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既是一个摆脱经验现实及其社会效果联系而超乎其上的独立物，然而它同时又落入经验的现实中，落入社会的种种效果联系中。于是显示出这种审美现象，它是双重的，既是审美的，又是社会的。[1]
——阿多诺生态文学作为站在生态立场和观点基础上的写作，在彰显其生态话语的同时，应该显现出自己独特的话语表达特色和审美取向，形成生态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蕴涵。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2]
——施克洛夫斯基生态文学首先必须厘清的就是自己的角色、位置和价值，这关乎生态文学对自身的定位和对自我的维护。如果对生态的表达游离于文学之外，丧失了文学的特质，那么，不是文学本身的魅力在吸引读者，而是生态的现实紧张使生态题材成为时尚和流行的话语，这就偏离了文学的内在价值取向。生态文学应该超出生态和资源的范畴，不仅是有关植物、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简单的表现，而要以形象和情感，进入文化反思和文明批判中，通过审美活动让人们诗意地领会存在的真理。近年来，在文学界出现了这样一种颓废的风气：“玩文学的作家、炒文学的批评家、出卖文学的出版家串通一气；艺术在某些人那里从人类精神的慈母变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妓；美成为精神的弃儿，丧失了歌唱与倾听，观看癖实际是观淫癖，情感表现成为情感抚摸；作家和艺术家争相对大款、金钱虚与委蛇，甚至胁肩谄笑；美丽动人的世界风景人为蜕化为按照时尚设计的世界公园；不再因为追寻意义而受尽折磨，转而却因为追寻不到意义而变得百无聊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宣布为美，结果当代的审美活动竟然成为一个巨大的文本垃圾场。”[3]这样的垃圾不仅污染了作者和文学自身，同时还污染了读者和社会。文学不是游戏消遣之物，也不是工具和手段，它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展示自我的存在和思考。
文学与现实之间需要保持距离，作家在社会和艺术两个语意场之间不能缺失任何一方。文学艺术的社会参与是通过审美影响人的精神来实现的，如果取消了文学艺术的自律，把文学当做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它首先就从根本上消灭了自我，文学的功能和目的不在审美之外，而在审美自身，在于唤起主体的审美感兴。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并非让文学走向实用和工具的情境反映，也不是对生活简单的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固然是文学的古老话题，但当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对自然和生命重新解读之后，新的生态思想和文化现实与传统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生态文学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技巧手法上都应该追求展示这种新的融入和变化，通过注入新的审美思想和内涵来折射出人类思想领域的深刻改变。当然，很多时候，文学的“这种‘变’、这种‘乱’实际上昭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的诞生，昭示着与之相对的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死亡，昭示着这种新观念与旧观念之间明显的不同与冲突，昭示着一种明显的古今之变。这种‘变’实际上是审美领域的一场范式革命，表明人们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已经从一个审美范式转向了另一个审美范式。”[4]
然而，很多作家在向生态文学写作转向的过程中，却忽略了对自身审美范式的更新和要求，甚至让自己的文学成为生态宣言和告白，从而使生态文学写作从总体上缺失了文学的精神和品质。从根本上看，文学精神和生态精神都追求自由和自然的生命状态，强调内在的统一与和谐，都把自然和生命视为自己的源泉和依据。人的灵性的丧失和大地的神性被遗弃带来的不仅是生态的危机，而且也是审美的危机，失去安身立命的生存根基的人，同时也抽去了精神和灵魂的依靠。在某种程度上，生态的危机恰好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创作生发点：通过文学寻找家园，用文学拯救心灵的失衡，在心灵的还乡中获得生态的救赎，通过诗化人生的境界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文学在这里不是一种化育的工具和手段，不是简单枯燥的理论说教，它通过人的本性直抵心灵，把生态理想化为人们的需要和主动的追求，激发出人们对大地的温情和爱，呼唤远离家园的浪子回归心灵的故乡，把生态责任、理想和情感兴趣统一在一起。“里尔克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诗人的使命，这就是成为大地的转换者（transformer），把陷入了历史迷雾之中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把可见的东西转换成不可见的东西。它需要诗人的爱的奔涌焕发，需要诗人投入全部生命。”[5]危机和困境的胁迫把生命从麻木的沉沦中唤醒，去关注生存的可能及意义，内在空虚的人是无力承担改变现实的重任的，只有对自身的存在有所领悟的人，才能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因此，生态文学正是通过建立世界而敞开世界，使被遮蔽的世界澄明显现。
因此，如何处理好生态话语的言说和文学审美性的追求成为生态文学作者必须解决好的两个方面。黑格尔说过：“如果艺术的目的被狭窄化为教益，上文所说的快感、娱乐、消遣就被看成本身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就要附庸于教益，在那教益里才能找到它们存在的理由了。这就等于说：艺术没有自己的定性，也没有自己的目的，只是作为手段而服务于另一种东西，而它的概念就要在这另一种东西里去找。”[6]今天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莎士比亚笔下高贵的行为和智慧，被异化为物质的、金钱的、权利的、社会的，没有审美品质和超越精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因此，要解决生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我们人自身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科学一直是人们驱除蒙昧和野蛮、迈向自由与解放、实现人类幸福的武器。然而，由于功利主义的浅薄与自私，技术时代的人们普遍丧失了理想和信仰的灵光，当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普遍法则时，科学依傍着权利和发展进步等宏大话语建立了自身的“霸权”，肆意在其所及的一切范围内为所欲为，在人类精神价值逐渐陷入全面荒芜的同时，科技也间接地成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最大的祸首。
在自然的贫乏背后显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贫乏，文学艺术可以通过诗意的言说寻求一种解救的途径：“诗化是一种度量，即以神性来测度自己的留居，神既是不可知者，又是尺规……所以说，人的栖居在本质上就是诗意的。在原初意义上，人的栖居就是诗意的栖居。这种栖居本身就是超越性的，是有限中的无限的持存。”[5]既然人在大地上的栖居应该是一种超越性的，是有限中的无限的持存，那么，那些沉浸在物质享受和利益追逐而遗忘了栖居本质的人们只有认识和感受到具有超越性的审美经验中才能寻找到出路，用艺术来敲击人的灵魂，让那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展示它的美丽，从而让人类麻木的心灵经受震荡。特别是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各种传媒和音像制品疯狂地抢占人们的视听，导致人们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普遍下降和全面萎缩的背景下，文学所具有的话语蕴藉的审美性更显得格外珍贵。现实的低处，恰恰是文学可以达到的一个高度，生态文学写作在文学价值遭到质疑的今天，让自身在与大地、自然和生命的贴近中拥有了诚意。离开生活世界的写作是不存在的，毕竟文学不是象牙塔中产生的臆想之物，写作不可能完全转过身去无视自己的时代。这如同当代诗人于坚在获得南方都市报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的得奖感言中所说的那样：“文学的尊严不应该只是文学家们的孤芳自赏，在此时代，文学的尊严应该经受自由经济环境的考验，文学不是无关人生痛痒的、令人成为白痴的玄奥文字游戏，它之所以依然为读者肃然起敬，是因为它有力量继续为这个时代命名，表达它的创造力、智慧、想象力。它依然是一个语言营造的、可以信赖的、宗教式的心灵归属……诗歌的声音已经降低到草叶的高度、泥巴的高度、盐粒的高度、甲壳虫和稻米的高度，这正是大地的高度，自古以来，诗歌就是在这最基本的地基上发言的。过去时代造就的那种高音喇叭式的、‘站在虚构的一边’的所谓诗歌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今天，人们只有贴近大地，才听得见诗歌的声音。这是诗歌的光荣，诗歌是文明之光，它从大地的血液里升起来，抵达文明的树冠。”文学可以在审美的超越中把人们带入一个常人不能进入的胜景，在理想世界中为在现实名利纷扰的人们找到可以栖息的家园，从而超越现实的平庸和琐碎、贪欲和自私，让无所依傍的灵魂找到可以安居的故乡。也许，要说改变，文学艺术的确不能直接改变现实，但它却能改变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让人们获得生命在场的那份博大挚爱的情怀。就生态文学而言，它所肩负的使命就绝不仅仅是文学的生态表达，更是审美的生态救赎和超越，文学以自身的审美性与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单一和强制对抗，不仅批判、反思和揭露着社会现实的弊端，更回应和激励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审美“有一种从垂死的、惯例的、工具的文明的常规形式中使经验回复的广泛的热望”。[7]
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审美的危机。当人类的存在具有审美的追求和向度的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是对自我心灵的呵护，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和自由，这样的生活状态和境界与生态的和谐具有内在精神的相似和一致。何况在审美范畴中，自然中包含着的自由、自在、和谐、丰富使自然审美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方面。“当自然本身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往往是它冲破人的认识形式的面纱，从而使人感到震惊的时候……当自然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也是我们以本原的方式存在的时候，此时，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自然是我们最深邃的存在的一种无限的延伸。”[8]而被破坏的自然生态中不再具备这些条件了，自然失去了美的内涵。当然，人类的审美观念也在启蒙运动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感到自然是美的，人们歌颂的是速度、是高楼大厦、是机器科学、是现代的城市景观……自然美在人们的眼中被遮蔽了，人们的审美越来越依赖感官的满足和物质的刺激，审美失去了应有的超越性和与生命的一体性，因此，对生态和谐的追求与对审美复归的呼唤实现了统一。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要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人类所拥有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和感受的潜能，与自由的意识和谐共处，致力于自然与人类的和平共处。在为达到此目的而对社会的重新建构中，整个现实都会被赋予表现着新目标的形式，这种新形式的基本的美学性质，会使现实变成一件艺术作品。”[9]
生态文学追求生态的审美表达，追求生态思想和艺术精神的融会，它不仅要感受自然界那鼓荡着的生命节律，还要通过审美体验和艺术形式把这种节律传递给美的接受者，从而起到沟通自然与人的作用，让人们在文学语言营造和建构的审美意象中领会存在的真谛，在审美的关照中抵达生态之思。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想象遭到挫伤时，文学可以成为养护人类心性的土壤，让人们超越人的世俗生活，触摸到生命的真实，重新寻回生命的感觉，领悟到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欠缺，重新想象和安置我们的现实生活。在审美活动中，人与世界失去了对立，世界不是人征服和利用的客体，而是可以去交往、对话的对象，人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尊重世界，世界也不是冷冰冰的异己的对立物。审美使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转化为主体间的和谐关系，也就是把世界由客体变成主体，使世界有了生命、有了情感，成为与人交往、对话的另一个主体。因为“在审美活动中，世界不是死寂的客体，而是有生命的主体，所以才能感动我们，使我们与它亲近。为艺术中的形象而激动，就是把世界当做了与我一样的主体，当做有灵性的‘人’……如此我们才能被世界所感动，由实际的利害关系转化为审美的自由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似乎返回到原始时代的天人合一中，但这是在主体性确立的基础上达到的天人合一，因而是自由而不是蒙昧。”[10]如同希腊神话中弹着竖琴唱歌的俄耳浦斯，他那美妙的歌声不仅感动人，而且可以感动世间的万物，可以“引来许多树木，野兽听了也都着了迷，石头听了跟着他走”[11]。他的歌声甚至能超越阴阳生死的界限感动地府中的冥王，答应让他带走死去的妻子返回人间。人的本真之情只能来自于自己的生活，来自于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但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生活本身。在文学中，事件和事实成为作家诗意敞开的存在，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启“存在的真理”。这样，作家的情感、思想、追求等都交织共融在一起，构建起作家精神的高地，既在生活现实和物象之中，又有所超越，让读者既感受到生态现实的紧张，又体验到生命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通过对文学的生态意象来领悟存在，日常被繁忙琐碎和表象遮蔽的意义由此得到呈现。因此，作为生态文学作者，他首先是一个文学人，然后才是一个古道热肠的生态人，文学和生态共同构成了生态文学作家的精神内核，生态话语是内隐在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情感感受和意象表达中的蕴涵。
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使得传统艺术的光晕逐渐式微，艺术的崇拜价值逐渐转向艺术的展示价值，对艺术的凝神专注式的接受转变为消遣性的接受，艺术不再以创造美为目标而是直接把艺术作为现实的生存和消遣，艺术不再是这个世界中神圣的东西了。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每天随意扔掉许多东西：情感啊、诗意啊、想象啊、理想啊，只有在城市东张西望的诗人在收捡着这些垃圾。波德莱尔这样描述大城市的景观：“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花絮中呼吸，肌体组织里渗透着白色的铅、汞和种种制造杰作所需的有毒物质，这些衰弱憔悴的大众，大地为之惊愕，他们感到一股绛红色的爆裂血液在周身的脉管里流淌，面对阳光和巨大公园的阴影，他们长久而充满忧愁的注视。”[12]理念化、概念化是文学艺术的天敌，很多应时应景的作品之所以缺乏令人心醉神迷的艺术魅力，令读者敬而远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文学当成理性和观念的简单表述。因此，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是能拾起情感、诗意、想象、理想等灵魂和精神养分的人，是那些能守护艺术“光晕”的人，能坚守、维护和捍卫艺术尊严的人。运动文学“大多缺乏独立意义上的文学追求，故而虽曾热闹于一时，却很少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有的甚至不过只是虚谬的喧嚣。”[13]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违背了文学的审美属性，游离了文学的艺术精神而很快成为明日黄花，这其实是文学的自卫机制在起作用。
文学是作家书写生命体验和感受的方式，离开作家自己的生活甚至刻意要追求所谓的“纯粹”和“超越”而回避生活，那是文学贫弱和逃避的表现，生态文本所展示的世界是在绿色生态的视野上展开的对自然的书写和对技术的追问、人性的质询。作家对生命和生存的感悟极为敏感，他们总是用文字寻求自我生命的表达，生命的任何缺失和受损都会引发他们的文思，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缺失和损害。今天的文化和生活背景是在工具（功利）主义、科技理性和享乐主义的话语下展开的，现代文明对自然和人进行着双重的改造，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精神危机成为人类自省的入口。危机的后果已经在日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关涉着生命的尊严和存在的状态，生态诉求不仅指向生命的诉求，同时指向对存在的领悟、文化的反思。生态问题是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广义的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精神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也成为人们面对现实必然引发的思考。当然，“学科分际不是互不来哉，要紧的是，每一门学问应找到自己的独特的理由，各门学科都可以而且应该交叉介入，但这种介入必须是在不失去自己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文学论，就是将文学性、审美性导入社会生活，而不是跟其中任何一种理性‘打工’、作注脚。虽然文学并不无条件地拒绝工具意义。”[14]生态文学不是生态运动，它是通过对生态和谐的审美追求唤起人们的审美感受，进而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审美是一种超越，不是功利的产物，应该让人们得到美感而不是训教，只能潜移默化去影响人，以情去感动人，文学拯救失衡的生态环境不是扯着嗓子向麻木的民众空喊，不是直白的表露，而是从人类心灵和情感世界中去感动，感动那些丧失自己文化观念或是走上歧途的人们，把被工业文明制造的审美粗俗化、商业化的文化垃圾清理出我们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生活。
生态思想超越了对自然和生命理解的局限和狭隘，为文学的生态书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文学的根基是人在大地上的生活和生活中所获得的丰富经历和体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也是灵魂和情感，文学与其他方式的区别就在于“作家们讲的故事不仅有一种抱慰生命中惊惶时刻的力量，也改变我对生活的想象和某种生活品质的信念”。[15]用感知到的各种生命体验来解构和对抗人的主体性，让自然自行呈现，以此来消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抗，作家更焦虑的是生态失衡背后对失衡的麻木和冷漠，要表达的是要把人类从自我沉醉和狂妄中解放出来的要求。他们力图让笔下的自然超越自然实体和具象，展示出生命所共有的精神特征，把人类对自然和生命最直接的经验、感受、情感寄寓其中，使人们在自由中接近真实，看见我们存在的方式、我们理解世界并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而不是滞留在栩栩如生、激动人心的物象本身，不是去论证、判断、训导。“这种精神眼光能使人领悟自己的存在状况，使人能看出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根本欠缺，但依然葆有对超越性价值的信心……文学就是对人的心魄的探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每一个人的自足的价值的关爱与呵护，对超越性的精神的祈望与皈依。”[16]因此，当他们在写作时，其实是带着人们“回家”，生命的价值、大地的尊严、存在的真谛也在回归中重新得以确立。
米兰·昆德拉说过，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艺术可以成为人类觉醒的呼告，成为人类良心的给予者，能向人的灵魂深处和情感内部发问，并在感受到灵魂的焦灼和情感激荡的同时不沉沦和退缩，而是在面对自我寻求超越和拯救之路。生态文学应该在把握住人的现实生存根基的同时，清楚我们面临的境况，勇敢地拉开遮蔽住现实的帷幕，让生态文学面对生命意义和写作意义的双重挑战，成为回到生活、回到大地的一种写作。“作家的困难在于，他必须处身于世界之中，才能感同身受地遭遇到生活的本来面目，同时，又必须脱身出来，成为生活的思考者，并将这种思考加以审美化地解决。”[17]因此，写作应该是作家的立场展现、价值选择和灵魂的凸显，为文者应以自己真挚的情感来感染和打动人，并让人在其中领悟和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感来。文学不能被功利所束缚，更不能沦落为功利的附庸和旗手，如此，文学描写才能超出有限的物象和情感，通向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之境。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独特的语言描绘多彩的世界，将日常经验升华为美，将人性的尊严和自然的光辉赋予我们的生活，用思想提升审美的品质，唤醒每一个人心中潜藏的朴素的诗情，直抵人的心灵深处，这才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