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民族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中的一个分支，最早出现在贝加尔湖南面、戈壁沙滩以北的今日蒙古一带。土耳其人的祖先，是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民族中乌古思部落的一支。汉文“突厥”一名在中国史书中用来指称6～8世纪建立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操古代突厥语或若干方言的游牧部落联合体——突厥汗国。突厥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中国史书《周书》中的《宇文测传》。书中说西魏大统八年（542年）以前，突厥人每年在河水结冰后侵扰西魏的北部边界。到了6世纪，中国人对突厥各部落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如《隋书》中的《铁勒传》把突厥部落分为七组，说“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里海）以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
583年，突厥部落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东部的突厥部落政权以一条向北流入贝加尔湖的河流为中心，多从事放牧、经商和农业。由于被中原人征服，或是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牧场、牲畜、土地和水源等诉诸残酷的武力而时起时落，时隐时现，如同走马灯似的交换着。而其他一些突厥部落则向南向西推进，到10世纪时，这些不屈不挠的游牧民族已聚居在中亚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有少数定居的部落则在沙漠绿洲中种植谷物，在商业集市上进行实物交换，以牲畜、兽皮、林产和战俘，换取来自南方和西方穆拉德边境的商品货物。这些昙花一现的突厥游牧部落政权，因坐落在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上而颇得地域之便，也曾经盛极一时。
这一地区幅员辽阔，但由于土地贫瘠，水源匮乏，气候恶劣，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异常的缓慢，而且越来越不能保证不断增长的游牧民对起码生活品的需求，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地区一直经受着周期性牧场危机的冲击。这种牧场危机的不断冲击，不仅动摇了这一地区原始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候条件的不断变化，引发出了一系列游牧民族连续不断地向居住在大草原边缘的农耕文明地区的大迁徙。11世纪中叶，讲突厥语的乌古思、土库曼各部族开始成批地大量涌入由东罗马帝国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
居住在中亚地区的突厥游牧部落在开始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地区之前，就因与这一地区广大穆斯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互交往而逐渐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人们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兴旺盛起，使他们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与穆斯林的广泛接触而造成的。一是在南边边界上常有的小规模冲突中遇到的偷袭者，以及双方的俘虏；二是在他们的统治地区到处漫游的穆斯林圣徒；三是往返于两地通商贸易的商人。特别是在突厥人长期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商业贸易的互动往来是最有影响力的。也就是说，同穆斯林在经济上的长期广泛交往，才最终使突厥游牧部落逐渐从受佛教、摩尼教、萨满教和犹太教的影响而改宗伊斯兰教。在这一点同许多其他民族不一样。突厥人并不是被迫加入伊斯兰教的，他们的伊斯兰教也不带有束缚和屈从的痕迹。因此，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游牧部落，是作为圣战的伊斯兰教战士而出现的。当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地区之后，突厥人完全是按照伊斯兰教和突厥游牧部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地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新的突厥民族，从而揭开了小亚细亚地区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征服而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有一种错综复杂而多样化的传统与文化。受东罗马帝国影响的小亚细亚式的传统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它的重要性表现为：统治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人对待在他们来到之前就已经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非常宽容，允许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从不干涉他们的自由，并且结束了在东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严格实行的领地许可制度，从而巩固了统治地区内部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创建了一个丰富的新社会结构。所以，当地的居民们很容易被突厥人慢慢同化，并且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因此，小亚细亚地区的当地居民们逐渐地不仅在宗教上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且还在语言和文化上也逐渐地把自己变成了突厥人，成为了突厥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与突厥人并肩作战，充任骑兵和步兵，在突厥人不断对外征服和扩张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突厥人的宗教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原始而又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愚昧无知的物质与精神状态，使得突厥人根本无法正确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只能凭借贫乏的社会生活经验进行假想和幻想，认为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充满着超人的力量。他们主要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精神长存，流行对大自然、动植物、日月、祖先、偶像等各种现象的崇拜。除了原始宗教外，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些突厥人，特别是早已定居的突厥部落也接受了已经传入他们社会中的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
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在征服伊朗之后，便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宣讲的信条带到了中亚、西亚突厥人居住地的边缘。随后，一些突厥游牧部落进入了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土，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变成了穆斯林，为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而英勇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战功显赫，以及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平步青云，担任了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一些重要官职，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新权贵。然而，此时的绝大多数突厥人仍然居住在咸海以东的中亚、西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并同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商人从事着一些商贸活动，一直到10世纪才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兴旺昌盛起来，使他们最终皈依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与穆斯林的广泛接触而自觉自愿所造成的，这与其他许多民族是通过武力征服而被迫皈依伊斯兰教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早期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他们的传布师是在他们统治地区到处漫游的托钵僧、到处流浪的苦行者和神秘主义者，以及往返于两地通商贸易的穆斯林商人。这些人传布的是与城市中的神学家和神学院所传布的极为不同的一种信仰。对于突厥人来说，阿拉伯帝国统治集团那种隐晦莫测、自负为完善无缺的正统伊斯兰教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不带有束缚和屈从的痕迹，自然保持着早期伊斯兰教的纯朴、好战和自由的特点。他们为真主、为荣誉和为夺取战利品而向那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们不断地挑起圣战，而这些素质和特点却已经在阿拉伯民族中间，从古典伊斯兰教神权政体到一个东方封建帝国的这一历史变化过程中逐渐地消失了。特别是突厥人把那种充满着早期伊斯兰教原有的火热、率直和战斗性的信仰，带到了小亚细亚地区并加以广泛传播。这种信仰是一种把信条当做战争的呐喊，把教义当作动员号令的武士宗教精神。在这种宗教精神的鼓舞下，突厥人通过武力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他们让穆斯林的政客和文人，法学家和神学家，商人和工匠，都迁入到这块新取得的领土上，并把古典伊斯兰教旧有的高度都市文明也一起带了进来，使得小亚细亚这块土地逐渐地打上了伊斯兰教传统生活方式的烙印，变成了穆斯林生活与文化的中心。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过程十分顺利，因为对于这个在当时存在着各种各样宗教、礼仪、信仰和迷信等大杂烩的游牧民族来说，伊斯兰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活力，使得突厥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伊斯兰教关于只有一个万能真主的观念、人类平等和兄弟情谊的教义，使突厥人过去那种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完全革命化了。尤其是伊斯兰教信仰在那些正式入教的突厥人中，起到了一种新的纽带作用，使得过去庞大杂乱的突厥游牧部落，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理念之下联合在一起了，并迅速成为世界伊斯兰文化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生力军。此外，突厥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把阿拉伯帝国的圣典、社会制度和统治方式一并接纳了过来，取得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对突厥人旧有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决定性胜利，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突厥人社会发展的本来道路。总之，伊斯兰教这一因素，对日后突厥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奥斯曼人崛起和称霸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突厥人改宗伊斯兰教以后，便在当时比较强大的突厥塞尔柱人的领导下渡过了锡尔河，不断向南扩张。起初他们只是阿拉伯帝国亲王的雇佣军，但不久就变为省总督，最后竟成了阿拉伯帝国境内广大地区的自主统治者。此时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首领哈里发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开始分化瓦解，整个伊斯兰阿拉伯世界被帝国内部统治者的你争我夺和朝代的交替更迭推到了一片混沌之中。突厥塞尔柱人或者受到邀请被要求提供对哈里发政权的保护；或者凭借着武力纷纷进入今日的伊朗地区。1055年，在首领图格鲁尔的率领下，突厥塞尔柱人攻陷了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首领哈里发政权的都城巴格达，突入到正统伊斯兰教教徒定居的核心地区，并在伊斯兰教的腹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虽然他们恢复了哈里发的尊严，表示要为哈里发服务，因为哈里发仍然是伊斯兰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此时的实权已经完全落入到了突厥塞尔柱人首领图格鲁尔及其后嗣的手中，并被授予素丹的称号。到这时为止，突厥人不仅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他们后来也成了古老伊斯兰教世界主要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建立的政权以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教的征税原则为基石，以军人这个替国家服役，并以土地分封形式获得报偿的阶层为支柱，代表军官、官僚和宗教贵族行使各种职能。从此，不管是由突厥塞尔柱人建立的帝国，还是由他们的继承者奥斯曼人建立的帝国，由奠定一直到灭亡，都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