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当时的当事人丁士源，曾经有过“更正”，但被文学家认为“没意思”，未予理睬。他记述当时的经过如下（译文）：
德国翻译葛麟德，嗜好甚多，经常到妓女赛金花处吸鸦片，所以北京石头胡同的妓馆，如有被德兵侵扰者，就请赛金花转恳葛麟德宽恕或查办。
有一天，我和军机大臣王文勤的儿子，到赛金花那里酬应。葛麟德也在那里。赛金花说：葛大人，我们认识有好几个月了，上次我恳求您带我到中南海游览，你答应了，可至今未见实行。
葛麟德说：瓦德西大帅在中南海紫光阁办事，军令森严。我这个当翻译的不能带妇女入内。
说到这儿，葛麟德对我说：听说阁下曾入内谒瓦帅多次，昨日又认识了他的参谋。阁下也许能带领她到中南海去参观一下。
我说：可以。只是，赛金花必须男装。
赛金花一听，大喜。
我说：我得先看你的男装有否漏洞，然后再定。
赛金花于是散发编辫，头戴四块皮帽，擦去脂粉，穿一件灰鼠袍，金丝绒马褂。化装之后，我们都觉得她真似一青年男子。我就说：化装得还可以，可你的三寸金莲怎么办呀？
于是让赛金花买了一双缎子快靴，以掩饰她那双小脚。赛金花遂命窑子里的伙计把靴子买来，用绒布两大块分包双足。穿靴后，试行步履，觉得还算自然。
于是约定第二天早晨十点同往。当天晚上，赛金花就留下我们三人一起睡在她那里。
次晨，起床，葛麟德回他的办公处。我便和赛金花骑马出石头胡同，经观音寺，越前门，到了景山三座门。
守门的是美兵，问我：到哪？
我说：拜见瓦元帅。
美兵就让我们进了门。
经过团城时，法国水兵守门，又问我哪儿去，我说了。法兵也让进去了，经过金鳌玉练桥时，赛金花大呼：好景，好看！
我说：别出声！
到了中南海大门，我对守门德兵说：要见瓦帅。
德兵说：今天早晨，元帅外出了。
我问：参谋长在否？
德兵说也和瓦元帅一起外出了。
这就没法进去了。于是返回，到了赛金花那里，已钟鸣一下。
午餐后，我就回家了。
我的朋友们见我昨晚未归，认为必有“妙事”。我就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他们。
这两位朋友，一个姓钟，一个姓沈，回去以后，每人戏草一稿。一篇寄给了上海《戏报》；一篇寄给了上海《新闻报》。稿件中说：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说得活灵活现，好像真的一样。对此，瓦德西回国后，发表《剿拳日记》以反证之。
但后来有文学家写作《孽海花》一书，更加蜚语伤人，以讹传讹。懂事的人，就拿它当个笑话吧。
毫无疑问，赛金花并没躺过瓦德西的“龙榻”。而且，就算是瓦德西曾经睡过她，而赛金花这个妓女也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妓女的枕边风，就能吹得本想瓜分中国的瓦德西不再瓜分中国了，这才真是笑话！
瓦德西的性格是：“我在中国期间，从未使任何人受到咨询之扰，以至终局。我平生行事，最少向有咨询，偶然咨询一次，而其结果并不常常有益。因此我在中国期间，始终依靠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自己作主，寻途而进。”
但瓦德西确实是在中国期间改变了他的瓜分中国的意图。是什么事情、什么人物促使他作出了这样的“独立判断”呢？
是因为他终于了解了中国人民。
但这个“中国人民”中，似乎不包括当时在北京的知识分子。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瓦德西是个喜欢交际的西方统帅。他到北京以后，建议招致京中绅士，参与安民善后事宜，每日开会议事。“一时士民颇颂之”。
于是遍设警察，巡逻各地，维持治安，由中国绅士主持。瓦德西本人，除军、政大事系联军自主，其余民事，都和中国绅士商榷而后行。他的中国顾问差不多有数十百人，俨然外国政府的座上宾，走出“瓦德西的紫禁城”时，一个个都得意洋洋的。
其时，军机大臣等西走随驾，朝例一空，显宦眷属，多避津门。走不了的，商民以外，就剩下落拓穷途的知识分子。
有一天，瓦德西偶然与绅士们纵谈中国政治，忽然说道：“我在民事方面做了许多事情，只是在文化方面，到今天也没提倡什么。你们学界人才，不要说我是武人，不懂得是非黑白呀！我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长研学问，最喜赞助文化上的事情。现在，我既然在这里主持一切，不可冷落了学士文人。我有一个想法，遍招全国学界，考其优劣，一施赏罚。但这将用何种手续，请你们谈谈。”
于是绅士纷纷建议，有的说，应该开科取士；有的说，应该特行殿试；有的说，应该临时举行博学鸿词科。并一一为瓦德西解释。
瓦德西说：“贵国考试，重在八股试帖。开科取士当然是正办，但需时太久，全国的知识分子哪能一时都给招来？我恐怕不能在北京住得太久，因此开科取士是办不到的。至于殿试策论，当然可以一现贵国知识分子的治国之道，但这种做法，是皇帝才有的特权。我国也有皇帝，两国权衡，此等名分，我不可僭越。至于举行什么博学鸿词科，根据你们的说法，亦与殿试相同，而且是特典，若仓促举行，恐怕反遭贵国知识分子讥议，这也不是妥善之道，还请诸绅士另议办法。”
这时，绅士中有一个姓丁的，很狡黠，他说：“聆将军之教，真是令人悦服。所谓临事不苟，聪明正直者也。我想给您献一策，不知可否采纳？”
瓦德西说：“快说。”
丁绅说道：“鄙国平时校试士子，都在书院中，这就好像外国有学堂一样。京师最大的书院叫做金台书院。凡是被选任当官的，都要到该书院应试。将军您有意嘉惠鄙国士林，应当拥戴将军您为考试的长官。如承将军不弃，弄些士子来，请您考试他们一番，就在金台书院中举行，如何？”
瓦德西大喜，一边鼓掌一边说：“这才是我的意思。书院恰如学堂，我正想问这个呢！你真是善解人意呀！校试学堂，适合我现在的位份。明日就通知考试的日期，三日之内开考。”
瓦德西又说：“那么，就请丁先生为考试总裁。凡考试一切事宜，都由丁先生全权办理。应拨费用若干，预算一表，即付鄙处照拨，好好地筹划，千万不要太节省。你要知道，这可是难得的事情呀！”
确实难得。瓦德西想通过这种方式，考验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问”和“德性”。第二天，丁绅呈预算表于瓦德西，一切布置费用，需要五万多两银子。瓦德西说：“贵国崇尚节俭，凡事都不铺张，如此表可以概见。你真是一位热心办事的人呀。”丁唯唯而退，喜极欲狂。
又过了一天，北京城内贴出了瓦德西的“谕旨”：“瓦德西将军考试金台书院，名次靠前者，都能得到优厚的奖金。”
当时，流落北京的知识分子们，正苦衣食不给，听说考试可得奖，都跃跃欲试，就好像饿虎逢狼，较之平常在自己国家的朝廷主持下参加考试，情形更为激切。平常为了虚荣，现在为了实利，果然有所不同。报名应试的知识分子，涌如怒潮。定额本拟千人，三日之间，逾额两倍以上，最后，居然来了三千多人。
丁某命令“截止”，并向瓦德西报告说：“以将军威德，士子闻风而来，云集波涌，院中位置，实不能容，估计需要扩充坐位。可是添置之费很多，原先的预算就不够了，而奖金更当加额。是否可行，不得不请示于将军。”
瓦德西摸着自己的胡子，喜滋滋地说：“这是盛事，怎能小气吝惜，辜负了贵国知识分子的好意？快去添办。经费一切，随加随支，事竣决算，决不限制。就请你作主，一定要来者不拒。”丁唯唯奉命出，趾高气扬，如登云雾。
考试那天，金台书院中，坑谷皆满，咿唔之声，数里之外，声声可闻。
题目出来了，章楷为《不教民战》，试帖则是《飞旆入秦中》。前者需指斥自己的政府“纵容义和团匪”，后者则要歌颂瓦德西统帅的西方联军之侵略为解放中国，才算压题。起初，知识分子哗然，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但为了得奖，没一个人捣乱败事。于是，考场上，人人研思抽秘，鏖战夺标。
悬奖之额，第一名为100两银子，依次递减。这在瓦德西看来，过于省钱了。而在金台书院过去的考试中，从来没有过如此大奖。
考试的时候，凡是与试者，都赏给外国点心两枚，以示优待。
终于考完了。丁某把卷子呈送瓦德西。瓦命分派各校试者阅荐，然后由丁某总阅。阅定，再次呈送瓦德西。
考得最好的，本来是位浙江人。当时在京的知识分子，正穷困潦倒，如能得到100两银子，不无小补。所以便都顾不得耻辱了。不料，瓦德西对中国的文言文，如观天书，他认定的考试好坏，只看是否楷书匀整。那浙江人本来善书，但过去，此等考试不重书法，因此，他的卷子，半属行草，被瓦德西抑置第五名，只得到了30两银子。
终于榜发。为了奖励知识分子如此听从他的号召，瓦德西特于前三名加奖200两银子。
而考试之后，主持其事的丁某，囊中已经装了3万两。
按照北京知识分子的这份“德性”，瓦德西认为，要瓜分掉中国，并征服中国人的心，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很快发生了“娘子关事件”，一举改变了他的看法。
事件起因于正在逃亡途中的中国政府，对于西方各国要求“惩治战犯”一事，态度暧昧。所谓“战犯”，自然是指“纵拳屠洋”的慈禧太后、载漪、刚毅、毓贤等人，慈禧等当然不会同意惩治自己。此事先引起法国不满。当时，慈禧刚刚逃到太原，法军决定进军山西，活捉祸首，为被义和团杀害的法国传教士报仇雪恨。但瓦德西认为，如果进军，也要他统一指挥。于是，他首先下令德军进军，以着先鞭。
瓦德西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先遣部队，刚刚行进到娘子关附近，便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居然“全军尽没”。
瓦德西大怒复大惊。他曾是指挥普法战争的德国名将，一个军事专家，很有政治头脑。他深知：倘若中国人真为“东亚病夫”，则可以征服。倘若不是，则所谓瓜分中国，不过是西方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北京知识分子的表现，本来坚定了他彻底征服中国人的信心。但“娘子关”一战，又使他的信心顿失。这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决定亲自考察一番。
他首先命令原德军军法处长、现任北京知府的格耳，派军医官26人，下士52人，分布北京十三门。凡中国男人出入城门者，均按德国军队检验入伍兵体格章程，强迫检验。结果每一百个中国人，从18岁到60岁者，竟有95人符合德国士兵的体格。
瓦德西大惊。这怎么能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呢？！他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并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威廉也大惊，亲自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包括几十名著名科学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专门调查中国人的性情、习惯、体格、脑力以及生活情形。该调查团在华北各省，分头游览，深入中国民间达一年之久。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人的体力、知识和智慧，都不亚于白种人，而其勤苦耐劳，尤在白人之上。
瓦德西的试验取得了成果。他在其《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说（译文）：
中国文化在400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欧洲文化优秀得多。但自从那时以后，中国就呈现出停顿不进的样子；尤其是对于火车、轮船等现代技术所引起的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而且数世纪以来，中国没有遭受外来敌人的严重压迫，以至于养成为一种不能战争的民族。所有的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于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生振作有为的杰出人物。
但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西方人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中国领土之内，除开西北两面的蒙古和西藏不计外，共有人口4亿，全都属于一个种族；不仅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而且有“神明华胄”的自尊思想，充满脑中。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不能忘记：我们西方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经成为衰弱的，或者已经失去了德性的人；他们在实际上，还是充盈着无限蓬勃的生气，而且备具出人意外的勤俭巧慧等品质，还有，中国人守法易治。
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在比我们西方多数工厂区域的下层阶级要健全得多。
因此，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的杰出人物，成为中国的领袖，他能够利用世界各国的贡献和他们的近代文化方法，来振兴中国，那么，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有无穷的希望。这只要看一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与成功，则我指出的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西方人加以特别注意了。
至于中国人所有的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以在这次中国所谓的“拳民运动”中看出来。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有几十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当然，他们失败了，但那是因为武器不如我们的缘故，他们的大部分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火器。
倘若中国一旦强盛，那么，受其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其邻居俄国。俄国人肯定将会看到，在距其首都数千公里远的长长的边境线上，一个危险甚至势均力敌的对手就要诞生了。
这一篇被称为“瓦德西论中国”的论文发表后，西方舆论大哗。德皇威廉二世也对此感到惊奇、恐惧。他认为，如此一个中华民族，决无久居人下的道理。于是一个震撼世人的说法，通过这位西方皇帝的口诞生了，这就是延续到20世纪末仍然汹汹然的“黄祸论”。
西方人想象着，当中国成为一只老虎的时候，西方将臣服于中国的脚下，恭恭敬敬地“给虎爪戴戒指”――“不错，中国人至今还在做梦。但当他们梦见自己做梦的时候，他们就要醒了！”
所有这些舆论都影响着即将开始的北京和谈。一位牧师在德国的《未来》杂志上撰文说：“灭亡中国？请问：我们俘虏了4万万中国佬干什么？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如果我们遇上4万万条毛毛虫，我们会怎么做？把他们都统统碾死吗？！”
在舆论的喧嚣声中，瓦德西开始理会被他在北京干晒了三个多月的中方议和大臣李鸿章。他开始向后者伸出了他曾经不可一世的手。
李鸿章的逻辑
78岁的李鸿章在北京坚忍了3个多月，才握住了瓦德西的手。从1900年10月到12月，他一次次地请求与瓦德西会面，对方就是置之不理。他感到有些累了，而且终于病倒。但每当有机会与西方列强进行对话，他总是勉强支撑病体，挺住。
多年前，李鸿章还在帮着曾国藩干事的时候，认曾为老师。在他的一生中，只要提到曾国藩，必称“我的老师”，即使曾已去世多年，李鸿章也已七十多岁，这一称呼仍然未改，显出他对曾国藩无比的崇敬。在那段师生戎马，共剿太平军的年代，李鸿章向曾老师学了不少东西，自称“一生受用不尽”。其中的精华就有“十八条挺经”。
遗憾的是，这“十八条挺经”通过李鸿章的叙述，留到今天的，只有一条了。那是一个好像很平常的故事（译文）：
有这么一家子，老翁请了贵客，要留在家里吃午饭。早晨吩咐儿子，到集市上买些肴蔬果品回来。但眼瞅着就到中午了，还不见儿子回来。老翁心慌意急，亲到村口看望。
村口便是水田，只有可容身一人的一条土埂可行。老翁看到，儿子挑着菜担，正和一个京货担子在土埂上相对着，谁也不肯退回去让路。
老翁就赶上去婉言道：“老哥，我家里有客人，正等着这菜吃饭呢。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等他过去，你老哥也就可以过去了，岂不是两相方便么？”
那个人说：“你叫我下水，怎么他就下不得呢？”
老翁说：“他身子矮，一下水，恐怕担子就浸湿了，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
那个人说：“你这担子里的东西，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了，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的担子里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钱不值。这担子的身份不同，怎么能叫我避路呢？”
老翁见说不通，就挺身走上前来说：“来来，我看这样办：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把货担子交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从我儿旁边岔过去，我再把担子奉还给你，如何？”当即俯身解袜子脱鞋。
那人见老翁如此，一下子就过意不去了，说：“既然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先让你们的担子过去吧。”
在李鸿章的后半生中，他经常给他的同僚和朋友们讲述这个故事。每次讲完都赞道：“好个老头，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消解了。这就是我老师的‘挺经’中开宗明义第一条。”
众人洗耳恭听，请他接着谈，李鸿章含笑挥手说：“就这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据当场记录下这条“挺经”的吴永体会，它的意思是：“大抵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也。”
在后世的许多史家那里，李鸿章至少有这样两个罪名：一个是“恐洋”，一个是“媚外”，因此导致了他的“投降主义”。
然而，检索当事人（不是后来的历史家）对李鸿章的记载，他却既不怕洋人，也不巴结洋人，恰恰相反，他“卑视外人之思想”常常倒有些过分。
李鸿章领导外交工作时，有许多故事流传着。一位总署（外交部）官员记载道（译文）：
在总署，过去凡是有外国大使到来，一定要拿出酒和水果款待，而且只要外国人还在，酒和水果就不能少。仅仅这一项开支，一年要花掉几千两银子。
李鸿章来领导总署后，一天，诸使要来拜见他，依例摆上酒和水果。
李鸿章挥了挥手说：“意思一下就行了。”
于是，外宾始至，乃款待以酒果，吃完了，后面就没有了。诸大使等着，见还是没有，脸色都变了，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和李鸿章争执吧。
法国驻华大使施阿兰，是只老狐狸，就是恭亲王也很头痛他。后来，李鸿章和他相见，正谈论公事，骤然询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啦？”
外国人最恶别人询问他的年龄，但慑于李鸿章的威望，不能不答。
李鸿章听说后，笑了：“这么说，您和我的三孙子是同岁呦！你知道吗：去年我路过巴黎的时候，曾经与你的爷爷谈了好几次，这事儿，你知道吗？”
从此，施阿兰的气焰给杀掉啦。
实际上，李鸿章不怕洋人是有了名的。一年岁暮，俄国大使忽然来书来见，李鸿章立刻批复：“准于明日候晤。”
总署的人很惊讶，说：“明日？明日是大年三十呀！您怎么能有时间会晤外国人呀？那个俄国大使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来瞎搅和而已，不如辞掉吧。”
李鸿章说：“你们的家属都在北京，儿女妻妾，团圆情话，守岁迎接，可也。但老夫不过一个人在北京，逢年过节，就这么干坐着，没意思。不如招几个洋鬼子来，与他们嬉笑怒骂，这也是一种消遣的方法呀。明日你们都不要来署，老夫一人当之可矣！”
有一位同文馆（中国第一所公办学堂）的教师，生平没见过李鸿章，但无意中有次会面，从此印象深刻，终生不忘：
清朝同文馆就设在总署。一天，我偶然和两位老师一同到总署去访问朋友，经过一个客厅的后廊，听到人声嚣嚣，就从窗外窥看。只见座中有三个洋人，六七个中国官员，还有司官翻译，全都翎顶辉煌，气象肃穆，正议论一件重大交涉。
首座上的一个洋人，正滔滔汩汩，大放厥词，好像正在指斥我方。他忽起忽坐，矫首顿足，另外的两个洋人也轩眉努目，以助其势，态度极为凌厉。
洋人说完后，由翻译传述之，中国官员危坐祗听，面面相觑，支吾许久，始由中方座在为首位置的官员答了一语，声细如蝇，殆不可闻。
翻译未毕，一个洋人就耸然起立，词语稍简，而神气悍戾，频频以手攫拿，好像要把桌子推翻的样子。
翻译述过，中方官员彼此愕顾多时，才发一言，一个洋人就用手指指驳驳的，其势汹汹。另外一个洋人，也是如此，不容中方有任何插嘴的余地。只有另外一个洋人，意态稍为沉静，偶发一言，则所有的人都安目凝视，好像他很有控制能力。但中方官员的应答，始终只有只言片语，满脸都是汗，局促得很。
我见此情状，血管几欲沸裂。忽闻外间传呼声，不一会儿，一个人报“王爷到！”但三个洋人竟不起立。只中方官员肃立致敬，三个洋人视若无睹，虽勉强起立，满脸的看不起，口中还念念有词。
那王爷先趋至三洋人面前，一一握手，头低得几乎要垂到膝盖上了。而洋人傲岸如故。那王爷尚未就座，洋人就又开始厉色聒噪。王爷含笑以听，意态殊极恭顺。
我看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了，立刻扯着两位开始走了。找到我的总署朋友后，把所见所闻告诉他。
我的朋友问：“中堂（李鸿章）在座否？”
我说：“我不知道谁是中堂。”
朋友说：“李中堂啊！只要中堂在此，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我就拉着他再到那个地方。朋友为我逐一指认，告诉我他们的姓名，然后说：
“中堂还没来呀。不过，他今天一定来，你等一等。”
我就等着李鸿章的到来。忽然听到呼报，我以为李鸿章来了，但其实是另外一人，还是趋前与洋人敬谨握手，然后就座。我大失所望。
就在这时，又听到了呼报，一个侍者挟着衣包，悄悄地，一点声音也没有地快步走进来，把手中的东西放在旁边的茶几上。
我的朋友说：“这一定是中堂到了！”
果然，李鸿章走了进来，身边只跟着两个侍者。他走进大厅，只几步，便止步不前。此时，三个洋人的态度，不知何故，立时收敛，一一趋就李鸿章的身畔，鞠躬握手，既恭敬，又谦虚。
只见李鸿章好像很不经意的样子，举手一挥，好像是请那几个洋人还座，随即放言高论，手讲指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