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开始出外喝酒那些日子，恰是携我游历的辰光。在故乡的小城里，他享有翻译家的美名，浓密的黑发向后背梳，豪爽侠气，俨然美丈夫。他把一些后来被称为“大毒草”的流行小册子译成蒙古文出版，如《松树的风格》。有了钱，就找人喝酒。喝酒时，他牵领我归去来兮。
我爸的酒侣都是军方战友，昭乌达军分区的那森泰、松拉扎布等人。他们均为骑兵二师的革命刀客。
对我来说，有趣的记忆是酒后相送一幕。当时，我爸用洋铁皮水桶盛了满满一桶生啤酒，远足10里之外的东大营（骑兵团驻地，番号××××）找我妈的一位表弟喝酒。我爸体格好，大骨架子，拎着一桶啤酒抖擞前行，并不吃力。路途是一条从没通过火车的铁道线。两旁柔细的沙丘上覆落枝叶招展的绿杨。甫出几里，我爸又生创意，撅一根茶杯粗的树棍承担酒桶，我担他提。待我肩膀肿痛时，则换左肩右肩。夏日流火，我们爷俩汗浸衣衫。歇着，我爸箕踞喝一气啤酒。我说：“爸你多喝点，省得沉。”我爸严肃：“那哪行！”
现在知道，啤酒在不密封的容器里晃荡10里，泡沫逸尽，味也薄了。但这只是“现在知道”，正如现在没有担着一桶啤酒步行10里邀人痛饮的父子了。
到了东大营，我那位上尉表舅欢喜不安，他个矮面善，手捧我爸的白府绸褂子与草编礼帽尊重地挂在高处。转身吆喝外屋的老婆：“炒菜！”菜只有炒鸡蛋与肉罐头。我们家的洋铁皮水桶安置地中央，他们敞怀畅饮。动箸“咕咚”之前也有几句寒暄，“姐姐好吗？”舅舅问。“孩子们好吗？”我爸问。回答皆是“好，好”。碰杯之后，他们执军绿色的搪瓷缸子探入水桶舀酒。说着笑着，酒至半桶，彼此露出敬佩之色。最后酒喝干了，鸡蛋也炒过了三次。我表舅把两个茶缸并放桌上，踉跄举起并不重的水桶，使余汁分流两杯之中，甚至左一滴右一滴。这时，他发现酒里早匿一只昏迷不醒的瓢虫，便拈出大笑，仿佛发现了同志。我表舅把指上的瓢虫弹飞之后，穿上军服，金色的肩牌缀三颗银星。他扣上大宽皮带，由肩至腰另有一条窄皮带（至今我仍不知其称谓）斜挎，比小人书里的好看。
“走！”他说。当时天色已经黑了。“我送你们。水桶撂这儿，下礼拜我拎啤酒上你家喝去！”
“别别！”我爸推掌，像分开两扇门一样，“桶我们拎回去，你哪能拎一桶酒去？忒沉！10里多地呀！”这时候，他说实话了。进屋时我爸轻蔑地称这桶酒“飘轻儿”。
“那你不拎来了吗？”表舅质问。
“问题是你到我们家喝酒，门口馆子有的是酒，你拎它干啥？”
“那你拎它干啥？”
“那我也不能空手来呀？”我爸委屈地说。
“你不带孩子来了吗？”表舅指着我。
我爸仰起脸困苦地思索着水桶的问题。他豹眼环张，大分头傲慢右梳。我们家族的人眼睛都大而圆，这并非威胁谁，就像我爸笔直削挺的鼻子也没想吓唬谁一样。他只是骂人的时候才把眼睛眯一眯，所谓“小视”。
“嗯。”我爸首肯了，他可能想起了蒙古人素无将客人带来礼物的兜子空虚带走的礼数，一般装点儿奶豆腐红糖什么的请客人携回。但我爸带来的是一只铁皮桶，不同凡响之至。“你去的时候装半桶啤酒就行。”我爸说。
“一桶！”
“半桶！”
等等。这里不叙了，因为都是醉话。当时我刚刚挣脱第二次睡意，在摆弄表舅的辽沈战役纪念奖章。表舅母金香温良微笑，听他们叱咤争论。最后，水桶在此做客一周。
步出东大营，月牙儿已如吕布那杆画戟一般下弦，左右踱步的哨兵肋下枪刺在夏夜倏忽一闪。我们两高一矮横行，仍复行铁道线。两根静卧的铁轨在月光下如银链伸向丛林的交汇处，如蒙古妇人高髻上长长的银簪。黑黝黝的树丛像两队看不清面孔的送行的队伍。它们的背后宛如东山魁夷笔下的珐琅的清明之夜。
我爸和表舅先在枕木上走，间距局促，让人步伐小气，身态如穿厚底靴的满族女子，显见醉汉不宜。而后改走铁轨旁的小路，不时手拨遮脸的树枝。
他们摇晃着，不觉间唱起歌来，当然是蒙古民歌。蒙古人总是如此，歌酒相随。表舅喜欢唱轻松细巧的情歌，如《万姐》——
要说这海青色的绸巾，
是海山哥哥在锦州给我买的。
要说这金丝边的坎肩，
是金山哥哥给我在盖州买的。
他扭颈唱着，用手拽展军装的大襟，其拖腔成为“买的——唉”，极尽珍惜。
我爸唱悲抑宽广的科尔沁民歌，唱时，他会无由地兀立荒草间不动，眼盯着天上的星星——
榆树呀柏树，要是真的烂了根呀，
剪子翅的莺歌鸟儿要到哪里去唱歌？
心上的人儿达那巴拉今天动身去当兵，
啊哈咳——留下金香一个人，
瞅着谁的颜面过日子呀？
那时我父亲轮廓清晰的脸上一定分散着泪水。想家，想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和早逝的闻名百里的民歌手爷爷。蒙古歌的确是没有眼泪的哭声，是表面平静但暗涌奔突的河流。对蒙古人来说，从不担心无歌可唱，别说10里，就是走上50里，歌声也断不了线。他们从小生活在美好而无尽的歌海里。
这样，很快到了我家——盟公署家属院。稍事闲话，我爸起身送表舅回东大营，我仍追随其后，重新走上这条亮闪闪的铁道线上。他们彼此搂着肩膀，谈论女人或骂某长官，也唱歌。又到了东大营，哨兵换过，仍对表舅敬礼如仪。表舅母睡下了，掩襟起身上茶（蒙古女人从不会拂逆丈夫哪管是乖张之举）。啜两口茶，我爸又戴上礼帽，说“走啦”，表舅扣上大檐帽说“我送”。他们在门口诚恳坚定地讨论送与不送的问题，兼有推搡较力。结果还是送。半路上，他们坐下抽烟，我爸抽迎春牌的，蓝地儿上一嘟噜灿烂的碎花；表舅抽“大生产”，都有锡纸包装。互相敬让，烟头明灭。到了我家，他们复进酒菜。表舅辞行，我爸抬臂——“东大营”。这时我妈已由微嗔转入忍俊不禁。劝表舅住下。他正正皮带：“那不行！明天还带兵出操呢，必须走！”我妈对我爸说：“那你别送了，咋送不也得分手吗？”
我爸怒目：“这是什么话？人家送我，我怎么能不送人家呢？”这就是他们互相送别的理由，依此理由他们将永远送下去。这里边有酒劲，但无虚伪。
后来，我在炕头睡着了。次日天亮，眼见表舅蜷睡炕上，大皮带仍系着。其后的事情是我爸将表舅送到东大营，表舅又送我爸回来，东方既白，途未穷但力尽矣，只好在梦中奔波了。至于谁来领兵出操，就搞不清了。我表舅所有的部队全团官兵多是蒙古族子弟，参加过辽沈战役。按“四人帮”的逻辑，一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必定会叛国。在文革中，赤峰地区的酷刑多发生在东大营，如在伤口上洒盐水，用胶布粘上再连血带肉撕下。他们的团长尚未咽气时，已被挖掉双眼，割去舌头。此团官兵中的多数遭受酷刑之后，给一些钱，转业复员，星散了。大多遣返农村牧区。部队番号旋即取消。
表舅在文革前调往集宁市。离开东大营对他不知是幸与不幸。因为一个蒙古族的军职人员像在苏联的犹太人一样，不免会遭极权主义的政治清洗。在度尽劫波之后，他们如果想起这段酒后相送的旧事，大约能够开颜一笑吧。而我写下这件事的理由之一，也在于为了使他们忆起青春时光中的一段快乐的趣事。
而铁皮水桶，在第二个星期日被表舅盛满啤酒，满头大汗地送至我家，我们则不必羞怯地端着洗脸盆子从井台往家端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