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为招纳天下贤士来辅佐他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以至于达到了思贤如渴的程度。秦王对韩非的渴望，便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赵国又遭到秦军的猛烈攻击，被秦军斩杀了十万军卒，还丢掉了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和武城（今磁县西南）两座城池，损失惨重。与此同时，韩国也被秦军刀光所笼罩。
韩之先祖与周同姓，姓姬氏，后属晋，至韩武子为晋国大夫，受封于韩原（今山西芮城）因为以封地为姓。春秋末至战国初，晋国公室衰微，六家卿大夫瓜分晋国政权。公元前403年，韩与赵、魏三家通过周考烈王的册命，正式成为诸侯，晋君反而成为他们的附庸，史称“三家分晋”。到公元前376年，三家干脆灭掉了晋君。
韩国最先建都在阳翟（今河北禹县），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把国都迁到了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其辖境包括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的中部、南部。韩国地处天下腹心，西与强秦为邻，东与魏国接壤，南有地广人众的楚国，被诸强包围，偏偏在地势上又无险可依，所以经常遭到其他诸侯国的攻击，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
韩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有“虎狼之心”的秦国。
秦国亡韩之心久矣，早就计划要将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夺到手中。昭王时，范雎曾说过：秦之有韩，好像木头里有蠹虫，人的心腹有疾病一样，万一天下有变，对秦国威胁最大的一定是韩国，应当灭了它！出于同样的考虑，秦王政在制定统一六国的战略时，也是决心搬掉韩国这块挡在秦国正面的大石头，以肃清秦军东进的道路。因而，韩国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过，秦军此番攻韩，并非打算彻底消灭它，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韩王安把一个韩国无用之人——韩非，交给秦王。
韩非，韩国“诸公子也”，也是贵族之后。他素喜“刑名法术之学”，下了很大的力气去钻研法家的学说。韩非曾同李斯一起在楚国兰陵随荀卿学习，李斯承认韩非比他学得好，造诣颇深。
韩非是个热忱的爱国者。他亲见自己的祖国积贫积弱，日益沉沦，外有强秦虎视，内有悍臣弄权，亡国之危已迫在眉睫。于是多次上书给韩王，针对韩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如何改变现状的意见。然而，庸懦无能的韩王不识人才，根本不理睬韩非的主张。韩非满腔的爱国热忱被冷落，又因口吃，不善言谈，于是将其所有的悲愤和忧愁皆倾注于笔端，埋头著述。
不久，韩非的著书便流传到秦国。当秦王政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地说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见到此人，并同他一道交游，死而无憾矣！”
这时，恰逢秦王的长史李斯入内禀事，见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询问何故。秦王政请李斯阅读案上的竹简，并说道：“先生博学，请看案上的书简，竟是出自何人的刀笔？”
李斯遵命披览书简，片刻间便抬起头来，笑着对秦王政说：“禀报大王，此书简乃韩国公子韩非所著，韩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学于荀卿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听了李斯的回答，秦王政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韩非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使心高气盛的秦王如此兴奋，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必欲见之而后快？
韩非的政治学说，主要是在总结和吸收了前期法家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是一位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他的文章现存五十五篇，收集在《韩非子》一书里。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要求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的名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所谓“圣人”，就是中央，也即是君主。所以，若欲安国，则必须尊主。因而，韩非借鉴了前期法家的有关学说，提出了更为细密的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理论。
韩非自觉地站在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上，疾呼要以法治国，同以德治国唱对台戏。他所说的法，是指由封建官府制定和颁布的成文法。法治的对象是君主驭下的所有臣民；法治的目的是要维系封建的统治秩序，保障圣人——君主对全体臣民的绝对统治。因此，韩非主张法必须严峻，只有实行严刑峻法，老百姓才不敢犯上作乱。人们很少被火焰烧伤，是因为火焰猛烈灼热；许多人溺毙于水中，是因为水性柔弱。严刑峻法就如同一盆火焰，约束臣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君主的摆布，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此外，韩非还鼓吹法不阿贵，赏罚严明，他认为圣明的君主设置官职爵禄，就是为了以此招引贤才，奖励功臣。所以，贤能之人应任大官，拿厚禄；功勋卓著者，应当得到很高的爵位和奖赏。有多大的本事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功劳领多厚的俸禄，主张任人唯能，任人唯才，反对儒家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任人唯亲的原则。在当时，韩非的此项主张有其进步意义。
不过，韩非所谓的法，是由统治者仅有的严刑峻法，君主还不能有效地主宰他的臣民，还必须有势。所谓势，是指国君的地位与权力。韩非继承了慎到重势的思想，认为君主一日不可无势：夏桀为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崇高。尧当老百姓的时候，不能治三家，不是因为他没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太卑下。千钧重的东西，载在船上便漂起来，锱铢般轻的东西，若不放在船上便要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锱铢重，而是由于有势与无势的缘故。所以韩非做出了结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有了势，法的威力才能发挥出来。
势既然这般重要，君主应当将其视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韩非以富于形象性的语言告诫君主：觊觎君主权势的大有人在，君主一旦失势，即使求为匹夫亦不可得。猛虎依靠坚锐的爪牙能制服狗，若将虎的爪牙移到狗身上，老虎就被狗制服了。因此为君者应当像防贼一样提防所有的人，越是亲近自己的人越要注意，例如父母、妻子、兄弟等等，他们都可能构成对君主权势的致命威胁。韩非在《备内》中说：做人主的若过于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们就会利用君之子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主父（赵武灵王）立其子为惠文王，李兑便借傅保惠文王之机，兵围主父之宫，把他活活饿死了。为人主者若过于宠信自己的妻子，奸臣便会利用她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优施为骊姬等画废立之策，杀死了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以妻与子那样亲近的关系都不可信，其他人则更没有可信的了。夫妻之间并没有骨肉之恩，爱而亲，不爱则疏。男人年五旬仍好色之衰，而妇人年三旬便花容衰减，以色衰之妇人去侍奉好色之男人，妇人即被疏远之，轻贱之，其子的嗣子地位也会不稳固起来，因而，有些其子被立为太子的后妃夫人，便盼着君主早死才好。韩非因此建议君主时刻都高举着屠刀，准备随时砍向那些心存不轨者，绝不能让亲属以及臣下抢走自己的“爪牙”，而为人所制。
韩非和他的老师荀卿一样，都主张人性恶，但韩非的看法更为极端。他认为人之本性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部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子弑父、妻谋夫、下僭上、臣弑君。为此，君主要善于潜运权术以御臣民。
以权术驭下的思想，是韩非从前期法家申不害那里学来的，并做了相当大的发展。在《外储说右下》中，韩非形象地说明了术治的重要性：国家如同君主的本舆，权势如同君主的舆马，如果没有术以驾驭之，即使费了很大力气，车马也会不听话，如果以术去驾驭，不仅体泰神闲，还能成就帝王之业。韩非提醒君主，术的运用要存乎于心，不可外露，特别是不要让臣民们摸透了自己的脾气。韩非还把道家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道搬来，以说明术治的神秘性，认为为君之道，必须使臣下不可随意揣摩君心，君主要像道那样，虚静无事，暗观六路，潜听八方，臣下的一举一动则尽在君主掌握之中，如此再祭起刑与德这“二柄”刀子，忠义为主者予之上赏，叛主谋国者杀之无赦。人君就须得像一只蜘蛛，耳目的特种网是蜘蛛网，这个网便是人君的威势所籍，有了这张网，做人君的还须得像蜘蛛一样，藏匿起来，待有饵物时继之以不容情的宰割。
韩非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这张特种网的编织上，成为专制网络得以织就的关键人物之一。
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统一以后的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实际上就是基本按照韩非的理论框架建构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明确和固定了社会各等级的权力与义务，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性。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绝对专制的政治理论野蛮地桎梏了人之个性的发展，极大地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而一味强调垂直关系下的服从，使中央集权体制很快僵化，由统一走向“统死”。因此，尽管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此种理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早已失去了进步性。
当然，秦王并不会这样看。他生活在法治传统深厚的秦国，对系统的法家理论心仪已久。不过，他过去所接触过的法家学说可能比较零碎，一方面，是由于变法于秦的商鞅只讲严刑峻法，只讲奖励耕战，这在当时是适用的。但现在时过境迁，全国面临统一，商鞅的学说便显出了总体粗糙、漏洞太多的毛病，无法用以指导当前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因为吕不韦并不专尚法家，特别在为君之道方面，他更多地采纳和改造了老庄道家的学说，主张无为、节欲、适欲，所以，在其傅保下成长起来的秦王，大约也得不到系统而完整的法家理论教育。而秦王本人的专横跋扈的政治品格，固然有其个人性情的因素，然而总的来说，是受大一统封建政治所决定和推动的，是历史造就了“轻食人”的秦王，尽管在统一前，他的这种品格还未发展到极致。因此，历史的以及个人的需要迫使秦王政采用更先进的理论武器武装自己。
可见，韩非在《孤愤》篇指出了加强君主权力的要害所在，在《五蠹》篇又规划出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案，而且提出了兼并天下、建立超越三皇五帝的大帝国这一战略目标。加强君权、富国强兵、兼并天下、建立帝国，这正是秦王政日夜思念的大事。韩非为秦王所日夜思念的大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句句话都说在他的心坎上，使秦王犹如夜见明灯。既然如此，他怎能不发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而无憾”的感慨呢？
连日来，秦王政多次翻阅韩非的书简，读其文而思见其人。为早日见到韩非，使其为己所用，秦王政在急切的心情之下做出了决定，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打韩国。韩王安见秦国大兵压境，惊慌得手足无措。危难中，韩王想起了韩非。尽管以往从未采纳过他的意见，这次却决定派韩非出使秦国，让韩非劝秦王首先伐赵。
韩王哪里知道，秦王政此次发兵的目的，不是要在此时灭亡韩国，而是要借此得到韩非。因此，当韩非出使秦国时，秦国便撤兵而归。
韩非到达秦都咸阳，受到秦王政的盛情接待。韩非的使命是劝说秦国伐赵，停止进攻韩国。事实上，秦国攻韩是为了得到韩非，现在韩非既已到达秦国，秦国当然暂时停止攻韩。至于是否伐赵，秦王自有安排，怎能听取韩王及其使者说三道四。由于秦王政的挽留，韩非便留在咸阳，礼遇有加。
在阅读了韩非的《五蠹》、《饰邪》等篇之后，秦王知道韩非是很仰慕秦国政治的。而韩非自己又不见用于韩，由此可以判断，韩非必将用于秦。
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秦王并未“信用”这位他渴慕已久的法术家。原因之一是，秦王又读到了韩非的新作——《存韩》，这是一封上秦王书，主旨是反对秦王伐韩。
秦王发现，同韩非的其他著述不同，《存韩》不提如何为君驭民，只讲现实中的诸侯之间的纵横关系、利害关系，并且竭力要使秦王相信，作者本人绝对是站在秦国立场上的。《存韩》的内容大致是：一、韩臣服于秦几十年，老实得如同秦国的郡县一样，秦不应放着最大的祸患赵国不打，而先去伐韩；二、韩国君臣面对强秦攻击，会同仇敌忾，抵御敌人，故秦不可能迅速灭韩。如果只拔一座韩城便退兵，“则权轻于天下，天下催我兵矣”；三、如此则韩必叛秦，魏必起而应韩，有利于据齐以与秦为敌的赵国，增强了合纵之势。于是，秦击赵而不能胜，退而攻韩而不能拔，军卒常年作战，疲于奔命，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成为天下的箭靶子了；四、所以韩非建议秦王派人使楚，争取楚、魏两国“从韩而伐赵”，赵便不能为患于秦了，然后，“韩可移书定也”。
灭韩以除心腹之患，是几朝秦国君臣战争实践的经验之论，也是秦王政君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制定的统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秦王政而言，存韩就意味着全部统一战略必须改变，意味着有可能大大延误统一战争的进程，这是秦王君臣所绝对不能同意的。更使秦王警惕的是，这种迂腐之论——包括秦不能在一年内灭韩，竟然出自对天下形势有着准确把握的韩非之口！显然韩非是在为韩国的安危着想，而不是为秦国的利害上书。秦王已经看出，在欲用于秦和存韩弱秦这一对矛盾中，韩非明显地选择了后者。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秦王令李斯谈谈对《存韩》的意见，李斯亦云“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表达了与秦王相近的看法。
韩非如此表现，教秦王怎样“信用”他呢？
其后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四年前，秦王喜得军事家尉缭，采纳了他的离间山东诸国关系，破坏其合纵图谋的战略性建议，曾派出不少智能之士到六国去完成这项使命，姚贾即是其中之一。
姚贾，魏国人，继其父职为监门（守门人）。曾为赵臣，后入秦。秦王曾招集臣下六十人，问谁可赴六国行离间计，姚贾遂毛遂自荐，愿出使山东，绝其谋而止其兵。秦王乃予其车百乘，金千斤，派其出使各诸侯国。几年过去，姚贾不辱使命，成功地离间了各诸侯，于韩非入秦这一年，返回秦国，向秦王复命。秦王非常高兴，为了表彰姚贾的功绩，封其千户，以之为上卿。
韩非知道此事之后，很快向秦王表达了他的看法：姚贾带着巨额的珠玉金银，由南至北，出使三年，未必离间了各诸侯的关系，可是把国家的资财都花光了，这是姚贾凭借大王的权威，国家的资财，在为自己的私利交结诸侯，希望大王进行调查。再说姚贾本是魏国监门之子，却在魏国行盗。他曾在赵国为臣，又被驱逐。让这么一个监守自盗的魏国大盗和赵国的逐臣，参与有关秦国社稷的决策，怎能鼓励群臣忠心为国呢？韩非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个被韩王推出来挡灾的韩国弃臣。多疑的秦王听了这个意见，因此而免了姚贾的官，并细细地盘问了姚贾一番。姚贾急忙向秦王表示了自己的忠诚：“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又以太公望为齐之逐夫，文王用之而王；管仲乃齐鄙之贾，桓公用之而霸的事例。反驳韩非对自己曾为“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历史的讥诮，要求秦王“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勿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认为姚贾的话没有错，特别是后两句，很有道理，遂命姚贾官复原职。
韩非的确是将攻击矛头对准姚贾个人的，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向秦王进谗，诬告姚贾，近似于人身攻击，应当看到，韩非的诬告，又的确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秦国执行离间六国关系的战略计划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使负有此项使命之人心怀疑惧，惟恐获罪，不敢放手去做，甚至不愿接受命令，出使六国。
秦王由此对韩非更感不快：自己险些听信了他的谗言，冤枉了忠臣。但是，可能秦王自己也搞不懂，韩非为什么如此痛恨姚贾？
工于心计的李斯，对韩非的得宠很是嫉妒。此次韩非责难姚贾，在秦王面前碰壁，被李斯视为时机已经到来，便同姚贾一道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
“韩非是韩国的一位公子，今大王想要兼并诸侯，但韩非最终还是得为韩国着想，而不会为秦国谋划，这是人之常情。而今大王不重用韩非，却又将他留在秦国，使他得以了解秦国的虚实。韩非久留于秦而后再回到韩国，这岂不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患吗？不如找他一个过错，将他依法诛杀，免留后患。”
秦王见李斯、姚贾讲得有道理，感到人心难测，联想到韩非入秦以来，并没有在重大问题上有所贡献，此次对出使四国有功的姚贾提出非难，而且又不在理，便听从李、姚的意见，将韩非下狱问罪。
韩非入狱后，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服毒而死。韩非感到冤枉，不肯服毒自杀，想要向秦王陈述自己无罪。可是在李斯的控制下，韩非无法得到面见秦王作自我申辩的机会。
事后不久，秦王对将韩非下狱问罪的决定深感不妥，察觉到李斯、姚贾是报以私怨，如此处理不仅会失去韩非，而且会产生当今天下贤士因此而不敢前来秦国的严重后果，很是后悔，于是当即派人到狱中宣布赦免韩非。然而传令的使者晚了一步，当使者到达狱中时，韩非已自尽而死。秦王得知韩非死于狱中，痛失一位贤才，心中甚是悲哀，同时也对李斯、姚贾的陷害异己深为不满。然而，秦王不想为一位已经死去的人再去惩罚活着的李斯、姚贾，自砍手足。在兼并天下的大业中，他还用得着李斯与姚贾啊！秦王把对李、姚的不满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对韩非充满着无限的哀痛和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