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欧洲社会的基调可以用天主教会权威的衰落来概括，衰落的气息和由衰落造成的结果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交织互现。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复兴只能是针对宗教改革的强烈震荡而言的相对复兴，而其衰落大势则在政治权力、思想控制能力、精神指导的权威性、知识垄断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中一览无余。这些方面的变化构成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背景，而我们将看到，中国上古史问题在这样一道划开时代的幕墙上曾经怎样地闪耀过，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一个令后人永远心情激动的舞台上曾经出演过怎样的角色。
第一节 从权力结构变化到知识变化
一、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
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本身包含着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和人身控制权多层次的变化，可以说是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产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与支架，因为从事思想创造和知识创造的人必定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限制，而且他们的知识成果能否在社会上立足并产生影响，当前的权力结构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容纳空间也应该是一个关键因素。16-18世纪的欧洲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主线正表现为教权与各种世俗权力间的对峙与力量消长。
1485-1789年这个阶段被某些学者称为欧洲的专制主义时代，它的重要性既在于建立了专制君主制度，也在于奠定了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这两个变化都是对中世纪教权至上的权力结构的挑战。罗马灭亡后将近1000年间，拜占廷帝国以西的欧洲诸国里，国王与臣民的关系本质上是领主和附庸的关系，国王对采邑的土地有最高所有权，但对土地上的人民未必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同时，他们在理论上隶属于被认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具有普遍世俗权威的神圣罗马皇帝。这种政治格局因16、17世纪的战争而开始改变，这些战争是产生专制政府的最重要原因，也促使现代国家制度成为政治现实。
战争本身是多种因素的产物。封建主义衰弱导致中央集权力量和地方主义发生激烈冲突。地理扩张后殖民地的财富源源流入王室，直接或间接地巩固了君主的权力，也是力图建立帝国的原因。新教革命同样对王权至上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教派纷争和骚动给天主教世界带来长期的干扰和不确定，在收复失地的方法问题和一些教义问题上产生内部分裂，破坏了基督教会的团结也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终废除了教皇对世俗领袖的封建统治权，扶植了民族主义，并鼓励北欧的国王们把权威扩展到从世俗事务到宗教事务的各方面。
1648年签定《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标志，《条约》还突出和强化了国家主权。《条约》实现了领土在统治者之间的任意转移；它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使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它确认了日尔曼各诸侯的统治者身份和权力；它还规定，所有国家，不管大小和强弱，在国际法面前一律平等，而且对于它们的领土和居民有完全的控制权。
在战争这个激烈的外部因素之外，欧洲国家还有一些内部变化促使权力结构逐渐趋向以王权为中心，这些变化反过来也是王权加强的表现。明显的表征是新兴行政官僚体系开始握有实权。16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政治集权的要求日渐增长，这促成新兴官僚贵族出现。起初这种由政府任命领取薪水的官僚比起拥有封地的贵族官僚仍是相对小的群体，由贵族官僚转变为领薪官僚的过程漫长崎岖，这时期欧洲大陆的特征是主要由地方名流构成的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政府。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率先建立起团体式（corporate）官僚机构，法国的最高法院成员（parlements）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律人士是行政官僚体系的重要成员，来自中产阶级的律师开始进入行政部门，国家的权力核心逐渐偏离贵族之手。后来波旁家族（Bourbon dynasty）统治下的西班牙和玛利亚·特利萨（Maria Theresa）统治下的奥地利都效仿法国的例子。普鲁士的转变发生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King Frederick William I，1713-1740），政府在18世纪已经开设专门学校培训行政官员。
国家对教会的控制是王权加强的又一表征。在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国家，国王都力图表现出他是本国教会的主人，在自己版图内颁布关于礼仪和行为的教规，为口授教义、任命新牧师、祈祷的时间和逐出教会的规程设置法律。新教教会自始就受国家行政权力控制。新教神职班是以国家为基础而组织。新教教会不享有罗马天主教会那种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政府既是最高政治权威，也是本国基督教权威并掌管教会。神职人员多少都是行政部门的一部分，神职班成为政治权威的延伸部门，政府旨意在教堂讲坛上被宣读，神职人员则在政府中负有许多责任并发挥重大影响。
17世纪末的英国则更进一步，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已超出了王权与教权的对抗，而是国会对王权与教权的胜利，体现出行政官僚体系对国家的强大控制权。1689年国会通过许多保护国会权利不受王权侵犯的法案，第一个法案规定每年只向国王拨款一次，第二个法案即《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确立信仰自由。光荣革命还给君权神授理论以致命打击，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更加强调国会有权决定国王人选。
天主教国家的君主也向教皇夺权。这些君主长期以来已经很不情愿听命于梵蒂冈并且终于设法获得了各种特权。1563年特兰托公会议曾计划通过派遣效忠于教廷的神职人员担任各地主教来恢复教皇或教廷曾经拥有的权力，但在17世纪，当罗马的敕谕被公布之前，政府已习惯先对其仔细审查。18世纪，即使拉丁语国家的君主也日益独立。在法国，索邦大学在16世纪前半期一直是知识界最重要的角色，国王将每一本涉及宗教的书都提交给它审查，但此时却遭到最高法院的限制而衰退。葡萄牙、西班牙和西西里等地的一些首相试图将学校从教会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以便对牧师训练进行监管并将教会财产最大可能地收归政府控制。奥地利和其属地也受到这一对抗教廷潮流的影响。但政府加紧控制教会的努力并没有一下子重创传统教会结构，天主教会在整个18世纪仍然能保持它在以前的时代所拥有的形象。直到18世纪末期，天主教会的实质性衰落才清楚地呈现出来。君主长期以来的夺权运动积累至此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组织服从于内部重构。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干涉宗教和教会事务成为必要，天主教国家政府现在开始承担一些新教国家早已行使了200年的控制职能，比如监管神学院，修道院为学校让路，通过支持大学的科学活动来鼓励大学发展。
与此同时，耶稣会被解散直接导致天主教会在18世纪末迅速退缩。耶稣会曾经非常牢固的根基在18世纪开始动摇，耶稣会士对罗马的严格效忠和他们强大的知识与经济力量渐渐被认为与各君主国的宫廷和首相们摆脱教会监护的希望格格不入。1757年，葡萄牙全权首相庞贝（Pombal）命令在葡萄牙国内和殖民地解散耶稣会，而放逐耶稣会士此前早已开始。同样令人震惊的事变于1764年出现在法国，1767年发生于西班牙及其殖民帝国，帕尔玛（Parma，意大利北部城市）1768年步其后尘。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Clement XIV）屈从于联手的波旁家族君主们的压力而解散整个耶稣会，该命令在各国以不同的严厉程度被执行，对耶稣会士的迫害接踵而来。“一位教皇被天主教君主所引导去废黜教廷的主要依靠——无论多么勉强——显示出教宗的力量在这个世纪的成长多么微弱”，“教皇只比一位意大利国王略强一点，在一个管理效率低下和落伍的封邑中，自称为教廷并吹嘘自己是一个拥有至高宗教头衔的统治者”，所以18世纪里，教皇们几乎不能真正地控制文学界和学术界。因此当有意大利贵族代表教廷试图遏制君主们对教廷的反抗时，君主们礼貌地接待他们，却按照敌对教廷的首相们的建议行事。也正因为教皇的地位已经日薄西山，失去耶稣会更是对天主教会权力结构的致命打击，随着耶稣会被解散，一个强大的教育和行政管理系统分崩离析，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因为耶稣会士已在当地印第安人的村庄中建起一个有效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结构。
二、知识层级的流变
有人认为17、18世纪的文化和思想进步的渊源在于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历史上主要的经济和文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些因素——如文艺复兴、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日益兴旺、关于遥远地方和人民的新知识，而与专制君主没有关系。这种观点虽然没有彻底否认权力结构变化对思想变化的影响，却淡化了统治层的影响力。然而不能否认，当教皇与君主的分量在权力的天平上产生变化时，知识领域立刻随之出现明显的新变化，无论是从事知识活动的人、机构还是所涉及的问题，与此前都有着鲜明区别。事实上，经济和文化运动很难不同政治变革发生联系，统治层的权力变化与整个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权力转移也不可能井河不犯，而且这一切变化都是中世纪末期以来逐渐发生的，共同构成启蒙时代的社会背景，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文化变革本身也是逐渐酝酿累积的过程。
宗教改革以前，天主教神职人员、尤其是高级神职人员在欧洲社会的权力层级与知识层级中都处于顶层位置。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来自城镇中产阶级家庭和贵族家庭，要求有较高的教育水准。低级神职人员（堂区牧师）虽然吸纳下层家庭的孩子，但他们主要只受过拉丁语训练。这样，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被进入神职系统的上层社会成员垄断。天主教世界的这种状况在整个18世纪依然持续，这个世纪里博学和睿智的修道院长层出不穷，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学中有相当部分是神职人员所写，就是一个见证。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新教神职人员在很长时期内仍大多由乡村居民担任，其受教育程度可想而知。到18世纪，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和中产阶级加入新教神职系统，新教神职人员的素质发生明显变化，并对整个社会的素质变化也有显著影响。
福音派新教会的神职人员组成他们所在地区的受教育阶层；他们中的神学家既被作为牧师受尊敬，也被作为知识分子受尊敬。新教教会在提供教士俸金方面继承了天主教会，这使神职人员有足够的收入，进而有充足的闲暇从事智力劳动。由于新教神职人员可以成家并有子女，他们的儿子中往往会有一人继承牧师职业，女儿又常常嫁给牧师，这便形成一份代代相沿的知识遗产。新教徒城镇中会有一所语法学校取代天主教徒城镇的耶稣会士学院。在大学或其他高等研究机构坐落的新教徒城镇中，除了神职人员，还有一个由神学家、律师和各类医生组成的知识精英团体。但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高高在上不同，新教神职人员能够代表城镇市民中相当大比例的普通民众，不仅中产阶级从事神职工作，神职工作还成为手工业者阶层谋求社会进步的出路。
对社会发展更具意义的是新教教会的教育普及工作。在天主教会，教育领域控制在神职人员手中，跨国组织的耶稣会教育系统是个典型。但新教教会的教育系统更多地与政府教育系统相结合，课程重点在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即圣经语言。新教徒的教育系统也有一个全面的人文学科基础，这与天主教会的一样。由于有健全的教育，新教徒城镇的居民有了一定的文化程度，能够读许多书，并且偏爱对世界各地的自然、道德或奇异现象进行宗教性解释的书籍。由于开明，他们对历史研究也有相当充沛的兴趣。礼拜仪式被极大简化则使新教徒能有更多精力投入学术研究。新教徒服务普通民众的努力也波及天主教世界，18世纪，天主教国家有些主教或积极投身于提高辖众生活水平的工作，或努力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除了旧有知识阶层即教士阶层发生职能转变之外，知识传播渠道也发生变化，摆脱教会学校的单一渠道，大量出现大范围公开传播和私人间非正式传播，而17、18世纪的法国为两种渠道都打开方便之门。17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出现许多文官阶层（officier class）的富有和闲适家庭，出现的原因前文已论，即行政官僚体系首先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建立起来。胶着于旧观念对这一新兴阶层而言没有既得利益，并且他们渴望通过与文学家、科学家联系而赢得雅望，这种附庸风雅的习气使他们成为受学者欢迎的新知识的公开诉求对象。笛卡儿深思熟虑地在法国写作《方法谈》（Discourse on Method），以打动没有沾染学院教育偏见的公共读者。丰特内尔（Bernard de Fontenelle，1657-1757）的《普遍科学计划》（Projet d'une Science Universelle）也写以法语，不仅因为这是他的母语，也因为他希望只运用自然理性的人们会比那些只相信古书的人更公正地评价他的观点。丰特内尔最著名的作品是《世界的多样性》（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这部关于天文学的作品声名卓著的原因是它迎合了当时风气，关于几何学、化学和天文学的公共演讲那时正在成为巴黎时尚。
18世纪率先于法国巴黎盛行的沙龙可谓非正式的小学院，它们为提高总体文化水平贡献良多，并增进受教育人士的相互友谊。沙龙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得益于上流人士的支持。沙龙其实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谈话形式的继承，这种谈话在17世纪继续存在，但逐渐演进为比较有组织的会议，例如在宫廷或城市的语言学会举行的谈话。到18世纪，巴黎已很好地具备了非正式文化谈话模式成长的土壤。早在17世纪末，贵族阶层或上层阶级的女士们已开始邀请私人朋友或熟人于特定一天到她们的起居室谈话聊天，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闲聊，而是讨论某时期的严肃话题。这样，贵族和中产阶级中形成一个个具有知识兴趣的非正式的个人小社交圈，这些圈子的成员还会将他们路过巴黎的朋友带来。路易十四时代，主要谈论文学、美文和诗歌类话题，但也讨论哲学主题。路易十四死后，沙龙的氛围变得更自由，讨论的话题越发哲学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基本问题被多方争辩，例如德·腾西恩（de Tencin）夫人家的沙龙有浓厚的哲学气息，丰特内尔、孟德斯鸠、马布利（Mably）、爱尔维修（Helvétius）等人常在此碰面。18世纪中期，沙龙早已为数众多，且不限于巴黎和法国，荷兰、瑞士、德国、奥地利都有著名的沙龙。有所不同的是英格兰，在那里，男性俱乐部担当着与沙龙相当的功能，并使单纯的社会交谈提升一个层次，有些俱乐部有明显的政治情节。此外，咖啡屋、文学咖啡屋也开始作为哲学思想聚会的场所在各地扮演重要角色，它比沙龙更具公共性而较少排外性。
三、世俗政权与知识活动
学院于17、18世纪在欧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兴起，这是世俗政权支持知识活动的重要表现，也是王权对抗教权过程中的产物。17世纪，天主教会系统下的各大学仍对科学采取冷漠态度；与此相对的是，16、17世纪日渐认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的声望系于其获取的文学荣誉和形成一个为取得科学进步而规范工作的学术社会。于是，一些独立于大学的、受到政府不同程度鼓励支持的新型研究机构或研究院（即学院）为了促进实验科学而纷纷建立起来。学院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科学研究，研究课题大多来自自然科学，政府期待它们作出许多有用的发现作为报偿。但学院自身也关心语言、文学和历史，而这些主题在大学这样的地方会被最强大的神学系和法学系挤到不为人知的角落。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在大学中不能从事的事情在学院中可以由志愿者完成。
学院的创立使知识的探求逐渐世俗化，表现之一是学院数量逐渐增多。学院从国家首都扩展到各地，其主要意义在于传达出求知的愿望和权利扩散的信息。比如法国马恩省的夏隆学院（Ch？lons sur Marne）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愈益密切，成员多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1775时学会的地位由皇家赞助人选举决定，主席职位甚至由省长把持。在这里，学院代表了外省生活可能被刺激的一种方式：启蒙思想现在在一个地区情境（context）下被大众化，迄今为止主要发生于巴黎的事情现在要在外省发生。表现之二是学院加强了欧洲各国知识和文化间的联系。17、18世纪之交，尽管战争此起彼伏，宗教信仰互不相同，但欧洲已经无形之中建立起一个文化知识的共和国，各类科学院就是这一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各国之间在各门科学和各种艺术领域中藉学院而得以互相帮助，学者间的交互往来和学术交流不受约束地遍及各地，这种联系交往在18世纪里进一步加强。
成立于1635年的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aise）应该说是最早的学院，但当时它只关心法语的训练修养。1657年创建的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Del Cimento）可说是近代学院的先驱。意大利的学院传统可以上溯到15和16世纪，但在17世纪由于伽利略及其门生们的影响和阿尔卑斯山以北某些意大利城邦的知识发展，这一传统开始走向“近代化”，西芒托学院就是先声。这是由红衣主教利奥波德·德·美第奇（Leopoldo de Médicis）创办的一所实验科学院，学院的这种实验主义风气就是受伽利略和他一些弟子们的影响而形成。西芒托学院存在时间不长（1657-1667），且不事声张，但它被随后的许多意大利学院树为先驱。比如1660年代开始陆续成立的波伦亚（Bolognese）的几个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都是以某些科学家为核心的小团体，直到1714年才公开组建一个正式学院并名扬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地区。又如1663年正式成立的那不勒斯研究学院（Neapolitan Accademia degli Investiganti），该学院起初致力于自然哲学研究，但1688-1693年间罗马宗教裁判所对假想的“无神论者”的审判使学院成员的注意力转向政治和社会事务。继之而起的另一所那不勒斯的有名学院Medinacoeli则对自然哲学几乎没什么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的这些学院都产生于北部的自治城邦并受到当地实权派的支持，而当教会与自治政府产生矛盾时，这类学院有时也会遭教会压制。
伦敦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成立于1660年，以研究自然为核心目的。
克伦威尔时代，英国已有几位哲学家为探求真理而聚集，构成皇家学会的雏形。查理二世即位之后，授予这所新生的科学院以特许证书，时在1662年。随着皇家学会成立，伦敦成为一个科学活动的中心，更是一个科学交流的中心。学会声名所及，欧洲大陆的科学家若不满意自己的周围环境，感到失意和不被欣赏，就会设想皇家学会将欢迎他的研究。学会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被公认为重要的科学传播工具而享誉欧洲科学界。皇家学会就它所研究的领域来说在欧洲大陆也有相当大影响，17世纪后半期关于光学、万有引力原理、恒星的光行差、高等几何的发明以及其他很多发明创造都出自这个学会。伏尔泰因而称赞，这些发明可以使人把这个时代既称为路易十四时代，也可称为英国人的时代。但是皇家学会的制度却并不是一个欧洲大陆乐于效仿的模式，在不列颠诸岛也只有都柏林和牛津有模仿者。学会虽然有政府特许，并的确享受皇家赞助，但与同样由政府赞助的法国的学院相比结构松散得多，这是英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开展形式不同于法国的一点，伏尔泰因此称皇家学会为伦敦自由学会。另外，政府的赞助程度可能非常低，以至有人认为政府仅给予学会一纸特许证书而根本不提供赞助，学会是为了工作的荣誉而进行工作。这正是学会的组织形式不为人看好的重要原因，甚至后来一些学会成员也在此问题上流露出对巴黎科学院的羡慕。因此后来的学术团体，如果是非正式集合则以伦敦为例，如果是成立有许可证的机构则取法巴黎。
巴黎的金石与美文科学院（Académie des inions et des belles-lettres）成立于1663年，由法兰西学院的几个院士组成，起初的目的是为通过颁发奖章把路易十四的丰功伟绩传到后世。但后来不再专为君主效劳，而致力于研究古代文化和历史。它在历史学方面起的作用，和巴黎科学院在物理学方面起的作用差不多。它对各种思想观点和各种事件进行正确合理的考证评论，从而消除了一些谬见，故被伏尔泰评价为变成一个有益于民众的机构。
巴黎皇家科学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创建于1666年，由于当时的财政总监柯尔柏（Jean Baptiste Colbert）对伦敦皇家学会给英国带来的新荣誉十分羡嫉，而在几位学者的请求下，促使路易十四同意创立。柯尔柏以高额补助把意大利的卡西尼（Cassini I），荷兰的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丹麦的罗梅尔（Olaus Roemer）都招引到法国来。法国的学院起初由私人基金支持，但很快被政府接管，政府不仅为其提供资金，还帮其设置有效的组织。这个转变大约发生在1699年，在此之前，法兰西学院和巴黎科学院都是如英国科学院那样的自由组织，而法兰西学院因此曾缺乏资金出版年刊。作为一个有严格组织的团体，巴黎科学院自然要避免在涉及解释或理论的问题上摆出个人姿态。而且既然由政府资助，它也要承担一些政府的任务，比如一再奉命判断新发明的价值。于是，巴黎科学院赢得了作为一个权威仲裁机构的声誉。
柏林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 of Berlin）的成立与发展更同德国君主密切相关。1701年成立的勃兰登堡学会（Brandenburg Society）为柏林皇家学院前身，莱布尼兹这样的大人物受命筹备学会，这归功于新近成立的普鲁士王国的王室对学术和知识的兴趣。1710年开始，学会出版《贝罗利尼亚杂纂》（Miscellanea Berolinensia），知名度日隆。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由于他的兴趣与学术迥异，有意忽视学院，学院一度落入低谷。但随着对哲学感兴趣的腓特烈大帝（King Frederick II）即位，柏林皇家学院在1741年之后再度兴盛，并跻身于学术界的领头研究机构之列。腓特烈大帝不仅表现出国王对一所皇家学院应有的适当赏识，还多方干涉学院事务：决定是否接纳一个人进入学会是学会主席和国王的权力；由于国王偏爱娴熟世界语言的学者，大多成员是信仰新教的法国人或瑞士人；国王还曾自己包揽学院的领导权；随着国王老迈，学院也露疲态，1770年后，尽管学院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但已有其他知识力量领导德国。与国王的密切关系使柏林皇家学院可以被称为腓特烈大帝的学院。
1741-1770年间的柏林皇家学院是启蒙运动的典型机构。首先，研究范围广阔。学院的实验哲学、数学、思辨哲学和艺术四个分部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其次，影响面大。学院以驻扎柏林并享受津贴的16名常任会员为核心，并有分散于欧洲各地的通讯会员，学院与通讯会员或与其他学会的成员间形成一个覆盖全欧洲的通信网络。而且学会公报以法文出版，以求获得更大影响。学院鼓励学术研究，也注重学术普及。常任会员被要求每年提交两篇论文，学院每年在其竞争者中举行一次针对大范围听众的讲演。学院在宣扬自由观点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1745年的学院秘书曾说，从事一切能够开启人民心智的事是他们最自然的行为。学院的哲学任务是，用理性的证据捍卫神圣的人格和人的道德责任。他们的方法远远超越“旧哲学”，对现象采用纯粹心理学和历史学观点。
1725年11月成立的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The 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更是彼得大帝一手筹建，他曾向莱布尼兹和哈雷大学的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征询意见，后命其御医布鲁门特罗斯特（Lorenz Blumentrost）起草章程，部分效法伦敦皇家学会，部分效法巴黎科学院，但不同的是，要求会员必须也是教授，有定期发表公共演说的义务，会员之一还必须督导科学院附设的俄罗斯贵族子弟语法学校。拟定的第一批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候选会员都来自德、法两国。但彼得大帝在1725年2月去世，没能亲自看到学院成立。
18世纪里，实际上所有欧洲君主国都创设了学院。学院如同宫廷剧院、宫廷舞会和宫殿卫兵一样成为宫廷的一个组成部分。缺少中央朝廷的政府则成立“学会”（learned societies），追求与学院同样的目标，但组织方式不那么正式。另外，为促进艺术发展组建的学会也能享受皇家赞助，西班牙有这样的例子。但政府对知识活动的支持不只表现在赞助学院，还有不少具体操作。例如路易十四曾下令修建天文台，命卡西尼等人测定子午线，派物理学家外出观测和采集植物标本，增加皇家图书馆馆藏，重开关闭达100年之久的法律学校，在法国每所大学安排一名教授法国法律的教师，并在1665年创办《博学者报》，成为欧洲报纸的祖先。
在此强调政府对知识活动的支持并非给那时期的集权君主歌功颂德，而是想表明，欧洲各国政府热衷于天主教会不感兴趣或禁止的知识活动，正是它们强化王权，突出自己独立形象的一种手法。这时期，教权与王权的争斗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客观上很有助于改善知识环境，出版自由也是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派生物，并且为启蒙时代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出版审查制度钳制新思想问世，这不消多说。此外杂志这种新媒介产生的基本先决条件也是存在出版自由，而以杂志为媒介的交流形式是学会扩展活动和影响的重要手段，杂志也是为大众传递启蒙信息的重要媒介。
出版自由起先只存在于尼德兰（Netherlands），尤其是荷兰联省，在那里，自由意味着独立于西班牙的控制，也意味着容忍加尔文教派之外的其他教派。17世纪，任何希望避开审查制度的人都寻求在荷兰避难，这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17世纪的出版中心。大不列颠继荷兰之后实行出版自由。在王政复辟时期（1660-1685），仍然奉行以法律禁止印刷或出版任何形式的报纸、手册或其他传播媒介。但接着就是光荣革命，这期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要求出版自由。1695年新闻预审制度终结，当时老的《许可证法案》（Licensing Act）到期，国会却没有重新签署，这事实上许可了完全的出版自由。“自由神论”、“物质论”等思潮在英国的兴盛，便有部分应归于英国的出版自由，这些思潮使英国人对反宗教的启蒙运动有突出贡献。英国的宽容精神亦是英国人贡献给前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这在下文解说。
18世纪，出版自由的风气也影响到欧洲大陆。欧洲大陆虽然没有英国那样受法律承认的出版自由，出版期刊先要通过慎重的审查，但出版审查制度越来越不严格，或者说越来越开放，结果自然是出版物越来越多。以期刊为例，1720-1724年间英国的《旁观者》（Spectator）确立了期刊的基本模式，随后欧洲大陆群起效仿，还在18世纪前半叶，每座城市都已有了自己的期刊，且内容各异，有各类学术刊物，也有发挥政治影响的刊物。
第二节 宗教宽容与思想自由
一、《容忍法案》与教派和平
17-18世纪欧洲思想氛围的最显著变化可以用“宽容”一言蔽之，宽容有教派间的宽容，也有信仰宗教者对不信仰宗教者的宽容。宽容精神的成长不仅有助于保障人民生活安宁，免受战争或大规模迫害之苦，也给以往会被判为“异端”的思想和人以生存之地，使思想环境趋向自由、活跃，使公共生活的关键领域日渐世俗化。宽容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法律上的宽容和精神上的宽容，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指示着启蒙时代思想环境的新方向。
17世纪，教派分裂带来的教派差异和神学上的正统之争仍格外突出，前者导致教派间无尽的纷争和迫害，后者则导致17世纪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多为神学问题所统治。
忠实一个特定教派的观念在大众中间根深蒂固，至18世纪仍不移。“天主教徒”和“异教徒”彼此总是带着轻蔑和敌对怒目而视。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得不杂处的地方，冲突和争执不断。代表某一教派的政府通常以法律的力量强行结束这种争执，结果是大规模的迫害与更多人的不幸。如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迫使法国新教徒大规模移民。相反，英国势力范围内发生了英国王室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镇压。
17世纪的新教神学仍以宗教改革中顽固正统派设立的解释为基础。这个世纪里，大学神学系增设神学辨析（controversial）讲席，即任命一位教授专门负责界定教会教条的特点。这些特点分为四类：首先，与罗马的关系；其次，与其他已建新教教会的关系；第三，为对抗教会异端进行辩护，因为宗教改革以来已出现了对基督教教义持较自由观点的群体——例如索齐尼派（Socinian），他们甚至否认基督的神性。第四，确定特征以从教会排除所有宗派主义者。1675年由瑞士归正会（Reformed Church）颁布的《共同规则》（Formula Consensus）是新教正统派的最典型代表。《规则》极力标榜加尔文派的正统性，这种声明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陈旧落伍，以至在瑞士国内外都引起惊讶和愤怒。
天主教会同样有正统之争。天主教文化的领导权被扰乱导致新正统派产生，正统派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比如先是耶稣会士与奥拉托利会士（Oratorians）在教育领域展开对抗，这不仅是两种教育理论间的冲突，也是自命为最正统教义卫道士的奥拉托利会士和那些对科学工作持欢迎开放态度的人之间的冲突。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又发生詹森派与耶稣会士间的斗争。耶稣会士攻击詹森派的宿命论和自由论是异端，詹森派则谴责耶稣会士在日常行为和传教立场上都背离天主教正轨。正统之争很快就蔓延为派系间的敌视和攻讦。詹森派17世纪中期以巴黎索邦神学院为基地与耶稣会士对垒，由于领袖人物遭法国政府迫害流亡而一度衰歇，17世纪末期又以荷兰南部为基地迅速复兴并扩大影响至整个欧洲，直到1715年左右，争斗以两派在法国双双失势而告终。不过詹森派的出现对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环境的转变也有重要意义，这留待下文论述。
在这种种敌对与争斗中，宽容精神也逐渐滋长，并最终导向平息对抗，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容忍法案》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启蒙运动”实际诞生于17世纪的英国，然后从英国传播到法国，又从法国传播到德国和其他国家。伏尔泰以居间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这整个运动。赋予英国以这种尊荣地位其立足点在于，宽容精神率先在英国生根并产生积极影响。
英国能够成为宽容精神诞生的温床，主要有四方面的条件。首先，接二连三的政治变局带来英国国教会（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的衰败。1642-1649年的英国内战导致查理一世上断头台，这场由清教徒领导的革命大大冲击了天主教会和英国国教会。王政复辟时期的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亲近天主教，进一步削弱国教会的势力，但也未及使天主教成为国教，1688-1689年新教徒策划光荣革命导致詹姆斯二世被废黜。在这过程中，国会的权力日益巩固，国王的权力一再退缩，“君权神授”的信念开始动摇，代之以“甚至君主也对其子民负有义务”的观点，确定国王人选成为国会的权力，与教会无涉。
其次，国际贸易的迅速成长助长了宽容精神。这一点不独英国，荷兰亦然。国际贸易的经验使它们学会对异国制度和异种文化采取宽容态度。这种态度反馈到国内，则在与天主教斗争的背景下，两国更倾向于对探求自然知识的人采取一定程度的容忍和给予相当自由；在厌倦教派争执后，这种态度又促使英国人在不同教派间寻求和平。
第三，这一时期有些英国伟人大力宣传宽容的信条。英国人作出一些17世纪里最为重要的科学发现，表明这种正确的精神当时是存在的。洛克要求出版自由，正是宽容信条的一种表现。作家坚持不懈地嘲弄教会，讽刺它们肆意迫害不相信教义的人和包庇不道德的行为。
最后，教派之间因不宽容对方而屡兴的迫害事件使各教派都有很多成员相信彼此宽容是明智之举。教派争执带给人们的除了不幸事实上别无他物——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英国的国内战争，胡格诺派（Huguenot）被从法国驱逐。人民已经受够了教派争执带来的现实灾难，也厌倦了神学上没完没了的过细区分和以区分为借口引起的纷争。对国内战争负有责任的清教徒式“热心”在17世纪末遭到广泛抨击。法国胡格诺派移民因为自己遭受诸多迫害而不再倾向于实践加尔文教义式的偏执。
1689年英国出台《容忍法案》可以说是以上各种条件汇聚的结果。此《法案》关系所有新教教派，规定除了天主教徒和神格唯一论派（Monarchians）的信徒外，所有基督教徒都享有宗教自由。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宽容精神的地位。当“宽容”成为一项政策后，教派间的和平很快得以实现。英国国教会信徒在17世纪末首先向其他各新教教派伸出和解之手，他们甚至开始搭建桥梁与国外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联系。天主教徒只要不是爱尔兰人，多少也得到了安宁。但宽容不仅是政治上的宽容，还成为面对神学问题和信仰问题时的态度，英国国教会接受了一种建立在宽容神学基础上的政策，被称为“宗教自由主义”（Latitudinarianism）。英国和整个欧洲潜在的人文主义传统得以再现，各种秘密或公开的无神论思想、怀疑论思想渐渐有了合法地位，与宗教自由主义思想蔚然成风多少有关系。
二、信仰者对不信教者的宽容
1520-1780年间，不信教（unbelief）和反宗教（irreligion）兴起，这促进了包括思想领域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世俗化进程。无宗教信仰得以进步与合法化，不信教者得以宣布并赢得与信教者同等的权利，这固然受益于政教分离和教会纲纪松弛，但也是诸如宗教多元化、宗教本质上是私人和个人事务的观点所产生的效果。而宗教多元化与宗教个人化观点正体现出宽容精神的影响。上面分析教派斗争与宽容精神的产生时已经暗示出，宽容精神并非总是主动自愿的产物，相反却往往是在权力斗争过程中被迫产生的制衡手段。宗教信仰者对不信教者从容忍到承认，也有类似情况。
一般认为，16和17世纪的无神论者（Atheist）或者是指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或者是指持有某种与上帝存在无关的信仰的人，例如一些不相信灵魂不灭的人。17世纪末期，对“无神论”这一术语有了比较严格的限定，“无神论者”在神学家那里经常仅指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对于后一类人则引入“自然神论”（Deism）这一新术语。18世纪以前其实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一则当代学者认为，18世纪以前的“无神论者”主要是正统神学的发明物：一个挑剔的对话人，其任务是检测正统的推理并迫使它提高。或者说是神学家的幻想，而非16、17世纪真实存在的对象。对基督教的系统攻击需要以圣经批判和19世纪实证科学为基础，不可能在16世纪就已生根。另一方面，18世纪以前几乎不会有人自称“无神论者”，一个现实原因是，在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如自称是无宗教信仰者就将受到审判。而且“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并不否认上帝的确存在，即使否认灵魂不灭的人也接受存在第一因，但他们不考虑关于上帝存在与否及他在自然界之角色的论据，而是考虑上帝与人类利益相关性的论据。另外，正是出于对人类利益的关心，即使不信教者也赞同宗教是一个必须的社会黏合剂，认为民众如果不畏惧上帝，社会秩序将崩塌。但就是这些论据，在当时人看来已是对破坏基督教上帝信仰最致命的论据。
然而17世纪后半叶，神学家与假想的无神论者辩论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首先是因为证明上帝存在的“普遍赞同”（universal/common consent）这一关键论据受到挑战。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游记文学揭示出许多古老民族不知道上帝，由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方法引起的礼仪之争将中国士大夫是否无神论者这一论题摆在欧洲人面前，且随着耶稣会士失利，欧洲人越来越相信无神论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无神论有了一个现实范本。其次则因为在证明上帝存在时，坚持宇宙间存在第一因和第一原动力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与坚持从另一个非物质实体来推导上帝的笛卡儿学派间激烈辩论，结果瓦解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所有现存论据，也即信仰者在互相指责对方为不信教打开大门之时却催生了真正的无神论。于是起初只是一个神学虚构的无神论者在欧洲显出实体形态，把神学家的论据变为反基督教信仰的论据，并为实质上的无宗教信仰提出权利要求。
无神论事实上主要是在神学世界内部辩论中诞生的，来自欧洲以外的新知识是作为辩论的论据发挥作用。思想的火花每个时代都曾出现，但问题是17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这些新知识和辩论中的新观点、新结论为什么能够最终导致教会发展方向改变；启蒙运动也并非欧洲史无前例的改变人们旧思想习惯的变革，但为何启蒙运动的规模能够远超从前？答案自然要从多方面寻找，在此我们仅强调社会心态亦即宽容精神的重要作用。
基于宽容精神的“宗教自由主义”源于英国而波及整个新教世界，它导致人们认为品质和行为远比宗教教义重要，如果神学论据可以被理性地执行，那就不必非依据正统信仰的规定行事。早在1709年，瑞士巴塞尔（Basel）的一位神学家就提出：“如果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教义不匹配，我们的争论就将无足轻重”。宗教自由主义和牛顿自然神学在鼓励人们逃避教义神学的同时，也促成“自然神论”在英国出现和泛滥。自然神论提倡以理性为宗教之基础，只承认自然界的神圣法律，不承认一个人格神，否认上帝会干涉已经创造好的世界。自然神观念与启示观念相对立，它可能转变为一条通向自由思考之路，包括通向无神论。在宗教自由主义影响下，人们虽然仍固守启示观念，但启示不过被认为是“自然宗教”的完美形式，启示只是要用基督教教义来提炼每个个体内在的需求宗教的自然倾向。这种认识踏上了弱化启示观念之路，最终发展到消除此观念，事实上是一条通向自然神论的道路。17世纪后半叶，“不信教者”这一词汇在英国派生出“掌握牧师知识者”（priestcraft）、“物质论者”（materialist）、“自由思想家”（free-thinker）、“泛神论者”（pantheist）等等新词，自由氛围可见一斑。此时，拼命挽救启示思想的努力是对基督的奇迹提供理性化解释，支持这种思路的正是主动理解其他信仰的积极容忍态度。新教世界的容忍精神对思想自由的促进亦见于以下事实，直至18世纪中期，在天主教国家公然宣称自然神论或无神论仍有被驱逐的危险，但在新教的核心地带——英国、荷兰和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柏林，一个人就可以公开承认这种反宗教的信仰。
在天主教世界，詹森教义（Jansenism）的思想启蒙和对当时知识活动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尽管詹森派与耶稣会士的对抗有着浓重的派系斗争色彩并因此遭到伏尔泰的讥讽。詹森教义以任何理性标准来衡量都称不上启蒙，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与耶稣会士传授的传统天主教义完全不同：它暗示出一种心胸广阔的信仰和对新教徒（Christian）行动的支持。詹森主义可以归结为在天主教会的限制之内实践一种非教条的福音，就此而言，其革新意义应与任何新教徒运动等量齐观。詹森主义可以说是在不与罗马天主教会公开决裂的状态下进行的一场天主教思想改革，致力于批判人性之恶和教会与修会成员的道德腐化。詹森派的出现意味着天主教内部出现一种强硬的反抗，这股反抗力量与新的人文主义潮流相结盟，站在政府行政机构一方反对教会。因此，当17世纪中后期遭法国国王压制的詹森教徒在17世纪末卷土重来时，他们获得了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法国天主教徒（Gallican）最坚定的支持，这些人是最高法院成员、行政官僚和富裕中产阶级，正是社会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实权阶层，詹森主义成了他们抬高国家权力反对教皇至上论（Ultramontane）的支持性理论。
詹森主义也直接和间接地启发了新的知识活动，可以说是启蒙时代的无信仰和无神论思想的诸多源泉之一。“如果我们寻找一种将信仰世界和不信教世界分离开来的认识论上的中断，那么，或然性（probability），而非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是我们最佳侯选者”。
或然性判断在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正面论据中不居中心地位，但对提出无信仰这一否定性宣言而言，它们发挥核心作用。或然性理论正是戴着詹森教徒论据的面具出现，并因詹森教徒的壮大和无处不掀争论的作风而四处蔓延。詹森教徒的哲学不仅仅是笛卡儿学说的后续影响，詹森派领袖尼科勒（Pierre Nicole，1625-1695）、阿尔诺和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或然性思想。阿尔诺关于奇迹的讨论把历史现象作为一个或然性问题来对待，并影响了启蒙运动的历史方法论，导向资料批判的新方向。尼科勒关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强制力的叙述是关于无目的结果的描述，而这些无目的结果被认为是可能的后果而非必然结果。洛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将从詹森派思想资源中得到的或然性论据单独提炼、具体化和世俗化。
詹森派主导的这场天主教内部革新，起因是捍卫正统教义，但结果却导致天主教会与启蒙思想接轨，受世俗化大潮洗礼。18世纪，甚至有一位教皇也小心翼翼地追随新潮流，这就是1740-1758年间在位的本笃十四（Benedict XIV）。他压缩宗教节日的数目，松弛教会的书籍审查制度，并修改禁书目录。他甚至承认了科学研究所需的自由，以至启动程序撤消教会对哥白尼和伽利略作品的禁令。他还与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保持联系，伏尔泰也对他表示尊敬。我们知道，正是这位本笃十四曾于1742年以一道《自上主圣意》通谕禁断中国礼仪之争。禁止讨论中国礼仪问题通常被认为是教廷专制与封闭的表现，那么本笃十四对欧洲新潮流持开明态度，对中国问题则坚持保守立场，这是否很矛盾呢？因为缺乏资料，此问题尚不能进一步展开，但有一个因素是值得考虑的，那就是本笃十四对耶稣会士的态度。本笃十四禁断礼仪之争，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对耶稣会士的不友好，而非对中国文化的力量有什么认识。教皇反感教廷的坚强柱石，这看来有悖常理，我们不便推测其中是否有个人恩怨、派系斗争的原因，但本笃十四的启蒙倾向确可视为一个原因。在启蒙运动中，耶稣会士整体而言是一股保守力量，这对一个追求新思想、追求与时代合拍的教皇来说，当然是个障碍，必欲压制而后快。这里也透露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中国知识同传播它们的耶稣会士一样，同时扮演着保守与先进、阻碍与促进的矛盾角色，本书后面的任务其实就是通过中国上古史问题来获悉中国知识与耶稣会士的这种双重角色在一个新旧消长、五方杂处的环境下如何被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