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渭南
这一年，我全力以赴，投入《西北文艺》的编辑工作。四幕歌剧《战友》，由张鲁同志重新谱曲后，作家出版社印了单行本。
行前读了西北艺术学校戏剧系学员的习作《增产》（六场歌剧）。
写了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写革新中的先进人物与保守人物的思想斗争。这一斗争是在稻田密植事件上展开的。
这个戏也是一个公式化、概念化的标本。
一、矛盾是概念的，矛盾也无发展，而中间的生虫曲折根本与稻子密植问题无关系（无思想教育的关系），如果把生虫这个节外之枝砍去，全剧就剩下要密植，密植了，也丰收了。除过吵几次嘴外，并未有什么思想一直到行动上的斗争（纠葛）。
戏剧冲突光有斗争概念还不行，把斗争的两个方面截然分开也不行，必须是有“纠葛”的，像葛藤似的纠缠在一起。
二、人物的关系根本缺乏生活气息，父不父，子不子，爱人不像爱人，女儿不像女儿，干部不像干部，群众不像群众，人物间的思想关系与社会关系及他们的身份与其他许多作品千篇一律。缺乏具体的细节的描写，仅有的细节描写也与别的作品一样，连小节和说话的意思都一样。
所以这个作品根本缺乏生活里的人物，看不出人物的面貌。
三、由此决定了这个作品缺乏思想，缺乏内容。
它是谁都可以捏造出来的。
下乡第一天。
终于争取到了一点下乡的时间。别了我亲爱的墀和可爱的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到渭南，可心里仍在牵挂着她们母子。墀工作忙，一人照顾不了儿子，好在我们夫妇是供给制，儿子也享受供给制待遇。国家每月供他二十万元奶费、二十二万元保育费，儿子简直是个“小老财”了。（而大灶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也只有十二万元）。我们便用这笔钱，将陕北的祖母接来帮我们看孩子，还同时供两个小妹上学。这便减轻了我的一些后顾之忧。
下午二时四十分，乘车赴长安车站，文惠为我送行李，三时四十分列车自长安东行，五时四十分抵渭南。这趟车是专开渭南的，当晚八时又将返长安。车上旅客稀少，从长安开出时尚算满员，过临潼后就很空了。车厢原系货车，新改装的，窗高而少，座位系长凳，有点像公共汽车的座位，只是中间多了一长行，旅客多系临渭两县农民，其次是某工地的临时工，也是从农村动员的农民。
从车站到地委会有二里多路，雇了一个人扛行李，跟上行李走，有点急行军的样子，也像是运动会上的负物竞走，好久没急行路，有点气喘了。
在地委宣传部先见了一位姓郭的同志，他看了介绍信，谈了几句，又看了看信问道：“你是王汶石同志吗？”这倒问得令人奇怪，“你拿着信，信上只有一个人名，而我又是一个人在你房里，再会是谁呢？”我心里想。但我仍立即回答：“我就是王汶石。”他又问：“西工团有个王汶石同志，是西工团团长……”我想他问的是西工团二团便回答：“就是我。”“啊！”他不知怎么知道我，又补充说：“我原是渭南文工团的。现在这里由林子云同志代理宣传部长，我领你去和他谈谈，他原来也是渭南文工团的！”
林代理部长是个青年人，我们谈了好久，交谈得十分顺利，虽然过去互不相识，但由于事业上某些看不见的联系，使我们能够谈双方都比较熟悉的事情，谈到文艺界一些朋友，又谈到临潼栎阳一带的斗争、历史与双方均熟知的一些朋友。
从谈话中知道，各县都正在开三级会议，渭南县两三天就结束。三级会议，各县都开半个月，因为此次计划收购工作，布置得仓促，干部思想上一时尚难接受。县三级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都是近几年从农村提拔起来的，他们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直接的联系，对于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主导方面认识明确，而对于农民的自发性的一面，资本主义思想一面则认识不足，故任务布置下来后，一下子思想上接受不了，目前的重要问题是整顿干部思想，半个月的会议，实际上是开一个训练班。
干部决定一切，这对于一个农村干部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考验。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一
上午十时到渭南县委找韩书记，县委会一个干部也没有，只有一个青年同志，领我去县府，说是韩正在县府开会，县府就在对门。
果然，县府礼堂内外挤满了干部，在主席台左入口处，碰见韩增友书记，穿一蓝灰色棉衣，马裤窄裤脚，小个儿，大眼睛，颇有身架，简谈数句，即约我参加大会，大会正是地委刘书记讲话，接着是中央来的个什么夏局长讲话，夏之后是韩作总结，韩说话口齿清利，缓慢持重，也相当有条理，看听众的反应，韩的讲话还是有些说服力的。
下午四时散会，在会场处赶上韩，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谈一谈，他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我问：“现在可以吗？”他即刻回答：“现在不行。”口气里带着惊异，接着约好明天谈并问我住何处，让搬到县委会来，并叫在县委吃饭，我谢绝了吃饭，说好即刻搬来，看样子对我们这样的人似乎不大欢迎，仿佛要给他肩膀上放个大包袱似的，然而，我想我决不会成为谁的包袱，我是党的干部。
搬来后，具体和我联系的是一位姓田的文书，她拿去我的关系介绍信，说是研究分配工作，负责干部正忙着安排什么具体工作，谁也没有见面，不久，工作分配确定了，分配到固市区去。固市是这个县的副点（带渭是重点），在渭北，离此四十里路，据说区上干部比较硬棒，往日工作也不错，是个半经济作物区，麦棉都有，明年准备发展一个生产合作社（但不是重点，条件没有带渭好）。
——夜在渭南县委会
十二月一日星期二雪雨在带渭区吴杨乡府晨起时，天朦胧，用茶壶和缸子配合着洗了脸，去县府大礼堂开会，台下已挤满，台上尚无人，顷刻人齐。大会听取带渭六乡的试办报告，内容颇丰富。会后，董秘书来说，让我去带渭，并住八乡，这里有刘述贤互助组。雇了一辆架子车直奔王家村，到时乡长和支书均未回来，只乡文书在家，区上已有一同志先到，县上也有一青年干部到达。
文书，是一青年，面冷而缄默，对我们这些未带介绍信的人似乎不大欢迎，区上同志和他是很熟的，我很生。文书在生人面前一筹莫展，时时外出，许久不返回，区上同志笑着说：“文书怕见生人，见生人就时时躲避。”怪不得他见我们既不打招呼，一句话也没有，也没有盘问我们几句，看样子是区上同志给他谈过了，否则，也许，因为没带介绍信他会不让在乡府待上一点钟呢！
这天下午和晚上，不时有农民来乡府，全是要求乡府写介绍信买粮的。
头一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拿着一个村长的介绍条子，一进门大方地问了一句：“你们都忙！”但从此后就拘束起来了，他似乎只预备了这一句寒暄话，乡文书拿着他的条子，不看他，皱皱眉头说：“你怎么又来了？写了好几回信了！”这个少年说上次开条已好久了，没啥吃了。原来这个少年家有六口人，种五亩地，夏天种瓜，歉收，卖了八十几元，种了一亩萝卜，又种了菜，家中无粮。文书冷冷地说：“你回去叫你大来。”少年回去了。查了一下底簿，这家是半个月以前买过九十斤粮，九十斤粮六口人吃半个月，是相当紧张的。
不久，又来了三个人，文书没有在（大概是躲我们去了），这三个人一个是清瘦的，大大的眼睛忽闪闪的很机灵，口齿也很伶俐，老尹问到他对粮食问题的看法，问他怎么解决吃粮问题，他犟着说：“只有挂上笼笼上城里买面条。”他存心作犟，故意捣蛋。这是他说的一些话：
“哪里买麦也买不到，挂上笼笼上城里买面条，一人还只许买两千元的，投挨到咧，面条没咧，不卖咧，那还不让在他门口站，只好脸朴红朴红端朝东，谁管你呢！”
“政府可把骂挨扎咧，有些老百姓也不想一想，工作同志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他就守在仓库门口，向工作同志说：唉！把你吃的白面馍，不敢给我娃掰上一块么？你说工作同志听了心里能好受？”
“你叫我说照顾全面的话，我说不来，我没学习过，我如果像你们一样学习上一月，保险比你还明白，你没我灵醒，不是我说哩！”
“老百姓谁能把事全面想到？你要和我盘道盘上一夜，我还是一句：提上笼笼买面条！”
文书一回来，他们就不愿再和我们谈下去，马上向文书连说带拍打地戏谈开了。这个小个儿，黑皮肤，老实矜持的文书似乎没有原来那么古板，也有了点笑容，但还是没多少话，完了就问你们的村介绍信呢？看来文书是特别重视村介绍手续的。他曾讲了好几次他硬是有劳力的不开介绍，才顶下去，最近一个时期谁来他就说等三干会完了乡长回来再说，来写介绍的人才少了。
不久，一个妇女从张家村来，进门也说了句“你们都忙”。问她来干什么，她说：“文书传我，不知村里谁把我呈上咧，说我套购了麦，要调查我呢！我一家五口，四亩地全在河滩，夏收一石多扁豆麦，秋田全叫河水漫了，没吃的买了一万多元烂红苕，混合的吃呢，娃常常说：妈，我肚里难过得很。红苕把娃吃得难过的，娃原来红堂堂的，现在瘦得可怜的。他舅家看娃没啥吃，给娃拿了两个绿豆馍。我给人奶娃，前一个人家抱回去了，我又抱了个娃，说了三斗麦，还没给呢！不给娃吃奶，我一顿吃一老碗，给娃吃奶，就得三老碗。我妈年纪大咧，想吃个馍我也没啥给买，村长不给开条子。还报告说我咋咧咋咧……”老尹告诉她，你只要确实没粮政府总不能叫你饿着，叫她回去。她一会生气，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一生气声音就粗咧，嗓子就大咧。”临走在门外还故作叮咛而又威胁地说：“你们说的话，我可是听你的话咧。”
文书暗地里说：“这婆娘歪得很，群众有反映，她把村长也拾掇的，假叫喊，她家有个皮轱辘，不信她弄不到几斗粮食。”
这天晚上又来了几个青年团员，虽然雨很大，附近村里还来了好几个，有三个女团员，说笑着走进我住的房间，一个穿黑制衣，一个头上笼着羊肚手巾，一个眼睛似有毛病，前两个看来都挺健壮，红堂堂的丰满的面庞，说话都很大方，问长问短。他们是按期来学习的，上一次学的是总路线呢，讲些问题都讲得蛮不错，这正是新的一代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