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举世闻名的图门吉日格拉！我的领地东起渤海国，西到乌鲁木齐以西的花剌子谟与设拉子……”
这段话为我原来的同事图门所写，是他厚厚手稿的开头一章。这时图门已患有精神分裂症。图门写作不为发表或改编电视剧，像患有此症的俄国芭蕾舞演员尼任斯基连续不停写日记长达六周而后发作一样，图门说要把“一切真相都写出来”。
当时我和朋友王家俊（他和图门同住一间宿舍）不清楚图门已得病，读后对他的文风十分敬佩。我说这简直是格萨尔王的风格，家俊说什么格萨尔王，这是纯正的希腊史诗风格，比但丁还阔大。图门阴郁地、缓缓地看了我们一眼，说：“胡扯！”
我们请求图门把新写的《真相》给我们看看。看完全文，我感到图门已经疯了。这不是创作，也不是心灵史，是一种神秘的、找不到出口的力量在他脑海里面的纠葛冲决。图门用两个月时间写完这些东西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双臂弯曲，伸不直。他干燥的嘴唇带着白印，像阿拉法特的嘴唇一样发抖。他在夜里把办公室的红灯牌收音机埋在花坛里，大家费了很大劲才找到。
问：“为什么埋收音机？”
图门轻蔑地说：“不是埋，是种！”
台长顺着他的话问：“为什么要种收音机？”
图门望着天空，不言语。过了一星期，图门俯在台长耳边说：“种收音机可以长一个半导体。”
家俊听说图门疯了之后，吓得想结婚，好搬出去。图门是“文疯子”，没有暴力行为，半夜里滔滔不绝地跟家俊讲述，内容无所不包，荒诞离奇，但语调严正，无可置疑。一次，家俊急了，拿一把菜刀放在自己脖子下面，说：
“图门，你再说我就自杀！”
图门不相信，继续说。家俊气愤之极，稍用力，白皙的脖子竟淌下了血。图门见到血害怕了。准确地说，家俊的自残加重了图门的病情。他再也不说话了，自闭。失去了讲述的出口，就没有出口了。图门特别怕王家俊，具体说怕他自杀。他一见家俊就想起自杀这件事，想象家俊的脑袋像鸡头一样耷拉到肩膀上，流很多血。图门开始藏菜刀，我估计埋在了南山。家俊本来自己做饭——他讲究膳食，没菜刀做不成饭，只好吃食堂难以下咽的饭菜，或赴吾家进餐。他一边吃一边埋怨图门，好像是图门浪费了吾家的饭菜。
有一次，开车的李大爪子在球场拿着一把水果刀准备削萝卜。家俊从那走过，胁下夹一本黑格尔的书。图门见状，一把抢过李大爪子的刀。大爪子蒙了，说：“干啥？干啥图门？”图门攥着刀，目睹王家俊走进楼里，才把刀还给李大爪子，说：“不能让家俊自杀。”
我们劝慰图门，说家俊不会自杀。家俊自己也说不自杀，还写了一份保证书给图门。图门不信，用怀疑与鄙视的目光看我们。我举了许多家俊热爱生活的例子开导图门——你看，家俊喜欢跟女孩子眉来眼去、爱洗澡、爱抹香水、爱写诗、爱吃烧鸡、爱背莎士比亚的台词、爱擦皮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活都活不过来，哪顾得上自杀？家俊越听越乐，说：“就是，就是。”
图门缓缓说出一句话：“全是胡扯！”
图门是牧区孩子，从牧羊人到传媒编辑，并不容易。台长很焦虑，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但治一次厉害一次。当时他只有30岁，周遭的快乐跟他没有关系了。别人吃、喝、玩、大笑，而图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精神病人的确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放弃或者说遗失了原有的语言系统，却建立不了新的系统。他们迷路了，任谁也喊不回来。中医里有一个词，日神志。神志不只是灵魂，还是精神与神经系统。精神病是神志出了毛病。
有人说，精神病人没有痛苦。这是大的无知和偏见。人们把痛苦理解到“疼”的基础之上。在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痛苦。精神病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心缩到了一起，松不开，怎会不痛苦？台长见图门的病不见好，劝他家人为图门说个媳妇。媳妇娶回来了，图门与她形同陌路。他媳妇也是牧区孩子，丑不说，还冷漠，每天坐在台阶上嗑瓜子，图门的钱被她收了起来。除了嗑瓜子以外，她还吃西瓜、吃火腿肠，吃一切没吃过的东西。图门每月60多元钱，半个月就被媳妇吃尽了，好在图门不在意钱，还丢钱。大家说，也行，吃了比丢了强。后来图门回到阿鲁科尔沁老家，草原的苍茫也许利于疗病。另外，于一些体力活也助于精神康复。
许多精神病患者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电影《美丽的心灵》的原型纳什即其一。他是数学家，因博弈论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凡·高如此，马勒如此，尼采和莫泊桑也如此。而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与神经症顽强斗争没有形成精神分裂的人。他们承受不了自己的巨大的创造力，这如同计算机运算速度与内存之间的冲突。当然图门不是大师。神经病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有社会与角色的冲突，有遗传因素，也有心灵与人格的背悖。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当年走过莫格尔的村庄时，孩子们在他后面边投石子边喊“疯子！疯子”，希梅内斯如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他在不朽之作《小银和我》的献辞中写道：“献给索尔街的阿格迪亚，她常送给我桑葚和石竹花。”阿格迪亚也是一个疯子，希梅内斯说她是一个“可怜的小疯子”。然而对另一些作家而言，他们永远写不疯，平庸的创造力容易与心智获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