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这封信，毓贤被称为水晶般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但历史将会证明，有时候，一个身居高位者的信仰和理想主义，比最庸俗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最疯狂的恐怖主义者，带来更多的灾难，造成更多的流血。这种具有真诚的信仰、真诚得如痴似醉的人物出于最高尚的意图，一心改造世界，改善世界。但往往正是这样的人物，一手促成了他们自己也觉得可憎可厌的屠杀和苦难。历史学家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样的矛盾景象：这种人怀着一种迷信的、忘我的爱，忠于朝廷，同时，殃及万民。
接到毓贤的密信后，载漪、刚毅叹为义士，俨然倚若长城。而毓贤果然不负上望，在山西大干了一场。
他命令太原的铸造工人精制钢刀数百柄，分别赐给义和团员的子弟，刀环上都刻有“毓”字，呼唤这些孩子们到官署来，站好队，像皇帝晓谕大臣一样，谆谆地教诲他们：“你们要仇杀洋教，要所有的人都一条心，千万不要辜负我的教诲呀！”
忽然，一个儿童团员嚷道：“我要钱！”又一个窜出了队列，坐地上哇哇大哭，也嚷着：“我饿了！”周围官员面上大惊，心里窃笑，一齐把眼光扫向毓贤：“如此胡闹，看你怎么办？”
毓贤不惊不躁，呼唤下人，“给他们拿吃的”，并且，“赏钱！”
他对周围的官员说：“这些儿童团，都还天真未凿。但我们要培养他们具有忠勇之气。这要慢慢来，现在不宜拿礼节上的事情来要求他们呀。”
然而，后面发生的事情他却没有想到。
他赏赐了儿童团，把这些手里拿着糕饼、兜里揣着银钱的孩子们送出署衙，忽然发现，那队伍大大地扩充了。那是山西的无业游民们，他们拍着巴掌，跟在儿童团的后面，一个个艳羡垂涎。动乱时代，就是挑担负贩者，终朝劳动，也难获一饱，于是都推担而起，四处宣扬：“为什么不参加义和团呢？走啊，去参加呀！参加了义和团可以马上富贵啦！”
于是抚署门前，愈集愈众，人们纷纷要求加入义和团，实际上是纷纷来要饭吃。终于应接不暇，毓贤也觉得烦死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义和团自称自己是神仙，但却是要吃饭花钱的神仙。毓贤的如意算盘是，花几个小钱，做一个样子，就能把山西的义和团组织成伟大的反洋部队。但他忽然发现，那“几个小钱”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而且，要他把自己的家产拿出来组织义和团，不啻是抽他的血，割他的肉。于是，他命令各州各县分给义和团钱米，至于他自己，“不复直接供应矣”。拿别人的钱，那是别人的血，别人的肉，自己不疼。
然而，抽谁的血谁叫，割谁的肉谁疼。州官县令虽敢怒不敢言，但想方设法应付义和团的办法总是有的。终至于“毅然不与”，导致义和团没打洋人，先围府署，纵团滋扰，汹汹不休，最后要火庐杀人。
如此引火烧身，不是办法。毓贤苦思冥想，忽生一计。
一天，毓贤“请义和团大师兄入署”。据说绿舆朱盖，尊若贵宾。那大师兄亦居之不疑，入署后，与毓贤大人分庭抗礼。
茶过一巡，毓贤忽然离开宝座，向义和团大师兄长揖就教：“义和团者，乃杀洋教而救黎民也。未救民而先扰官，必非长久之计。总要有个长治久安的办法呀！”
此时，朝廷还没有向各国宣战，义和团也还是非法组织。但毓贤的举动，却使山西的义和团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位大师兄于是说：“那好吧，我看这么办：以后我们专门进攻有洋人的地方。得到洋教士的家产和教堂财产后，拿出十分之三赏给立下首功的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各兄弟，剩下的十分之四嘛，那就是由我掌握的公款了。这个办法实行以后，您所谓的奖励义和团，也就是许以我们‘便宜行事’就行了。但您要通令各地方官，我们的行动，不许加以干预。这样一来，我们的饷项充足，此所谓‘取鬼子不义之财，供同胞倡义之费’，一举两得。从此，我们就用不着麻烦您来抚恤我们义和团啦！”
毓贤一听，大喜，称赞说：“这个办法有理。果然天诞奇才，安内攘外，保佐大清，此国家之福也！”
很快便是6月。义和团在直隶起事，并向北京进发。最初，总署（外交部）未能领会中央精神，也无从得知宫廷内部的政治阴谋，仍然按照国际法惯例，请求朝廷保护各国使馆，保护教士教民，以免召来外国干涉。对此，中央模棱两可，而总署主外交，不得不次次请旨，要求保护教民。于是朝廷同意向各省发出廷寄。
在清朝，中央各部给地方发出的指示，称为廷寄。
廷寄到了山西，毓贤看后，立刻掷之于地。他说：“这肯定是汉奸做的事情！老佛爷肯定不同意这样做。而且端王、刚毅先前也不同意和鬼子讲和。他们怎么会这样的先后矛盾呢？！”
果然，第二天，载漪和刚毅的密函便到了山西，要求毓贤不必理睬总署的廷寄，“你的任务是庇护义和团，痛除洋贼！”
毓贤为自己的政治判断洋洋得意，对家人说：“怎么样？还是我对！他妈的，我差点让那些汉奸误了我的前途！”遂命官兵和义和团大焚教堂，杀教士。史载，太原此举为全国各省首倡。
太原屠城开始了。
先是放火。
义和团高举火炬，向着洋教堂进发。所有的教堂都被焚烧了，烟焰满城。毓贤登高观之，叹曰：“天意也！”
他身边的营官怕火势殃及百姓，请求施救。毓贤大怒，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居然敢违抗天意吗？！”
天意也须人为。庚子年间，义和团焚杀之惨，实推山西为最。这原因很简单，在别的省份，烧杀抢掠，大都是义和团自主行动，力小而弱，惟山西则巡抚毓贤亲自指挥，其力厚而强。
那天是7月9日，太原所有的教堂、医院、育婴堂被焚烧后，洋人和中国的教民逃出，要求保护。毓贤答应了。他要求所有的教士、教民，齐集一处，然后，下令关闭城门，禁止教士出入，所有的道路上行走的人，都要遭到搜身，只要有佩戴十字架的，一律逮捕。估计再无漏网之鱼，便命令把所有的教士，无论老幼，齐集铁路公所，以兵围守。毓贤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很快就会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去。众人都欢呼起来。
忽然，数千士兵冲入铁路公所，把教士驱赶着，来到抚署。只见毓贤自坐堂皇，厉声问案，尽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
那天，毓贤亲自处决了44名外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枭首悬城门示众。历史记载：在山西，被杀人数总和为：外国人130名、中国教民2000多名。山西外国人丧生数目在各省份中最高。
有一些太原屠杀的镜头被目击者记载了下来。
太原大教堂中，有一个英国教士，为毓贤诱擒后居然逃出。他求救于民众，一边大声哭嚎，一边诉说：“过去，山西省遭了大饥荒，赤地千里，我拿出我的家产五六万元，救活了好几千你们中国的老百姓。我对你们山西，不能说没有功劳呀！我救活了你们几千中国人，难道就换不来我的一条命吗？！”
当时，周围有许多被他救助过的普通老百姓，闻之无不泣下。但左右都是义和团，正在高呼“杀洋人”的口号，鼓兴若狂。因此，无一人站出来为那位洋教士说话。所有的人都怕祸害及己。最后，眼睁睁看着那教士被义和团乱刀砍死。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英国妇女，怀抱婴儿逃出，被士兵追及。她跪在道路上泣说“我是个医生，所做之事，无非治病救人。被我救治的中国人，每年都有数百人。我请求你们，免我母子一死吧！”话音刚落，一个士兵挺长枪击之，并把那母子推到火中。烈焰腾起，那婴儿在烈焰中一声哭嚎，立刻无声，那妇女奋身复出，被士兵再推入火中，终与她的孩子一同化为灰烬。
平时，确有义和团、士兵与中国教民有私仇者，此时，任意公报私仇，捉住教民，剖心弃尸，积如丘山。
有一段杀人场景，公然见于毓贤给朝廷的奏章，其中说道：“我设了一个巧计，将洋鬼子尽数擒捉，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都在我的抚署中把他们处决了，没有一个漏网的。只有一个洋女人，我把她的乳房割了下来，她居然还是逃走啦！她把自己藏在城墙下面的洞里，后来我查到了，但她已经死了。”
在法国天主教堂，有200多名童贞女子。毓贤诱杀洋教士后的第二天，他把这些童贞女驱赶到桑棉局，强迫她们背叛天主教。童贞女们不从。毓贤命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强迫诸女饮之。有16人饮尽，毓贤乃令把这16人绑起来，吊在高处，以强迫另外的童贞女背叛天主教。但她们还是不服从。所有的童贞女都要求“速死”。毓贤于是把她们交给了他的士兵，让他们随意处置。兵士选择那些貌美者，掠数十人而去，准备做强奸之用。后来听说因为童贞女“无一人屈者”，那些士兵便把她们先扼杀，而后淫尸。所有的童贞女无一幸免，尸横遍野。
儿童也未能幸免于难。
据统计，庚子国变中，被杀洋教士男女共78名，他们的29个孩子同遭池鱼之殃。而中国教民的孩子被杀者更多。有一份被杀教民孩子的名单：
李保儿十三岁，王春元十岁，王富元六岁，王福元未满一岁，张多默十一岁，其弟六岁，王扁牛九岁，王保小八岁，李洗柱十岁，王福小未满一岁……
但后来的历史学家检索历史，惊奇地发现，在这场本应是举国动荡的国难中，只有山西和内蒙古两个省份，屠杀洋教士和中国教民最烈。而在内蒙古的屠杀者，也大多是从山西流窜到内蒙古的义和团。
在内蒙古，有一个大教堂被攻破，里面约3000名中国教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丧生。外国人中，有40名新教和9名天主教传教士死难。这意味着，在整个庚子国变中，死在山西和内蒙古的外国人，占外国人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
只要有战争，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恐怖手段，尤其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恐怖的时候。这时，恐怖的工具已不仅仅是重甸甸的、致命的刀斧，而且是毒害人的恐惧、犯罪感、由于觉得处处被人监视及害怕被揭发而产生的压抑。
这种恐怖理应弥漫全国，借以对成千上万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残酷的摧残。对于阴谋家和政客来说，这区区几千条命何足道哉，只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随之而倒台！
但庚子国变期间的恐怖却并未造成全国的恐怖。除了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中国的北方地区相对平静，例如山东，仿佛中国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一般。而在整个中国南方，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竟然一派升平。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没有同仇敌忾，没有举国一致，没有上下一心，没有一致对外，相反，有的只是“北”战“南”和――这莫可名状的“战争”景观，成为永远难解的历史之谜。但历史，自有它自己的逻辑。
第三节 法术失灵，京都挂满“顺民”旗
大师兄遍搜其身，只要看到携有他物，就说这是“爱财致死，万不能活矣。”
义和团的解释是：“每次战斗，总是看见洋人的队伍中，有赤身裸体的妇女站立阵前，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法术让这些洋女人给破坏了。”不能说庚子国变中的天津保卫战没有英雄传奇。
各国的记者披露别国士兵的抢劫，而对自己国家的士兵进行隐瞒。裕禄为什么要自杀，始终是个历史之谜。
行刑之时，袁昶神色自若，对载澜说道：“我可惜看不到重见天日，消灭篡位者的那一天啦！”
美国人把大炮运到了门前。再轰一两炮就能扫除进入紫禁城的最后障碍了。
最后的神话，幻想的破灭
义和团的法术突然失灵了。
今天的人们，可以对此哈哈大笑。所谓法术者，本来就是莫须有的事情。
但当时的人们可不那么看。朝廷所以敢于向西方列强宣战，正因为有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抵挡甚至战胜帝国主义。考虑到即使在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坚定地相信那装神弄鬼的所谓“气功法术”，那么，100年前的人们相信义和团确有法术便不那么奇怪了。
但现在，1900年7月，正当大沽口失陷，西方联军源源开进北京的门户――天津的时候，正当反侵略战争最需要义和团的法术的时候，你忽然发现，那义和团的法术者，根本就是唬小孩子的玩意，那么，你对这场战争的胜利还会抱有任何幻想吗？
在中国，总是在幻想破灭的时候，理性之光方才渐渐地升腾。
首先是“刀枪不入”之术的失灵。其证明是：在与西方侵略军的冲突中，义和团伤亡大增。
既然“刀枪不入”，又何能负伤？义和团的首领说：那不是负伤，“负伤者只不过是疲劳而已。”但是如果伤势严重，则一律归过于违犯了义和团的纪律。例如，“如果你偷了东西，那法术必然失灵。”
义和团员良莠不齐，都是农民，不可能无私，杀人劫财，坐地分赃，自是常事。“看见店铺招牌晶莹闪亮，不知是铜，都说：‘金的，金的！’立刻砸下来，勒抢而去。看见牛膝，以为是人参，抢过来就大肆嚼啖。”这都是史料的记载。
于是“刀枪不入”失灵便有了说法：义和团员“一中枪炮则死，死必抢回”。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只要看到携有他物，就说这是“爱财致死，万不能活矣。”
最初，欺骗是有效的。当时有西方记者报道：“许多义和团员深深相信枪弹不伤的胡说，在战斗中，竟冲头阵。西方联军用洋枪扫射，如风驱草，冲在前面的义和团员一片一片地倒下死去。但后面的人仍不畏死，接着冲，不一会儿就都中弹而倒。西方人皆深悯其愚。”这样的记载，被后来的许多史家津津乐道，视为义和团“勇敢”的证明。
用迷信来维持另一种迷信是不会长久的。渐渐地，义和团员也对“贪财即死”的说法发生了怀疑。他们问：“老师师兄抢劫最多，何以不死？”
这是用鲜血换来的疑问。义和团中，作战最勇敢的是青少年，牺牲最多。他们“年长者约十七八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作战中，被西方联军打死的，都是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呀！”
青少年单纯，对老师的迷信教导很少怀疑。因此，“义和团与洋人作战，伤毙者以青少年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最少。”
其奥妙何在？那些年老的义和团头领解释说：“青少年法力小，所以伤亡多。中年人法力不一，所以有的伤，有的不伤。至于我们这些老师和师兄嘛，年纪大，神术灵，枪弹炮弹打过来顺着我们的衣服就消失了，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受伤。”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史料载：“打仗的时候，都是使用青少年打前阵，中年人在队伍中间，那些老师呀、师兄呀排在最后，说是‘督战’，一见前面的队伍倒下来，那些年老的立刻就跑回去了！”
对此一下更容易明白。清军将领罗荣光为保卫大沽口，慷慨就死。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为保卫天津，肠胃洞流，七伤殉难。而义和团虽然伤亡惨重，其首领张德成却直到天津沦陷前才为流弹打伤胳膊，而且同另一个首领曹福田一样，天津被破城后，他们都藏起来了。
张德成，许多义和团研究史家称为“具有巨大影响的义和团首领”，静海县赵张村人，自幼在白沟镇操船为业，常由清河赴天津，与沿岸各村镇之水手、脚行、渔户颇多往来。1899年冬天，有义和团开始在独流镇设坛，使张德成有机会和他们经常接触。1900年春，张德成返回家乡，在赵张村组织义和团。5、6月间，以“刀枪不入”为号召，先后建立了北、中、南三个大坛口。其中北坛成立最早，命名为“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入坛者达千余人。张德成为坛主，统辖独流镇所有义和团组织。6月下旬，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坛”七千余人开赴天津。
有一个俄国的新闻记者记录了张德成的一篇演说，在这篇可以说是迄今保留下来的惟一的一篇团首演说里，张德成宣告：
“皇上和西太后，还有我们的大首领端王爷在庇护我们。但要是清朝廷不再帮我们，不站在我们一边，那你们就得明白，我们就推翻朝廷，拯救中华黎民，免遭洋鬼子蹂躏。”
还有一份张德成的揭帖留了下来：“君非桀纣兮，奈佐非人，上行下效兮，民冤不伸，和约各洋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肆虐同群。”显然不是张德成的手笔。
但如此气壮如牛的张德成却“有意避战”。
在天津，总督荣禄每天都督促张德成出战，每次，张德成都说“时候不到”。最后，实在说不过去了，“不得已，只好出战。但他只是率领他的义和团走出东门，然后绕了一圈，又从北门回来了，始终不敢越过城东南一步。”
不能说他一次也没出战。“6月8日，有雨，义和团出战了。官军以三门大炮相助。到了租界区，洋人出来了，只有3个人，举着枪，瞄准了义和团。义和团的队伍立刻反奔，一边跑一边互相说着：‘下雨啦，咱们可以回家种地啦，何必吃这样的苦呀！’第二天，义和团便有一大半人逃跑了。”
此时，进攻天津的八国联军已经增援到1万多人。但与数万义和团和数万清军相比，仍处劣势。然而，被史家称为保卫天津主力的义和团却老打败仗，这是为什么呢？
对此，义和团的解释是：“每次战斗，总是看见洋人的队伍中，有赤身裸体的妇女站立阵前，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法术让这些洋女人给破坏了。”
这是民间文化中所谓妇女“不洁”论调的翻版。义和团围攻租界而且攻不下的时候，同样归罪于女人。同北京一样，天津战斗开始时，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包括许多妇女，逃到教堂中避难。义和团用爆破、火攻和其他能够采用的方法攻打了很长时间，仍不能拿下这座教堂，他们把自己的失败也解释成里面的女人玷污了他们的法力：“教堂中有秽物镇压，使我们不能前进。教堂里面的女人赤身裸体，还从墙头上挥动‘秽物’，于是神灵怕脏，就离开了义和团的身体。”
以毒攻毒的义和团新组织――红灯照――就这样诞生了。
义和团民们说，“要打败洋鬼子，必须等待红灯照来了以后才能行”。因为，“红灯照也都是妇女，所以就不怕洋鬼子们的脏东西啦”！
关于红灯照，可靠的史料极难找到。后世的影视文学极尽渲染，说它是战斗中的决定性力量。但在当时，很少人能在战斗中见到这个组织。
她们不出战，却能杀洋鬼子，真神！怎么做到的？从义和团发布的公文告示中，可以找到答案：
义和团命令：凡是铺户居民中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可立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七日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
这是要干什么？听听义和团的歌谣就明白了：
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
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
这就是红灯照！除此以外，都是传说。
听说，义和团弄来一些十八岁左右的大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持红巾并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照。他们说，这些大闺女上法以后，用扇子一扇，便能腾空驾云。或者扇子一扇，洋人大炮里炮弹就哑巴了。或者一扇，大海中的轮船就能爆炸燃烧。或者一扇，那些坚固的城楼石堡立刻起火自焚。还真见到过有这种穿衣持扇的女人，但那些所谓的法术却从来没见到过。
此后越传越神，终于出现了一位红灯照领袖――黄莲圣母。
据说，黄莲圣母是船工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妓女。她的父亲因触犯了外国人而入狱，由于“仇恨在心要发芽”，庚子年间，便跟着义和团到天津打洋鬼子了。
但她显然不仅是个妓女，还是个巫女。无论影视文学家怎样喜欢她，也不能推翻历史学家的考证。
在文学家那里，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被说成神通广大，“能治枪伤，应手即愈”。但史家说，“她用以治伤的药只是香灰。因此如治疗无效，就只好怪‘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她有一条手巾，里面包着许多小螺钉，经常拿出来给别人看，说，“这是我用法术从洋人大炮上盗来的！”见她并没有接近洋人大炮，却手中有大炮的螺钉，“于是皆惊为神”。实际上，那些螺钉是从铁铺里弄来的。
迷信和谣言携手，义和团的“神通”更神了。
有一个谣言说，义和团的大师兄已经遣派红灯照飞往西方各国，阻挡各国军队，然后再打跑在中国的鬼子。
另一个谣言说，红灯照能在水上飞行，有了这种本领，“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过去被鬼子们霸占的中国土地，还能让鬼子赔偿我们中国两亿巨款，甚至可以把外国的首都都给它放一把火烧了！”
如此神通，自然导致天津城内“家家悬红灯，迎仙姑”。
该怎样看待这些历史的传说呢？只有史家有推测的特权。
红灯照是真的存在的。她们是国家混乱带来的结果：动乱使一些年轻妇女有了逃脱儒教纲常伦理约束的机会。能够同男人一样到外面世界参加神秘的运动，这使她们感到激动人心。
红灯照在战斗中不是没有作用的。但她们最大的作用是“作了些护理伤员和缝洗衣服的辅助工作”。
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后期，所有的神话都破产了。一条史料记载：
天津的义和团民，听说清朝的军队不再信任他们，要杀他们，各个都惶恐惧怕起来，有在路边墙角哭泣；有的对别人诉说，说自己参加义和团是受了别人的骗；有的看到有逃难的船经过这里，便上船哭泣，请求携带他回到家乡去。有的把义和团的标志，如红头巾、红带子，偷偷地丢到河中，然后便溜走了……风声远播，天津的各村各镇，都偃旗息鼓了。只剩下天津城内的一些义和团，还说是要跟随着清军出战，然而也已经所剩无几啦！
黄莲圣母，红灯照的首领，在天津城破后，被八国联军中的某一国所俘虏。听说被带到国外去了。究竟是又操持起她的老本行――妓女的营生，还是深入敌后继续战斗，两种传说都有。但显然前一种传说更现实些。
张德成，天津义和团的首领，天津城破后好久才被抓住。他被他领导下的义和团员出卖，被曾经支持义和团运动的乡绅砍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