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一日星期五
本来西宣部定于今日召开文联党组扩大会，要讨论文艺整风问题，但因当前更重大的斗争，使整风稍为推迟，实际上“三反”整风如果进行得好，也使文艺整风问题解决了一大半，经过“三反”斗争，经过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一场激烈战斗，使文艺整风的目的性会更明确起来，使文艺整风更顺利地进行并进行得彻底。
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动员全部力量“捉老虎”的战斗动员会。文教系统由张稼夫部长负总责，指挥这一战斗，并以赵守一、秦川等三人组成参谋部，协助工作。为了攻破一些强固堡垒，组织了十人的工作组（打虎队）。由西北局十个处长干部组成。新闻系统、文联系统干部归西宣部直接指挥，直接调动。
首先，必须把文教系统的“老虎”捉完，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
其次，为配合这一运动，宣传部门必须大张旗鼓，全力动员，组织“三反”宣传。主要是报纸要加强，直到现在报纸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宣传委员会决定了，抽调十个处长级以上干部，组成临时采访报导组织，其中有王谟、方杰、元青、田方、毛岚、莫耶等，我也被指定参加这一工作。哪里发现了“大老虎”就将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光荣而严峻的任务，我必须尽一切力量完成党所赋予我的这一任务。
宣传的又一个重点是文艺工作，在上次会议散会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讨论了立即行动起来，配合“三反”运动，以文艺武器向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作战，这是一个长久的也是突击的任务，党规定三四个月以内都以此为宣传中心，一切党的文艺工作者在这一场战斗中，都必须上战场，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武器，把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打下去，任何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许袖手旁观，临阵脱逃，或畏缩不前，为保卫党而战！为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而战！为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顺利走向社会主义而战！
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的严重的战斗！
毛主席说过：“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阶级斗争的内容必然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斗争，我们要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的路；而资产阶级则企图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是非常准确的说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业建设、商业贸易上，资产阶级总是企图破坏纲领，损害国家利益，以达到发横财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引诱国家机关干部下水，变成他的代理人，这些国家机关贪污、浪费分子，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毁，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在国家政权中的代理人，他们是党，是人民，是祖国的叛徒，不坚决反对他们，不把他们加以彻底改造，他们会改变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性质，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不反掉他们，国家前途将不堪设想，社会主义不会到来，其危险性即在于此。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同时又派了他的亲信们混入国家机关，执行资产阶级所赋予他们的任务，这些奸细分子也必须彻底加以肃清。
肃清资产阶级在革命内部所设的堡垒，组织我们的力量，才好坚决向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展开斗争，把资产阶级的进攻打下去。坚持巩固国家经济（社会主义成分），在工商业、在国家经济上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取领导权的另一个问题，也是主要问题之一，是农民问题。
对农民，这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阶级，在反封建斗争、土地改革胜利之后，向哪里去，走怎样的道路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领导农民沿着合作的道路，通过发展生产互助，使集体生产逐渐发展，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即是说要农民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向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去。而资产阶级则企图争取农民走向单纯的发家致富，个体生产，促进农村的阶级分化，向富农经济发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看到这一严重问题，努力教育农民，不厌其烦地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向前看，向社会主义看，而不向后看，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关系重大的斗争！
在国家政权中，在工商业领域内，在农民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时刻在斗争，这斗争一直到阶级消灭才能终止。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的任务是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也全力扩大他的力量，我们要坚持对于国家的领导权，资产阶级也企图篡夺领导权，我们在争取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也千方百计在争取农民，如果我们存在着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就会削弱自己，使资产阶级的队伍屯兵养马，壮大起来，以至于翻脸不认人，把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的黑暗世界去，甚至于免不了流革命战士的血，流人民的血！所谓亡党、亡国、亡头的意思也即在于此。如果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并在同资产阶级长期合作中不断和他斗争，扩大党的威信，扩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坚决领导农民——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路标前进，我们就有把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去。
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我们必须切实实践自己的诺言，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明天而勇敢作战。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刊物怎么办？
《西北文艺》，自创刊到现在，已出版了整四卷。在过去我没多为它费过脑筋。自大连创作回来后，要我更多负责地管它了。
差不多将近两个月，我的脑子从没停止过思考，怎样办好这个刊物呢？
我当然是很爱它的，可是它却是那样的孱弱，发行数量少得很。虽然它有它的一批读者，它起过它一定的作用，但这个作用是和它本身所担负的任务极不相称的。
《西北文艺》本是西北文联机关刊物，它的使命是代表西北文联指导西北文艺的普及运动。根据这一点的要求来检查我们的刊物，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1.机关性不够：第一，所谓机关性，应该解释为，代表文联各部门，指导西北普及文艺工作，解决文艺普及中的各种问题，它应该成为西北文联各组成部分在工作指导中的有力武器。可是我们的刊物，实际上与文联各部门联系极少，他们只作为一般投稿者和我们发生联系，因此，我们的刊物便失去了文联各部门的支持，不能共同努力办好它，大大失去了机关性。第二，表现在组织上，名义上是“西北文艺编辑委员会”，实质上是只有正副主编而无编委，缺乏代表的广泛性。第三，表现在领导关系上，西北文艺社既无编委会，又未能实际置放在一定领导关系下面，成了一个独立单位，这便在实际上减低了领导的约束性，减低了党性的指导。
2.未能切实担负起指导文艺普及的任务。
我们在刊物的选稿和编排上把它打扮成一个大型刊物的面貌，我们常说它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的综合。当然在展开文艺批评和发表优秀作品这两个任务上看来，是不错的，但我们却忽略了它和中央两大刊物的更严格的区别，这便是对象问题，具体对象问题。我们也忽略了它同样应该与其他大行政区例如东北文艺、长江文艺、西南文艺所应有的区别，因为我们西北有西北的具体情况，我们只有三千万人口，除过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语言不同的）外而其他两千万人口中文化水平也不同于其他地区。
因此，在西北工作的一般文艺干部（为数并不多），他们经常读《文艺报》也就够了。他们不需要现在我们这样的刊物，因为他们在这里得不到什么东西。而真正需要我们指导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分子，却读不懂我们的刊物，所发表的东西，也不合乎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我们却没有。这就说明我们刊物是脱离西北实际，脱离群众，脱离西北文代会的普及第一的明确决定。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必须迅速改造它。
一、必须把编委会成立起来，并确定编委会的任务和工作制度，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
二、必须改变刊物面貌，明确对象，力求通俗，提高质量，把刊物推到县以下去，在县以下扎根，和各种群众的文艺组织、宣传组织、学习组织建立联系，切实为它们办事解决问题：
1.大量发表群众能做宣传资料的快板、鼓词、戏曲。
2.发表群众能读的通俗故事、诗歌、通讯、报告（新人新事）。
3.发表通俗文艺理论，提高群众文艺活动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指导群众文艺正确开展。
4.指导群众写作，发表工农兵的作品，培养工农兵文艺作家。
5.报导群众文艺动态，发表各地文艺工作总结，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6.较大型作品只要能供分区文工团或县剧团演出的历史剧、新歌剧，能为群众欢迎的文学读物，也酌量发表。
三、重新考虑通讯员工作。大量发展工农通讯员。通讯员的任务重点不放在投稿上，不把投稿作为工农通讯员的主要条件，要求通讯员成为刊物与群众间的桥梁。要求通讯员成为编辑部在群众文艺活动中的触角。
这样做便可以比较能够完成《西北文艺》所应负的使命。
——夜十点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
文华摄影队从藏回来了，在他们汇报情况中，谈到一件使得整个队混乱的事情，是为了买东西。
藏正在土改，几百年的马家封建豪门被农民打垮了，农民没收了地主的财产，为了抵缴公粮，拍卖所没收的地主家财物。以刘×同志为首，在团司令部写了信介绍她去买东西（给自己），别人知道了，也要跟着去，去了七人，买了许多物品如皮衣、皮箱、玉饰等，后因分配不均，利益冲突，弄得摄影队内部乌烟瘴气，极不团结，此后，工作便一天比一天坏。
他们自己作了结论，认为买东西是没错误的，弄得不团结，其错误应该由鲁×担负。
我当时给予刘×以批评，这件事情应该这样看：买东西根本不对，责任应该由刘×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