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汉宣帝骂儿子（臣光曰33）
汉宣帝或惩于祖父刘据之鉴诫，行的是法治。而他的儿子、太子刘奭和当年的刘据有点同毛病，仁弱好儒，对宣帝的多用文法吏，以刑绳下，大不以为然。曾劝父亲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起来，骂儿子“乱我家者太子也”。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宣帝这段话在历史上相当出名，后之读史者，即是籍此而知晓大汉的统御之术。
王霸之争，是个大问题，头很大，全是儒家自己倒腾出来的结果。最早有王霸观点的，当是孟子吧。
《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就是说，霸道是打着“仁”的旗号，其实是靠武力来抢夺地盘，谁拳头硬，谁就吃香的喝辣的，但百姓面服心不服。而王道有如商汤以七十地，周文王以百里地，却最终拥有天下，全是靠修德修来的人心归顺，境界最高。
而《荀子·王霸》篇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是从技术性的角度来区别王霸。有国者讲大义，则王天下；有信用，则独霸一方。而玩弄权谋，鲜有不覆亡的道理。他认为，处地偏僻的齐、越，能够称霸春秋时，便是讲信的缘故。
这就有二种观点了。
宣帝则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就我个人认为，宣帝以帝王的视角来理解王霸，最具实践经验。孟子的观点，是透过历史来总结历史，三代行仁义所以地盘大，春秋五霸用武力，所以只能称雄一方（“大国”不是天下）。孟子没有看到秦国的以武力统一中国，这一点上，他是有局限的。荀子显然对孟子的观点有所不安，因而提出“义”“信”的区别。而宣帝的结论是：行周政，用礼来规范人心，进而无条件顺服天子，这是王道；用法家的手段来统御治下，则是霸道了。王霸道杂用，这是汉家的经验。垂之后世，亦是如此。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霸道不仅仅如齐桓公，称霸一方、围点地盘做寨主即可。宣帝所说的霸，更接近治国的理念，而不单是手段。由此可见，诸子百家之儒、道、法三家，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巨大影响。秦朝是地道的霸道，纯用法，伤于严刻。汉初百战之后，民生凋弊，所以崇尚道家的无事，自然恢复民力。至宣帝时，继武帝穷兵黩武之后，也是行无为的方针。但秦以后，对法家的倚重则成了王朝的共识。虽然有武帝的尊儒，但起码在宣帝看来，儒还是不大顶事的。
因此，司马光在“臣光曰”第33篇中，对宣帝的观点提出批评，可以看作是第四种王霸观。
司马光认为，王道霸道本质上并无什么区别。天子大权在握，诸事一人说了算，便是王道。而当大权旁落，天子说话不作数，只得由势力强大的诸侯国来支撑门面（同讨不庭，以尊王室），则是霸道。司马光反对将王霸的思想割裂开来：“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本，无非就是任用贤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此二者只不过在名位上有高下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象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
也就是说，区分王霸，是看它对百姓益处之大小。王道功德大，所以地盘也大。霸道功德小，所以地盘也小。这似乎更接近孟子，但两者有微妙的区别。孟子说霸是“以力假仁”，司马光则认为，霸也祖仁义。
司马光再次批了西汉。第一次批刘邦，用叔孙通这等小儒，不去找寻大儒来用；二批汉武帝不行三代之治，只懂得打战；三批汉宣帝，说王道不可行这话是错的。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身体力行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司马光说，俗儒“诚不足与为治”。但儒有大儒、小儒之分，你汉宣帝为什么不用象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这样的大儒，你汉宣帝要用这样的大儒，汉世的功业那还得了？司马光指责汉宣帝，骂儿子太过懦弱，不识治体，那是可以的——父亲管教儿子，谁管得着。但不该说王道不可用，儒者不可用，这话也太重了。
所以说，经典只有一本，但读者千千万。经历不同，识见不同，各个的见解自然不一样。司马光是见过秦朝的疆域的，这一点就比孟子见得多。而司马光的王霸无区别说，我以为也是祖述有自。荀子是大儒，他的学生韩非与李斯却是地道的法家，儒法似又交揉在一起了。但宣帝的话也对，法是行权与御下的需要，教化却非儒莫属。打骂都不起作用，自然得惩诫，“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近世的南怀瑾认为，帝王用人以为己师，则可行王道；用人为友，则是霸道；用人以奴才看待，则是亡国之道。这是他的一个理解。我只是有一点疑惑，张良自己说，刘邦是拿他当师父看待的，而汉朝终究不是王道。
附：臣光曰33：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通鉴》卷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