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边讲着，两个侍者一边给他卸珠松扣，逐件解脱，然后拿出便服，帮他从从容容地逐件穿上。李鸿章一面更衣，一面数说，时常还以手作势，好像是在做什么比喻。侍者举着他的便衣袖子，好半天，李鸿章仍然不伸胳膊，其神态好像发生了严重事件。而三个洋人仰面注视着他，如聆训示，一直到李鸿章把话讲完，一次插嘴的事情也没发生。
如此喧主夺宾，顿时两方声势为之一变。
李鸿章又长身玉立，宛然成鹤立鸡群之象。
再看列坐诸公，皆开颜喜笑，重负都释。我也不觉为之大快，如酷暑内热，突投一剂清凉散，胸间郁火，立刻消降。我虽然始终不知李鸿章所议何事，所言何词。但中国的外交界中，必须有如此资望，方称得起“外交”二字呀！在李鸿章大人之外，衮衮群贤，只有给他牵马执蹬的份儿！
而且，此时已是甲午战后，李鸿章虽在总署，已无实权。而在外国人眼中，则只尊崇李鸿章为中国领袖。可惜清廷不能利用此点，使李鸿章能人尽其才。如庚子国变年间，朝廷急来抱佛脚，抱之已迟。但尽管如此，庚子的议和，如果没有李鸿章，更有何人足以当此重任啊！
不错，甲午之后的李鸿章，与西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但那能说是李鸿章“丧权辱国”吗？城下之盟――可有谁人能签一个不丧权辱国的条约，凯旋而归？而且，对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难道不也是满腔仇恨？
就在甲午以后，李鸿章出使俄国，路过日本，本应当在日本海域换船。日本人也已经在岸上为李鸿章准备了行馆，以上宾之礼待之。但李鸿章因马关议约的仇恨，早已发誓：终身不复履日本之地！从人不断地劝他，他就是不上岸，当夜竟宿舟中。新船来了，李鸿章当乘小舟登大船，但听说那小舟是日本舟，坚决不上。船主没办法，只好在李鸿章乘坐的旧船和新船之间，架了一道飞梁。这样，李鸿章才走到新船上。
但毫无办法，中国的近代史教科书是这样写成的：不顾自己的实力，盲目向西方开战的官员和群众，尽管屡战屡败，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当他们战败之后，不得不同西方进行外交谈判、并不得不签订让步条约的李鸿章，却是卖国主义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就在去年，一位华裔历史学家才对李鸿章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那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的声音。朱昌峻在其《李鸿章：一个评价》中说：
清议批评者所理解的李鸿章，是一个因缺乏爱国心而不断向中国的外部敌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这是全然错误的。李鸿章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尽管雇聘许多外国人，却确信他们是受他控制的。他在其卷帙浩繁的撰述中，一直不断公开表示，他一生热情追求的目标是建设中国，使它能够成功地抵御外国的侵略。当清议派以僵化的爱国主义姿态打扮自己时，李鸿章却宁可采取微妙的方式方法，这样一种方式方法要求中国在特殊情况下屈服让步……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中国尽快地臻于自强，以便能够免遭外国的控制。
在中国尚未强大到足以采取坚定的立场之时，妥协和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事后证明，李鸿章是一个弱国外交的大师，在可能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最小的让步。他认为，他能够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来赢得时间。事实终于证明他错了，但是在他的时代，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于是，李鸿章不可选择地选择了他一生中的最后悲剧。当义和团的“爱国主义”落幕之后，他不得不在11个西方强国――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比当时的中国要强大得多――咄咄逼人的态势下，再一次屈辱地坐在谈判桌上。
他希望能为中国争取到一个损失较小的“投降条约”。但他深深地知道：只要他在“投降条约”上签了字，他就是“投降派”了。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从来不打算就这一点进行些微公正的更正。
好在历史所以被称为历史，是它总有公正的一天。
第六节 死亡终局，千古功过凭谁说
西北方向，那座被流放西安的“紫禁城”中，血色渐渐地浓了。
军机大臣刚毅死在西逃路上，是拉屎拉死的。
慈禧的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说：“外面都说什么呀！与他有何关系？”
是谁伪造的？是裕禄吗？没有任何证据。景善其人，正好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那天死掉了，更是没有了对证。
裕禄尽可以瞒天过海，却不料他的亲信董福祥给他透了底。
李鸿章抱病到俄国使馆议事，归后“呕血数碗”。
战犯名单，两头讨价还价
1900年11月15日，瓦德西“屈尊”接见李鸿章后，西方列强又经过长时间的争吵，达成了一个重要协议：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性，就是说不瓜分中国，继续维护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
这协议是重要的。西方承认慈禧的政府，才使和谈有具体的对象。而不瓜分中国，更使朝廷感到西方对中国的“恩典”。
但和谈仍然没有正式开始。西方列强要求，只有在中方按照西方所开设的条件，严惩“战犯祸首”之后，和局方可开议。
西方开列了一张“战犯名单”，从端王载漪到刚毅、赵叔翘，从以毓贤为首的地方官到甘军统帅董福祥，共一百多人，要求清廷将他们全部正法。而对朝廷来说，最难处理的还是以载漪为首的皇亲国戚。清朝惯例，皇亲有罪，顶多是一个流放，从来没有上断头台的道理。慈禧要求李鸿章，据理力争，争取联军对载漪等皇亲、大臣的从宽处理。
为这个“战犯问题”，李鸿章两头讨价还价。对朝廷，他要求接受西方惩治祸首的要求，否则，和议难开；对西方列强，他要求对皇亲从轻发落。
最初，已被流放而落脚西安的朝廷对载漪等人做出了处置，几个贝勒被取消了爵位，端王载漪撤职停俸，余下的交刑部问罪。李鸿章知道，这肯定不能达到西方的满意，但他还是以此向列强证明朝廷和谈的诚意。一位俄国官员记载道：
那天，李鸿章把朝廷那份惩治肇祸大臣的圣旨拿给我看，希望这道上谕将对和局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李氏真的这样乐观的话，我倒是给他泼了点冷水。
我指出，外国使节可能对西安朝廷所作的并非实际的判决并不满意。李氏反驳说：“须知我皇上已就克林德男爵（庚子国变中被杀的德国公使）和书记生杉山彬（被杀的日本人）被害表示道歉，并且为了表示我们反省之意，打算派特使到死者陵前祭奠。您是熟悉中国习俗的，当然知道，中国人会把以皇帝名义、由大臣出面的祭奠看作何等重大的事情。难道我们一国之君还能做出比这更为不失尊严的事情吗？”
我回答说，我完全懂得祭奠的意义，但在欧洲，却有不同的看法，看来，他们希望得到另一种满足。
李氏把拐杖敲得直响，装着很生气的样子嚷道：“我听说了，诸位公使想要赔款和处决与暴乱有牵连的大臣。难道列强真想迫使中国采取这样有伤体面的步骤吗？要知道，这些大臣都是满人，是朝廷亲王，是皇家宗室。皇上陛下能为欧洲人报仇而牺牲他们吗？”
说到这里，李氏反问，欧洲有哪一个国君，会对别国的这种压力屈服呢？“比如贵国有某大公，比如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犯了人们指控端王所犯的那种罪过，要是有外国人要求把他交出或加以处决，那么俄国政府将如何行事？”
这样一比，我有点为难。李氏了解俄国宫廷，却作这样的比喻，真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王公当中如有人敢于像端郡王那样做，那我国政府就会把他处治了。
李氏接过我的话继续说：“一点不错，我正好是这样想的，我们皇上可以自己惩处端郡王，但却无须接受列强的任何命令。”
但李鸿章知道，他这不过是对外国人的“气壮如牛”的说法而已，以表明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西方所开列的任何条件。但他更懂得，城下议约，即使你步步为营，到头来，也不得不屡屡退让。
双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一次又一次，一月又一月。朝廷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4次修改了惩治祸首的谕旨，一次比一次加重判决，其1901年2月21日的最后一次判决是：
令载勋自尽；
令毓贤正法；
定载漪、载澜为斩监候，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
赐令英年、赵叔翘自尽；
将启秀、徐承煜（后被联军所杀）正法；
定刚毅为斩立决；
定徐桐、李秉衡为斩监候，惟以已故，免议。
对这一最后判决，西方列强总算“勉强满意”。和议终于正式开始。但大西北方向，那座被流放西安的“紫禁城”中，血色渐渐地浓了。
死不瞑目，舍弃的卒子
军机大臣刚毅死在西逃路上，是拉屎拉死的。
那是在慈禧一行刚刚逃到甘肃境内的时候，有消息传来，在北京的西方列强正汹汹然地要惩办罪魁，刚毅知道自己总不免一死，便对人说：“君辱臣死，今两宫西幸，辱矣。我为国家大臣，敢不死？”
综观刚毅一生，其最伟大的事迹，便是紧跟慈禧和载漪的步伐，迷信义和团的神术而掀起庚子大祸，但他的死却很是奇特。《梵天庐丛录》载：
刚毅跟从着慈禧西逃，路上患了痢疾。他知道庚子肇祸的人，首先就是他，害怕自己总不免一死。当时，正是秋暑酷热时节，甘肃的白兰瓜正熟。刚毅于是坐在轿子中，每天吃瓜不止，座位下面放置一个马桶，身踞其上，痢下如注，沥沥不绝。由此以至于大殇，最后就这样拉死了。
在所有的肇祸大臣中，刚毅是觉悟得最早的一个，因此也死得最早。在刚刚陪伴着慈禧西逃的时候，他总以为，策动义和团以仇洋排外，是慈禧太后完全同意的，若论酿祸罪魁，慈禧应是第一号主谋。君臣之间，从来都是祸福与共，只要慈禧不倒，他的安全就不会有问题。然而一路之上，光绪皇帝以几乎被废之身，居然一次一次地痛骂他，而慈禧居然漠然而不表示态度。这使他懔然醒悟：慈禧太后肯定会牺牲他们这几个帮凶人物而来保全她自己。与其到那时候被各国指为罪魁祸首而惨遭慈禧毒手，不如自己早做打算，尚可逃脱上断头台的恐惧。于是，他借患痢疾的机会，多方加重自己的病势，终得如愿以偿。因此，刚毅应该主说自杀的。
在所有的被杀大臣中，毓贤死得最为壮烈。中国传统中对死的观点是：“要亡么？要亡得正。”毓贤活是愚，死得正。
由于山西对洋人杀戮最重，在西方拟定的“战犯名单”中，毓贤名列前茅。但毓贤觉得，自己是紧跟慈禧的旗帜前进的，说不定，慈禧会大力保全于他。
慈禧西逃的时候，路过太原，毓贤微露恭请保全之意。慈禧看了他一眼说：“听说，最近山西的棺材卖得很值钱哪！”
在慈禧的眼中，干血腥勾当的时候，她需要一只不怕沾染血腥的破手套。而一旦不需要流血了，破手套回头就会被她扔掉，这才不会弄脏当权者的手。
毓贤立刻明白了慈禧的意思，他对家人说：“我就要大祸临头啦！但成败有命，我决不后悔！”
很快，朝廷下达了罪魁惩办之旨。此时，刚毅已死，朝旨“毓贤得发配新疆”。毓贤以为自己竟然脱逃一死。但刚要流放上路，新的谕旨来了：“毓贤得抵甘肃即行正法，着何福坤监视行刑。”
山西的义和团想留住毓贤，请他率领义和团占据山西，干脆反叛。毓贤不允，说道：“我本来是忠于朝廷的。如果反叛，以前的种种清勤忠恳，就都尽付东流了！”他相信，自己虽死，肯定能青史留名。
抵达兰州后，兰州士民中也有许多相信义和团的人，都认为毓贤无罪，以其伏法为冤案，欲代为请命，求朝旨免毓贤一死。
毓贤给这些为他求情的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在杀洋教士时，已经以死誓之；现壮志未酬，一死又何足惜？但愿继承我的遗志，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国仇啊！”
众人为毓贤的语言所感动，许多人都哭了。
1901年2月22日，毓贤临刑。他自撰挽联：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干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书毕，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其挽联被众人传抄，从此，毓贤忠臣之名，传颂一时。
3天后，2月25日，军机大臣赵叔翘死难。他死得很艰难，因为他认为自己无罪，慈禧肯定会保护他。此前，朝廷对赵叔翘的处分，发过4次上谕：第一次革职留任；第二次交部严议；第三次斩监候；第四次斩立决，改赐自尽。这说明慈禧太后对赵叔翘有回护之意，其终受大辟，实出外人压迫，并非太后之本心。《庚辛纪事》载（译文）：
先前，据第三次上谕，赵叔翘本定为斩监候罪名，已经在陕西省监狱中看管起来，他的家属也往住侍候。
一天前，太后在军机处说：“其实赵叔翘并未附和拳匪。但我派他去考察拳匪情形，他不应该只是以‘拳民不要紧’这5个字来向我汇报。”
赵叔翘听到这个消息，认为老太后肯定会免他一死。
赵叔翘本是陕西人，又曾在当地为官，很有势力和威望。2月17日，外面纷传，洋人要定赵叔翘“斩立决”的罪名，于是西安府城内绅民都不服，联合了300多人，到军机处呈禀，愿以全城之人来担保，请朝廷免赵叔翘一死。但军机处不敢呈递给慈禧。
2月20日，风声愈紧，来自北京联军方面的压力愈来愈重。军机大臣们从早晨6点入见太后，到11点才出来，但还是不能定赵叔翘的罪名。这时，在鼓楼那个地方，已经聚集了数万人，有的声言要劫法场；有的声言如果朝廷杀自己的大臣，我们陕西就请太后回到北京去，不让她呆在我们西安了！
军机处见陕西人情如此汹汹，入奏太后，建议：不如加恩，把赵叔翘定为“赐令自尽”。于是，25日早晨8点，朝廷降旨，由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视赵叔翘“自尽”。
岑春煊到了行刑之地，向赵叔翘宣读了圣旨，赵叔翘跪着听罢，问岑春煊：“还有后旨吗？”
岑春煊说：“没有啦。”
赵叔翘说：“一定有后旨。一定有！”
这时，赵叔翘的妻子说：“我夫妇俩一起死了罢！后面不会有另外的谕旨啦！”
于是让赵叔翘吞了金子。但吞金后，赵叔翘从中午1点到3点，毫无动静，精神还是那么旺健，一边同家人讲他死后的身后之事，一边还大哭，说自己的老母亲90多岁了，竟然让她老人家见到如此惨烈的事情！
这时，赵叔翘的同僚、朋友、亲戚纷纷前来看他。起初，岑春煊还阻拦他们，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
赵叔翘对亲戚朋友们说：“都是刚毅害的我呀！”
岑春煊听赵叔翘的话音，十分洪亮，心想：“他死不了，这可如何向太后交待呀！”于是命令让赵叔翘再吞鸦片。
这样，赵叔翘吞了鸦片，但到了5点钟，还是不死。
岑春煊又命令让赵叔翘吃砒霜，赵这才开始倒卧呻吟起来，用手捶着胸膛，却还是不死，只是说“心里难过”。
这时，已经是深夜11点钟，岑春煊真的着急了，说：“按照谕旨，早就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他怎么总也死不了呀！”
身边的人说：“大人何不用皮纸熏以烧酒，扪住他的脸，这样，捂死七窍，他就会憋死啦！”
岑春煊如法扪之，但还是一连扪了5次，才渐渐地听不到赵叔翘的声息了。一摸胸口，冷了。
赵夫人于是大哭，跟着也自尽了。
父与子，皇子皇孙的末路
1901年3月1日，赵叔翘死后第4天，朝廷下旨：“命将载漪寻觅，押解新疆戎所。”
这位做了一年太上皇美梦的端王载漪找不到了，但他并没有逃跑。
早在伴随慈禧西逃西安的路上，他便知道，自己作为祸首，难免被严厉惩治。因此，他到了西安以后，便转回宁夏，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慈禧的发落。接到“流放新疆”的谕令，他挺高兴地说：“这已经是皇上的恩典了！咱们还等什么？快些往新疆走，不要动皇上的怒了。”
提到皇上，他忽然想到自己险些当上皇上的儿子溥亻隽，焦急地问他身边的人：“咱们的大阿哥有罪吗？”
身边的人说：“这可没听说。”
载漪道：“我的事情，本来与他不相干。谅他也不会有事的。”
此后载漪真的被流放到了新疆，并居住了20年。但他始终与北京保持着秘密通信联系，并希望回到北京。但他不能自由行动。直到清朝灭亡后的第11年，1922年，他忽然私自回到北京。西方各国大使大哗，纷纷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于是北洋政府又押送载漪回到新疆，永不许回。他的幻想终于消逝了。从此沉默像一具玻璃棺材笼罩着他。在世人眼里，那个过去的他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身心交疲、易怒、孤僻、阴沉而孤独地在新疆的大戈壁上行走的老头。没有人再了解他，没有人再想起他。历史这位永恒的辩护士，狠狠地报复了这个给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人：它生生地埋葬了他。
而他的儿子溥亻隽，比父亲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
曾在怀来县境接驾的吴永，在慈禧避至西安后，成了太后的心腹。慈禧把向各省督抚催饷的使命交给了他。吴永喜欢这个使命。这使他能交结许多大人物。
一次，吴永在湖北见到了张之洞。张忽然谈及大阿哥溥亻隽，说道：“此次祸端，实在都是因为他的事情而引起的，酿成如此国祸，而他现在还算是储皇帝，这怎能安定天下的人心呀？祸根不除，以后有小人生心，会再次酿成意外事故的。他一天还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会安生，这对将来的和议，也一定会增加无数的障碍。因此，对溥亻隽，急需发遣出宫，如果等外国人指名要求他出宫，那就失了国体了。不如我们自己及早来干这件事情。请你回到西安行在，最好先将此意陈奏给太后，不知你有这个胆量吗？”
吴永说：“既然关系如此重要，我誓必冒死言之。”
张之洞说：“这太好啦！”
回到西安，吴永想到张之洞的嘱托。但又念及事情重大，不敢冒昧，于是先请示军机大臣荣禄。
荣禄当时正在吸烟，一个家丁在旁边装送。听着吴永的叙述，倾耳瞑目，作沉思状，猛力吸烟，吐出烟气卷卷如云雾。如此默默不语，吸了再换，换了再吸，凡历3次，又等了十来分钟，荣禄才徐徐点头说：“这事嘛，倒也可以说得，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倒是恰好。要是以我这样的身份地位就不便启口。不过，你向太后说起的时候，必须格外慎重，切勿卤莽。”
一日召见奏对完毕，吴永见太后神气愉悦，乘机上奏：“臣这一次从两湖来，据闻外间舆论，好像对于大阿哥，不免有许多闲话。”
慈禧的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说：“外面都说什么呀！与他有何关系？”
吴永叩头奏道：“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无关涉于政治，但众意以为此次事件，总由大阿哥而起。现在他还居留宫中，中外人民，颇多疑惴，就给正在北京进行的谈判，也多增了障碍。如能把他遣出宫外居住，那么各国一定都称颂您的圣明，和约一定容易按照我们的想法制定。臣在湖北时，张之洞也是这样说的，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他说，这其中的曲折道理，皇太后皇上必已洞烛，不必我多说。只是皇太后皇上要办的大事情太多，恐怕顾不到此事。但一奏明提及，皇太后定有区处。”
慈禧稍微凝思了片刻，说：“你先保守秘密，别说出去。我自有主张。”
吴永遂叩头起立，心想，这一纸无头状，已有几分告准了。
1901年11月30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废储谕》。谕曰：
朕奉皇太后懿旨：已革端郡王载漪，其子溥前经降旨立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宣谕中外。概自上年拳匪之变，肇衅列邦，以至庙社震惊，乘舆播迁。推突变端，载漪实为首祸，得罪列祖列宗。其既经严谴，其子岂宜膺储位之重？溥着撤去大阿哥名号，并即出宫。加恩赏给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至承嗣一节，关系甚重，应待选择元良，再降懿旨。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当了一年储君的大阿哥溥=就这样完了。这一年，他刚刚16岁。清朝诗人叶伯高在当年溥=得立为大阿哥后，曾有诗咏之。诗曰：
北阳南馆好驱车，博箫弹棋乐有余。
周鼎轻重君莫问，楚宫得失子原虚。
龙潜邸宅堪归否？辛角山川竟舍诸。
日月光轮谁望气？贺兰山下白云居。
全诗明明白白地嘲讽溥=只是一个性好冶游作乐之人，根本不足以当大器。但也有史料说，溥=虽不是当皇上的料，却很有点小聪明，所以能得到慈禧的欢心。当然，在位的皇帝光绪和这位很可能取代帝位的溥=很不相得。一则史料载：
一次，太后让溥讲解历史，光绪帝恰好经过，听他讲得乱七八糟，嗤之以鼻。慈禧大怒，挥手让光绪退下，但从此以后也不再教导溥功课了。但溥并非不聪明，他好作诗赋。有一天，教读的老师出了个句子：“朔方十郡耕牧策”，溥张口接道：“秦中千古帝王州”。声未尽调，而字义工整。在他所做的诗中，还有“聊将天作纸，挥洒两三行”诗句，很有点诗才呀！
溥=被罢斥大阿哥后，很长时间没有消息。直到1942年，北平还在日本占领期间，故都小报有一署名“瘦记者”的人，写了一篇《大阿哥近状访问记》，对其被罢斥后的生活，有详尽的描述。其中的一段如下：
大阿哥回到北京后，就住在瀛贝勒府中，当时还有60名仆人。
25岁的时候，大阿哥告假6个月，回到了安那善旗省亲，亦于是年结亲。民国元年（1911年）返京，即住地安门三座桥边夹道之达王府现址。
这时，大阿哥的生活已渐不裕，固定进项丝毫皆无，更惨之命运遂迫目前，只有典当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