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还有人津津乐道的义和团神话，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尽头。
聂公桥，惟一的英雄
不能说庚子国变中的天津保卫战没有英雄传奇。
英雄传奇是历史的精神后方。它把自己没有身受其害的一切都看得很轻巧。它对无数条人命，对盲目的自我牺牲，甚至对英勇牺牲的勇敢者的疯狂，对他们的无谓的忠诚，概莫能外。传奇，只有黑白两色，只承认忠心的战友和背弃英雄的叛徒。历史上的聂士成就是这样被看待的。
在天津八里台地区，有一座小桥，木制的，很短小，跨在一条壕沟似的小河上，却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聂公桥。这是聂士成留下的惟一遗产。天津保卫战中，所有战斗者和逃跑者的名字几乎都被历史淡没了，只有聂士成的名字留了下来，那原因决不仅仅是：他死了。
天津保卫战中有两处激烈的战场，一处是老龙口车站，由提督宋庆和马三元指挥的清朝军队试图把它从西方联军的手中夺回来，以扼死敌人增援的咽喉。战斗打得很残酷，这一战略意图亦未完成。最后，宋庆和马三元护卫着直隶总督裕禄逃跑了。另一处就是八里台地区，它是清军的西部战场，武卫前军的提督聂士成守卫着它。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聂士成似乎都可以不死。他是统帅，他完全可以像宋庆和马三元一样，功败而身退。
于是有一个传说，聂士成是自死。
那天是7月9日。根据八国联军的战场记录，凌晨3点钟，西方各部队在德租界的梁园门集合，并立即向八里台地区进攻。“清军在八里台附近进行顽强的抵抗，战斗在仅5米左右宽的河两岸展开。我军向桥上强攻，清军举着大刀长枪在桥上迎战我军。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将清军击退，我军占领了八里台。清军统帅聂士成战死。战斗持续进行着，到7点半时，日军的太阳旗首先插在西机器局的烟囱上。”
但传说的历史却没有这样简单。
聂士成当年的士兵苏锡麟于1963年回忆说：
清光绪二十年（1894）我由人推荐加入了新军。入伍不久就把我派到队上去当骑兵教练。当时的新军共分五军，即武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前军总统是聂士成，后军总统是董福祥，左军总统是宋庆，右军总统是袁世凯，中军总统由军机大臣荣禄自兼。我入伍的部队属于武卫前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在天津开战，直隶提督军门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担任作战任务。因在市内作战骑兵使用不上，我们就驻扎在西头武库了（后为北洋大学旧址）。步兵就开往前方参战。这时天津的战事是，武卫左军由马三元统带担任，东路作战，即东车站方面；聂军门统带步兵在八里台一带为西路。这时的东路战线已攻占了东车站，正向现在的解放桥方向进攻，直逼紫竹林。而聂军的西路军也已逼近紫竹林。联军方面因见形势恶化，且援军未到，已经挂了白旗，意在要求停战。这时聂军门召集全军讲话，军门说：现在，敌人已经挂了白旗了，我向总督裕禄说，现在应该通过外交调停，不能再打了。如果再打下去，敌人的援军一到就不好办了。早用外交议和，免得老百姓受苦。可是总督不听，总督只知听端王的话，听义和团的话，我们当军人的服从命令是天职……言外不尽伤感。过了几天，敌人的援军到了，大沽炮台已告失守，而市内的东路军因自己援军不济又失去了东车站，情势日渐紧张。
这简单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聂士成和总督裕禄以及北京朝廷的观点都是不同的。实际上，还应该加上一点：聂士成曾经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
清军将领中，聂士成是少有的几个有坚定信仰的军人领袖之一。他在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中成长，屡建战功，被委以重任。中日甲午战争中，他的部队是惟一在战斗中打过胜仗的。他是儒将，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他的头脑中有世界大势，知道目前的中国还无力与西方列强抗衡，而军队应以保证国内的稳定并逐渐走向自强为目标。但他是军人，又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切，都成为他的悲剧的根源。
庚子年初，他坚定地服从朝廷对义和团动乱进行镇压的谕令。其他的军队将领都已窥知朝廷的真正意图：对义和团假镇压，真支持。但只有他，认为动员装神弄鬼的义和团来与西方抗衡，是不智之举。
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他从来不信。但为使别人也不受其骗，他做过试验。他让义和团的大师兄表演所谓的“不受枪炮之术”，一枪打过，大师兄果然无恙。他把枪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了。那是支前膛枪，义和团在灌药、装弹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入枪弹，后灌火药，所以发火后，火药在前，枪弹为火药带出，根本不能伤人。
聂士成或许还很难懂得科学救国的道理，但这样子装神弄鬼决不能救国，他心如明镜。因此，对义和团的镇压，他是自觉的，坚决的。他由是与义和团结了怨。当朝廷起用义和团的谕令下达后，义和团的中央领导人载漪，第一个就想到了“杀聂士成”，以鼓舞义和团的士气。只是因为“军队需人”，才允许聂士成“戴罪立功”。
为此，聂士成向他的直接上级、军机大臣荣禄申诉。但荣禄可不想担这样的“罪责”。他把聂士成骂了一顿。在他眼里，失败者不值一滴泪水。
聂士成便是带着这样的“罪名”投入与八国联军的残酷战斗的。也可以说，投入战斗前，他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1900年7月9日，《晚清史志》载，这一天发生了三件大事，上谕，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并催促其乘坐俄国军舰北上。这条圣旨似乎显示了朝廷试图以外交方式解决庚子国变的意图。在北京的董福祥军继续猛攻使馆。有消息说：这同样是为了挟使馆人员为人质，以作为外交解决争端的一张王牌。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阵亡。
那天，凌晨3时刚过，聂士成便接到了联军出动的消息。据他的士兵回忆，他走出了行营，在夜色中徘徊良久。正是盛夏，晚风从成行的榆树上吹下，月影乍明。被联军的炸弹轰毁的道路在月光下显得阴森骇人。今天的行人已经想不起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带的战争，但这种流过那么多血的地方仍会让人不寒而栗。人们仿佛预感到黑暗中有无数陷阱，各种无可名状的黑影也好像都是可疑的，树与树间的那些望不透的方洞都好像是一个个的墓穴。这地方，在白天，丑陋；傍晚，悲凉；夜间，阴惨。
这就是八里台，它在天津城区的西面，夏天，将近黄昏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这里那里，有一些老婆子，带着被雨水浸得发霉的凳子，坐在榆树下面，向人乞讨。此外，这个区域的外貌，与其说是古老，不如说是过时，而且已经开始有改变面貌的趋势了。自从李鸿章在这里创建了西机器局，它每天都失去旧有的一个小部分，并增添一点新的东西。过去，它不过是一片乱葬岗，但今天，已经有不少新的建筑出现在这郊区的旁边。于是便有了铁路。而一条铁路，无论我们把它摆在一个都城边缘的任何一处，都等于一个郊区的死亡和一个城市的兴起。在那些强大机车的奔驰中，吞炭吐火的文明怪马的喘息中，旧屋倒下，新屋生长，这里的大地震荡了，开放了。于是，古老的小街都动摇了，长途公共马车、出租马车、市区公共马车，每天要在这些小街上猛烈奔驰三四次，并且到了一定时期，把房屋都挤到左右两旁；同样，车辆交驰也一定会扩展街道。新生命的征候是明显的。在这村气十足的旧城郊区里，在这些最荒野的角落里，石块路面出现了，即使是在还没有人走的地方，人行道也开始婉蜒伸展。有一天早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人们在这地方忽然看到了烟囱在冒烟；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文明已经来到了这里。
在天津已经驻扎很久的聂士成，那天是否在惋惜这新生文明即将毁灭呢？凌晨三时，在即将被轰毁的道路旁边，在肯定会出现的黎明前，身边依着战马，手中拿着望远镜，在忧郁地想着心事――这样子描写聂士成，有什么必要呢？那几乎是多事。史界的著作，已经写尽了这个人。他的荣辱，还是让那些历史学家去聚讼，我只是因为出生在这里，在乡亲们的口口相传中，作为事后的见证人，原野的一个过客，一个在那血肉狼藉的地方俯首搜索的人，也许只是一个认表面现象为实际情况的人。对于那些被史家搞得似乎上纲又上纲的、神秘无比的事物，我不想参加讨论。我没有军事上的经验和战略上的才能，因此连一家之言也谈不上。但在我看来，这个在凌晨三时徘徊在战场边缘的将领，受到了一连串偶然事故的支配，这几乎是宿命。而谈到宿命，当神秘的命运被历史控诉了的时候，我只是和人民一样，提出我的批判。人民是天真率直的批判者。
五点钟的时候，敌军的炮火开始轰鸣过来。仿佛是忽然一下，炮弹铺天盖地，压了过来。聂士成说：“弟兄们，开始了。”
武卫前军的将士们知道，自己离死已经不远。那天的天气一直是阴的，正到那个时候，天边的云，忽然开朗，朝霞的红光，血淋淋的，从榆树叶间透过来。聂士成想：真怪，甲午战争那年，陆战前的天气也是这样的。
聂士成上了马。他的副官说：“请求增援吧？”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牺牲吧。”说着，骑着马，进入了他的指挥阵地。
寥寥几个人，围着一面旗，几匹马，这就标志着一个指挥部了。
聂士成骑在马上，心旌摇摇，而神色自若。他的卫兵回忆，他在八里台这个阵地指挥部外的大榆树下，立了好几个小时，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姿势。那榆树据说至今还在那地方，只是它已经被后来建设起来的天津师范大学的围墙包围起来了。但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在196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热心破“四旧”的造反派们，锯断，运走了。提供这一说法的人坚持认为，那人是偷走了那颗榆树，在晚上，运到他的家乡，为他即将死去的爷爷当棺材用。
聂士成立在那里，冷竣而英勇。炮弹雨点般落下来。副官指着一颗正在爆炸的炮弹向他请示：“聂军门，快走吧！”
聂士成说：“向我看齐！”说着，驰马向前。
有那样的将军，也就必然有那样的士兵。在八国联军的战事回忆录中，提到义务团，满纸的怜悯，而提到聂士成和他的士兵，满篇的钦敬。
那已经不是混战，而是一阵黑旋风，一种怒火，是灵魂和勇气的一种触目惊心的奋厉，是一阵光与闪电交驰的风暴。八里台被占领，被夺回，再被占领，再被夺回。那一群群乱人乱马，扭作一团，谁也不肯放手。阵地犹在，聂士成的人马半数死在阵地上。
武卫前军的几个方阵，有如水中的岩石，屹立在炮火的乱流中，一直坚持了整整半天。直到中午，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而死神也同时来了。在那双重的暗影下，他们不屈不挠，任凭敌人包围。每个联队，各个孤立，与被击溃的大军完全失去了联络。
就在这时，一匹快马穿过战火，飞驰而来。
“聂军门！拳匪把您的家抄了！”
聂士成在马上晃了一晃，他的卫兵赶紧扶住他。所有的后果，他都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料到义和团会在民族战争的关键时刻公报私仇。不错，他聂士成是在朝廷谕令“镇压拳匪”的时候，对义和团大加杀戮。但那是朝廷的谕旨，他必须执行。而当朝廷的《宣战谕》下，他便与义和团共同对外了。他向义和团发枪发炮，是为了抗击侵略，他们怎么能在这时候去杀戮他的家人呢？
“聂军门，回家去吧！也许还来得及！”
聂士成摇了摇头。紧勒马嚼，准备冲锋。他的士兵苏锡麟回忆：
聂军门感到势难挽回，且为大将者应以身殉国，于是换上紫纱袍、黄马褂，冠带整齐，骑马亲赴前线督战。这时有一个步兵管带叫宋占标，跟随军门多年，见军门冠带整齐亲到前线，他已明白了军门的心意，当即奔至军门马前，拽住马嚼环哭劝：“军门！你不能去呀！”
当时，军门也感动了，说：“你是小孩子，你不懂”。
宋占标因哭劝不成，于是随在军门马后一同奔赴前方。结果聂军门殉国，宋占标也阵亡了。
实际上，时至下午，在八里台高地的坡下，只剩下一个方阵了。阴惨的阵地已经盖满了尸体。胜利的敌军炮队不断轰击着，但那最后的一个方阵仍在战斗。每受一次轰击，那方阵便缩小一次，但是仍旧还击。他们用步枪对抗大炮，四面的人墙不停地缩短。等到那队壮士只剩下寥寥数十人，军旗成了一块破布，子弹已快射完，步枪成了光杆，尸堆比活人队伍还大的时候，战胜者面对着那些坚贞卓绝、毅然就死的人们，也不免如见神明，骇然起敬。
敌军的炮队一时间寂静无声，停了射击。那只是一瞬息的喘息时间。战士们感到四周有无数憧憧鬼物，洋人的形象，炮身的黑影，从车轮和炮架中窥见的天色；英雄们在战场远处的烟尘中，隐隐望见死神，其大无比，向着他们逼近，并且注视着他们。他们在苍茫暮色中，可以听见敌人上炮弹的声音，那些燃着的引火绳好像是黑暗中的猛虎眼睛，在他们的头上，绕成一个圈。
忽然，炮队的火杆一齐靠近了炮身，在这时候，有一个敌军将军，当时心有所感，向被围住的清军方阵喊道：“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士兵苏锡麟回忆：
当时在八里台与我们对抗的敌军是德国兵，德军的前方指挥是库恩。此人在武卫前军当过骑兵教练，他认识聂军门，聂军门殉国那天穿的衣服特别显眼，库恩一见聂军门亲自出马，如果不把军门打死，这场战争就不易结束，于是他指挥士兵集中火力把军门打死了。军门殉国，战事也就停止了。
但口口相传的回忆没有这样简单。后来在聂士成殉国的阵地上，修起了一座“聂公桥”，人们前来瞻仰的时候，常有一位老人，说是当年聂士成的卫兵，充当着义务讲解。他所讲的，各个时代不尽相同。政治气候风调雨顺的时候，他有一种讲法；气候恶劣的时候，他有另外一种讲法；而在他本人也被揪斗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骂为“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走狗”的时候，他一言不发。直到他临死前的那一年，他才讲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原来，当那位德国将军库恩劝说聂士成投降时，聂士成不是说的“我决不投降”，而是骂了一个“？”字。
在战火弥漫的战场，面对曾经共事的敌军将领，聂士成说：“？”！
似乎应当解释一下这个“？”字。这是个脏字，虽然不少中国人学说，但显然并不被提倡。任何一部《学生词典》里都没有这个字，它只在大型的《辞海》里偷偷地隐藏着，以证明它的存在。
一个问题是：聂士成是否说过这个字，并在说了那个字后，从容就死？如果是这样，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他为求死而出此语言，我们不能把这看作他的过失。
书面的历史不承认聂士成说过这个字。但他的那位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坚持自己回忆的真实性。
“聂军门当然是那样骂的！”他说，“他还能怎样骂呢？！”
想想也对。面对即将轰击过来的炮弹霹雳，也必须有一个势如霹雳的字去回击。那才是胜利。以蔑视来回答惨祸，以无畏来回答命运，以最鄙俗的字和最光辉的死糅合起来，做成一个最堂皇的结局，以嘻笑怒骂来收拾战场，用句不能出口的俚语来总结历史，随后丧失生命而保全气节，流血之后还能使人四处听到他的笑声，这是多么宏壮！
但毫无疑问，聂士成骂出的这个字有一种崩裂的声音。是满腔轻蔑突破胸膛时的崩裂；是痛心太甚所引起的爆炸。聂士成，那封建的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深深感到那溃败是荒谬。他的满腔激愤正不得发泄，别人却来开他的玩笑，要他逃生！又怎样能够不骂出那样一个字呢？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找到的不是一个字，而是一柄剑。
德国人库恩听到了那个字，于是下令：“放！”
炮火大作。炮口中喷出开花弹，声如奔雷，浓烟遍野，将战场映成白昼，交绕空中，等到烟散以后，什么全没有了。武卫前军最后的残余也被歼灭了。
这时，库恩走向前去，望着血肉模糊的聂士成，忽然大吼：“拿一条红毛毯来！”
他接过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士兵朝天开枪，向着聂士成的遗体致哀。
此时，战鼓无声，理性争鸣。聂士成和库恩，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两个在特定条件下背道而驰的人。库恩是具有理性传统的德国人，他深深地懂得，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战之功，突然强盛。那是一种倾忽即灭的虚荣，有如狂风掀起的白浪。战争是什么？是一种丰功伟绩吗？不，是一种赌博。庚子年的中西之战是什么？是一场西方赢了中国输了的赌博。
民族的荣誉并不在于残酷的武功。
中国决不是区区剑匣所能屈服的。
聂士成死后，天津的战事结束了。
津门劫难，“动人方式”的抢劫
经过一夜炮击，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7月14日清晨五时。一则史料载：
居民仓皇出奔，城中大乱。有人呼喊：“北门开了，可以从北门逃出去！”于是满城人都向北门而去；顷刻间，拥挤得不能行走。
城内居中地带，有一座鼓楼，下面有四个门，与各城门遥遥相对。洋人率领教民登楼，见北门拥挤不得出，连放排枪，每一排必枪杀数十人。又连放开花炮。炮弹穿过人丛，冲出城门，死的人就更多了。于是逃难者也越来越多。
有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孩子，正拥挤着逃跑，一枚炮弹打来，她的孩子倒地而死。那妇女哭泣道：“我所以逃跑，就为了我的这块骨肉，他死了，我还跑什么！”于是又回到城中。
还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妇女被炮弹打中倒地，怀中的婴儿还在哭。这时行人践上，那婴儿也死了。
从城内鼓楼到北门外，积存的尸体有数里长，数尺高；洋人入城后，清街三日也没清理干净。
这时，随军的西方记者开始了关于“津门劫难”的采访。他们看到，“路上尽是人畜尸体、武器、打坏的火车、手推车和人力车。在7月的炎热阳光曝晒下，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还有一股烧焦的人油味。城市西郊成了一片废墟。”
我们穿过这些街区走到未受损失的日占区去。不过，看来似乎整个城市都被他们占领了，因为房屋、店铺都挂上了日本国旗，行人手里拿的也是日本小国旗。还见到其他国家的旗子，但比日本旗少得多。许多中国人拿的不是旗，而是一块布，上面写着表示顺从的汉字，他们看见欧洲人就表示顺从。
虽然大部分义和团和军队一起逃跑了，但不少人还在，他们解掉红腰带，混在居民当中。联军经过搜查，抓到几名义和团及其同谋，经过简单审讯后就将他们枪决了。
西方记者记下了西方军队的“文明抢劫”：
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没有开着，就马上一脚踢开。天津的外侨由于对城里很熟悉――真是不公平――他们比英军士兵和美军士兵方便多了。英、美军的士兵们只能到外瞎碰，而他们，由于没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就不失时机地跑到造币厂、盐道衙门、总督衙门，或者是最近的丝绸、珠宝店里，他们知道那儿堆着好多值钱的东西，到了那儿，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随时拿走，而他们愿意拿的却是纹银、元宝与金条。
西方记者认为：“要阻止抢掠是不可能的，当权者们于是采取了明智的方针，让士兵们为所欲为地抢一天。”
各国的记者都发表了在天津抢劫的新闻报道，但所有的报道都只有“部分真实”。他们披露别国士兵的抢劫，而对自己国家的士兵进行隐瞒。
但也有较为公正的记者：
我认为，如果抢掠被认为是一种罪行的话，那么各国士兵都毫无例外地同样地失了体面。俄军、英军、美军、日军、法军都同样地进行抢掠，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流的抢掠能手。我这样说，我也可以作证。
不仅如此，这位记者还对“抢劫”的“动人方式”进行了研究：
就个人而言，对这些抢劫者进行一次研究是非常有趣的事，比任何使我失神的事还能给我更多的快乐。它暴露了每一个国家国民的特性，而且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特殊方式。撇开例外情况，仅就一般的情况而论，抢掠是以一种动人的方式进行着的。
首先研究一下英国人的抢劫。
英国士兵和水兵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在小胡同里、在后院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不会剩下。抓了这些家禽之后，晚餐的鸡肉就有了保证。
吃饱了以后，英国人开始抢劫绣花的缎袍与珠宝之类的物品。美国人不大理解这个，“要这些玩意干什么？”但英国人说：“呀！我的情人看见这些东西不知怎样高兴呢！”
于是，英国士兵和水兵的口袋里装满了梳子、小雕花发卡、精致的首饰，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物品，中国人的衣柜中这一类东西简直太多了，以致他们的口袋都要挤破了。
一个英国水兵要把最漂亮的一件绣花裙送给情人，较差一点的送给他的祖母，因为她已年老，老眼昏花，看不出什么差别来。事实上，他心中充满了暴发的狂喜，他已经打好算盘，在回国以后，对想要纪念品的人就给他一两种纪念品，他说：“在英国的人，把中国的古董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在他的想象中，他已经能看到他贫贱家中的墙壁已经被昂贵的花缎扎成的蝴蝶形装饰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