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见是在西苑（颐和园）进行的。康有为和张元济去时天还未亮，便坐在朝房里等候。时慈禧太后宠臣、直隶总督荣禄也在场。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贵的样子。康有为和他大谈变法。谈了许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光绪在勤政殿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召见他们。在循例见过两位外放新任知府后，光绪首先召见康有为。
当康有为被内侍臣引进殿门，第一次跪在皇上面前时，他的心情也不免有一些儿紧张。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朝规行了陛见大礼，然后跪在光绪帝的龙案前，伏地屏息，不敢仰视，深深感觉到了天威咫尺的威严。
光绪从他走进殿门时起，就一直在打量着这个颀身长髯、目光炯炯的南海奇人。近几年来，光绪留心读过康有为的许多著作，对这位热心的、有学问的维新志士和名满中外的新派领袖充满了期望。他等康有为行完大礼之后，才开始问话。首先照例问明了康有为的年龄和籍贯，表示了垂念之意，然后才进入正题道：“先生关心国是，忠忱可嘉，屡次上书，朕都知道了。朕已决意维新，先生有何见教，请尽情奏来，朕是很愿意聆听的！”
康有为听了，心中十分舒畅。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主事，六品官儿，皇上却单独召见，还称他做先生，这都是破格和优渥。他听了皇上问话的口气和声调，就知道这位年轻的皇帝，性情是很谦和的。他的胆也稍稍大了一点，便想乘此机会，尽其平生之所学，向皇上陈述出来。他挺直了身子，侃侃地回奏道：“皇上决意维新，实乃国家民族之大幸。自为禁烟之事，中英交战以来，列强交侵，国无宁日，时至今朝，瓜分之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今年正月，德人强租胶州湾，俄国也乘机强占了旅顺和大连；二月，法兰西又强租广州湾，宣布云、贵、两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八月，英吉利又强租九龙和威海卫等地。我立国五千年的神州大地，已成了西方列强的砧上鱼肉，任人宰割而毫无自卫自保之能力，如再不变法图强，国运民脉实将不堪设想！”
光绪听了，点点头，叹道：“先生所言甚是，朕亦为此焦虑。不过国事如麻，纷繁多端，如欲维新，但不知从何入手才好？”
康有为道：“臣以为治国先求治本，首在革新制度。近数年来，朝野上下谈变法者也不算少，然而国家所办的商局、学堂、矿务、电线、机器、轮船、铁路等，不但效果极少，获利不多，反而奸弊百出，亏损不少。陛下试想，同为新政，为何西洋行之而富强立至，我国行之反而奸蠹丛生，这是什么道理？依臣之见，主要是我国制度不好，上下隔绝之故也。从朝廷、督抚、司道、州县守令，以至黎民百姓，犹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所以办事无法核实，徒以粉饰为工；疾苦不能上闻，只以摧抑为理，以致上下蒙蔽，奸蠹丛生，虽有良法美意，不但无益，反倒为害，竟不如不变之为好了。”
光绪听了这一番前所未闻的高论，不禁为之动心变容，连连点头道：“如此看来，不变不行，变亦不易，依先生高见，究竟如何是好？”
康有为道：“根据我国今日的情况，首先还应从废八股、兴学校以开民智；奖工商、重创造以尽民利入手，方是上策。英人瓦特创蒸汽机，英人称之为地球复生之日。自嘉庆元年，拿破仑首创奖募新书新器以来，欧洲各国，竞相效法，科学日新，新器日出，至不过百年，而欧洲各国之发明创造，已达十九万余件，是以各国富强，称霸世界。回视我国，却仍因循数千年来之旧例，耗费无数青年学子的精力，去做那空洞无用的八股文章，以农业落后之国，守旧愚昧之民，与工商发达、科学昌明的西方列强相竞争，岂有不败之理？臣遍考各国近代之历史，泰西诸国历三百年始臻富强，日本行三十年即称强盛。我中华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皇上之英明，如能决意变法，依臣之见，三年后，可以雄视于天下了！”
光绪听后，连连颔首道：“先生所言极是。不过今日国家一贫如洗，年年赔款，国库已空，如欲变法，将如何筹款？”
康有为道：“我国并非贫国，只因吏治不善，管理无方，所以才穷耳。以臣家乡南海县为例，每年税收总额即有二十四万余两，而到达国库时，就仅有二万余两了，其余二十万两银子，都进入了各级官吏之腰包！一县如此，全国可知，层层贪剥，逐级中饱，民无以为生，国家又焉能不穷！皇上如真欲变法图强，首先就应刷新吏治，清除墨吏，选拔清廉之士，干练之才，只要理好税收一项，国家的财源就充足了，何况还有交通、邮政、矿务等收入，源流广阔，又何愁没有款项？”
光绪帝认为康有为所说条理甚详。此时，光绪帝转目环视帘外，惟恐有人监视他与康有为的对话，并叹息地表示了自己的苦衷：“无奈掣肘太多！”
康有为很理解光绪帝事事受慈禧太后的掣肘而处于无实权的地位，又建议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他认为光绪帝当前应该充分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能变的先变，启开变法风气，足能使国家日臻自强自立起来。但是，现今的官僚大臣都是闭塞耳目不通外国情形的顽固分子，“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
光绪帝很同意康有为对现今掌权大臣的看法说：“他们都不留心办理。”
康有为把话题引向破格擢无权而又有才能的小人物方面，“……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珈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意思是给现今朝臣旧僚以高官厚禄，使他们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也就不会阻挠新政的实施了，这样可减少变法的阻力。
光绪点头道：“听了先生高论，使朕茅塞顿开，心中豁亮。说到选拔人才一事，近有翰林学士徐致靖等保荐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英才可用，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康有为听了自然表示完全赞成。他们又交谈了很久，光绪才对康有为说：“先生辛苦了，请下去歇歇。今后有何建议，请先生随时具折条陈上来。但愿维新成功，国家富强，得免危亡，再现中兴，也就是先生不世之功业了。”
康有为再次叩头，感谢皇上知遇之恩。当他辞别皇上，走出殿门时，殿外的苏拉们告诉他，他这次被召见的时间特别长，已经有两个多时辰了。
康有为觐见完毕，接着是张元济。张元济进去时，只见光绪穿着衣冠坐在上面，前面是一张围着黄帏的书桌。张远济跪在桌子旁边与光绪对话，没有旁人参与。
光绪谈到了外患凭陵，宣筹保御，廷臣惟诺，不达时务，旧党阻挠，部议拘执，贴括无用，铁路当兴，再三感叹讲求西学的人才太少。张元济逐项回答了光绪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才，洋工程师是完全不可靠的。除了铁路，还有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都是很重要的。因此要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才。张元济认为翻译、外交人才尤为缺乏，如公使、领事能选到合适的人，中国外交必能逐渐有起色。请求光绪设馆储才，以备咨询，重点是学校和科举这件事。希望光绪坚定立志，不要被异说干扰。当时滇越边境正为划界发生争执。光绪说，我们如果派人去，要两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能和人家办交涉呢！张元济回答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国家总有希望。”光绪叹息说：“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啊！”这位清朝皇帝在强大的守旧势力面前也真够可怜的。于是光绪把话题转到通艺学堂上，问了通艺学堂的情况，勉励通艺同学好好地学，将来能为国家出些力。谈话时，张元济见后窗外好像有人身影闪过，恐有人偷听，便不敢再多说。一会儿后，光绪就示意他退了出去。
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之后不到20天的时间，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在故宫乾清宫养心殿暖阁又召见了另一位维新派的知名人士梁启超。按照清朝典章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被皇帝召见，而今梁启超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布衣举人受宠被召，光绪帝锐意变法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可以想见。五月十五日清晨梁启超来到紫禁城等候召见，早朝以后由太监引入东暖阁。光绪帝对梁氏的出众才华和维新变法的见解已经在他的论著中有所了解，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折里也盛赞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所以他对梁氏也期重望。可惜梁启超较浓厚的广东乡音影响了与光绪帝的思想交流，梁启超事先也估计到这一不便，故随手携带了他的论著《变法通议》，面呈光绪帝。《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陆续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文，有《自序》《论不变法之害》等12篇，以进化论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变革，提出变法先“变人”和实行君主立宪制等主张，文字生动，寓意深刻，是维新运动中的重要著作，对光绪帝筹划维新，部署变法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召见之后，光绪帝赏给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光绪帝不仅破例地召见布衣举人，并且还赏给六品衔，相当于会试二甲进士或部主事的官职，这又是一次“为国朝旷典所无”的创举。光绪帝对维新派的信赖和器重，确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魄。
七月，谭嗣同扶病人觐，奏对称旨。谭嗣同给光绪的第一印象不错。他等谭嗣同跪定之后，才客气地问道：“先生就是谭嗣同么？听说先生近来有恙，不知可痊愈否？”
谭嗣同答道：“感谢皇上眷念，小臣已痊愈多时了。”
光绪帝道：“听说先生在湖南主持南学会，助陈宝箴推行新政，成绩斐然，朕心甚慰，特请先生来京，襄助维新大业，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多献嘉策，共抒国难，再建中兴。”
谭嗣同道：“小臣才疏力薄，实恐难负圣上之期望。不过，伸张民权，实施宪政，奖励工商，变法图强，此乃世界之潮流，万民之所望，嗣同亦国民一分子，躬蒙圣眷，敢不竭诚以赴。”
光绪帝点了点头，又向殿外望了一眼，继续发问道：“自从4月23日，朕颁布定国是诏以来，新政迭行，新诏累下，不知卿从湖南一路行来，听到各地绅民有何议论？”
谭嗣同道：“自皇上厉行新政以来，中外瞩目，朝野沸腾，市井里巷，无不议论纷纷，虽毁誉参半，也是不足怪的。要改变千百年来之积弊，创建亘古未有之新国，哪有不引起各种议论之理？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那原是很有理的。”
光绪帝又点了点头，问道：“那么，先生的观感又是怎样的呢？”
谭嗣同略微停顿了一下答道：“皇上英明果决，奋发图强，力抗旧垒，勇行新政，顺应时代之潮流，实为国民之幸福。原来，皇上的某些举措，臣却以为还有未当之处，而且还孕育着巨大的危险，这是臣不得不直言的。”
光绪帝听了，心头一惊，忙把身子俯向案前，急切地问道：“有哪些举措失当，还望先生快快指教，以匡朕之失。”
谭嗣同道：“臣以为变法维新，乃国家之大事，影响所及，极为深远，是万万不可轻举而妄动的。否则，如商鞅变法，惨遭车裂；吴起图强，身被诛戮；晁错酿七国之乱；安石启南渡之衰。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是以陛下如欲变法，必须深思熟虑，事先站稳脚跟，三思而行，方能操必胜之算，立不败之地。小臣以为，要使维新成功，务须有以下四条方可：第一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辅佐力量，形成坚强之中枢，确掌决策和号令之大权；第二必须有一支亲兵劲旅，人不在多而贵乎精，使能进足以慑服凶顽守旧势力，退足以保卫陛下和新政中枢之权威；第三必须妥善安置众王公大臣，以减少维新之阻力；第四还必须外交制胜，取得国外各友好国家之声援与支持。有此数端，然后大事也就可望有成了。试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明治天皇欲变法图强，首先就派伊藤博文遍游欧美，精研各国宪法，回国后即委以重任，形成中枢，牢牢掌握了决策和号令全国之大权；同时，又用西乡、板桓等武士组成参谋部，训练八千名步骑炮亲兵，名为御亲兵，以拱卫天皇，威镇诸藩。以上两条具备之后，明治天皇始突然发动‘奉还版籍’之举，一举而解除了数百年来尾大不掉之幕府兵权，并封赠旧日诸藩和王公大臣为华族，宠以虚荣，保其福禄，而削其实权，使那些幕府、藩主、公卿、大吏等，既不能反抗，又有所慰藉，因而维新成功，国乃富强。今陛下左右无股肱之大臣，前后无心腹之卫队，太后握用人之大权，掣肘于宫廷之内；荣禄拥数万之兵卒，虎视于畿辅之侧；而陛下孤立无助，却冒险躁进，今日切责督抚，明日裁撤大臣，树敌日多，积怨日深，巨恐不但新政难望成功，而且陛下之危、国家之祸，亦将在旋踵之间矣！”
光绪帝听了谭嗣同的这一番言语，止不住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自从他立志变法以来，虽曾接触过不少维新人士，听到过无数议论，但是无论是从文廷式、翁同（那里，还是从康有为那里，都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鞭辟入里、震人心弦的谏议。这些道理，一经谭嗣同讲出之后，好像都是极明白、极浅显似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以前，自己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呢？现在，他好像一个迅跑者，突然听到了危险的信号，然而当他停下脚来看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是处身于万丈悬崖的边缘了。他定了定神，勉强抑制住自己紧迫惶惑的心情，镇定地问道：“先生所言极是。今日之势，确如身骑虎背，有进无退。朕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但愿先生贡献良策，力挽危机，只要能使维新大业得到成功，国家得到富强，则社稷幸甚，百姓幸甚，朕也是深有厚望的。”
谭嗣同道：“今日局势，虽然危急，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皇上如能留意以上四项，物色人才，丰满羽翼，充实近卫，逐步削弱荣禄等人之兵权，内则选用刚正有为、思想新颖之俊杰，以为辅佐；外则妥善安置王公大臣、各级权贵，以减少其阻力；还需联合英、日、美等新兴之国，以对抗沙俄虎狼之强邻。稳健坚定，相时而动，以陛下之英明，国民之拥戴，我中华民族维新之大业，也未尝没有成功之希望。”
光绪帝听了，频频点首道：“卿言极是，顿开茅塞。我为二十三年罪人，徒苦我民耳。我何尝不想百姓富强，难道必要骂我为昏君耶？特无如太后不要变政，又满洲诸大臣总说要守祖宗之成法，我实无如之何耳！加之国家士气窳败已久，人才难得，名将难求，求如伊藤、西乡诸杰者，何能找到？此事还望汝与康先生等妥速计议，早出良策，审选英才，随时推荐，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也。”
光绪帝说完了话，正想要谭嗣同退下。谭嗣同猛然抬起头来，又跪近两步，仰头望着皇上低声奏道：“小臣还有一事面奏，请陛下命左右近侍，暂时回避。”
光绪帝见谭嗣同神情郑重，急忙回过头去，挥了挥手，让左右内侍，全部退出殿外。谭嗣同低声奏道：“外间传说，今秋九月，皇上将奉太后往天津阅兵，不知可有此事否？”
光绪见问的是这件事，他的紧张心情才松弛下来了，微微一笑道：“是有这事儿。据说是荣禄提出的，太后前日才下懿旨，外间怎么就知道了？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谭嗣同道：“阅兵巡狩，乃君王之大事，荣禄何得擅定？而且，如此大事，他事先不启奏皇上，却直接禀告太后，僭越之至，是何道理？此中原委，但望皇上明察。”
光绪帝听了，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言语。
谭嗣同又道：“臣闻虎不离山、龙不离渊，势不可失也。”光绪点点头，挥挥手让谭嗣同退出去，一个人陷入了沉思。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出上谕，“预备召见”或“来京引见”的维新派人士有：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箴、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对这些维新派人士光绪帝均赏以品衔或委以办理变法事务，或派驻国外为清廷使节。其中尤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最为引人注目。
这四人都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随时接受皇帝召见，参与新政事宜，成为光绪在朝中最得力的助手。
康有为获宠与献策
康有为等了十年终于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通过这次召见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留下了圣明君主的印象，他没有想到光绪皇帝如此耐心地倾听自己陈述，在清代皇帝中如此长时间单独召见臣下的情况还是很少的。通过这次会见，康有为对变法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他发现尽管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但是慈禧太后的阴影无所不在，如果没有太后的许可，光绪皇帝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变法措施。他一想到此就有一些失望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