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是李鸿章麾下有名的骁将，和刘铭传、张树声、潘鼎新三人并称“淮军四名将”。当年袁保庆在南京病故，吴长庆亲自跑到南京在灵堂为他哭丧。袁世凯是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对他另眼相看。当时的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从军绝不是正常人选择的出路，人人羡慕的出路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吴长庆虽然接受了袁保庆的嗣子投奔自己，但内心深处并不愿意他走上从军这条道路，就让当时还没考上状元的张謇先生教袁世凯读书，希望他回心转意，将来仍回到科举的考场去。袁世凯知道吴长庆让他跟张謇读书是为了他好，但他明摆着就讨厌四书五经，他要让吴长庆看好他，就必须表现出自己适合从军的办事能力来。
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后来回忆说，是他的父亲首先发现袁世凯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这一特点。这个发现无从考证，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一般来说，投靠亲人或在跟亲人相关的人那儿做事，你不论是在做什么，做对了会得到最大的回报，而做错了大体上是不会受到惩罚的。袁世凯很懂得利用这一点，做事特别胆大，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别人不能做的他能做。有一年过年，军官们放假回家过年去了，没回家的士兵酒足饭饱之后聚众赌博，几句话不和就吵，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发展到相互开枪的地步。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袁世凯擅自主张，假传吴长庆的命令，带上亲兵直奔出事现场，果断下令把为首肇事的士兵就地正法，事情很快得到平息。
擅自主张，假传长官的命令，只有袁世凯才胆敢去做。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但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做法一开先例，后来的人便会模仿，长官的权威将被大大削弱。但吴长庆并不责怪袁世凯违反军规假传命令，反而称赞袁世凯能随机应变，遇事果断。吴长庆的赞赏让袁世凯深受鼓舞，并从中得到启发。一个人一生行事，往往能从他年轻时期某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找到答案，非同寻常的成功能让人尝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甜头。袁世凯何尝不是这样？这个事情之后，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成为袁世凯一生中最拿手的把戏。
1882年，清政府火速派吴长庆率军赶赴属国朝鲜，扑灭朝鲜内乱。吴长庆的军队进入朝鲜之后，纪律败坏，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袁世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找吴长庆，要求严肃军纪，吴长庆说：“我们现在孤军在外，万一处理不当，发生变故，怎么办？”袁世凯说：“要是发生变故，我个人承担责任！”吴长庆便把严肃军纪的任务交给袁世凯去办，袁世凯亲自率领他的执法稽查队，日夜巡查，一连斩杀了几个人之后，部队的军纪果然给他纠正过来了。
吴长庆很惊喜地看到这位晚辈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能力，他完全被袁世凯征服了。于是，在朝鲜的军务以及清朝对朝鲜的外交事务，吴长庆统统交给袁世凯来负责办理，自己撒手一边，退居幕后，默默地欣赏着袁世凯的所作所为。
1884年，中法战争在中国南疆海岸突然爆发。渤海湾防卫空虚，清政府急令吴长庆亲率三营驻朝庆军回国，驻防辽东半岛大连湾一带。剩下的三营庆军仍驻汉城，朝廷任命提督吴兆有为代理统领。吴兆有虽然对三营驻朝庆军有统率权，但归他直接指挥的只有一营，剩下的两个营分别由张光前和袁世凯指挥。袁世凯除了指挥一营庆军外，还掌握着朝鲜国王的一个亲军营。日本公使趁中法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支持朝鲜亲日派发动叛乱，囚禁朝鲜国王。朝鲜局面一下子失控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袁世凯自作主张，擅自率由他指挥的一营庆军士兵冲入王宫，经过一夜激战，将朝鲜亲日派和日本军队一网打尽，迅速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袁世凯的这次果断行动，消灭了朝鲜亲日派，并扫除了日本在朝势力。但是，他的自作主张，擅自命令部队出击的行动触犯了他的上级。此时，他的直接上级已不再是那个处处袒护他和包容他的吴长庆，而是吴兆有。一时间，各种侮辱、谩骂的言论鼓噪而起，从四面八方朝袁世凯袭来。张謇痛斥袁世凯行为不端，目中无人，桀骜不驯，并写出一篇长达三千字的文章《致袁慰庭司马绝交书》公之于众，对袁世凯大加数落，极尽讥讽。加上日本人最恨袁世凯，要求清政府追查袁世凯的责任。清政府害怕北边的朝鲜发生事端，想杀掉袁世凯以敷衍日本，就派钦差大臣吴大激前来朝鲜进行查办。袁世凯不慌不忙地对吴大激说：“我袁某人带兵驻扎朝鲜，保卫朝鲜是我的责任，如果失掉了朝鲜，朝廷会不会责怪我？”
吴大激说：“当然会责怪你！”
袁世凯说：“既然如此，现在朝鲜和国王都在，我拼死尽到了我的责任，犯了擅自挑起争端的罪名，愿意服从朝廷的法律惩罚而问心无愧！”
吴大激一听，急忙说：“不，你没有责任，你是国家的功臣。我们相见恨晚，我一定要以实际情况向朝廷汇报你的功绩！”
由于钦差大臣吴大激的暗中保护，袁世凯得以保全性命。但他在朝鲜的处境非常危险，他的嗣母牛氏得知他在朝鲜处境危险，吓得大病一场，急忙写信催袁世凯回家。袁世凯接到信，二话不说，便以母病为由请假回国，赶紧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失去吴长庆袒护的袁世凯，他的性格和做事法则，注定了他必将受尽委屈。在所有的委屈面前，他采取不争辩、不解释的态度，默默地承受着该有的一切和不该有的一切。一个人，想要做大事，必须具有能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痛苦的能力，袁世凯无疑具有这样的能力。
袁世凯心灰意冷地回到国内，回到他的嗣母身边，嗣母看着他平安地回来，病也就好了。叔父袁保龄虽然认同他这个侄儿超人的办事能力，但总觉得他连个举人的资格也没有，将来仕途难料。他写信告诫袁世凯，要他在家重拾书本，好好读书，再来参加科举考试。叔父自然是为袁世凯好，但袁世凯厌恶考试，叔父的告诫自然听不进去。正好李鸿章的召唤及时到来，他也就应召前往朝鲜去了。
李鸿章是一个欣赏袁世凯的人，他曾当着袁世凯的面，大声地夸奖袁世凯，说他两次带兵救护朝鲜国王，屡立战功。李鸿章让袁世凯再去朝鲜，名义上给袁世凯的官职是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二品驻外大员，实际上是朝鲜的“太上皇”。朝鲜国王想做任何事情，都得先跟袁世凯商量，袁世凯要是不同意，事情就没办法做下去。朝鲜皇后为了拉拢袁世凯，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妹妹委身嫁作袁世凯的小妾。在袁世凯驻朝鲜前后10年的时间里，朝鲜王国几乎等同******帝国的一个省份，内政、外交等一切事务，一举一动都掌握在帝国官员袁世凯手里。而这个时候，袁世凯仅仅只有26岁。袁世凯秘密上书李鸿章，说：“乘朝鲜内敝，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袁世凯担心李鸿章不能采用他的这个计策，就建议李鸿章让朝鲜实行“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李鸿章觉得问题重大，便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朝廷讨论，但最后的结果却不了了之。
1892年，俄国打算从海参崴修铁路到朝鲜的元山港，日本也打算包修由釜山到汉城的电线，袁世凯认为在朝鲜修路和修电线是中国的主权，不许外国人干涉，俄国和日本没办法，最终打算落空。
从1884年袁世凯扫清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后，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他们把对袁世凯的恨转化为一股潜在的力量，暂时隐忍起来，等待他们的国家强大到可以跟中国决一雌雄的时候，就是他们向袁世凯复仇的时候了。
10年的时间，10年的准备，日本国上上下下都在为和中国决一雌雄而努力。到了1894年，他们认为跟中国决战的日子到了。朝鲜东学党起义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日本乘机派兵涌入朝鲜，明摆着要跟中国大起冲突。涌入汉城的日本兵直接将炮口对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部分朝鲜人整天监视袁世凯的行踪，寻找各种机会暗杀他。他在朝鲜的处境极其危险，整天躲在大使馆里不敢出门，李鸿章只好把他调回国内。
李鸿章是当时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中国人之一，但遗憾的是，他竟没有发现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因而一味地避战。奇怪的是，中日战争爆发后，首先打响的黄海海战是19世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蒸汽机舰队的海战。西方人发明的最先进的坚船利炮，竟然离奇地让东方的两个大国在战场上硬碰硬地真正干起来。日本在海上的胜利，使得战火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从朝鲜半岛迅速向中国国境蔓延。
这场战争一夜之间改变了中日几千年的力量对比，强弱倒置，堂堂大清国居然给蕞尔国家小日本打败，谁能咽下这一口气？！
首先咽不下这一口气的是光绪皇帝。这位只有20多岁的年轻的皇帝想要振作起来，决心变法图强。但年轻人做事往往凭着一股子冲劲。他所轻信的康有为只是一个刚刚中了进士的六品官员，之前几乎没做过什么事，只会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为了实践他激进的改革主张，他甚至不惜颠倒是非，写出《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这样篡改历史的著作来。
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是激进派的舆论中心。强学会拒绝李鸿章的加入，但没有拒绝袁世凯，还接受了袁世凯的捐钱。李鸿章虽然直接承担了战争失败的责任，但他仍然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能够接受新事物的人物之一。有人写奏章弹劾李鸿章，说李鸿章是康党。慈禧太后把奏章直接拿给李鸿章说：“有人中伤你是康党。”李鸿章不慌不忙，承认自己是康党，说：“六部的确可以废除，如果旧方法可能致富强，中国早就富强了，还用等到今天？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避，实在是康党。”慈禧听了以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中日战争失败，改革已成为朝廷内外、全国上下的共识。但是怎么改？这是问题的焦点。慈禧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她不只是一个只知道玩弄权力和迂腐守旧的女人。她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有着30多年的执政经验，知道一个国家的前进，每走一步都要必须小心翼翼，急进是要不得的。在心灵深处，她可能害怕年轻而任性的光绪利用一帮同样是任性和冲动的年轻人，突然之间把大清帝国带向难以预测的明天。因此，她一边打压他们，一边让他们继续改革下去。
光绪贵为皇帝，实际上是慈禧的傀儡。他已经亲政10年了，仍然要向慈禧汇报政务，每隔一天一次。要是遇上重大事情，没有她的拍板就必定不行。光绪皇帝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有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是他在慈禧面前却没有自己的施展空间。母子之间的情感常常因为政见的不同而变得矛盾起来。经过痛苦地抉择之后，光绪鼓足勇气异常坚决地对他的母后说：“我现在决心变法，假如母后你不能给我实权的话，我宁愿不当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慈禧太后生气地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可以不管！你如果办不好，我就要管了！”
这次对话成为他们母子失和的关节点。光绪皇帝以年轻人的激情和冲动一连下了几十道上谕，宣布实行维新变法。变法是有风险的。越是冲动的改革，风险越大，阻力也就更大。光绪皇帝主持的变法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铺展开来，反对变法的声音同时从全国各地纷纷传进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母子之间的矛盾一夜之间被变法推向了水火不容的境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想要从慈禧太后那边夺取实权。于是，一个手上握有7000精兵的袁世凯不知不觉被推上了矛盾的风口浪尖。
袁世凯何以手握7000精兵？这一切都得从天津一个叫小站的地方说起。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后，背负战败之耻的袁世凯使尽手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朝廷那里拿到一道圣旨，策马奔赴天津小站，开始了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小站练兵”。
小站练兵，是当时朝廷最为倚重的三位大臣荣禄、翁同龢、李鸿藻联合一致推荐，并由******奕劻领衔奏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要求准许袁世凯督练中国新式陆军。规格之高，牵动之大，注定了袁世凯必将成为当时中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小站练兵，袁世凯满怀抱负，他提出编练新军的目的是抵御外侮，训练模式完全按照西方军事制度和编练方法进行。袁世凯决心训练出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相信以后公正的历史学家们无不认同这么一句话：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标志着中国的军事制度开始走出中世纪，向现代化靠拢。
但是，奇怪的是，作为编练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的袁世凯，一生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这并不影响袁世凯指挥他麾下一批从国内外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高材生。这批高材生中的杰出代表有：
段祺瑞，留学德国，柏林陆军军校炮兵科毕业，曾在世界最大的军火商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
冯国璋，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85年第一期步兵科学员。学习期间，还曾回他的家乡去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过秀才。冯国璋学习刻苦，专业知识掌握得特别精通，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
王士珍，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85年第一届炮兵科毕业，跟冯国璋是校友，毕业后直接担任山海关炮队教习。一直以来，坚持用西式教法教炮兵使用大炮，经验丰富。
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三人，后来被观操的德国人盛赞为袁世凯麾下的“北洋三杰”，威名远扬。袁世凯一开始对军事差不多是个外行，但他不声不响，部队出操，野地演练，他都跟着出勤，偷偷地听那些专业人士滔滔不绝地向士兵们讲演军事知识，那些专业人士讲演完了，他们说的专业知识统统都被袁世凯记到心里去了。袁世凯不仅直接从部下专业人士那里偷偷地学习，他还找来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闭门研究，以弥补不足。渐渐地，袁世凯对军事由外行变成内行。这种转变使袁世凯充满自信，到处对别人讲：“这比起作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作文章，袁世凯三番五次去参加科举考试，读书读到吐血，还是照样落第，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扯一点题外话，发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德国元首希特勒，他本人也跟袁世凯一样，一开始并没有多少军事知识，但他麾下有一大群专业人才。他经常把这群专业人才召集起来开会，让这些人在会上各抒己见，相互争得面红耳赤，自己坐在一旁不声不响地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和争论。这样的会议听得多了，到后来希特勒召集他的将军们开会，整个会场都是他在滔滔不绝地讲话，别人很难插上一两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渐渐对德国不利的时候，被誉为现代坦克战之父的古德里安将军在希特勒面前阐述自己的看法，希特勒竟对古德里安将军大声咆哮说：“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指挥着德国陆军，难道我的看法错了？”
不论是希特勒，还是袁世凯，他们在军事上的过人之处，只能用“天才”加以概括，否则难以解释清楚。有一次，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
练兵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袁世凯的办法是一手拿官和钱，一手拿刀。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袁世凯的办法虽然不科学，但是很实用。以后，清政府用了10年时间，花大力气在全国各省编练现代化新军，除了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陆军以外，其他各省的新式陆军都背叛了清政府，成为埋葬清朝政府的最直接推手，这是后话。无论哪一个国家训练军队，都得讲求士兵绝对服从长官，下级长官绝对服从上级长官，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部队一乱，整个国家跟着也就乱了。清朝政府的最后覆灭，就是从它的士兵不服从长官，率先发难开始。
袁世凯有一个特点，他对麾下的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相当于排长和班长），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叫出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秉性脾气以及他们的长处、缺点。袁世凯用起人来有点像三国时的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谁要是有真正本事，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出身背景，能够服从他的命令，他就用你，给你官做！他在军中开办随营学堂，让一些有知识的士兵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学堂，学习现代军事知识而得到提升。对那些不识字的士兵，袁世凯通过编写一些通俗易通的《劝兵歌》来唱给士兵们听：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究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尔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得清。
《劝兵歌》唱响之后，如果士兵们还是不听，袁世凯给他的士兵规定了十八条军律：
一、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队伍者，斩。
二、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
三、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
四、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
五、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六、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
七、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无伤亡者，全部斩首示众。
八、临阵失火误事者，斩。
九、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
十、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达的指示及窃听密议者，斩。
十一、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妇女者，斩。
十二、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
十三、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
十四、持械斗殴及骤众哄闹者，斩。
十五、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
十六、深夜逃出军营流浪者，斩。
十七、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官兵并斩。
十八、在营内吸食鸦片烟者，斩。
这十八条军律，条条是斩。斩字当头来，人人都得担心自己的脑袋。于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威武之师，从一开始就深受朝野的关注。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北京只有短短的130公里。这么近的距离，使得袁世凯有条件第一时间打探到北京城内的风言风语。他并不像一般的武将那样，除了练兵和带兵打仗外，对政治一窍不通。相反，袁世凯还是一个玩政治的高手。他之所以能够被派来编练中国第一支新式陆军，也跟他懂得怎样钻营政治有关。政治和军事很多时候是相辅相成、相生相灭的。一个不懂得政治的人搞军事，一旦浮出水面，到最后肯定会淹没在政治的漩涡当中。
袁世凯是一个浮出水面的人，与其被动地卷入政治的漩涡，不如主动地参与其中。袁世凯一开始就参与了康有为的强学会，给康有为留下了相当好的个人印象。
1898年9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从奉召由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住在北京法华寺。光绪皇帝两天之内连续两次紧急召见袁世凯，突然宣布把袁世凯从一个练兵统领破格提升为兵部侍郎。这一不明不白的提升，使得袁世凯心惊胆战，寝食难安。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夜闯法华寺，几句话出口，就提出要袁世凯率兵诛杀荣禄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当时一听，吓得魂飞魄散。但他毕竟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知道怎么敷衍年轻的谭嗣同。谭嗣同听了袁世凯的敷衍之后，昂着头满意地走了。
这是袁世凯一生中面临的最尴尬的局面！当他从京城赶回天津，匆匆忙忙跑到直隶总督府向荣禄汇报这个惊天密谋的时候，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把光绪皇帝软禁起来，把他身边的维新派人士全部抓了起来。
袁世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上了贼船，但他还是摆脱不了干系。慈禧太后要治袁世凯的罪，称袁为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最终，在荣禄的竭力担保之下，袁世凯才保住了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