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具有悠久历史的回族文学，是祖国整个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反映民族社会生活的回族文学，它与自己民族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曾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党的民族政策、文艺政策的日益落实，它也繁花竞放、蓬勃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漫步在新时期回族文学的艺术画廊，那琳琅满目、姹紫嫣红的图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不能不为它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发出由衷的赞叹。
新时期回族文学发展的成绩，首先表现在它的数量的丰富与品种的多样上。衡量文艺现象，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定量分析。量的分析、比较，是我们总结新时期回族文学成就的一项重要步骤。由于回族散居全国，回族作家的行踪遍布在全国各家文艺刊物上，加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发表作品时并不署明自己的族属，所以，就回族文学创作做一个完整的数量统计是困难的。但是，仅就我们手头掌握的零星材料来看，已经能够说明回族文学兴旺发达的图景了。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主要文学刊物《朔方》，自1989年至1984年，共发表了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30园余件，是19苑远～1978年的员园倍。从发展速度上来讲，应该说是惊人的。再如，《民族文学》自198员年创刊至1984年底，共发表了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13远件。窥一斑而知全豹。在短短的四年间，有这么多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登上了全国民族文学的大雅之堂，成绩应该说是令人振奋的。
在回族文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品种齐全、形式多样的回族文学体系也已初步形成。在历史上，回族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文学样式。如今，不但诗歌、散文这些回族文学的古老品种焕发了新的光彩，而且小说、戏剧、电影、报告文学、文艺理论和批评等艺术门类也相继产生了。可以说，具有悠久历史的回族文学，已经发展成为立体的、综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学了。
新时期回族文学发展的成绩，还表现在它的队伍的壮大与质量的提高上。衡量一个民族文学发展水平的标志，在于它涌现出了多少有影响的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一支阵容整齐、富于创造力的回族文学队伍已初步建立起来。他们中，既有功力深厚、宝刀未老的文坛宿将穆青、沙蕾、胡奇、沙陆墟、薛恩厚、李超、木斧、马瑞麟等，也有年富力强、硕果累累的中年骨干王世兴、赵之洵、高深、白练、白崇人、霍达、马步斗、丁一波、马自天、海代泉、师歌、王度、马达、马正太、李佩伦、李存光、郝苏民、马连义、马犁、马立彦、丁文、马瑞芳、韩统良、凌喻非、冯福宽、李全喜、姚欣则等，大量的则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文坛新秀张承志、沙叶新、阿拜、郑国民、马治中、马知遥、杨少青、陈村、张宝申、王延辉、马明康、马宝康、吴季康、白山、李栋林、马兰、马钰、姚金海、何克俭、杨峰、朱刚、马乐群、马中骥、查舜、于秀兰等。
这些新老作家，人人矢志握灵蛇之珠，个个奋力抱荆山之玉，胼手胝足，勤奋耕耘，为民族和祖国贡献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优秀之作。由赵之洵执笔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搬上舞台后，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轰动；沙叶新创作的《陈毅市长》在舞台演出和银幕放映后，博得了各族人民的交口称赞。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篇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先后获奖，为民族赢得了荣誉。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回族作家的员源篇作品获奖，不但在各民族中名列前茅，而且各个文学种类都有获奖作品。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举行的多次文艺作品评奖中，回族作家（作者）的获奖作品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二
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发展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一、题材的扩大与主题思想的深化。
文学民族化的实质是真实、深刻地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别林斯基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是民族的历史生活的表现”。因而，在民族文学创作中，题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及远园年代，回族作家们刚从黑暗的反动统治中解放出来，朴素的感情和欣欣向荣的生活，使他们的笔下除了表现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外，大部分是歌颂回族人民新生活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回族文学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其创作题材日趋扩大，由过去的相对密集发展为现在的相对散射，由过去的相对单纯、集中而趋向于多层次、多角度；其主题思想由过去的相对单质，发展为现在的相对多元，而且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以及主题意义的深邃性更加受到重视。
首先，回族文学的传统主题得到了深化，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现阶段民族生活的烙印。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坚如磐石的民族团结，这是回族文学经常采用的题材和传统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回族作家们继续讴歌着这个传统的主题，但感情更为深厚，内涵更为丰富。例如，马瑞麟写的反映“一个遭受‘四人帮’浩劫后的云南回族村寨”生活的《祖国三题》，温婉而深情，含蓄而内在，既控诉了“罪恶的毒焰毁灭了美丽的村寨，玷污了祖国母亲纯洁的胸脯”的可耻行径，又表现了“即使双翅完全折断了，对母亲依旧怀有浓浓的深情”的回族人民与祖国骨断筋连的血肉联系，更表达了“人人都说绣得很好了，姑娘们却显得十分不安，总觉得没一朵绣出祖国的风姿，总觉得对祖国的爱没有绣完”的回族儿女对祖国无比爱恋的一片痴情，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像这样有血有肉，爱憎鲜明，内涵深刻、丰富的作品，没有经过历史的磨难是写不出来的。马连义的获奖小说《回族代表》，则从民族新的生活出发，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细腻真实的人物刻画，讴歌了回汉族人民生死与共的血肉情谊，很有现实意义。
其次，是民族禁区的突破、民族文学题材的扩大。过去，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民族生活的许多方面被列入禁区，不但与回族人民关系密切的伊斯兰教不能涉及，就连回族人民日常的风俗习惯也不能表现。“文革”以前，有的同志稍稍涉猎了一下，便在“文革”中受尽了打击和迫害，以致粉碎“四人帮”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心有余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落实，回族作家们也向这些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发起了冲击。马知遥的《古尔邦节》就是发轫作之一。它通过记者进入回族聚居的村庄，对回族人民三大节日之一的“古尔邦节”进行采访的情节，将独特的风俗和善良的人们的美好心愿交织在一起，生动而形象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饶有情趣的民族生活画卷，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此之后，许多富有色彩，反映民族生活风貌的作品纷纷问世。其中，丁一波的散文《哈大妈的盖碗茶》写得清新隽永，富于韵味，值得一读。
同时，一向讳莫如深的宗教生活也进入了回族文学的创作领域。白练的《朋友》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篇，它通过麦收大忙季节前夕，回族群众要过“圣纪”，工作组认为这“纯属宗教活动”，影响麦收，准备阻止，而村党支部书记“河州马”却支持群众的这一要求，最后经过合理安排，既满足了群众心愿，又促进麦收的故事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现阶段一部分回族群众的生活面貌，鲜明地刻画了一位坚决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其他如马治中的《紫铜汤瓶》、韩统良的《朝觐者》，也都正面反映了宗教人物、宗教生活，写得真实生动，分寸得当。
再次，是回族文学与回族生活联系的加强。多方面地反映民族的新生活，是新时期回族文学的一项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回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许多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变化。例如马治中的短篇小说《“方”迷新传》，通过回民老汉马六十，用儿子孝敬自己享清福的钱，春节期间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下“方”邀请赛，反映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及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放活以后，回族人民的生活迅速提高，不但基本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开始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了。从独特而新颖的角度，讴歌了三中全会的路线，表现了回族人民新的生活面貌。
新时期的回族文学更多的是深沉的思索：对民族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对民族前途的关注。如高深的小说《清真寺落成的时候》，通过回汉两个青年在十年动乱中受了历史的嘲弄，曾以最狂热的“革命”热情，带头拆了村里的清真寺，但后来随着“盲目信仰的崩溃，受骗上当的痛苦”，又使他俩中的那个汉族姑娘变成了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并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过早地离开人世的悲愤故事，深沉地回顾了民族历史上那屈辱黑暗的一页，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终究是公正的”，凡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过去的盲目也好，现在的迷误也好，终究会被民族生活发展的浪头所抛弃的客观真理。其他如马犁的《飘动的蓝幌儿》、郑国民的《夜，满天的星》以及马治中的《三代人》等，通过对民族生活的深刻思考，选取与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题材，在新与旧的生活态度、生活道路的矛盾交织中提出了民族生活中发人深思的一些问题，揭示了民族生活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等重大主题。在这些时代性、现实性很强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回族作家们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而且看到了民族的前途与希望。
此外，还有一部分回族作家的作品，表现的是非回族的生活，如张承志的《黑骏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沙叶新的《陈毅市长》《无标题对话》，马犁的《棒槌鸟又叫了》《长白山密林里》，及霍达的电影文学剧本《公子扶苏》《飘然太白》等，它们反映了回族作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关于这一点，回族作家张承志说道：“我也常想为我们这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民族写一些作品。但是，或许正是这种贡献和牺牲的特点使我写的更多的是其他民族。”这话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牺牲”，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的民族才具有的特点和品质，它反映了这个民族宽广的胸怀和宽容的精神。我们相信，回族作家为中华民族贡献的这种“牺牲”的成果，必将在中国文学史和回族文学史中占有自己应得的位置。
二、民族典型性格的塑造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塑造鲜明生动、真实感人的民族典型形象，是民族文学的一项重要的美学要求。民族文学的成就，也往往看它提供了多少可以称之为典型的艺术形象。以前，尽管有的作家笔下也出现了回族人物，但由于“左”的思想束缚，所谓“地方民族主义”罪名的威胁，除了冠以“回族”二字外，这些人物与其他民族的同类人物从性格特征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民族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在这方面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并具有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由外向到内向。粉碎“四人帮”初期，民族文学的禁区开始突破，一些同志纷纷写出了不同类型的回族人物，但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必要的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的创作还处于表面的、肤浅的、外向的状况。他们虽然也注意描写回族人物的特征，但往往只停留在其外部特征，诸如山羊胡、小白帽这些相貌特征、服饰穿戴方面。有的还描写过度，“酌奇而失真”。由于过分强调那些外在特征，反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至于回族人物性格有些什么基本特征，在回族人物的内心深处潜存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则很少有人涉及。
近年来，这种倾向逐渐有所改变。回族作家们把自己的笔触更多地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努力探索着他们心理素质的奥秘。在这类作品中，张承志的散文《心火》是很突出的一篇。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形式，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我”——一个居住在非回族地区的回族青年，从儿时起就在内心深处萌生的“心火”——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像我家那顽强地舐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她得天独厚的长处和财富，就是那心之火。那心火使她不狂妄、不冷漠、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内心世界里暗自体味着那自儿时以来就有了的、他人无法理解的深沉感受。”写得深刻、内在，富于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回族人物性格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是从类型到典型。回族文学的创作，还经历了一个由“类型”到“典型”的过程。我们有些同志尽管打破了单纯描写回族人物外貌特征的局限，但目光又停留在人物的纯气质和行为特征上，脱离了人物的社会性及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而去追求什么“剽悍”“粗犷”的所谓“民族”性格特征，使笔下的回族人物，性格单一，面目相同，一谈就暴，一吵就跳，实际上陷入了类型化的窠臼。
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少回族作家在注意回族人物形象的共性特征的同时，更注重他们的个性特征；在塑造回族典型人物的同时，注意刻画了他们所生活的典型社会环境。这样把人物的共性与个性、个性与社会性结合起来，多方面、多侧面、多层次地描写人、刻画人，因而塑造了许多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回族人物形象。如马知遥的短篇小说《老烈》中的主人公纳万成。纳万成是一个普通的回民老汉。他既和千千万万的回民老汉一样，虔诚地信仰着伊斯兰教，在斋月里，他“宁可多封斋一天，绝不少封一天，尽量把该赎的罪赎完”，有着这个年纪的回族老人普遍的心理素质。同时，他又十分能干、好胜，总希望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心里才痛快。旁人叫他“七十三行”，他也毫不客气地说：“除了不会生娃娃，我都会！”表现出了回族人民常有的好强、聪慧的特点。但是，与一般豁达、善良、慈祥的回族老人不同，他又十分冷酷、自私、绝情。兄长死了，撂下了三个碎娃娃，他不但不去送“埋体”，反而“干拌面吃了一碗又一碗”，并狠狠地诅咒道：“活该，他早该无常了，主的惩罚……”自己的亲侄子尔里吃了树上的几个青果子，他竟把尔里扯着耳朵提了起来，耳朵都扯裂了。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作品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是那“左”的路线和极度贫困的生活扭曲了人的灵魂，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在那靠工分吃饭的日子里”，“为了一分一厘工分，争得面红耳赤，像狼一样，为了一块骨头撕咬、扭打，急得眼睛都红了。”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他被泯灭的人性又得到了恢复。这样，虽然作品没有过分地渲染人物的气质特征，也没有因袭一般描写回族人物的俗套，却依据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实、鲜明，有着丰富内涵的回族人物的“这一个”，一个别林斯基称之为“熟识的陌生人”的艺术典型。
三是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多样。新时期的回族文学不但塑造了许多富有光彩的民族的艺术形象，而且进行了多层次的刻画与展示，使之呈现出了多样化的丰富状态。在回族文学的艺术画廊中，既有热爱土地，对党怀有深厚感情的普通农民（高深《土地呵，土地》），又有顽强攀登，具有男子汉阳刚之美的科学工作者（张承志《大阪》）；既有为了民族英勇奋斗、光荣献身的革命志士（杨少青《歌唱英雄马和福》），又有温婉贤淑，具有美好心灵的回族妇女（查舜《月照梨花湾》）。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也迥然不同，各具风采。例如，马连义、马知遥、金万忠的短篇小说《善良人的喜怒》《“业余社员”轶事》《小河弯弯》中的人物海德福、纳万成、马亮，三个人都精于买卖，这是由传统的民族经济生活所造成的，但是又各具特色。海德福参加过革命，接受党的教育较早，因而热情、耿直，一身凛然正气；纳万成是普通农民，因而他既精明又胆小，既自私又狭隘，身上具有更多的小农经济特点；马亮是愿园年代的新农民，因而他的性格诙谐、乐观、开朗，体现了一种开放和进取的精神。这些形象的出现，丰富了回族文学的人物画廊，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新时期回族文学在典型性格塑造上的进步。
三、艺术表现技巧的提高和民族艺术风格的趋于成熟。
在新的历史时期，回族作家们在继承发扬民族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大胆地吸取、借鉴了兄弟民族乃至外国的好的艺术表现手法，融会贯通，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上去，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使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和技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例如，回族诗人杨少青，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在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时，运用了一种“花儿叙事诗”的新形式，将回族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花儿”与“叙事诗”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丰富、发展了“花儿”的艺术表现手法，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为提高回族文学的艺术表现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运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回族诗人，也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情感抒发的直露和艺术手法运用的单调，而是从多方面学习，努力探索新诗的意象、意境、构思、暗喻、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因而使自己作品的艺术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获得好评的作品。例如高深的诗作《黎明曲·夕阳》：
夕阳喝醉了酒——
临别时向白昼挥手
匆匆忙忙地归去呀……
不慎跌倒在丰碑似的山头
夕阳碎裂了，碎裂了
光啊，光像血一样流……
夜，顿时蒙住了自己的脸
夕阳的鳞片化作一天星斗
为了同黑色世界搏斗
粉身碎骨也还要照耀宇宙
在充分运用传统诗歌的比喻、拟人、夸张手法的同时，又自然地利用了外国诗歌常用的象征、变形等艺术手法，因而写得凝练深刻、瑰丽奇特，具有一种立体的形象感，给人以一种雄浑、悲壮的美的力量。
在小说创作中，回族作家们也越来越不满足于那种以故事的完整、情节的连贯为特点的传统写法，而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凝聚和展现更加广阔、更加深刻、更加富有美学价值的意蕴，借鉴运用了西方小说常用的时空交错、跳跃、意识流等手法，从而丰富和提高了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有的还不肯随俗，独辟蹊径，探索出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如为回族文学取得了很大声誉的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在学习、借鉴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及外国小说技巧的基础上，采用了一种抒情散文式的写作方法，将浓烈的主观抒情与冷静的客观叙述及象征性的寓意结合起来，将为了加大作品的容量和适应人物的意识的流动而采用的时空交错、跌宕跳跃的手法与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叙述及深入的人物性格刻画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学习和借鉴外来的艺术表现技巧，目的是为我所用，发展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回族文学。在不倦的艺术探索及创作实践中，回族文学的民族特色不断有所加强，民族艺术风格开始趋于成熟。
风格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有如人的风度一样，它是从艺术作品的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代表性特点，是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艺术家的主观方面的特点和题材的客观特征相统一所造成的一种难以说明却不难感觉到的独特面貌。回族由于居住分散，反映在具体作品上的艺术风格也是多样的。但是，共同的心理素质及文化基础使它在整体上又具有一致性。这首先表现在它对客观审美对象，即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共同感受和形象描画上。无论是民族节日的生动反映，还是民族风俗习惯的艺术表现；无论是对民族历史及革命斗争的真实叙述，还是对民族聚居区的出色描绘，从这些富于魅力、别具情趣的生活图景之中，以及在它们中洋溢着的“油香”“壮羊肉”“盖碗茶”的独特香味中，我们感觉到了回族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独特风味。
民族的艺术风格更表现在民族作家对于民族生活独特的把握和表现方式及情感态度上。正如张承志所讲：“以真挚的创作冲动出发，以及由于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强烈偏爱和体会产生的作品中的真挚感情，这是民族文学的第一特性。”在回族文学作品中，我们既看到了回族作家们独特的感觉现实、表现现实的方式，如杨少青《阿依舍》中“北风卷起六月雪，化做克番于身上裹”；高深《土地呵，土地》中的“远处的山巅则庄严地托着白云，像位头上缠着泰斯塔拉的回族老人”；更看到了回族作家们无论是《远征驼群的后裔》的作者何克俭，《回回家》的作者木斧，还是《煎饼花儿》《祖父》的作者马瑞芳，《塞拉特》的作者杨建基，他们在作品中贯注着的强烈的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这种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意识与具有浓烈民族生活气息的艺术氛围的结合，升华出了一种深沉蕴藉、恢弘勃奋的艺术风格，使回族文学在我国文艺的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美学意义。
三
尽管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发展速度是各个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但平心而论，它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还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一是部分作品对民族生活的反映存在着肤浅化、表面化的现象。新时期的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对此反映不力。有的回避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仅仅是一些好人好事的罗列；有的只是空泛的歌颂，缺乏更深刻的内涵；有的虽也试图解答生活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浅尝辄止，开掘不深。例如，不少作品描写了民族生活中的宗教现象，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单纯地对它进行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不恰当的。只有把这种现象放在民族历史的特定地位，正确地解释它在现阶段重新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客观地评价和表现它在新时期民族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这样才能写出更真实、深刻、感人，更具有生活厚度的好作品来。
二是回族文学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假如我们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一下全国回族文学发展的现状，就会发现，再也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学像我们这样存在着如此突出的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在非民族聚居区，回族文学发展得很快，涌现了张承志、沙叶新等有影响的回族作家；另一方面，在回族聚居区域，回族文学的发展则比较缓慢，创作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一方面，回族作家创作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另一方面，它们却大都缺乏民族特点，而有特点的作品影响却不够大。一方面，我们在全国性的文学作品评奖中屡次获奖，另一方面，这些获奖作品却没有一篇是反映回族生活的。以上不平衡状况的存在，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族文学的成就。自然，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原因，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我们也不能苛求那些生活在非回族聚居地的回族作家削长就短，搞脱离实际的平衡。但是，作为一个问题，还是应该引起回族作家们的注意。
三是回族文学的发展尚不够全面，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新时期回族文学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中短篇小说和诗歌方面，在其他一些文学领域，则显得比较薄弱。例如，藏族在1980年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表和出版了源部长篇小说，哈萨克族也发表和出版了员园余部中长篇小说，可我们出版、发表的长篇小说却不多，缺乏反映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的史诗性的作品。从作家队伍的建设来看，我们也是十分薄弱的。据《民族文学》的资料介绍，截止1983年底，全国作家协会的回族会员仅有员远人。按人口比例来讲，我们在少数民族中是居于低位的。再以地区分布来讲，延边一个州的朝鲜族的全国作协会员有30人，内蒙的蒙古族会员有圆员人，新疆的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会员有35人，西藏的藏族会员也有苑人，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会员只有员人，截至1985年8月，仍然如此。这显然是与我们民族所处的地位不相称的。
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努力，综合治理，关键在于我们有关文化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在于我们回族文学工作者。王蒙在对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的评论中曾满怀激情地写道：“波浪翻滚的几条大河向我们的文学事业发起了勇敢的冲击，它号召着更加开阔、高大、强健而又深沉的文学，它号召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的文学巨人、文化巨人的诞生。它的出现展示着一种进入全新历史时期的新的姿态、新的快乐和庄严、新的胸怀、更高的文化智能根基。”这话既是对全国文学的现实的预言，也是对回族文学的现实的预言。不是嘛？回族作家张承志等的小说创作不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种预言的可靠信息吗？回族，是一个有着苑园园多万人口，富于创造力和进取心的民族，在历史上，她曾为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增添了光彩。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她一定会焕发出更大的聪明才智，推动回族文学的更大发展，诞生出自己民族的文学巨人、文化巨人，为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载《朔方》1985年第员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