桑哥及时上报皇帝，为此将皇城东城墙向西移二丈多。忽必烈知其一贯清贫，又赐给钞五十锭。足见赵孟得到了忽必烈的肯定和赞誉。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赵孟改任集贤直学士期间，北京发生地震，灾害非常严重。百姓死伤达几十万，民不聊生，自杀的、出逃的接连不断。忽必烈在外地派遣阿刺浑撒里回都城召集贤院、翰林国史院官员讨论分析地震灾害情况及造成原因与救助措施。参加讨论的官员惧怕丞相桑哥的权势，不敢直言桑哥派人清查核算天下的钱粮造成民不聊生的事实，转而空谈。只有赵孟针对地震造成的实际与桑哥清查核算天下的钱粮造成的损害，建议撒里劝忽必烈大赦天下，将征收的钱粮全部免除，消除给百姓造成的灾害。撒里转呈赵孟建议，忽必烈表示同意并采纳，百姓因此得以喘息，但桑哥大怒。赵孟说：“凡是没有征到钱粮，有关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从哪里去征取！如果不是现在加以免除，将来未征到的几千万钱粮归罪于尚书省，这对丞相您不是很大的负担吗？”桑哥恍然大悟，采纳了赵孟的建议，百姓得到救助，也显示了赵孟为臣直谏之胆量和才能。同时他善恶分明，借助为臣慷慨而有大节、又得到皇帝信任的撒里之力，向忽必烈力举桑哥种种罪行。忽必烈为此审查并处死桑哥，不少大臣也因有罪而被处置。显示出赵孟为臣不徇私情、秉公论断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智慧。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孟外调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廉洁清明，断事公正如神，但同时也遭到地方势力的迫害。正好赵孟应召再次进京师任职，修《世祖实录》才得以解脱。此后，赵孟以多种身份多次升迁任职直至翰林院丞旨、荣禄大夫。总之，回顾赵孟一生从起草建立尚书省颁布天下的诏书授以兵部郎中之职开始，其治国理念，才华就深受皇帝的赞赏，皇帝曾准备让赵孟参与处理中书省的政事。历经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升至翰林学士承旨，不断得到皇帝赞誉表彰。仁宗称其操行纯正，博学多闻，书法和绘画无人相提并论，旁通佛、道二教学说，都是他人所不及。因对赵孟待遇优厚，有一些猜忌者、反对者则进行中伤。皇帝不仅对猜忌者、反对者斥之，还相继给赵孟奖赏，并安排赵孟在翰林院和集贤院负责著作传到后代。英宗二年（1322年）赵孟逝世，被追封为魏国公，谥文敏。
赵孟从政的一生，经历了复杂充满矛盾的政治环境，因系宋皇族后代，又兼南人身份，深受主客观影响。虽在有限的艰难条件中坚持了其治国理念，为国为民立功除害，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在政治生涯中也因受四等人政策影响，不能充分发挥其治国惠民之聪明才智，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实属憾事。
赵孟在政治领域的功绩很少有人知晓，但其聪敏多才，其绘画、书法亦属载入史册的大家。于绘画而言，他将文人画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对后世颇有深远影响。于书法而言，书家有颜、柳、欧、赵之说。在明、清科举考试进入会试后要进行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监考，中试者为进士。殿试对会试的中取者不再淘汰，但要重定名次。在重定名次的过程中，字写得如何甚有影响。因为殿试不再“誉卷”，考生的“墨宝”考官和皇帝皆可目睹，如字写得不好难免要“降等”。欲跃龙门成为进士公，而且要进入一甲、二甲的名次，就要练就一手“大卷子字”。所谓的“大卷子”字写的就是“欧底赵面”。欧阳询的字茁而工，赵孟的字媚而秀。书法之道上的“欧底赵面”姑且不论，为人之道上的欧底赵面亦属难矣。皇上以字取士，欧底赵面之道亦深矣。
赵孟在大都的海子之滨生活了36年，执书坛、画坛牛耳，文学上也是著作颇丰，对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赵孟既是吴中才隽，更是大都泰斗，不但有元一代影响甚巨，而且及于后世。但他在治国理念、惠民利国方面的政绩却鲜有知晓。究其原因，正如著名元史专家陈高华在《赵孟列传》（见《白话二十五史精选》）中所论述的“孟所写的作品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这两篇文意道出了音乐的奥秘。他的诗文清新而又含义深远，用意造句出人意料，令人读后有飘飘出世的感觉。篆、籀、分、隶、真、行、草各种书法没有一种不是古今第一，因而以书法闻名天下。天竺有和尚万里迢迢来寻求孟书法作品，带回去后天竺国视为宝物。他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鸟特别精美细微。以前的史官杨载说孟的才能很大程度上为他在书法和绘画上的成就所掩盖，了解他在书画上成就的人不知道他的文章；了解他文章的人不知道经世致用方面的学问，人们以为杨载的说法是中肯的。”陈高华的论述列举了赵孟从政一生的实践，回答了世人对赵孟的政绩知之甚少的问题。陈高华的《赵孟列传》需要后来人学习宣传，学习其治学的理论与求实的态度。
张怡云
张怡云（生卒年不详），居于什刹海，时人称“张海子”。张怡云工诗词，善唱曲，才思敏捷，是艺绝流辈的元代著名女艺人。士大夫阶层人士纷纷与之结识，并经常赠画题诗，与之交非“狎之”，而是“友之”。赵孟、高克恭、商正叔三人曾绘《怡云图》相赠，卢挚、程文海、张埜等人题诗相赞。
据《青楼集》载：姚燧、阎复到张怡云住所小酌，过钟楼街遇史中丞史彬。姚、阎、史皆系当时在朝为官的文士、名士，于是一同前往。席间张怡云唱了一曲蔡松年的《水调歌头》。蔡松年仕于北宋，金据有北宋燕山郡后又仕金，位高名重官至右丞，加仪同三司，封魏国公。工诗，风格清澈。也能词，与吴澈齐名，时号“吴蔡体”。有《明秀集》，词有魏道明注。乃当世影响甚巨之著名文学家。张怡云操《水调歌头》亦名重元初之时。
一日诗宴之上，姚燧偶言：“暮秋时”三字，下文未出，阎复畅言：“怡云续而歌之”。张怡云应声道：“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所续歌文曲系《小妇孩儿》（北曲），其才情之敏，可谓艺压群芳。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生活在什刹海畔的女艺人张怡云与大都文人、名士诗画相赠，相互唱和的故事，既表现出才女的才思敏捷，又为什刹海浩瀚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桩历史趣事。
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经历南宋、金、元社会环境的变迁与演进而发展形成的以戏曲为主要文学形式。元代是多民族文化大碰撞、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大批文人名士与士大夫深入下层社会与女艺人唱和交往，为元曲在中国文化史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张怡云等女艺人以创作、歌唱、表演与各界人士诗书画互赠等方式参与其中，不仅为元曲的形成、演进与繁荣增添了一桩桩历史趣事，还可以从中体悟到中华文化具有的深厚顽强、百花齐放、灿烂异常的发展根系。
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长沙府茶陵县。时人以地望呼之，故有“李长沙”、“李茶陵”之谓。
李东阳的曾祖李文祥从燕王朱棣“扫北”，驻防北京。其祖父李允兴长于北京，后亦从军，为军械吏。退任后，在今什刹海前海西岸购屋定居。
李东阳的父亲李淳屡试不第，科场乏缘后以教书为生，以课子为业。家教甚严，自述云：“余为楚人而产于燕”，也就是定居北京已有四世的京师土著了。
李东阳幼为神童，精书法。4岁能书直径逾尺的大字。4岁、6岁、8岁时，三次受到景泰帝朱祁钰的召见，赏赐甚丰。16岁中举，第二年会试中进士。殿试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晋升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升任侍郎，担当过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晋文渊阁大学士。居首辅之位15年，有宰相之实。
武宗朝太监刘瑾专权，李东阳“潜移默化，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清人沈德潜的评论是“东阳不去，大有利于国”。刘瑾伏法后，武宗依旧如故。李东阳一再上疏进谏，皆不果。见政局已无法挽回，多次上疏求“致仕”，致仕在家中度过了三年多的退休生活后病逝。诏赠太师，谥文正，葬于京西畏吾村（今魏公村）。
李东阳著述甚多，《宪宗实录》、《孝宗实录》、《大明会典》、《历代道典举要》皆参与之。其个人文集——《怀麓堂全集》约120万字，共100卷，堪称巨著，于时影响甚巨。
纵观李东阳一生，生于西涯、长于西涯、歌于西涯，西涯情、西涯缘甚笃。号西涯，真西涯人，且名惠西涯，后因皇帝赐第迁居李阁老胡同（今力学胡同），可是仍然心恋旧居，经常盘桓于海滨，宿于儿时邻家。晚年曾想修复旧居未果，但他的“西涯杂咏十二首”确实为什刹海传名于当时、留名于后世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后逐渐演变成西涯八景，即银锭观山、谯楼更鼓、西涯晚晴、景山松雪、白塔晴云、响闸烟云、柳堤春晓、湖心赏月。特别是“银锭观山”之景，可谓闻名京华，成为什刹海的标识。世人增补乾隆钦定的燕京八景时，将银锭观山、西便群羊补入，成为燕京十景。今日李东阳其名其德其文名扬于世，当之无愧，为后人永远纪念。
李梦阳
李梦阳（1473—1529年），山西庆阳人，字献吉，号空同子，亦作崆峒子，因其心恋崆峒山。该山虽位于秦陇高原之上，但颇为挺拔隽秀，在古代诗文中具有影响，为诗人、名士、逸士所钟。李氏后徙开封，弘治六年（1493年），李梦阳殿试中进士，官户部郎中。
李梦阳在政治舞台上历经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旧史学家有弘治中兴之说，究中兴之实，也就是略胜于天顺、成化两朝。在弘治朝出现了两个权奸。一个是太监刘瑾，一个是国丈张鹤龄。这位国丈凭借女儿是孝宗朱祐樘的皇后，以外戚封侯，“百官皆迎逢之”。一日李梦阳与张鹤龄在什刹海东大市街邂逅，李历数张的罪恶。发生冲突后，李梦阳用马鞭击落了张鹤龄的两颗门齿，因此被黜，后又起复。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逝，15岁的独子武宗继位。这位少年皇帝宠信太监刘瑾，亲近佞臣，沉溺于声色犬马，是明朝最昏庸的皇帝。明朝的厂卫制度本来就不得人心，刘瑾专权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闹得天怒人怨，李梦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弹劾刘瑾，使其获罪下狱。刘瑾败后被处死，李梦阳迁江西提学副使。
李梦阳在政坛上是个敢为、敢发、敢怒的猛士，在文坛上亦是个敢于直面权威的革新者。面对台阁体的庙堂文学，他毅然提出了“文崇秦汉，诗学盛唐”的主张，系前七子中的领军人物。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于士大夫阶层人士来讲，往往是政坛的地位决定文坛的地位。李梦阳在政治上官位区区，可是敢面斗权奸；在文坛上，也敢于向以“三杨”所缔造的台阁体宣战。李梦阳在政坛、文坛所作所为，可谓特立独行，其号崆峒子，实有大山的气概。
李梦阳著有《崆峒子集》，集中有言及什刹海的诗，《上巳过海印寺》可为其代表。海印寺位于什刹海前海之西的三座桥附近，明宣德四年（1429年）重建后改为慈恩寺。诗中描写了什刹海古朴、自然、秀美的景色，也记录了上巳日（农历三月初三）文人在什刹海春禊的情景，现引全文如下：
劳生苦役役，况乃值温阳。
林园有嘉荣，蹊渚生柔芳。
秉简迹已陈，祓褉独难忘。
驾言适莲宇，逶迤陟红梁。
巍宫延暮色，陂树霭青苍。
讵知幽胜区，占兹佳丽乡。
居然心境寂，弥增尘路伤。
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年），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荆州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人。
万历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入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一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着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
袁宏道在政坛上可谓平平庸庸，可是在文坛却独树一帜，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公安派反对当时文坛上僵化拟古风气，主张崇尚自然，提倡创新。袁宏道作为中坚，受李贽影响较深，更是注重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于诗文不满前、后七子模拟复古之风，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的性灵说。“性”可以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灵”就是悟和感。“性发乎中，灵激于外，乃成文章”。独抒性灵之说，就是要冲破从旧纸堆中觅句写文章的框框，抒发己见。袁宏道寓京时期所写的《满井游记》一文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可谓其独抒性灵之代表作。
袁宏道常与友人游于什刹海之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在京为官期间，常在崇国寺（今护国寺）葡萄园邀志同道合者谈学论道，起名“葡萄社”，每旬日活动一次，是公安派文学活动最活跃、成就最大的时期。可惜一年后因宗道逝世而结束。现引《暮春同谢生、汪生、小修游北城临水诸寺，至德胜桥水轩待月，时微有风沙》如下：
一曲池台半畹花，远山如髻隔层纱。
南人作客多亲水，北地无春不苦沙。
熟马惯行溪柳路，山僧解点密云茶。
满川澄月千条缕，踏踏苍波过几家。
样式雷家族
隋朝营建大兴城（唐长安）时，著名建筑师宇文恺以纸张、木料、秫秸（高粱秸秆）加工制作成模型。时值7世纪初，但无实物遗存。有物可查者，只有清代遗物，被称之为“烫样”。烫样由宫廷建筑师雷式家族所承传，今存故宫博物院及其他有关单位。
雷氏系江西人，应募来到北京参与皇室工程。祖孙七代均主持内务府营造司的样房，直至清末。《旧都文物略》记载：
有善作房屋模型之匠师曰雷发达者，世为楠木作。雷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初以艺应募赴北京康熙营建三殿，雷发达以南匠供役，期间嗣充工部营造所长班，其子金玉继父业供役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金玉第五子声徵、声徵之子家玮、家玺、家瑞先后承办乾嘉两朝之营建事业，家玺承办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园亭、热河避暑山庄及冒陵等工程。家瑞当嘉庆大修南苑承办楠木内檐硬木装修当至南京采办紫檀红木、檀香等料开雕于南京，世传其业不坠，俗呼样式雷。
清代北京的城垣、宫殿（紫禁城）可以说是承明之旧，其建设重点转向了西郊的三山五园，以及内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内城之中的诸多王府，均系清代所建。上述建设工程中，样式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景山、天坛、恭王府、醇王府等处的烫样犹存，成为了解古代建筑设计的实物资料。
烫样分两类：一类是单体建筑，反映的主要是建筑形式、色彩、材料和尺寸数据。不但外观完整，而且可以打开屋顶，观看内部的结构和彩画。另一类是建筑群的组合，以一个院落或一个景区为单位。除反映单体外，还表现群体布局和周围环境。
按需要，烫样分成五分样（1：200）、寸样（1：100）、二寸（1：50）以至五寸（1：20）等几种比例。烫样的梁架用软质的松木或秫秸制成，墙体用层层黏合在一起的硬纸或木板制成。屋顶采用“盔作”的方法，根据尺寸、形式，以黄泥做成模具，然后再行加工。除此之外，还要制作内部装修及内部陈设，极为复杂。
制成的烫样，均按拟建筑的材料、等级，并施以不同的颜色，绘制彩画，完全反映了建成后的形象。因为制作工具中有特制的小型烙铁，用来熨烫成型，所以名为烫样。
所用纸张多为元书纸、麻呈文纸、高丽纸、东昌纸，粘接主要用水胶，胶的原料和加工过程、使用过程均为密传，不会因干燥而变形。
烫样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它记录了当时营造的实况。既是研究建筑技术和发展的工艺资料，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堪称建筑界的瑰宝。
烫样制成后要呈皇帝、太后、皇后审核、亲订、施工完毕后按样验收。环后海之滨的恭亲王府、庆亲王府、醇亲王府，皆系样式雷参与规划，然后烫样。三家亲王均是慈禧加封的铁帽子王，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由于慈禧太后的恩宠，在奕、奕分府入住时内务府均对“赐第”进行了大修，其烫样至今犹存一部分，弥足珍贵。
三家亲王在什刹海建邸，对什刹海文化甚有影响，特别是府邸文化，无疑是加了一把后劲，展现了最后的风采。恭亲王府系开放单位，每日游客盈门。当游毕“大观园（恭亲王府后花园）”后徜徉于前海之滨，谈论起临海的名人，样式雷总是个话题，“七世执班门之牛耳，实可谓传有道承有绪了。京城大匠，不虚也”。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年），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原名纳兰成德。满族正黄旗人，清朝著名词人。
纳兰性德家世显赫，外祖父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英王阿济格，战功卓著，名重一时。纳兰性德的父亲是大学士明珠，为康熙朝的重臣，力主削三藩，累功加太子太师，官位一品，位极人臣。可是在与索额图的权势争夺中，终两败俱伤，一度被罢官入狱。
纳兰性德虽出身钟鸣鼎食之家，甚感宦海无常，自入仕途后“终日乾乾，如履薄冰”。考中进士后由三等侍卫擢为一等侍卫。侍卫御前，天威不可测，伴君如伴虎。作为文人、词人、才子、名士的纳兰性德来说，实可谓“空将云路翼，衔恨在雕笼”，更可谓“平生纵有英雄志，一事无成正如此”。
纳兰性德一生著述甚多，略计有《渌水亭杂识》、《通志堂经解》、《通志堂诗集》、《通志堂文集》、《侧帽集》、《饮水词》等，约两千余卷。众多的著述中涉及面很宽，以词而论，其好友严绳孙评价：“兄善侬音，世称绝唱。周柳香柔，辛苏激亢”。实可谓婉约不亚于周邦彦、柳永；豪放可与苏东坡、辛弃疾为侪。
纳兰性德一生官场失意，婚恋更为不幸。世人多认为纳兰性德之诗词尽沉于失恋的苦忧、悼亡的悲戚，殊不知其豪放之作亦可让人读之一振：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纳兰性德号楞伽山人，自然是意图从“空”的哲学中寻求解脱。“有”中言“空”，自然是开而不释，解而不脱。但亦可权入空灵之境，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纳兰性德时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性德结交了很多汉族文人朋友，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多为布衣文人。纳兰性德极重友情，仗义疏财，颇得友缘。他与朋友常聚于其住所——后海北岸渌水亭，成为一代佳话。
纳兰性德营救因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更是文坛上的佳话。实可谓才子惜才子，英雄惜宝剑。未曾谋面之人，因文而成义。历尽艰难终使科考案中的吴兆骞得以生还。所谓的科场案，发生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科场舞弊，可以说是伴随了科举制度的始终，但构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案，顺治十四年案可称为“唯一”。凡犯案的主考官、考官、举子（有作弊嫌疑者）均处以斩刑、绞刑，最轻者（查无实据）也要流放尚阳堡和宁古塔。当时对应试者进行了全员复试，江南的举子被官差押解而来，累累如囚犯。到北京后，顺治亲自监场进行考试。吴兆骞系江南才子，诗文书画俱佳，颇有名士的风范，享有盛名。因其“中试”，自然属于“复试”之列。由官差押解进京后，他复试时交了白卷，被定为死罪。后经多方营救，并呈上了他的诗文集、书画集，才免除了死罪，发往宁古塔。纳兰性德见到了吴兆骞的诗文集、书画集后感慨万千，想方设法要脱吴兆骞于囹圄之中。明珠系康熙朝权臣，而纳兰性德是御前侍卫。父子的能量可想而知，但要翻动先帝（顺治）定下的铁案，也费了多年的周折。最终，吴兆骞得以返回故乡。纳兰性德有清初第一词人之称，亦有清初第一义士之称。
明珠府位于后海北沿。纳兰性德生于此、逝于此，其业绩成于此。
哈氏风筝创始人——哈国梁、哈长英、哈魁明
风筝在我国南方称“鹞”，北方称“鸢”，其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据史料记载，风筝最早用于运载、通讯等军事领域。大约在唐、五代时期，风筝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技艺性很强的娱乐玩具，至北宋时期在民间普遍流行，南宋甚至还出现了以放风筝著称的艺人。明清时，放风筝更加普及，已经成为一种节令性的民俗活动。
在我国风筝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北京、天津、山东潍坊、江苏南通四大风筝产地，其中尤以北京风筝最为突出。受皇城文化影响，北京风筝在达到放飞功能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造型的美观和谐与画面的吉祥寓意，极大地提高了风筝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因此最能代表中国传统的风筝文化。
哈氏风筝是北京风筝的重要流派之一，起源于清朝末年，迄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历经四代传人，哈氏世居护国寺西巷。第一代哈国梁（1828—1903年），最初以扎制灯笼为生，后因喜爱放风筝开始趸售别人的风筝，并自学风筝扎制，奠定了哈氏风筝的基础。当时北京街市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进北京，逛厂甸儿，玻璃琉璃大沙燕儿”，“大沙燕儿”就特指哈家的瘦沙燕风筝。从此，“风筝哈”的名声在北京城叫响。第二代哈长英（1867—1946年）继承父业，制作风筝技艺高超，扎制的蜻蜓、蝴蝶、仙鹤、花凤等四件风筝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银奖，自此哈氏风筝享誉海内外。哈长英制定了各种风筝骨架的规格比例标准，为哈氏风筝后期各类型多样化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从工艺上对哈氏风筝进行改良，使其在放飞性能上大为突破，超出其他风筝流派。哈氏风筝的第三代传人哈魁明（1916—1993年），幼时便随父亲哈长英学习风筝技艺，不但全面掌握了风筝制作中的“扎”、“糊”、“绘”、“放”四门技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和“线”两者的重要性，将哈氏风筝的技艺体系发展为“六技”。哈魁明一生醉心于风筝艺术，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实践，写作了大量风筝扎制技艺要诀及相关民俗，并绘制百余幅风筝图谱，丰富和完善了哈氏风筝的艺术文化内涵和理论总结。
现年近花甲的哈亦琦是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承人。他10岁随父哈魁明学习家传风筝技艺，现为哈氏风筝的唯一传人。哈亦琦多年来潜心于哈氏风筝的继承和发展，随着自身视野的拓宽和艺术修养的提高，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对哈氏风筝制造技艺有了新的突破，设计制作了一系列新型风筝，极大地丰富了哈氏风筝的种类；在色彩运用上大胆改善，力求适应新的审美需求，尝试运用几何图形、二方连续、渐变色、青花瓷、蜡染等多种图案元素，使装饰效果更加强烈，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这些改变，为传统的哈氏风筝注入新的血液，拓宽了发展空间。
近十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风筝除了原有的放飞功能外，还逐渐作为工艺品和收藏品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哈亦琦预见到这种变化和市场需求，设计制作了大量以观赏为目的的小型和微型风筝，并且第一个将风筝装入镜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观赏品和装饰品。
哈亦琦在父亲早年对哈氏风筝分类的基础上将哈氏风筝系统地归纳为硬翅类、软翅类、硬拍子类、软拍子类、伞翼类、串类及立体类等七大类型，每一类型的骨架结构、起飞性能及适应风的范围均不相同，因此制作一件成功的风筝，除了要掌握扎、糊、绘、放四门传统技艺，还要懂得风和线的原理。哈亦琦以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在国内外的风筝大赛中屡获大奖，哈氏风筝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设计制作的风筝不仅在工艺上具有抗强风的性能，而且造型美观，富有艺术性。尤其是以观赏为主的小型风筝，画面色彩层层晕染，笔法纤巧细腻，构图饱满且虚实得当，堪称一幅幅精美的绘画作品。画面纹饰则以传统的祥瑞符号传达出美好的吉祥寓意，具有丰富的民俗内涵。
一百多年来，哈氏风筝由最初的节令性极强的维持生计的“玩意儿”演变为今天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从而在北京的风筝流派中独树一帜，极具代表性。这其中蕴含了哈家四代人的心血。哈氏风筝种类多样，造型奇特，色彩瑰丽。不仅所有类别的风筝骨架均依据造型和风力的大小，制成不同的规格尺寸和造型比例，使放飞起的风筝既高又稳外，哈氏风筝的独到之处还在于放飞时风筝的各个部分还会在放飞的过程中根据造型不同做出相应的变化，如蜻蜓造型的风筝不仅翅膀能上下抖动，眼睛还能自由转动；小燕子风筝能在空中发出呢喃细语等。为使这门民间艺术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哈亦琦进行着多方面的努力。除了传统的带徒式技艺传承，还采取画谱式传承，即将哈氏风筝以画谱的形式总结归纳，为后人留一份可长久保存的、直观的艺术符号，目前已绘制完成八十余幅；另外，哈亦琦还采用文字式传承，通过笔记形式将个人在扎制风筝过程中的心得体验、技艺口诀等记录下来，将来供风筝爱好者学习、交流，从而促进风筝艺术的更高发展。哈亦琦目前除继续哈氏风筝技艺的传承和研究外，还担任着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玩具协会副会长等诸多社会职务，为北京民间艺术的推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生于官宦世家。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13岁中秀才，15岁时考中头名举人。1864年被慈禧太后赏识，破格钦点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他历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晚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地位十分显赫。在京为官18年中，敢于放言高论，纠弹时弊，以敢谏闻名。一生为官近五十载，修铁路、办实业、兴学堂、练新军，做了许多超越其时代的大事。他的许多做法，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
1884年7月，张之洞赴任两广总督。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圆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开始全面转向洋务。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朝廷准奏，并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督办铁路修筑事宜。从此，张之洞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轰轰烈烈的“湖北新政”由此拉开序幕。张之洞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钢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累计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和东方最大的钢铁企业，投资580余万两，拥有10个大型车间、3000多名工人。
张之洞以实践创造了中国洋务运动后期的辉煌。20多年里，他不停歇地举办各类企业，数量之多，无人可比。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名副其实的洋务首领，是实业救国的中流砥柱。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
张之洞一生中除去办工业实业之外，成就最大、所用时间与付出精力最多的就是办教育。他办教育差不多与办企业同时开始、齐头并进，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1867年，30岁的张之洞被任为湖北学政，并于1869年在武昌创立经心书院。此后40年里，张之洞陆续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湖北省立师范学堂等各类学校40余所，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领域，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当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张之洞对中国教育的贡献绝不仅在湖北一地，而是惠及全国；也决不仅是功在当代，更是利在千秋。其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传统学院，设立新式学堂；二是改革学制。1904年，清政府批准张之洞的《奏定学堂章程》，实行“癸卯学制”，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名奏请停止科举，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结束了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7年8月，70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奉旨进京，升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之际，成为清王朝的中枢重臣。张之洞是想力挽狂澜的，然而清朝日趋衰败，又岂是以他一人之力可以挽救得了的，何况他还被处处掣肘。两年后，张之洞心灰意冷，在“国运尽矣”的叹息声中逝于什刹海畔白米斜街的张家大院里，终年72岁，谥文襄。
张之洞一生从政，作为科举入仕之人却不忘学术理论研究。从总体方面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诸方面，对后来影响甚大。张之洞一生著述甚丰，其遗著辑为《张文襄全集》，集中所收入的《书目答问》一书，一直被视为读古书、治旧学的指导性力作。该书既有实用性，又具有时代创新性。收录范围、著录内容、类目体例等方面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体现了深厚的学养和广阔的视野，可视为张之洞的学术代表作。
陈垣
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教育家、史学家。他曾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讲坛上耕耘了74年，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46年。陈先生不但桃李满天下，而且对教学之道多有创新。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皆名校，为海内外学子所倾心向往。在育人之道上，他身教重于言教。其师德师懿，气节操守足以楷模后人。于史学而言，陈先生著作等身。《校勘学释例》、《元西域华人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等书均填补空白的宏论巨著，不但多次再版，而且被译为日文、英文、德文，立足于世界书林。
陈垣先生亦是社会活动家，1913年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来京就职，从此在北京定居。什刹海之滨的米粮库胡同、兴华胡同，都是这位学人的久居之所。兴华胡同位于李广桥畔西南，陈垣先生戏称自己“李广桥西第一家”。自1938年迁入至1971年谢世，他在兴华胡同13号（原为兴化寺街5号）居住了33年，现该院建筑格局保护完好。什刹海研究会等单位于2000年初曾多次建议列入区级文保单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为日寇的占领区，北大、清华、师大等学校纷纷迁至后方办学。辅仁大学系由德国教会出资兴办的私立大学，有关方面认为可利用这一关系，坚守北平的教育阵地，在沦陷区树起“教育独立”、“办学独立”的大旗，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韧战”。这样为沦陷区的学子保住了一所可以就读的大学，也为未能脱身的教授提供了可以执教、可以育人的讲台。
北平沦陷的八年中，辅仁大学坚持不挂日本国旗，不把日文作为必修课，不使用日伪当局的教材，不参加日伪举办的政治活动。为此，陈垣先生曾一度入狱，可是出狱后不改初衷，继续坚持斗争。八年的苦斗中，辅仁没有倒下，辅仁的精神在广大师生中生了根。他们低吟着苏武的《牧羊曲》，保持住了中国人的自尊。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辅仁迎来了胜利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还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陈垣在79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经历了19世纪、20世纪风风雨雨的老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也实现了自己的夙愿。1971年陈垣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1岁。
陈垣先生，乃世间之伯乐，有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启功先生因家道中衰，中学未能毕业，步入社会后踽踽难行，在窘迫之际陈垣先生发现了他，破格让这个“学历不足，但学力足”的青年登上了辅仁大学的讲台。如果启功不逢陈垣，难免中国会少了一位大家。
陈垣先生一生，在育人之道上堪为师表。师德师范，垂于后世。在治学之道上，他精益求精，立论立言，足以不朽，可谓道德、文章与世长存。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提议请陈垣列席最高国务会议，称之为“我们国家的国宝”。人们真诚希望实现李广桥西第一家成为陈垣的永久住所——陈垣故居。
徐向前
徐向前（1901—1990年），山西省五台县人，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居住在后海南岸柳荫街。1982年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响应中央军委号召，提出与人民群众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得到徐帅的支持。他说：“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新形式。”他率先发出号召：“军民携手并肩，同建柳荫文明街”。从此，北京卫戍区某团和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柳荫街军民共建活动便开展起来了。1983年这条街被命名为“柳荫军民文明街”徐帅亲笔挥毫题写了街名。柳荫街军民共建是从治理环境脏、乱、差开始的，而治理环境仅是军民共建的初级阶段。徐帅为军民共建提出了三条要求：要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要着眼于改变人的精神面貌；要下功夫做好街道失足青年的转化工作。在徐帅的关怀指导下，共建活动进入了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推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向深层次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柳荫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1986年，柳荫街涌现出608个“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八成居民大院评上了“五好大院”，20多个“浪子”回了头，争做文明标兵、创建文明家庭、五好大院蔚然成风，使柳荫街多次被评为西城区、北京市乃至全国双拥共建模范典型。
徐向前元帅经常告诫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当特殊户。他亲笔书写“人民公仆”四个大字挂在值班室的墙壁上，并且身体力行。徐帅住宅北边是后海，“文革”中警卫出于安全考虑，将原住宅地东西两边院墙延伸到海边新建一条新院后墙，这样原来沿海边的一条小路就不通了。1983年，西城区政府开展了整治什刹海环境的群众活动。徐帅派人向西城区政府提出拆除障碍，恢复沿海小路。此举方便了居民和游人的通行，群众反映很好。居民们热爱柳荫街，有的人家在别处分得新单元楼房，却舍不得搬走。他（她）们说：“咱们愿意和徐老帅做邻居。”有位老人的一副对联写得好：“元帅心海浩荡文明风，神笔点浓鱼水情；军喜民乐柳荫换新容，晨露夕照心相映。”真是金杯、银杯比不上老百姓的口碑。“徐帅是我们的好邻居！”这是镌刻在柳荫街居民心中的丰碑，永远竖立在什刹海大地上。徐向前元帅为什刹海建设精神文明风景区（社区）开了先河，随着什刹海新时代的清流流向前方。
单士元
单士元（1907—1998年），生于北京什刹海畔。1924年底，在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书记员。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被批准赓续在院。1930年供职院内文献馆，1931年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历史档案事业创建者和中国古代建筑早期研究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单士元亦工亦读求学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国学门，师从胡适主任，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为毕业论文，补写了一代清史志稿之缺。
新中国成立后单士元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顾问，以及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与紫禁城红墙黄瓦相伴73年的单老更与什刹海结缘，情系一生。他曾写有《对什刹海的感情》一文，开头即言：“儿时生于什刹海”，出生在什刹海南官坊口一老宅内。后来随父母到后海北岸的鸦儿胡同，从此虽辗转迁居，但始终没有离开后海北岸幽静的环境。在那里，度过了下“海”捉小鱼蝌蚪为嬉、摇头晃脑地念诗书的童年。求学北大后，这个开始供职故宫的青年，听到曾留学国外的教授说，外人曾扬言，中国古建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但是中国没有研究本国古建筑的人才，他的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在名师指导下，他立志研究中国古建筑，终成大家。故宫和什刹海都成为单士元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
对故宫，主要涉及我国清史档案和古代建筑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单士元关于故宫的著作颇丰，被誉为第一代老故宫人而闻名于世。单士元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在朱启钤、梁思成、刘敦祯诸大家面前自称为“土著”，对明清两代城池、宫殿、苑囿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考证。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对什刹海的研究，探索了什刹海其地名的滥觞。什刹海边发生的一个著名谋刺案成为他最早的研究课题之一。单士元的著名代表作，一是1925年落笔完成的《谋刺载沣地点及汪兆铭的供词》，该文忠实于史实，务必求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实为史学界之风范。单老早年间已经纠正过的刺杀载沣地点，时至今日仍有人以讹传讹，误为银锭桥，有悖事实！二是1936年所著《清恭王府沿革考略》，使单士元成为对恭王府史迹人物沿革探研的第一人。此前许多入园参观的学者、古建专家均被这座府园特色、精美建筑与造型布局所吸引。惊叹赞美之余，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对单士元曰：“诸君皆盛称此府，尔可写篇考证其历史之短文，刊入辅仁学志可也？”第二年单士元遵师命写出《清恭王府沿革考略》一文，阐明府主更易史迹为清乾隆朝和珅、嘉庆朝庆王永璘、咸丰朝恭亲王奕三系。陈垣阅后大悦，复信：“大稿略读一遍，精明翔实，佩服佩服……”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研考恭王府最早而又极有贡献的文章当推单士元的《清恭王府沿革考略》。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则赠单士元一幅亲书对联：“鲁殿灵光唯公健在，红楼旧址那日先寻。”指出那时最早考察恭王府者，唯有单士元一人。
八年抗战，北平沦陷。单士元与家人蜗居银锭桥南岸的小金丝胡同，甘于清贫，不仅不为日本人利诱而且以笔为枪进行反击。当时宫里有人伙同某王府的一个管家，想制造一出接管故宫的丑剧，以一官半职拉拢单士元。这即便不是日本人操纵，也必为日本侵略者利用。于是单士元写出借古讽今的文章《清代秀女》（指明清内务府是封建皇帝的奴才、诸王府管家是奴才的奴才），以史实典故，痛斥汉奸卖国行为。他曾两次险遭日本人抓捕入狱，不得不化名单乾。一段时间家里生活拮据，靠典当度日，历尽沧桑。
新中国成立后，单士元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单老不顾年高体弱，积极到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参与文物古迹的考察，建言献策。与此同时他对什刹海地区的街巷、文物古迹等资料进行整理，制作卡片，以备学者研究使用。1983年之后，他先后被邀请为区政府顾问、什刹海丛书编辑委员会名誉顾问，积极参加西城区委、区政府以及什刹海研究会关于整治保护规划建设什刹海的各项研究活动和什刹海丛书编辑工作。在皇家府邸——恭王府，雕梁画栋中凝留着单老的心血，银锭桥修缮竣工后题字“银锭桥”，为什刹海丛书编委会出版的《诗文荟萃什刹海》题词“群贤巨制文采斐然”，应邀参加什刹海研究会中秋晚会，即席书写“赏月”二字，寄托对什刹海美好前景的一片深情。对这些纯属尽义务的公益活动，八十多岁的单老，不顾年老体衰，积极热心参与，令人感动。对于什刹海地区保护传统风貌所出现的不妥之处，单老则有理有据的提出不同意见，令人心服口服。
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海北岸和鸦儿胡同一段两处民居四合院改造项目，建成为千篇一律高档四合院，而且都是广亮大门。单老提出严肃批评，大声疾呼不能这样搞！四合院因地制宜是多种样式，胡同里不能都是大宅门！这不是北京胡同了！而且谦恭风趣的讲自己是“泥鳅”（非土木科班出身），但庄重地向有关部门提出要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并阐明古建修缮施工中一定要合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瓦、木、扎、石、土、油、添、彩、画、糊等工种的传统手艺必须符合规矩作法，不能让祖宗几千年的功夫在我们这里失传。在鸦儿胡同房地产开发和望海楼的规划设计中，单老都从保护什刹海风貌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取得与会专家的赞同，为抑制房地产开发发挥了作用。
单士元先生生于什刹海、长于什刹海、逝于什刹海，是什刹海市井民俗的亲历者，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土著”，又是什刹海历史文化著名研究大家，对什刹海的保护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的什刹海保护区已成为首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人们漫步其中，会忆念起结缘情系什刹海一生的单士元先生。
张爱萍
张爱萍（1910—2003年），四川省达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以后历任国防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将军在军事上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在文化领域是一位精于赋诗、擅书法、能摄影的艺术家。15岁即开始作诗，一生留有诗词200余首。张爱萍的诗与史紧密结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和时代的风貌。张爱萍的诗词创立了豪迈奔放、沉郁忠厚的“神剑诗风”。他自写少年时的气概是“十五走上革命路，风云变幻漫妖雾，冲天怒，梦怀青萍天涯逐。”（张爱萍将军夫人李又兰解释张爱萍的名字时说：“青萍、莫邪乃干将之宝剑。爱萍，即爱剑。”）他的诗作有军旅作家的戎马生涯独创性，既继承了古代诗词的传统，但又并不模拟古人。如《一箭三星赞》：“凌虚御风上青天，徘徊指顾斗牛间。友日月，访群仙。太空奥秘夺桂冠。”字字磅礴、色彩绚丽。
酷爱中华国粹的将军住什刹海前海南岸冰窖胡同，对发扬什刹海文化格外关心。军民共建整治什刹海活动中，1984年4月张爱萍与余秋里、杨得志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秦基伟、傅崇碧、李钟奇、许志奋等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在前海参加义务劳动。军民齐心奋战使什刹海周边地区面貌焕然一新。将军住宅小巷西端紧临原民间冰窖，今冰窖已拆除填平，广植花草树木，成为前海广场南岸群众休闲娱乐活动广场的一部分。将军寓所是一所老式四合院，房舍皆无豪华装修，倒也典雅大方。每当夏日夕阳西下，将军经常到小广场观看老人们唱戏下棋、遛鸟散步。遇邻居有时驻足攀谈几句，逢故旧摆龙门阵则直陈时弊，毫无隐讳。他的诗《喜诵秀熟老同志畅言诗录》：“八日高论纵横谈，古往今来畅言难，事事感怀抒胸臆，畅言诗录争相传。”表现了将军好将真理追究竟，要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和气度。
将军晚年不顾年事已高，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杨成武将军共同应邀担任什刹海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为什刹海研究会题写：“湖光岛影柳岸风清，沧桑古刹万象更新。”一直悬挂在什刹海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办公室，字体苍劲有力，备受书法界赞赏。如今将军已仙逝，题词成为绝笔孤品，观之见物思人，触景生情，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儒将，为柳岸风清万象更新而努力。
袁满囤
袁满囤（1961—1982年），河北邢台人。1972年2月参军，为北京卫戍区一师四团一营一连战士（代理班长）。1982年2月24日23时许，袁满囤正在哨位上值勤，听到说在柳荫街的北边后海，有人掉入冰窟中，即命令同班战士接替哨位值勤，自己赶到后海，跳入寒冷的冰水中。他不顾生命危险，先后将落入冰窟中的两名工人推向了岸边。两名工人得救了，而袁满囤却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光荣牺牲了。
21岁的袁满囤，在哨位执勤时听到有人落水，完全可以让班里其他同志去救援，但是他却命令同班战友接替他执勤，自己奋不顾身跑去救人。明知有危险，仍然向前冲。这种大无畏的英雄行为，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他的英雄行为使柳荫街军民的双拥共建活动，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深入发展。北京卫戍区党组织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批准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1984年3月西城区在柳荫街为袁满囤立了塑像，徐向前元帅亲自题词：“优秀警卫战士袁满囤烈士纪念碑”。
回顾什刹海这盆净水能有今天，就会想到徐向前、张爱萍、袁满囤等许多同志，他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代表。
本记记述的只是古往今来什刹海畔无数杰出名人的缩影。限于篇幅，更多名人的事迹不可能都在这里一一介绍。
什刹海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名人的贡献，才凸显其异常丰满、异常珍贵。有了刘秉忠、郭守敬，我们循迹追寻到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踪迹与元大都的宏伟身影，领略到中华民族曾经领先世界的科学成就和通惠河为京杭运河全线通航的历史贡献；有了关汉卿、赵孟、张怡云，我们知道了“胡风汉韵”的大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与重要阶段，也了解了在祖国的很多历史阶段，知识分子与妇女有过共渡艰难和在艰难、卑微中保持自尊的历程；李东阳、李梦阳、袁宏道、纳兰性德及样式雷和哈氏家族除了用诗词技艺为我们记录描绘了历史上的什刹海，还给我们传承展示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和勤劳、智慧的能工巧匠所一致注重的道义以及不同风格的气节与操守；张之洞是个在近代历史特定时期出现的复杂人物，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诸方面的种种主张与实践，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考意义；陈垣先生的为人、为学、为师之道，可谓一代楷模，他在北平沦陷时期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更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不灭，中华文化之所以长存作了精彩注解；单士元先生作为什刹海的“土著”，一位著名学者，以其历史、古建筑、档案等方面的深厚学养对什刹海的保护、建设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与建议，实为什刹海这块沃土孕育出的旷世奇才；徐向前、张爱萍是著名的将帅，也是国家领导人，他们虽位高权重，却成了这片土地上老百姓的好邻居，他们以身作则，关心社区居民工作和什刹海的建设，在什刹海的整治、保护、建设、研究等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袁满囤烈士则以年轻的生命为什刹海这片热土绽放奉献之花，为军民共建什刹海的历史建起一座丰碑。他们，永远值得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