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象住了一星期医院，出院后就一直在家休养。这期间我打过几个电话，汇报工作也是报喜不报忧。第一期撤换稿件的事也一直没告诉他，估计他不会有多大意见，有那八万元的赞助费就顶住了。可和度假村联合搞那么大一个活动又进账20万元的事，不与文联主席兼杂志主编的白象说清楚是不行的。这天我买了一袋老年营养品到了白主席家，问过病情后就把撤稿上报告文学的事说了，白主席还挺高兴，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就作主吧，以文养文搞点创收是政策允许的嘛。”
当我说到杂志社与“花果山度假村”联合组织活动，有一笔20万元的收入时，白主席就不高兴了：“哎呀，沈汉，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就不找我商量就敢做主呢？竟然还与合作方在协议书上签名了，你说这要是一下办砸了，或闹出矛盾纠纷什么的谁负责？”
看到这个胆子小的人真害怕了，我做出一副心中很有把握的样子拍胸脯说：“事是出不了的，人家20万元下周就划到咱们账上，下一步组织活动只要我们精心安排，认真操作绝对出不了差错。弄好了，咱们《云海》还能扩大影响增加订数，上边还不表扬我们呐。当然，有事是我的，出了事我去顶着……”
白象轻蔑地一笑，说：“你顶着？我就怕你顶不住。年轻人还是见的少哇！”
我知道又犯了一个错误，怎么能说我顶着呢，这不是犯傻吗？我低着头想了一会儿，还是从白象的弱处寻出路：“白主席您批评的正确，假如这事真办砸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到那时候肯定是你的麻烦，我做这个事太草率了，只想着为杂志社挣点钱，您看这半年您在全国有好几个重要活动都因为没钱拒绝了。我想咱多少有点收入，谁再出去开笔会，组稿对杂志都是有好处的，看来我只想了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了。”
我的一番表白使白主席听了很是满意：“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就干吧，出了事我去顶着。哎，那20万元下周真能到咱账上吗？”
我说：“没问题。”
我回到杂志社找来冯丽问：“印刷厂来结印刷费了吗？”她说昨天就结走了。我想只要账上有钱尽快把各种债款清了。听说印刷厂已经结算我很高兴。我又笑着问：“冯主任，眼看就要过春节了，你多少也得给我们发点钱来买烟打酒哇！”
冯丽嘟着嘴说：“印刷厂把咱账上的钱全拿走了，你们再要钱就把我卖了吧。”
我说：“能卖十几万元，够咱杂志社搞几年福利的了。”说笑过了，我叫她做一个表，给每人发五百元过节。冯丽瞪圆了眼睛：“咱哪还有这笔钱呀？”我说：“几天后咱账上就进一大笔钱，去年作者的稿费也能寄出去了。”我看着冯丽疑惑的样子，想起她上个月跑财政局糊弄我的事，又给她一句：“你从财政局跑不来钱，咱总不能饿死吧，看我今年不把那姓贾的财政局长拉下水才怪。”
我还告诉麦柯去发去年的稿费，一到八月份的千字二十元，九至十二月份的按千字五十元发。麦柯听了问：“怎么一年的稿费不一样呀？”我说：“当然不一样，九至十二月份是由我当执行主编嘛。”
麦柯有些狡猾地一笑：“老沈，你行啊，咱杂志社就要迎接新曙光啦。”
孙登弟这家伙还算守信用，真的在一个星期里把20万元拨到我的账户上。在春节前五天，我把2006年该支出的该发给大家的钱都办了。最后我问冯丽还剩多少钱。她说还有七、八万元呢。我说再拿出三千元，咱杂志社请文联全体人员吃饭。
无债一身轻。那天我们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放假回家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