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办法。光绪皇帝亲政后，就是这些“清流党”人统治了朝纲。他们说的都是正确的话，爱国的话，而且一件实际的事情不做，所以就永远不会犯错误。
但战争中，刚刚亲政没几年的光绪皇帝倒是真正着急的。这位毫无军事和政治经验、年轻气盛、一心要有点作为的皇上，急着“露一手”，以便在他的母后慈禧和并不怎么买他的账的大臣们面前，证明他是个能力很强的皇帝。战争一开始，他就急着给李鸿章拨银子，一次就是几百万两，要他快去买世界上最好的军舰，要德国的。李鸿章磕头谢恩，可他心想：“你们早干嘛去啦！”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中国。“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剑桥中国晚清史》）
十年前，李鸿章是多么以他的北洋舰队自豪啊！
――经过调查，日本兵船在20艘以外，而坚利可用者，不过10余艘而已。
――而我们中国，“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
――这样，以当时的力量对付日本，“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必服。”
这是1883年7月的事情。当时的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摇弋于日本海”，并在日本的“盛邀”下，停泊在日本海岸。日本首相伊藤登上了中国舰艇，当时，“脸色苍白，默然不语者良久”。
但十年后的情形如何呢？战争开始前，李鸿章就没把握能打赢这一仗。
――“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我军未购一船。”而日本人呢，却乘机“逐年增置”。6年后，到战争开始前，日本的军舰数量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中国。这其中，舰艇的速度尤为紧要：日船多铁甲快艇，时速达23海里，而中国舰虽有两艘大的（镇远号和定远号），“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且“我船定购在先，仅时速18海里，已为极速。”
这相差5海里的速度，常常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则易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后来甲午海战的实战证明，北洋水师败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船速太慢。
而且，岂止没买军舰，已有军舰上的炮弹也是奇缺。海战发生时，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炮弹也没多少。战争一开，巨炮轰了一下就哑巴了，小炮也轰了没几下就成了摆设，舰上官兵能不“未战已心存怯懦，战开即立呈败形”吗！
那么，战前整整6年时间，为什么明知日本大肆扩张军备，而“我军未购一舰”、“未购一炮”呢？历史书上的答案是“没钱”。为什么没钱呢？这一问，所有史家的愤怒炮弹都朝着慈禧太后轰过去了。“是这个祸国殃民的女人把海军经费挪用修建颐和园了！”
关于此事，正式史书无一字记载，但清末以来的私家笔记言之屡屡，小说影视不断渲染，遂成定案。道德义愤如何遮蔽了历史理性，除了对袁世凯的评价，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发人深省的了。
1889年3月4日，已经成年的光绪皇帝亲政，一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把政权交出去了。此前的2月26日，光绪皇帝花了500万两银子，把婚事办了。为了感谢太后的养育，也为了让“皇爸爸”在退休以后休息好，他决定把慈禧喜欢的颐和园修理一下。据晚清的笔记载，这件事情要花3000万两银子。于是“自中央以至十八行省，各方搜刮，海军军费又何能例外？”可以假定这是事实，也可以假定这一搜刮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前夕，还可以假定，就像这些野史记载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到甲午开战前，持续了5年时间，每年挪用30万两，那么一共是150万两。但请翻查《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记载：19世纪90年代，清朝政府预算支出北洋水师的军费是，每年500万两！根据预算，即使去掉慈禧挪用的150万两，从1891年到中日战争发生的1894年，4年时间，也应可以拨给李鸿章1850万两。如果这些钱用来购置军舰，可以再增加两支原来规模的北洋舰队！那么，为什么也没买一艘兵舰、一枚炮弹？这到底是谁之罪？
一个时间的断点。一个历史迷离的时刻。一种为“爱国者”遮蔽罪行的史家道德。几乎所有的史家都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光绪皇帝不可能犯罪，而柄持政府并掌管国家财政支出（户部）的皇帝师傅翁同（也不可能犯罪。真是这样吗？
《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
“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省银子解部充饷。’（注意：不是为了修建颐和园！）丁汝昌（海军提督）力陈：‘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5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钱。而且听说前面的上谕不算数了。李鸿章急了，亲自出马，奏称：‘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我恐怕这不是慎重海防，激励士气的做法吧！’然而，上谕居然说‘以饷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把皇帝“可以拨款”的上谕弄得像放屁一样不算数了？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
买炮弹的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是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海战的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也没实行，原因就是翁同＜还是不给钱，说是“无用的浪费”。再看《国闻备乘》中的记载（译文）：
甲午之战，实在就是翁同鼓荡的。他是皇帝的师傅，光绪亲政后，他以军机大臣兼皇帝的老师，经常可以和皇上独对（指光绪皇帝只召见他一个人），其他诸大臣不能尽闻其谋。
翁同的手下，全都是一帮子文人，如文廷式（珍妃的亲戚）、张謇等，都称翁为老师，日日夜夜都想着用不了多久就会当上大官了。朝鲜事变后，就是这一伙人嚷嚷着向朝鲜出兵。当时，李鸿章是北洋大臣，认为海军还不强大，兵器也不能比敌，不敢轻易就开边衅。于是文廷式恃翁之力，密通宫闱，让珍妃向皇上进言。珍妃没日没夜地怂恿光绪皇帝，把皇上说动了心，兵祸一下子就来了。
继而屡战不胜，敌人都打到国内来了。慈禧听说了，大怒，把翁同叫来，痛骂一顿，让他当天就飞奔天津，向李鸿章问策。
翁同一见到李鸿章，就问：“你北洋的军舰在哪里？”
李鸿章怒目相视，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把头转过去说：“翁师傅，你是总理度支、管钱的，平时请你拨款，你没一回不给驳了。现在出事了，你来问兵舰了！兵舰果然可以依靠吗？”
翁同说：“唉，过去的事情嘛，我们当臣子的，以节约用钱为尽职尽责啊！可现在，事情危急了。你为什么不再写一份拨款申请呢？”
李鸿章说：“我一提拨款，政府嘛，怀疑我专横拔扈，大臣嘛，参劾我贪婪，好像我把钱装进自己的私囊了。我再请您给我拨款，我李鸿章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
翁同听了，立刻说不出话来了。
李鸿章非常清楚，这是翁同＜存心与他为难。过去，慈禧亲政，宠信鸿章，翁仅为帝师，想陷害他，能力还不达。慈禧亲政时，从来没有一年短缺过北洋的拨款，现有军舰的规模，全是慈禧当政时形成的。光绪亲政后，翁一下子成了军机大臣，立刻有了刁难李鸿章的全部条件。
为了让李鸿章倒台，翁同＜的一口气，已经憋了几十年啦。
那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晚期，翁同＜的哥哥翁同书为安徽巡抚（省长），在定远被围时居然弃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其后，曾国藩令其戴罪立功，居然又因失职而激起内部兵变，彼此仇杀，导致寿州失守。这一次，罪无可赦，曾国藩上奏劾疏。当时，翁父是同治皇帝的师傅，要参倒他的儿子，仅凭一纸劾疏是很难做到的。但那劾疏措辞严峻，使皇帝和皇太后亦无法为翁家曲予宽待。其中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而这一锋茫内敛，暗藏杀机的弹章，是出于李鸿章的手笔。没办法，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斩刑”。他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口气没上来，先死了。皇帝和皇太后这才借口“眷念师傅”，将翁同书从轻判罪，但也是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充军新疆，这一辈子就毁在大西北的荒漠中了。想想看，父死兄徙，全因李鸿章那支如刀之笔，翁同＜能咽下这口气、能不伺机报仇吗！
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以他的亲身经历，讲了中日战争发生时的一件事情。
甲午战前，翁同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
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决定开战啊！”
翁同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平了多少坏人啊！（这里暗指李鸿章以弹疏害了翁同的哥哥）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
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
翁同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真让人毛骨悚然。这已经不是大敌当前是否主战的问题，而是：在主战的说词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于中日交战之际、国事成败之时，不顾国家安危，宁可国家败亡，也要挟私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在为翁同＜立传时论述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之战，在他看来，正是所以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轻易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所考虑的问题了。”以一个秉持国政之人而谋国如此，害人如此，其心肝实在太黑了些。
此后战争爆发和失败后，在李鸿章调兵遣将、赴日谈判时，翁同＜也三番五次地为其设置障碍，一任李鸿章焦头烂额，而他自己始终置身于清凉之地。对此，连对李鸿章素无好感，在李死后的第3天即作《李鸿章传》的梁启超，论及甲午战事，也不无感慨地说：
西方报纸有评论：日本不是和中国在作战，实在是和李鸿章一个人在打仗呀！这话，说过了一些，但也近乎事实。君不见各省大吏，就知道划疆自守，好像这是件国家的私事一样，难道有一个官儿给李鸿章筹一分钱的军饷、在李鸿章危难的时候派出一兵一卒救他一把吗？（战争中，一次有官员欲奏派一高级将领去帮助一下李鸿章军，请示翁同，翁脸色一变说：如果这样做，那我下台，把我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李鸿章遂无任何臂助！）这样说来，日本真的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交战呀！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你虽然打败了，也是个豪杰啊！
但战后的李鸿章，所有的豪气都丧失殆尽了。战争输了，官职罢了，战后求和的一屁股屎，还得他去擦。当时的中国，真正懂外交的，除了李鸿章，还有谁呢？朝旨命令他“赴日谈判，与日求和”。时值1895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的季节，即将再次受辱的李鸿章，拖着老病之身到日本去了。
那天是1895年的3月13日，李鸿章自东便门启节，只有可数的几个官员给他送行。那些平常拍马屁的人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此时生怕沾上一身腥。因为李鸿章身材高长，那些人曾恭维他为“云中之鹤”，瞅着他胡子稀疏、颧骨突出、眼眶浮肿、满面秋霜的一张老脸，说是“仙鹤之相”，还把这种算命般的语言写进了诗里，说“万里封侯由骨相”。可现在他们去吹捧谁人了？“云中之鹤”成了一根扶不住的竹竿，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弃了。真的，那天的李鸿章真像一根竹竿。风很大，扬沙撼木，车行困难，半天才走了20里，只好“在于家卫午尖”。已经73岁的李鸿章下车时，适有一阵狂风刮过，他晃了晃，差点真像竹竿一样折断了。于家卫地区有两个县在此办差，但没有一个县令出来迎接李鸿章，只好在一民房外扎个天棚，在棚子里摆上饭菜，大家围坐一圈。当时所有在现场的人都对天气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人的记载是“棚摇摇震撼作声，如欲拔地飞去。飞尘眯目，席间盘盂杯盎，悉被掩盖，几无物可以下箸。”面对此景，只有李鸿章还算镇静。他对在座的人说：“我从少年时起到现在，凡有出门的事情，不是狂风就是暴雨，出海没一回不遇上惊涛骇浪，真不知是什么缘故。”在座的人安慰说：“中堂丰功盛德，所以雨师风伯，都来给您送行了。”李鸿章苦笑了，忽然声高气促而言：“想我李鸿章，不至于得罪了老天呀，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与我为难呢！”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李鸿章缓缓地站起身来，把一杯漂着尘土的酒端起来，枯涩的眼睛把每个在场的人都看了一眼，语气沉痛地说道：“承蒙诸君远道相送，你们的深情厚意我感激不尽。我这次出国公干，千里长途，已经是70多岁的老东西了，谁知道是不是还能回得来再与诸君相见？我只希望大家努力前程，各自珍重吧！”说完，尘酒一饮而尽，凄然上路。
他在1895年3月19日抵达日本，险些把自己的老命丢在东瀛。
谈判期间，日军攻陷辽阳鞍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的和议条件是：朝鲜自主，中国割辽东、台湾、澎湖给日本，赔款三万万两。李鸿章电复国内。等了一个星期，回电是：太后指示，辽东、台湾均不可弃，让地应以一地为宜，赔兵费应以万两为断。此后的谈判过程，李鸿章和伊藤一个讨价，一个不让。第三次会议结束后，李鸿章归途遇刺，一个日本人朝他开了一枪，子弹钻进了他的左脸。日本天皇大为震惊，遣御医视疾。
日本医生说：“得取出枪子，伤口才可以治疗，但须静养多日，不可再劳心力了。”
李鸿章慨然说：“国家正在艰难的时刻，和局之成，已经刻不容缓了，我怎么能延误时机，耽误国家大事啊！”宁死也不动手术。
第二天，医生再来，只见李鸿章已经是血染袍服。但他还是不准动手术，一定要坚持到国家有了和平之后再说。据当时观者记录：李鸿章流了眼泪，他说：“就算是舍了我这条命，但只要有益于我的国家，在所不辞！”
日本报纸记载，李鸿章的这种慷慨忠愤之气，大大感动了日皇和日本臣民，伊藤“躲诣慰问，谢罪甚恭”，举国“同深震撼”。
4月17日，日本在谈判桌上做出了一点让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较原日方条件有所减轻，如赔款减少了一万万两，割地少了一处。时议对此的评价是：“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而得之。”意思是说：日本在条约上的让步，完全是因为李鸿章挨了一枪。
一日宴会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有一个上联，您能给对上个下联吗？”
他的上联是：“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
如此挑衅，李鸿章又愤又愧，奋起而对。
他的下联是：“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
联对工巧，似乎没有失了面子，但忍辱蒙垢，定约马关，是他更羞愤的事情。
4月20日，李鸿章托着腮帮子回到中国。他发现，他已经在国人眼中成了一个大卖国贼。他在天津登岸时，他平时重用的幕僚没来迎接他，连他过去的副手陈原，听说李鸿章回来了，也不和他见面。朝廷内更是汹汹嚷嚷，翁同（的死党文廷式联合了35人参劾李鸿章“通敌叛国”，其中的罪行有：李鸿章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兵船来了，是他给放跑了；日本人来采运中国的煤炭，他听之任之；日本的间谍让我们给抓住了，他私下里给放了；而且，他所领导的天津军械所，在战争开始后，还把枪弹卖给日本人；还有，他的儿子李经方娶的是日本妇女为妻，有日本驸马之称，既有姻亲关系，当然就会不惜以国家利益为利敌之计，有意卖国。这份参折虽被当时和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胡说八道，不值一驳”，但其作用是：传到百姓的耳朵里，李鸿章的卖国之行、汉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当时，恰好北京京剧界名丑杨三病故，而李鸿章在家派行第二，有人便以杨三和李鸿章连在一起作了一幅对联：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总之，李鸿章完了。原本是一条飞龙，现在掉到了井里；一个巨人，让蝼蚁给困住了；一匹老马，腾蹄奋跃，努力为国家干了件大事，竟受到了攻击嘲弄；他成了卖国的人，投敌的人。天下人气短之事，还有过于此的吗？直隶总督的官职给撤了，北洋大臣的职务也没了，总理事务衙门也管不得了，只能在“衙门行走”了，说得清楚一点，他还有点权力，就是可以跟着总理事务衙门的人一起上下班。呃，不，他还有一个虚衔：大学士，这就是说，在名义上，他还是“宰相”。而终于在1900年初，他给调离了北京，到远远的广东去打他最后的政治游击了。倘若不是朝廷需要他再当一次“卖国贼”，他一生的最后日子，可能不会再见到北京城了。
1900年9月15日，李鸿章从上海起程北上。最初，他想乘俄国的军舰赴津，但考虑到在已被西方联军占领的天津口岸，必须有各国的保护接待，才能畅通无阻，而乘俄国的军舰容易受到列强的猜疑，因而改乘招商局的“安平”号商轮，由一艘俄国军舰护送赴津。
18日，“安平”号停泊在塘沽海面。李鸿章坐轿来到码头，俄国水兵在码头欢迎他。岸上聚集着一群刚刚登陆的德国兵，他们好奇地瞧着这一队从未见过的中国官员以及护送他们的衣着颜色鲜艳的侍卫，德国人对俄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敬感到奇怪。一个站在码头上的德军中尉因为俄国军官穿上礼服欢迎李鸿章，非常粗鲁地表示莫名其妙。
1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8天后，27日，联军统帅瓦德西也到了天津。李鸿章知道，在将来的谈判中，瓦德西将是一个主要人物，急不可待地谋求与其会晤，但瓦德西“对李氏之请求，每拒绝之”。李鸿章预感到，未来的和谈将充满杀气。
10月1日，李鸿章遵旨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这位年近八旬、饱经沧桑的大吏，在曾坐镇25年而又调离数载的总督衙门重接关防大印，不禁感慨万千。一个快80岁的老人，应该没有眼泪了，但他目睹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这一名城重镇残破不堪的景象，不禁悲从衷来，痛哭了一场。
11日，李鸿章终于到达北京，寓居贤良寺。这里，正是他甲午战后失势、投闲寓居之所。就在这里，他整天听到外面骂他为“卖国贼”的痛斥声。而现在，他知道，他又将被人们痛斥一次了。
整个北京被各国瓜分完毕，全部为“外国辖境”，各国只承认李鸿章的住处为“中国地方”，但门口的“守卫者”是外国士兵。西方人每当路过贤良寺的大门口，便会指着里面说：“那里，住着一个受到‘礼遇’的俘虏！”
17日，联军统帅瓦德西到达北京，公然住进中南海仪鸾殿。
住中国皇宫的外国人和住和尚庙的中国人就要“和谈”了。
征服前的准备，瓦德西的试验
初登金銮宝殿的瓦德西，一分钟，十分钟，闭着眼睛，心里乱糟糟，假想如果他真是这里的皇帝，那该是怎样令人心醉的甜美。然后他命令关上宫门，把军官们打发走。他还得仔细想想，他，这个各国联军对之颇为冷淡的统帅，该怎样为他的国家争取到最大的在华利益。
此前8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授予瓦德西联军元帅权杖，并发表演说，深信瓦德西以联军统帅身份赴华，将对他“常有的瓜分中国思想”（瓦德西语），起到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天晚上，北京被联军占领的消息传到德国。《瓦德西拳乱笔记》载：
这一消息传来，皇上大失所望，因为他曾经深信北京各国公使以及使馆全体人员都已经被杀死了。他本来预计，我到中国后，各国联军将在我的指挥下，直向北京开行，我将因此而获得占领北京的荣誉。此种梦境，现在已成陈迹。
但皇上对我将远征北京，仍怀有一种发展我们东亚商业之最大希望。皇上命令我要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偿，务到最高限度，而且必须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我更察知，皇上希望我们在山东方面，扩充我们的占有权。
或许，瓦德西从德国皇帝那里接到的谕旨还要更多。总之，不仅要巨额的赔款，而且要从中国的版图上挖土地，越多越好。
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样的人民。威廉皇帝这种侵略行径，被德国人民视为伟大的爱国主义。
我的远征军之成立与出发以后，德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因西方各国由德国统帅而日益强烈。我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欢迎盛会，越来越多。凡我所经过之车站，无不聚满群众，往往数千人以上。真是一种巨大的爱国波涛。
瓦德西是怀着皇帝和人民如此巨大的期待来中国的，他决计不辜负委托。但他一到中国便发现，事情没那样简单。他发现，他不能执行“瓜分中国”的指令。这是他自己发现的，不是英美两国说服他的。
他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感到悲哀。
后世的影视文学，把瓦德西放宽对中国的惩罚，尤其是没有瓜分中国，归功于妓女赛金花的床上功夫，纯属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