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统的形势已经成熟了，而秦国因缘和合，风云际会，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具备了消灭六国、铲除封建武装割据的实力。可是，历史女神并不因为秦国具备了上述条件，便毫无保留地向秦王政献出自己的全部爱心，保障秦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战争不仅要靠人去参与，更重要的是要依赖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去规划，去组织，去辅助君王进行指挥。而且，在取胜之后，如何保住战果，建立从未有过的封建大一统国家，也需要理论家给予君主以思想上的指导。历史，在盯着秦王政，且看他如何网罗人才。
秦王一生，很少有人敢于谈论他的相貌，在当时，这样做无疑是很犯忌的。秦王生性暴躁，在位时间愈长，其驭下便愈专横。亲政以来，死于屠刀下的人已经不少，谁敢去捋虎须？
偏就有一个魏国人，于秦王撤销逐客令后不久来到咸阳。在得到秦王的接见以后，他就公开向人谈论秦王的相貌，说秦王是“蜂隼、长目、鸷鸟膺、豺声”，就是说秦王长着一个高鼻子和一双长眼睛，还有一个猛禽胸脯一般的鸡胸，说话的声音像豺叫一般。综合这副相貌和秦王的言谈举止，他又进一步评论了秦王的为人：“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他的结论是“不可与久游”，于是很快便逃走了。
这个魏国人，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尉缭。
尉缭来到秦国的目的，无非也是因为认准了秦国必然要一统天下的趋势，到这里来施展平生所学，一逞抱负，所以他初谒秦王，立刻就提出了有关统一决战的具体问题。尉缭认为，决战的形势对秦国是极为有利的，同秦国比较，其他诸侯疲弱得如同郡守县令，任何诸侯都无法单独同秦国抗衡，那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尉缭担心山东六国会再结联盟，合纵击秦，向秦王敲响了警钟。
尉缭所列举的历史事件，秦王是熟悉的。春秋后期，晋国出现了赵、魏、韩、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卿执政”的局面，晋国公室的权力被六卿瓜分了。后来，智氏的智伯（名瑶）一度控制了晋国朝政，他便联合韩和魏攻赵，把赵简子围困在晋阳一年多。赵简子秘密派人去策反韩、魏；韩、魏也怕灭赵后智伯会攻灭他们，遂与赵联盟，反过来灭了智氏，三分其地。
夫差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君主，他的父王阖闾是因同越兵作战受伤而死的。因而，夫差念念不忘杀父之仇，终于打败了越王勾践。此后，夫差得意忘形，也要称霸中原，同晋国展开了大战，勾践乘机召集力量，兵发吴都，灭掉了吴国。
田齐湣王的时代离秦王不远，他曾同秦昭王搞连横，欲共同伐赵，并分别称东帝、西帝，所以田齐的国势一度很强盛，特别是在齐湣王灭宋之后，直接威胁到楚国和三晋，秦国也很担心能否抑制住齐国发展的势头。为了各自的利益，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在著名军事家乐毅的统率下伐齐，攻入齐都临淄，齐湣王也被人杀死。
秦王很赞同尉缭的看法，虽说单独一国诸侯不足为虑，倘若他们联合起来，对秦国的统一事业将带来很大威胁。历史上秦国曾多次遭到山东各国的合纵进攻，使秦国遭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如何避免合纵形势的形成，是一个关乎统一成与败的重大问题，秦王很愿意听尉缭的意见。尉缭的方法倒也简单，他劝秦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尉缭的建议简便易行，收效却可能很大。花费几十万金，就能破坏六国可能有的合纵，还能因此造成各诸侯间的不和，以及各国内部君臣的不和，从而减轻秦军正面进攻的压力。所以，秦王接受了尉缭的这个建议，同时，对尉缭处理军事问题的能力也很赞赏。在其后同尉缭的接触中，秦王发现尉缭对用兵之道有很精深的研究，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战略家。秦国不乏身先士卒、勇冠三军的将才，所缺的正是尉缭这样的满腹韬略、运筹帷幄的军事领袖。在统一决战即将全面爆发之际，尉缭的到来，无疑会大大增强秦国制定正确军事战略的能力。
因而，秦王对尉缭恭敬有加。为了留住人才，秦王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秦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发展历史告诉他，一个缺乏人才并且疏于礼聘人才的国家，不可能走向强盛，只会日益衰败。秦国素有善于选任客卿的传统，现在，这种传统又在秦王政的言行举止上得到了鲜明而生动的体现。他接见尉缭之时，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尉缭，不要说在隆重场合才服用的衮冕，就是弁服，以及其他一切可以标志其地位身份的服饰，秦王都不再服用，而是坚持穿与尉缭所穿一样的衣服，在饮食上也同尉缭一样，不再摆秦王的架子，以此表示对尉缭的尊敬和对人才的渴望。
可是，秦王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些举动将尉缭吓跑了。当时，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安于在等级造就的统治秩序下生活，僭越固然属大逆不道，过分的谦恭就下也会使人疑惧，因为在当时，这些都是不正常的。认真地说，尉缭对秦王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过，这是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治所造成的悲剧，起决定性作用的，绝非是什么蜂隼、长目、鸷鸟膺之类。
尉缭跑了，一个对秦国，对缺乏军事指挥经验的秦王都十分重要的军事家跑了，秦王该怎么办呢？在讲述结果前我们不能不提到一本书，它就是尉缭所写的《尉缭子》。
《尉缭子》分五卷，共二十四篇，字数虽然不多，但内容却很丰富，举凡战争观、战略战术的运用、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指挥艺术等等，都有所论述。这部书实际上是对当时战争规律的探讨和总结。
尉缭十分重视对国家的治理，他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民众皆无自私自利之心，彼此同甘共苦，不再相欺相侵，使监狱都成为虚设；男耕女织，粮充粟多，人民安居乐业，雍熙和平。然而，为实现私欲而发动的战争打乱了社会秩序，使人民流离失所，受到了空前的劫难，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完全被粉碎了。为此，尉缭主张以战去战，伐暴乱而本仁义。战国初期，墨子曾提出过著名的“征诛”理论。在他看来，商汤讨伐夏桀，武王诛杀商纣，所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义莫大焉。诛杀残暴的统治者是正义的战争，应当除恶务尽。孟子也认为对待像桀、纣那样的独夫民贼，理应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尉缭的思想与他们有共同之处，他痛斥那些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的为政者是为害社会、为害民众的“盗”、“一夫”（独夫），要求以有道之师制止。所谓有道之师，就是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的道义之师；就是不破坏社会秩序，使农不离田亩，商不离店肆，官不离衙署的正义之旅。战国末期，山东六国已经完全成为专行割据的腐朽势力，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尉缭伐暴乱而本仁义的思想，为秦国彻底消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提出了比较有力的军事学上的理论依据。
可是，即使有道之师所发动的正义战争，也不会很轻易地除暴安良，马到功成；欲取得胜利，需要许多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条件作为支持。尉缭很赞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张，认为“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孙子将道看做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实际上是把民心向背摆在了决定性的位置上。吴起则宣称为政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在此基础上方可以出师，“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孙膑兵法》亦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离胜有殃”。如此看来，重人事、重民是先秦兵家一贯奉行的传统，尉缭继承了这个传统，呼吁为政者采用藏富于民的方针，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奖励耕战，如此则民安，民安则国治，国治则可威治天下。
明法审令也是重人事的重要内容。尉缭认为严格的法令军令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要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利剑，时时悬在军卒头上，督催他们沙场效命，威加海内，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所向无敌。尉缭十分推崇大军事家吴起，认为他是明法审令的典范。吴起率军与秦兵对峙，未及交战，一名士兵突然出击，斩杀两名秦兵而还，吴起立刻下令处死这个士卒。左右劝谏他留下这名猛士，吴起则说：他的确是个猛士，但他不听军令，杀了他！因此，在《尉缭子》中罗列了许多条军令。从《将令》中可知，统军之将受命于君。将军手持君主授予的标志其指挥权力的斧钺入帅军旅，然后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若攻而败，守而降，兵败如山倒，为将者则将受极刑，掘坟暴骨，其家属没为官奴。对于士卒，尉缭则要求实行伍保之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属，一百人为闾，相连相保，有违犯法令而又知情不举者，一律连坐受诛；各级军官亦上下相保，有罪不举皆连坐。另外，关于营区管理、排兵布阵、军伍号帜等方面，在《尉缭子》中也都做了很具体的规定，以确保“内无干令犯禁，外无不获之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尉缭十分重视军事后勤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搏战取胜有五个必要条件，而后勤因素就占了两个。其一是粮草储备要比较丰足，否则会导致“士不行”。其二是军械装备必须有充分的保障，否则会使士卒“力不壮”。尉缭的军事后勤理论不仅在秦统一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后世战争实践及其理论的发展，也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尉缭十分看重将帅的军事素质，他主张为将者自受命之时起，就应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临战决疑，挥兵蹈刃，义无反顾。他要求将帅对士卒要恩威并立：威，就是军法，要严而不变；恩，就是恩惠，其施与要恰到好处，不可滥行。如此则三军用命，屡战屡胜。
历代兵家皆讲求战略战术的机动性、灵活性，尉缭也不例外。他反对临敌徒恃匹夫之勇，或进退不定，疑忌重重，主张决策要果断，出击要灵活，“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大军深入敌国，要攻占高城大邑，截断敌方的交通道路，乘虚而攻之。在《战威》中，尉缭列举了五个先料敌而后动的条件，即战前要研究制定周密可行的进兵计划；选任合格的统兵将帅；用兵神速；注意利用地形地势布置攻防；军令如山，违者必究。具备了这五个条件，就可以利用敌方的弱点诸如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戍客未归、财用未敛、将帅不信、吏卒不和、刑罚不立等等，以实击虚，收“敌不接刃而致之”之效。
在几次接见尉缭以后，秦王已有可能读过其中的某些篇章了。对于具有如此精深的军事理论造诣的人才，秦王怎肯失之交臂！
尉缭为避祸，便悄悄地离开馆舍，想要逃出秦国。然而，没等尉缭离开咸阳，秦王便发现尉缭出走，立即派人四出寻找，终于把尉缭找了回来。秦王政见尉缭被找回，又惊又喜地向尉缭问道：“先生为何不告而辞，舍弃寡人而去？”
“深蒙大王厚恩，臣哪里会不告辞去，适才不过是到市上闲游而已。”
尉缭见自己既被追回，便说自己是上街闲走。他怎敢承认自己是想逃亡？秦王政听了尉缭的回答，还是半信半疑，觉得尉缭不像是上街闲走，但是又不能断定尉缭是要舍弃自己而逃亡，更不可能知道尉缭在心中的那一段暗自独白。转念间秦王猛省：自上次进言后，我对尉缭优礼有加，同衣同食，可并没有正式授他以官爵，莫非他会是因此而想离去么？想到这里，秦王政在心中责怪自己的疏忽，便当即对尉缭说：“先生不要为寡人派人寻你而多心，寡人已决定任命您为国尉，正想告知于您，请您主管秦国的军事，望先生尽力辅佐寡人安定天下。”
秦王政虽然不真正了解尉缭出走的原因，然而尉缭对秦王任命国尉一事的用意，在心里却是一清二楚的。尉缭既然知道自己一时还难以离开，且又被任命为国尉，便只好暂时放弃离开秦王的念头，供职于秦王殿下。从此，人们便连同官职一道称他为“尉缭”。
对于尉缭的建议，秦王在统一过程中也下令具体实行了。因而，负有秘密使命的秦国使者们怀揣着金银珍宝，分道前往六国，千方百计去贿赂收买那些位居要津的显贵“豪臣”，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离间六国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之间充满了疑惧、猜忌，无法致诚缔交，戮力摒秦，惟知战其所亲，而忘其所敌。而秦国则得以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竭力使之扩大化，最终使秦国得以将六国各个击破，一统天下。因此，尉缭的建议并非只是简单的离间计，而是事关统一全局的一项军事战略规划。李斯的离间计侧重于为秦国延揽人才，堵塞敌方人才的来源，并挑拨其君臣关系，着眼点比较低，远不如尉缭建议那般高远，那般具有全局性。秦国只有一个，土地面积和兵力分别只占六国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六国拥有足够的抵御秦国的实力，然而最终灭于秦国，是因为“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敌”，使“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可见，尉缭的战略性建议，在秦国的统一决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统一前夕秦国在对其他诸侯国作战的过程中，使用的战略和策略，同尉缭的军事思想十分吻合；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布阵形式，同《尉缭子·兵令》所述军阵形式相同。这些都表明，尉缭亲自参加了秦统一战争中的决策活动，在军事指挥方面担负了重大的责任。作为秦国国尉，尉缭成为秦王最重要的军事助手。
可是，真正的英雄还是二十三岁的秦王政，是他发现并破例重用了尉缭，使这位杰出的军事家留在了秦国，没有为山东六国所用。此事看来偶然，实际上却是由于秦王继承了秦国政治领域招贤任贤的开放传统所致。这个事例说明，无论在什么领域，封闭则绝少成就。尉缭是魏国人，然而魏君却不能用之，终使其为敌方所用，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