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喜欢研究故纸堆的民族，当现实中不能突破现状改善自身时，就只能在历史中寻求缓解，于是就有了历史的戏说。历史原是一出出戏，人们都在舞台上尽兴尽情地表演，唯独忘了自己应该是谁。历史可以戏说，但真相不容隐瞒。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
凭借家庭的富有，司马相如当了“郎”（以赀为郎），“郎”是皇帝的侍从。汉承秦制，规定家中有钱的人可以为郎。汉初曾以“十算”（十万）为起点，到了景帝朝改为“四算”（四万）为起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衣食足而知礼仪，二是有资产备得起官服。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在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儿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一拍即合。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司马相如心情大变，文思泉涌，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由此拉开帷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
“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缪为恭敬”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而王县令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令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令先来到卓王孙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王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相如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令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令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勉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动了临邛的上流社会。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令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县令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朝拜，意在造势，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卓王孙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卓王孙的胃口，哄抬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令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令一再相邀。最后，司马相如拗不过，顺手弹了两支曲子。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结巴，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令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自己的强项——弹琴。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还亮出了绝技，到底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王孙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令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请特别注意“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抚琴，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癖好，就有了软肋。
卓文君酷爱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短处。司马相如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支表达爱慕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钥匙。
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金龟女”——卓文君！
司马相如应邀到临邛之时，随行车马非常之多，来到之后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家中的卓文君早有耳闻，只是无缘相识。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内心十二万分仰慕，直担心自己配不上他。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酒宴结束之后，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买通卓文君的侍女，直抒胸臆。“两情相悦”的确令人幸福得发晕。卓文君奋不顾身，连夜从家中出逃，司马相如狂喜不已，当夜带她离开临邛，回到成都家中。
到了成都，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四面墙（家居徒四壁立）。
当然，“家居徒四壁立”这句话与此前的“以赀为郎”，出行有盛大的车马随从颇不相符，真不知道司马相如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
第二天，卓王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个人已经离开临邛要回成都，气急败坏。不过，作为一个大汉帝国首富，卓王孙自有撒手锏：经济制裁，一个子儿都不给！
蜜月之后，两个年轻人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卓王孙的经济制裁立竿见影。卓文君第一个受不了了！她自幼长于豪门，富日子过惯了，哪里受得了穷？她对司马相如说：“假如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临邛，就是向我的兄弟们借点儿钱，也足以维持生活，何苦在这儿受穷呢？”
最后，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变卖了车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店，类似现在的酒吧。他让卓文君亲自站台卖酒（文君当垆），自己系着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得更是有声有色：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生活艰难，卓文君只得拿自己的高档皮衣去赊一点儿酒，二人同饮。喝完酒，卓文君抱着司马相如的脖子哭着说：“我从来过的都是富贵日子，现在却到了用裘皮大衣换酒的地步。”于是，两个人商定到临邛开酒店，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干活，有意让卓王孙丢人。
卓王孙的富有绝非一般，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了卓王孙在秦灭赵国之后，从赵地主动要求迁徙远方，最后迁到临邛炼铁致富的全过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都是国家级大富翁，卓王孙排行第一：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卓王孙无疑是当年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首富。
卓王孙的千金回临邛开酒吧，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如和佣人一样打杂，实在让卓王孙丢人现眼，卓王孙因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自己引狼入室——司马相如拐走女儿，是因为自己请司马相如到家中赴宴，而此事又是王县令做的婚托儿，总不能和县长翻脸吧？卓王孙有苦难言。
卓文君不顾礼仪——自己的女儿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做，竟然不知廉耻，与司马相如私奔，让卓王孙脸面尽失。
丢人丢到家门口——女儿和司马相如的酒店如果开在成都，眼不见心不烦，舆论还不至于这么大；可他们竟然把酒店开到临邛，生意做到家门口，临邛小城，尽人皆知，这真叫“丢人丢到家”了！
卓王孙又羞又恼，却无处发泄。
文君的兄弟和长辈纷纷从中斡旋：卓王孙啊，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已为人妻，生米已然成熟饭，司马相如也算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文君完全可以托付终身。再者说，司马相如还是王县令的座上宾，你又何必不依不饶呢？
卓王孙万般无奈，只好花钱消灾，分给文君一百名僮仆、一百万钱，另有一大笔嫁妆。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立即关闭酒店，打道回成都，买田买地，富甲一方。
自此，这个钓取“金龟女”的阴谋以司马相如的得逞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