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声音窒息，
我的笛子吹不出歌曲。
我的整个世界消失在
漆黑的夜的噩梦里。
因此，我问你，含着泪，一个问题——
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
那些扑灭了你的光明的，
你能饶恕他们？
你能爱他们？
——泰戈尔：《问》从目前生态文学写作整体来看，由于有着较为一致的现实和思想基础，作家们的生态诉求基本上围绕着几个方面展开，形成了生态文学基本的主题蕴涵。
一、自然之死与存在的忧思——揭露、批判、警告和救赎
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哺育了我们，而文明人类却以盲目而残忍的方式毁坏着大自然，从而使其受到生态毁灭的威胁。[18]
——洛伦茨仅仅作为娱乐和慰藉的艺术是可悲的，尤其是在文化工业主宰下的今天。我们无奈地看到，很多当代的艺术正逐渐放弃批判的锋芒，在精神层面上日渐沉沦，其创造已蜕去昔日的气魄和良心，丧失了对现实的质疑和反抗，没有了立场和个性，也没有了对苦难的关注、对灾难的警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还有固守着自己的良心和天命的人，生态文学作家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们在地球家园已经成为人类绝对统治的领地，社会发展和富足的面纱遮蔽了大众的目光，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带来对未来世界虚妄的承诺，广告和宣传的假象越来越多地掩盖了现实矛盾之时，感到了深深的疼痛和忧虑，他们看到在这种统治的背后，我们面对的是神性消隐的自然在人类的改造和利用下正在慢慢死去的现实，曾经充满生机活力的大自然正成为不能再生养任何生命的颓败之地，被人类糟蹋得充满不堪的污秽。一大批生态文学作家没有在文学的天地中编织虚幻的乌托邦世界，而是把写作指向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揭露和对破坏行为的批判，力图通过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描写唤起人类的生态自觉，实现对现实生态危机的拯救。
当把栖居与诗意联系在一起时，文学就已经和存在、和生命连在一起了，诗意也就成为一种人生的本真和理想状态。很多生态文学作家的生态转向是从对现实自然生态危机的暴露和批判中开始的，当他们面对各类污染对自然和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恐惧、忧虑、愤慨、同情、无奈等痛感急切地交织在一起，一幕幕被污染和破坏后触目惊心的图景让他们痛心疾首。人的生存如果是浑浑噩噩的麻木，如果被假象和谎言所蒙骗，那样的生活无异于沉沦和堕落，于是，揭露、批判和警告成为作家进行生态审美救赎最常见的方式，生态文学作品也因此具有生态启蒙的价值。从《寂静的春天》开始，蕾切尔·卡逊为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树立了以揭露、批判、警告和救赎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为写作主旨的典范，很多作家沿着她开创的道路，通过对生态灾难现实的揭露和无情批判，使生态恶化的现实和令人忧虑的远景无所隐匿地呈现在大众的眼前。《寂静的春天》是在想象和现实间构筑的图景，卡逊把故事、信件、资料、知识、情感织入文本中，直接描写了杀虫剂使用后整个大地的凄凉图景。在作品的开始，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小城镇的变化：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其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
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诉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忽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忽然倒下了，并且在几小时内死去。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
农场里的母鸡在孵窝，但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花要开了，但在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
……甚至连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经死亡。[19]
卡逊描写了以杀虫剂为代表的化工产品对大自然和生命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了鸟的歌声人类或许只是感到单调和乏味，但鸟儿的消失其实是生命消失的前兆；没有了大自然和其他生命的哺育，人类也无法生存下去，而这一切都是人类行为的恶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19]卡逊的警告可以在今天的很多地方找到翻版，那个被核辐射污染的前苏联城市切尔诺贝利就是其中的代表。生态文学作品对生态灾难的揭露和批判是极为深刻和尖锐的，有的作家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国家政府保护生态投入的不足和制度手段的软弱，指向那些经济发展中的大型工厂、企业和地方保护主义者的自私、无知和傲慢，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对其他生命存在的权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现实问题带入我们的视野中。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在报告文学领域中的影响非常突出。其中，哲夫和徐刚是他们中的代表，他们的写作素材直接从他们现实调查和经历中获得，作品内容可谓是对中国当代生态危机的报告。作者写作的勇气、情感的真挚、现实的危机、拯救的乏力在作品中一览无遗。阅读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当看到有关缺水的定西母亲用一碗雨水一口口含在嘴里喷洒着给几个孩子洗脸和老牛跪在路中为牛犊乞水的场景时，你会悲怆得几乎无法呼吸。而读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武夷山管理处陈建霖对树木的痴情和执著以及为了劝诫人们放下伐木的刀斧所作的努力是那么让人心酸动容……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另一种真实，这类以揭示和批判现实自然生态灾难为主题的生态文学作品最早启蒙了长期以来被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左右的人们，让无暇顾及自己生存环境的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无法摆脱的严重的生态困境，由于创作源于现实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因此有着很强烈的现实影响力和干预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而且塑造了一大批为环境保护作出巨大牺牲的生态英雄形象，他们大多是那块土地上成长的普通百姓，他们的生态意识是从他们自觉的生命体验中获得的，他们的行为常常招来不解，他们呼告的声音常常被主流和权力话语所排挤和淹没，但正是他们的存在如同沙漠中的些许绿洲，让我们有了拯救的希望。
近年来出现的生态反乌托邦小说即生态预警小说正成为生态文学中最具想象力和批判力的作品，它“通过预测和想象未来的生态灾难向人类发出预警：人类正在向他的大限步步逼近。”[20]生态预警小说在作者想象的世界里依据人类今天反生态的行为观念，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幅充满痛苦、绝望的生态灾难图景，这类作品对生态现实的失望、对人类未来的忧患和对人类文明的批判更加不遗余力。从接受效应来看，灾难和悲剧在读者世界里引发的情感强度和灵魂震撼程度要超过常态，尤其是对未来灾难和悲剧的预见。因此，生态预警在生态文学领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其中的开山之作是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生态文学批判家科洛伯尔称赞这部作品“是有关科技摧毁整个人类之可能性的第一次文学描写”的作品。作者塑造了一个科学家弗兰肯斯坦被自己制造的怪物所胁迫的故事，揭示了人类企图以科技发明主宰自然和世界却最终被自己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产物所替代和控制的悖论。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想象了将来人类遭受毁灭性生态灾难的情景：整个北半球被数百英尺厚的冰雪覆盖，玛拉和丹恩这对兄妹和幸存下来的人们挤在地球南端最后的一小块土地上，然而，笼罩在这里的同样是死亡和残酷的生存竞争，由于没有食物，人们竟然切开别人的喉咙去夺取一点干果，旱灾水灾和猛兽在这里肆虐，兄妹俩为着寻觅记忆中美丽的大自然在生死边缘挣扎。俄罗斯女作家达吉亚娜·托尔斯泰娅的《斯莱尼克斯》则描写了未来核爆炸后在充满废墟的世界上异变的人类和动物，人类长出了三条腿，还有鸡冠、尾巴，甚至成为狗的模样，在没有生命的荒原上承受生态恶化对人类的惩罚。还有获得美国图书奖的长篇小说的《白噪音》（德里罗著）。这部作品描写了一次毒气泄漏事件所导致的可怕灾难，这种毒雾可以在人的体内潜伏30年，而且还会遗传到下一代人身上，“它一旦渗透到土壤里去，将会在土里存活四十年，比很多人的寿命都长。五年以后，你们将在自己的衣服和食物中，也在你们家的窗户和老虎窗之间，发现长出多种多样的菌类。十年后，你家的金属门纱窗将会锈蚀，并开始变得坑坑洼洼和腐烂。壁板弯曲翘起；玻璃脆裂；宠物受伤。二十年后你可能不得不把自己关在阁楼上，只能等待静观。”[21]此外，博伊尔的《地球之友》、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德布林的《山、海与巨人》、冯尼格特德《猫的摇篮》等都属于生态预警小说，作者为人类未来描绘的生态灾难，无一不让人触目惊心。我们在这类小说中看到的是比地狱还要恐怖的世界，作者提醒沉醉于科学技术中的人们注意，我们正处于无所不在的危险中。
总体而言，揭露、批判、警告和救赎是生态文学最为明显和主要的写作倾向和主题内涵，这类文本使文学的生态话语得到强烈彰显而最早引起了人们对生态文本的关注。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那段话：“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生态文学作家在自然生态危机的现实中，把自己放在时代和潮流的最前面，敢于用文学艺术来担当起唤醒民众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决心和勇气。
二、文化反思、价值重建与对存在的澄明
他们并不是留恋古老的传统或文化，也不是诅咒科技的进步，而是因为这种进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丑陋，我们的关系变得冷淡，应运而生的所有新生事物都具有反人性的一面，使得丰富变得贫乏。这便是我所指的奇怪关系。[22]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然的，但生态危机却不应该是发展的必然，人类的发展让自身陷入越来越多的矛盾中，环境恶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指向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时，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选择，是我们对人类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生态危机无疑是人类过分滥用技术征服自然活动的结果，然而根本的原因则应该追溯到主体性思潮及作为其延伸的人类中心主义等与生命为敌的思想观念，是它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灾难，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让科技失去了控制。人类发明和使用技术的目的不是污染环境堕落自身，而是在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丰富和提升人的世界。当人类一味彰显自我的主体性、能动性时，也就让自身成为凌驾于一切生命之上的主宰，除了自我，所有的一切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眼里都只有物质价值，只能作为材料、工具和手段为人类所支配和利用。“由于这种迷信突出地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及其后果上，因而人们往往将理论的试点和批判的锋芒指向现代技术，开始对技术展开反省和质疑，提出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科学技术的越轨行为、限制以牺牲人类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灾难性应用问题；一些人甚至对整个科学技术产生怀疑，主张彻底加以否定。实质上，科学技术的这种负面效应只是人类自我迷信的体现和外化而已……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一切背后所蕴藏的思维模式。”[23]因此，生态文学写作不仅仅停留和纠缠于生态破坏和危机的现象描写，尽管作家的叙述策略和话语方式不同，但他们面对自然的危机和生命的毁灭，都力图通过文学形象表现出现实和理想的冲突对抗，在不同价值选择和生存状态中实现对生态文化的建构和想象。因此，“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去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19]
作为在充满危机世界中的写作，生态文学作家力图通过生态危机的表象去反思以获得更深刻的文化启示，这种反思需要作家的智慧，更需要勇气。往往人最缺乏的是自我正视和反省的勇气，生态文学是一种让人类看到自我伤害和恶性的文学，它逼着人类戳开自己的脓疮，甚至剐骨、疗救。因此，生态文学作家的情感世界是极为痛苦的，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整个人类在发展进程中犯下的罪孽。现象和问题最终都必须回到人自身的文化中找原因，就从对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批判来说，究竟是谁的错呢？人是欲望的动物，但人可以控制自身的欲望。早期社会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可能制约人类贪欲和物质享受最大限度实现的可能性，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贪欲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人对自然大规模的掠夺和破坏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现代科技的诸多发明，如杀虫剂、洗涤用品、各种合成材料等，使环境无法净化和分解，还有生物技术、核武器等都潜藏着巨大的危险，科技的进步还使人类可以深入到过去人力所不及的地方进行资源的开发。表面上看，似乎真是科技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科技、否定工业文明。科技固然对污染和破坏自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成为破坏自然毁灭生命的直接手段和工具。然而，人类社会如果离开了科学技术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同样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便捷，使人类的生命价值能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上展开，自然生态的恶化说到底是人们信念的普遍丧失而不是科学技术自身的原因，说到底，是人而不是科技在操纵着世界。正是认识到这一点，1992年，在海德堡由世界知名的425名科学家签名倡议的《致各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海德堡呼吁书》中这样写道：威胁我们的地球的最大问题是无知和压制，而不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因为它们的手段是使人类能够由自己并为自己战胜人口过剩、饥饿和大流行病等灾难不可缺少的工具，只要这些手段得到恰当的运用。
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人类应该懂得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懂得对生命的敬畏、呵护，懂得动态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学会在利用资源时必要的克制，同时在自己的文化中建构起生态思想，让生命的意义更具有精神的向度和超越的追求。在危机的世界里，只有价值尺度的重建才能使人心性淡泊、自持，超越物质对人的诱惑和束缚，抛弃对经济技术的盲目追求和迷信，真正认识到自然生命的价值和与人类命运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毕竟“技术化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任何倒退的企图都只会使生活变得愈来愈困难乃至不可能继续下去。抨击技术化并无益处。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它。”[24]因此，只有彻底颠覆人类中心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生态的拯救才有希望。在生态文学书写中，重要的是通过话语形象构造来澄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追问人类存在的价值，重建人的信仰和道德法则，呼唤全面生态和谐世界的回归。
生态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价值取向的物质化和享乐主义，在于知识的霸权和功利主义、唯发展论等思想观念，在于人类对自己存在本原的遗忘。如果每个人都懂得整体地看待世界和生命、看待个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如果在社会的发展中人类不只是为个体眼前利益考虑，如果人类知道不仅为了其他生命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我们必须尊重地球，从而用生态的、整体的观点和方法重新选择新的方向和目标，这个世界的未来才会展示出美好的图景。因为“错误不在于科学的伟大发现——有知识总是比无知识好些，不论什么知识和什么无知。错误在于知识背后的信念，认为知识将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识没有人的理解就像一个答案没有它的问题一样——是无意义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可能达到……”[25]当我们认识到“错误在于知识背后的信念”的观点时，我们必然要去寻找新的信念来支撑我们的行为。生态文学写作力图通过审美活动改变读者看待世界和对待世界的方式，在生态文化的建构中实现对自然、对人类和所有生命存在的关怀。生态文学还赋予很多文学传统母题以生态的蕴涵。如诱惑与拒绝是文学作品反复渲染的主题，诱惑是以满足人的各种欲望来吸引人的，面对诱惑，是让欲望的火焰燃烧还是冷却，这决定着人的生死存亡。古希腊神话中关于不和的金苹果隐喻了诱惑的丰富，塞壬的歌声表现了诱惑的力量，《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被逐出显示了不能拒绝诱惑必然遭到的惩罚，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对欲望与诱惑的揭示……文学史上为我们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诱惑是对人的品质和毅力的考验，诱惑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带来某种欲望的满足和享受，那么，接受诱惑还是拒绝诱惑，就显示出不同人的价值追求和人格境界。如果面对所有破坏和危及生态环境的行为时，哪怕有巨大的利益驱使和金钱的诱惑，人们也能毫不犹豫地说：“不！”如果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时都能事先考虑到它是否会对我们的地球家园产生影响和破坏，那么，一个普遍的生态文化时代也就到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关系的全面异化成为现实。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异化即自然生态的危机成为人们现实生存首先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对生态危机的追问中，对存在的追问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因为生态危机导致的是人类存在的危机，人类对自然生态影响的走向是以社会文化和人精神价值的走向为先导的。“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对待我们生产的废物的态度。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废物并把它们扔到环境里，扔完后转身就走，似乎这么一来，就可以眼不见为‘净’了，只要我们不要看到它，一切的后果就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26]在生态文学关于自然的想象和重新想象中，人的选择成为决定大自然和人类长远命运的关键所在，很多作品揭示了文化精神的污染和破坏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灾难。文明的发展使人们对环境的掠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理性的错误思想让征服自然、残害生命、冷漠自私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人类不知道保护自然和生命的同时也放逐了自我，让自己的心灵不再得到呵护。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是文化赋予了人类对存在的不同感知和体验方式，也是文化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不同意义。当传统的信仰和道德崩溃之后，片面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让世人变得没有任何顾虑和禁忌，人类文化陷入从未有过的危机中，因为这样的文化不仅带来了对自然的破坏，而且还导致了人类心灵的孤独、冷漠、空虚和失衡。生态文学作家在创作之初就把批判的目光指向人类同样被污染的精神生态，寻找人类破坏和掠夺自然、戕害生命行为背后的根源，批判了片面开发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情揭露了人性的堕落和麻木。生态的麻木是道德和良心的麻木，这是文化影响和教化的结果。生态文学作品在对人类残忍自私行为描写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反生态行为者身上暴露出来的不仅是狂暴的血腥，更是不顾一切地对欲望的追逐，他们完全成为被欲望主宰的工具，用他们毫无怜悯和愧疚之心的贪婪、冷酷目光搜寻着大地，不放过任何可以换成钱币的存在，这是人性的堕落悲哀，也是人类文化的堕落悲哀。列昂诺夫在其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中告诫人们：忘记森林是人类忘恩负义的背叛行为，森林是人类进步的“绿色朋友”，它们和我们的生存有关，和我们的记忆有关，和我们对生命的感觉有关……加里的《天根》对人类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也极为深刻。他在揭示人类对大自然——人类生存之根、所有生命之根践踏的同时，通过大象被猎杀的惨相指责了人类的贪欲和残忍：把大象打死，锯下双脚，是为了用来制作成供人享用的工艺纸篓、伞架和香槟酒桶，那些像幽灵一样矗立在库房中的大象蹄子、犀牛与河马蹄子是对人类残暴和贪欲的证据。当“一头小象侧卧在那里，长鼻子软绵绵地拖在地上，望着你，这时，在这双眼睛里，人类那些备受赞扬的优点好像都躲了起来，其中的浓厚人情味也消失殆尽。”[27]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人类竟然为了自身的利益残忍杀害了养育过自己的鹿母及它的孩子，作者在对人类的道德良心提出质问的同时作出了这样的回答：“鹿母，你不了解人。他们连林中的野兽都不如，他们之间是互不怜惜的。”[28]人类不仅已经完全丧失了远古神话中对灵性动物的崇拜、感恩，甚至连最起码的道德和良心都荡然无存。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耶里内克的《啊，荒野》是近年来生态文学中难得的优秀作品。这部作品没有完整清晰的故事情节，主人公皆属无名无姓仅借人称代词指称的漫画式人物，作者用他“试验语言艺术家”、“独白式的激情谩骂者”（诺贝尔颁奖词）的语言展示了人作为自然的敌人、作为社会的细胞和弃儿，可怜又可耻地夹在日益恶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尴尬处境。可以说，“自然”是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同时也是叙述与表达的场景和背景，“自然”这个字眼在全书中出现了不下三百次。作者用奇特的语言和意象表现了对人类科技文明的反思。揭露了政客和大资本家们以保护自然为名鱼肉自然、破坏自然的阴险行径：动物保护者（为了更好地猎杀自然）、保护植物（为了更好地砍伐）、保护自然（为了更好地保护风景繁荣旅游）。这部奇妙的小说用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传达了作者的生态立场，那些充满激情和令人不安的语言把我们带入对人类文化和生命价值的反思中：
伴随着巨大的砍伐之乐，树干咔嚓咔嚓地折断，像远方一样（发臭的地球！）。
猎人们从平原上飞驰而去。树林里挂满动物的舌头。
可怕的重力法则把树木砸向人们。可爱的狐狸们飞跃而去。请进入罐头盒。到处是摩托车和机动车的噪音、动物内脏加工企业。穿着人造纤维的女人们在自然面前友好地竖起羽毛，她们从它那里夺走金钱。她们的丈夫从电锯中发出麻木的惊叹。她们是部分的……一声爆破使山脊波动。乡村侏儒们用买来的设备把自然捆在自己身边。像放射小便一样撒入铅灰的路边草丛。孩子们今年显得十分苍白。他们吃了中毒的前院里自家栽种的东西。他们几乎不清洗。他们要省钱买车。可是车不为他们省什么。
鹿的死去的毛发，狍子死去的皮，安全而机灵地走进了喧嚣的地带。山峰战栗着倒空自己，伐木工从山峰、山丘、山脊搂抱它们动物般的猎物，跌入了山谷。他们在死亡之中依旧搂抱着那些多汁的猎物，他们本想给他们的妻子带回去。
要避免森林退化。有人不假思索地盘算着用动物抵消植物。一个伤害另一个，可是对我们而言，两者都那么必要！要是没有两者，我们自己也就不会更长久。沸腾的沥青从树木的伤口流出。猎人犹豫地往森林的汤里缝补。树干倒映在焦油状的湖里。一个观察者站起来走了，因为太长的时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自然大多数时候都是安静的，因为它自己想要康复。
自然有效地发出威胁，所以人就在它身上开挖沟槽。因而我敢说，整个儿的人，都将变成自然里的一堆烂泥。
伐木工，正如他所强奸的森林，首先应为休闲和运动而存在。只不过他还不知道而已。森林在临床上已经死去，只是它也还不知道而已。他还在那儿，然而片刻之后就可能遽然消失，就像一道舞台布景。凡是曾经为人撑起过一片温暖的庇护之处，如今只余那种麻木的、只会被化学的簌簌声打断的沉寂。有人愤怒地把自己撕碎在牛仔服里。阳光照在地上，树枝再也不能挡住什么。鸟们静默。[29]
耶里内克会轻轻地敲打语言，就好像一位医生轻轻敲打病人的胸口。在这部作品里，她的笔触伸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小人物的卑琐和痛苦、众人的庸常和麻木、艺术家和哲学家的所谓深邃、商人的贪欲、政客的虚伪，这一切都在一个纷乱、被分割、病态的自然中发生着，其中交融着无数如同镜头般切割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零散的描写和评价、认识。耶里内克用她那奇特却含义丰富、诗意充盈的语言述说着她的思考，让人欲罢不能地陷入她用语言编织的罗网，却始终无法真正洞察其中的幽微。最终，当你的视线从她的文字中移开，你的心里充满的却是无比清晰的从生态现实中折射出来的人类存在的无知和愚昧。
前苏联成就最高的生态文学家艾特玛托夫在他的《白轮船》、《断头台》、《花狗崖》等作品中展开了对人类文化的全面反思。在《白轮船》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从远古来到现实的故事：吉尔吉斯人在给老首领送葬时遭到敌军血洗，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儿童幸免，当麻脸瘸脚婆婆准备把他们推下悬崖时，是长角鹿母救了他们，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他们，把他们带到新的家园，成为长角鹿母族的后代——布古人。作品中那个把关于鹿母的传说告诉孩子的善良的莫蒙爷爷，为了生存，为了没有尊严的生存，竟然亲手打死了长角鹿母，尽管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他丢不开这个现实的世界。他甚至没有孩子的决心和勇气，只有孩子，用自己的死来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艾特玛托夫通过发生在一个古老民族和偏僻护林所中的故事，揭示了现代文明社会对人类道德良心的破坏，当民族的图腾也遭到屠戮的时候，除了物质和欲望，狂妄的人哪里还有禁忌和敬畏。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老人们都很愤怒：
“有什么权力打死鹿？谁敢动手杀死长角鹿母的后代？”
而富人的继承者们回答他们：
“鹿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死的。凡是在我们领地上跑的、爬的、飞的，从苍蝇到骆驼都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东西。滚开！”[28]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和读者最后的安慰在于人的身上还有孩子的良心。作品中的小男孩是作者生态文化的最后守望，当鹿母出现时，孩子的梦幻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孩子从小被父母遗弃，和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偏僻的只有三户人家的护林所。然而在这贫穷的地方，更为穷困的是人的心灵，是极端现实的、自私的、粗野、残暴的人的心灵，艾特玛托夫粉碎了我们对于乡村生态的美好幻想。一直以来，小男孩就是在梦幻的安慰中生活的，当鹿母被猎杀而死去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梦被无情毁灭的时候。
“孩子惊恐地看着这一幅可怕的图景。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面前居然放着长角鹿母的头。他想跑掉，但两脚却不听使唤。他站着，痴痴地望着白鹿的难看的、毫无生气的头。这就是那一只昨天还是长角鹿母，昨天还从对岸用善良的、专注的眼光看着他的白鹿。这就是他在心里同它说话，求它在鹿角上带来一只有铃铛的神奇摇篮的那只白鹿。可是现在，所有这一切忽然变成了不成样子的一堆肉、一张剥下来的皮、斩断了的脚和丢得远远的头。”[28]
人类野蛮的、征服者的笑声给孩子带来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折磨。“他觉得，他就是因为听到这非人的笑声才难过的。”他开始呻吟和呕吐，如果说鹿母的被猎杀是孩子的梦幻毁灭的话，那么得知爷爷是刽子手则是对孩子的最后一击。他决定：“不，我还是变成鱼好。我要从这个地方游走。我还是变成鱼好！”[28]最后，小孩像鱼一样游走了，游到自己的童话中去了。
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所描写的都是远离城市的偏远之地发生的故事。在《一日长于百年》中，那个处在荒野中的寂寞的火车站，那穿过旷野的铁路，把世界连在了一起。还有在荒漠中建立的军事试验基地，更是生硬地把人们从自己的祖辈生息的土地上赶走，哪怕死后的尸骨也不能回归祖先的墓地。自然生态的破坏和文化生态的破坏，没有一个地方能逃过。这部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这个地方，列车不断地从东向西和从西向东地行使……
在这个地方，铁路两侧是辽阔无垠的荒原——萨雷-奥捷卡，黄土草原的腹地。
在这个地方，任何距离都以铁路为基准来计算，就像计算经度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起点一样……
列车驶过这里，从东向西，或从西向东……
仿佛主旋律一般，这段文字在书中一共出现了十一次。每一次出现，都引发了我们对于大地、世界、生活和我们自身文化的仔细打量和认真思考。
生态文学对人类文化的反思、对价值重建的呼唤和对存在的诗意澄明深化和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表达效果，突破了对表象和现实的简单再现和情感表达的直白宣泄，并引发了作家对生态文学艺术表现力的积极探索，生态文学的表达具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毕竟，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现在的问题：如何去抗击文明。当然不能像强悍的野蛮人和善良的自然人那样，凭借自然的本性去抗击。那基点取于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枪炮’早已老得不能再老。自然本性中的善良和自由均无法遏止文明的恶和文明的奴役。自然不能战胜文明的本质，唯有精神方可制胜。”[30]
三、敬畏生命、感恩大地与家园之梦
在岩石的一点青苔上，一只小小虫儿在太阳的余晖中，用脚在梳理它的触角——虫命关天。
——苏新宏这是一位患了绝症却致力于当代生态艺术创作的画家在他讲稿中的一句话。笔者感动于他对弱小生命那发自内心的爱和关怀，这几乎是施韦兹“敬畏生命”生态伦理的另一种表达。生态文学家关于生命公平、正义、平等的话题，是为了人类能重新获得世界和生命的共同知觉，让每一个生命享受的不是末日的黄昏，这让我想起了艾特玛托夫笔下鹿母那善良的眼睛和母狼一再被人类夺去孩子的哀嚎，还有可可西里藏羚羊遍地的尸身，蕾切尔·卡逊笔下被杀虫剂夺去生命的无数生灵……自然与人及整个生态环境的平衡从来就不是哪一种动物或植物独自的吟唱，生态作家们的书写是站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的书写，这样的书写没有骄横、没有霸道、没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民胞物与，对世界万物、对所有的生命怀着手足之情，赋予每一种生命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彻底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主客二分的立场，是关于生命普遍关怀和主体间性的写作。在他们的笔下，生命就是奇迹，无论是雄狮、猛虎还是蚂蚁、蚯蚓，都在世界中展示着它们生命的精彩，天地间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动物之间的生命角逐，是服从自然法则和生态平衡的生存竞争，而人类为了财富和享乐的捕杀行为是对生命的践踏，不仅败坏了人类善良美好的天性，还因环境破坏和物种消失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失衡。作家们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充盈着生命感的、与人心性相通的世界。李奥帕德在他的《沙郡岁月》中写道：
或许有一群雁曾经让一群小学生兴奋地连走带跑赶回家，向家人描述他们的奇遇；或许有一只雁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飞过高空，唤醒了无以名状的疑问、回忆和希望？或许还有另一群雁曾让某个耕作中的农夫停下来，初次想象遥远的地方、旅行和人民，以前，他只是每天做着那些单调而辛苦的工作，不曾想过其他的事物。我确信这一千只雁可以让人们不费太多力气，就能得到莫大的愉悦。钱的价值只是一种交易价值，就像一幅画的售价或一首诗的版权。但是替代的价值呢？如果不再有画、诗或雁的音乐，情况将是如何？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想法。[31]
李奥帕德正是从狼、从沉默的大山那里学会了“像山一样思考”，同时也懂得了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态规律的尊重。面对被自己和伙伴打死的狼，他感悟道：“我们来到老狼那儿时，还可以看见它眼睛里凶狠的绿火渐渐熄灭。自那时起，我明白了，那只眼睛里有某种我前所未见的东西——某种只有狼和山知道的东西。我当时年轻气盛，动不动就手痒，想扣扳机；我以为狼的减少意味着鹿会增多，因此狼的消失意味着猎人的天堂，但是，在看了那绿色的火焰熄灭后，我明白狼和山都不会同意这个想法。”[31]面对死去的老狼，作者领会了自然生命之间的默契和依赖。生态文学中有大量关于非人类生命及它们世界的描写，作者引领着我们进入了同样精彩纷呈的动、植物世界。在动植物按照生命的本能和规律所构筑的自然世界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自大和狂妄受到了质疑和拷问，因为在非人类生命的身上同样具有生命的力量，一样让人震撼和美丽。
生态文学作者理想的世界是审美的诗意的世界，是由平等的生命共同构成的生机盎然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自然和非人类的生命被赋予了主体性的生命和情感，不是冰冷、被动的客体，而是活泼的、可以对话的人类的朋友，你能从其他生命存在中一样体会到生命的宝贵和神圣，体验到它们为生命存在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让读者也一样感受到“这是一个家族、一个社会、一个终极群落、一个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它们的生、老、病、死，可以嗅到它们的呼吸，它们的哭泣、它们的欢笑和它们的哭泣、哀伤。”[32]所有的生命保持着亲和、平等的关系，都有体验生命、感知苦乐的能力。作者“是从审美角度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自然不再是被征服、索取的对象，而成为欣赏与热爱的对象，自然有生命、情感，我们只能爱护它、尊重它，而不能敌视它、破坏它。”[33]我国作家苇岸的作品就极富自然生命的色彩和人情味。在《大地上的事情》中，苇岸用温情的笔墨叙述了对田野、山川、鸟兽、草木所给予的喜爱和赞美，作家敏感的心灵应和着充满生命节奏的美好世界，而人类的世界浊浪滚滚，用他们的自大与狂妄伤害着大地及大地上无辜的生命。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生态小说《浮现》则描写了“我”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觉醒的过程。刚开始时，她感受到的是屠杀生命的快乐——用刀柄把钓上来的鱼拍死。最后，她认识到“鱼是一个整体，我再也不能杀死它了，我没有权利那样做。”[34]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则通过人类对狼崽的屠杀和狼对人的报复，谱写了一曲狼为捍卫生命而不得不与人为敌的悲歌。作者感叹道：“这些人自己活着，却不让别的生灵活下去，特别是不让那些不依赖他们而又生性酷爱自由的生灵活下去！”[35]
感恩大地、尊重自然是生态文学不断书写的思想主题，也是原始生态意识的重要组成，在各民族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大量存在着关于敬畏和感激大地的内容，在他们的生命意识里，大地是充满灵性的有生命的存在，四季的变迁、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和万象变迁都是大自然生命性的表现，它如同万物的母亲，养育它们的成长。但经过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和实用工具理性的疯狂开发利用，大自然被污染和破坏得满目疮痍、污秽不堪，这样的枯槁衰败，不仅失去了它昔日的神性光辉，还丧失了它起码的自洁和生命力。因此，呼唤人类对大自然生命情感的回归，通过书写自然来表达作者对大地无限感恩的原初情怀，唤起人们对自然与生计、生命和生存关系的思考，恢复人与大地、与土地的亲密情感成为生态文学反复书写和表达的内容。华兹华斯说：“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淳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因此能让我们更确切的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36]万物始于大地又回归大地，是大地养育了万物。在理性思想和工业革命飞快的时间和速度中，土地沦落为人类可以任意征服的对象和私有财产，直到大地上的资源被用罄才会被人抛弃。生态文学书写了人类在大地上最自然、最本色、最质朴的生活样貌，让人类看到曾经与大地保持同样节奏和速度的自然生活，发现简单生活中的美好，从而让大自然的无私宽厚与人今天的自私暴虐形成鲜明对比，并对无力恢复生机活力的大自然可能产生的生态灾难向人类预警，力图唤醒人类感恩大地、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作家在与大地及万物的交流和对话中真诚地体验、拥抱、感悟和赞美着它们的世界，让它们在自己书写的世界中重新“复魅”。如同高更所感受到的那样：“在美丽的塔西提热带之夜的寂静中，我将能倾听我的心脏跳动的甜蜜而又动听的咚咚声，它与我周围的神秘生态保持着柔情的和谐。”[37]梭罗和缪尔怀着对自然和生命的家园之爱探寻了很多人迹罕至的荒野自然。他们的作品为我们全面展示了大自然的丰富、神奇、美丽和各种生命在大自然中自由舒展的情貌。阅读他们的作品，能抖落附着在你身上的物质和欲望的枷锁束缚，让生命回归大地的冷暖，在春的复苏、夏的热烈、秋的深邃、冬的静默中体会自然的脉息，在花的开放、草的震颤、虫的飞翔、鸟的鸣叫、鹿的优雅、狼的睿智、鼠的腾跃中领悟生命的本真状态。
人类的文明无论走向哪里，也不管科学技术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赖自然，大自然是人类永远的家园，美好的自然才是人类在大地上诗意向往的理想境界。于是，在现实生态危机的忧患中向往自然、回归自然，怀念记忆中那纯净美丽的故乡和未受科技文明惊扰的乡土，寻找可以让身体和灵魂得到安居的理想家园是生态文学的又一表现主题。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以自然界生命的凋敝、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为具体表现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人失去了现实的家园和心灵的家园，同时也让更多的生命失去家园和存在的权利。因此，很多作家不愿意呆在污秽的现实世界，而是返身去寻找能够寄寓自己情感的诗意空间，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在对现实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失望中，把写作的目光投向未受污染的自然和传统的田园生活，在对昔日和远处的眺望中感悟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和未受侵染的人性的纯真质朴，借助乡土的怀旧和自然回归达到精神上的还乡。生态诗人于坚就特别倾心于对记忆和岁月的印记及乡野洪荒的自然物象的书写，他甚至把自己的诗歌语言称为“大地的语言”、自然的写作，在周遭的城市中屡屡陷入对山村僻野特殊的喜爱，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自然和谐生态的守望和对城市文化、科技文明的失望。他在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中对自己故乡大地上被人类肆意破坏和蹂躏的山河满怀痛惜和忧虑，对破坏生态环境、丧失基本的生态意识的世人充满怒斥、批判和自责。他笔下的乡村和荒野是保持着“大地的速度”的自然存在，是真正能给人和其他生命带来安居的地方，是人类最早的家园所在，那里生活的人是与大地、与泥土、与人的存在最接近的人，而我们大多数现代的文明人则是“生活在别处”，“我们活着，而滇池死去”是他对故乡大地上正在发生着的生态灾难无奈的自责呼告。梭罗则醉心于对大自然的探险和寻访。他在故乡的河流中尽情享受和领略着大自然难以言说的美丽和无私的馈赠，在人迹罕至的山林、湖泊中窥到了大自然那令人惊颤的伟大而神秘的面容，对大自然的美丽和力量满怀敬畏、感激、赞美、喜爱的同时对人类日益加重的破坏忧心忡忡。生态文学家对自然大地的敬畏、感恩、向往、依恋的情怀既是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也是对逝去家园的寻觅，这既是现实意义上的逃亡和憧憬，更是精神意义上的真正还乡。我们忍不住要问，在人与自然关系陷入紧张危机的状态下，四处是被人类破坏、开垦的江河土地，何处还有能让我们自由奔跑的土地？人类四处漫游的心灵和灵魂要漂泊到哪里去停歇呢？
生态文学让接受者和作者一起在文学的世界里回到故乡和大地，走进日常生活和大地上那些最普通的事物，从中感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美好以及这种和谐美好被打破后的感伤和悲怆。它带给我们关于生命的惊骇、宁静、肃穆、感动、沉郁和诗意，以及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关于自然的万千感慨。在文学的关照下，自然和生命在历经与人类厮磨的苦难中绽放，山川、河流有它的来龙去脉，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以自己的方式活着。生态文学通过对审美生存方式的倡导，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形象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出路，这是对现实生活中被欲望追逐而遗忘了存在的家园和本质以及简单粗暴地否定、践踏和利用自然和其他生命行为的审美救赎。在诚挚的情感、深入的思考、传神的文字、深刻的震撼直抵心灵的张力中，人们久已忘却的梦想和沉沦的激情升腾起来了，误入歧途的浪子带着风尘仆仆的心终于被引领着回到久别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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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态文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