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消提到鱼和熊掌，马上会想起孟老夫子这句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我很赞成这种现实主义。
譬如，当文学家，就得舍去当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的念头；同样，当了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以后，还要当文学家，没有超常智慧，没有非凡才气，通常都是要出洋相的。所以，刘邦，一生只写一首诗，玩玩而已；乾隆，一生虽然写了四万首诗，其实等于什么也没写，同样也不过是玩玩而已。因此，一个文学家，去当官，去经商，去搞什么大文化，也只能是点到为止。忽然，他官越做越大，忽然，他钱越赚越多，忽然，他就秦砖汉瓦、唐彩宋瓷，在电视台大喷唾沫星子，那就大可怀疑他原来是否为文学家的料子了。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择其一，孟夫子两千三百年前的这番见解，至今仍具相当的真理性。一些同行所以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无法两全的烦恼，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就是没有完全悟开这个道理而累心累力的缘故。
春秋战国时期的市场行情，已无法了解了，也许当时黄河流域还有大量的野生熊类活动，猎取比较容易，因而价格相对便宜。现在，作为美味佳肴的熊掌，其高成本，鱼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吃过鱼，但不见得都吃过熊掌。因为，前者易得，后者难求，除有钱有势有权者，有这口福外，一般小萝卜头是享受不着，也享受不起的。所以，凡是能坐在那儿坦然享用熊掌者，肯定都是大人物。
早些年，我认识一位不大也不小的干部，他说他就吃过熊掌。他之所以吃到东北名菜“冬梅玉掌”，是沾了他给当秘书的那位首长的光，那自然是大人物了，大得连整个饭店都有三级地震那种晃荡感。当这道名菜端上来，名厨跟进来了，餐厅经理也跟进来了。首长一尝，微笑，对身边作陪的省里负责人说，做得不错，味道也可以，就是，这只掌是冰箱货，怎么吃怎么觉得不如新鲜的入味，而且――喝一口茶，稍顿，才接着说下去――熊掌要想做得既筋道，又滋润，非鲜货不可。遂放下筷子，表示兴味不大。
那名厨点头哈腰，对餐厅经理说，这位首长，是真正的吃家。托了首长的福，我认识的这位朋友，得其所哉，大啖而特啖之，将那盘佳肴，一扫而光。讲完这段往事，他长叹一声，国文同志，我的首长得吃掉多少只熊掌，才能吃出那种细微差别的口感来呀！服了，服了！他赞佩不已。
孤陋寡闻的我，问他，那玩艺，吃在嘴里，到底是啥滋味？啥感觉？
他努力形容了半天，也不得要领。于是，我也就明白了，这位朋友为什么总是中间人物，就冲他这没水平的舌头，也休想爬得太高。
据我观察，在我们周围，这类能吃出熊掌是冰箱货的大人物，不多，也不大容易见到。而经常接触到的，多半是自己感觉到是大人物的人。张牙舞爪，神气活现，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看得你直闹心。在文坛上，此等货色，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比比皆是。或以其哄抬物价的文名，招摇过市，或以其炒作而成的身价，不可一世，或以其出过一部弄潮小说，受到赏识，或以其写过几篇投机文章，风头忽健，便认为自己成为既吃鱼，又吃熊掌的大人物了。
一个小萝卜头，有了这种大人物感觉，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他从此不必仰脸看人；坏事，当别人开始仰脸看他的时候，就不免要抖擞（读如de se），要显白，要拿劲，要烧包。这时，若是戴着白色高顶帽的厨师，过来，向他请示：先生，你看，先上鱼，后上熊掌，行不行？
他眼珠马上弹出老高，不行，我就要一块上。这等自以为是的大人物，其特点，就是敢“开牙”。
何谓“开牙”，这是一句颇流行于“愤青”口头上的北京话，意思是这家伙真敢张嘴，真敢大言不惭，真敢开条件索取，而且脸不红，心不跳。通常在说出这个词汇时，前面要加上“他妈的”这个定语，偶然也不加，即使省略掉，那语气也听得出来，可见此等人颇招人恨。
事实摆在那里，什么都想得到，什么好处都不能将他落下，要了“东”，还要要“西”，要了“东西”以后，接下来还要席卷“南北”，自然便是这样一个结果，蛋糕盒子在那里摆着，盒子里面的奶油蛋糕，不翼而飞，全让那些真敢“开牙”的家伙，瓜分殆尽，连碎渣也不剩。因此，不能怪“愤青”骂骂咧咧，因为，道理再简单不过，社会全部的利益、资源、机遇、幸运，总量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有了，别人就没有，别人有了，你就只好空手。“愤青”看着这只空空如也的蛋糕盒子，能不瞪眼？
由于这个新兴词汇，我不禁想起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牡蛎》，那里面也有一个敢“开牙”的。
一对父子，在莫斯科的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行乞，儿子已经饿到神志昏迷的程度，他指着饭店门口的海鲜广告说：“牡蛎！给我牡蛎！”这时，有两位戴高礼帽的先生站在他面前，瞧着他：“小孩子，你吃牡蛎？真的吗？这可有趣，你怎么吃法呢？”
于是，他们把这个小要饭的，领进那家饭店，给他要了牡蛎。
他狼吞虎咽地吃，最后，连坚硬的外壳也吃了。
“哈哈，他吃壳了！”人群笑了，“小傻瓜，难道这也吃得吗？”
这个在莫斯科大街上要饭的小乞丐，自然也算“开牙”一族。不过，他是上海话所说的“热昏”以后的谵妄，和那些在神志很清醒的状态下“开牙”者不同，不过，他颇走运，他吃到了。尽管最后连壳都吃了，出了洋相，但他吃的确实是产自法国马雷纳的牡蛎，挤汁的柠檬，是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运来的。
也许你会笑话这个饿昏头的孩子，真是个妄想狂，也许你会俏皮一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所有患妄想狂的癞蛤蟆，都是可以嘲笑的。生活方程式之复杂性就表现在这里，变数是层出不穷的，不可能会成为可能，可能终于变为不可能，到嘴的鸭子，会飞，而莫斯科街上的这个瘪三，当真地吃到了牡蛎。人间的许多天方夜谭，经过验证，倒并非全是虚无缥缈的神话。
这就是让你啼笑皆非的大千世界，这就是让你欲哭无泪的人间万象，在这个社会里，有的是对付你这等小角色的不变常规，但是，那些聪明的幸运儿，却总是能得到逸出常规的例外。昨天，他还坐在小板凳上，残羹剩饭，吮嘴舔舌，视人眼色行事；今天，扶摇万里，直上九霄，睥睨万物，不可一世。昨天，还像孔乙己那样寒伧，就茴香豆，捏个小酒，仰人鼻息；今天，嘴里嚼着肥美流汁的生蚝，成了什么都得到了的时代宠儿。
这都是我们大家目睹过的，像刚出炉烧饼那样新鲜的天方夜谭。
故事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但是，欲罢不能，因为时来运转的他，得意忘形的他，酒足饭饱的他，表演出色的他，不知为什么，鞠躬谢幕时，却在那张幸运的脸上，流露出那么一点点失落，那么一点点心虚，他发现黑压压坐满了观众的剧场里，掌声稀稀落落，让他沮丧到了极点。尽管打他爷爷那辈起，从未得到如此之多的荣誉、名声、实惠、利益，可是，他现在明白了，即使在这剧场里，他也没有得到全部，而这没有得到的部分，正是他最想要的百分之百呀！
呜呼，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了，“二者不可得兼”。你吃了鱼，就不可能再吃到熊掌，而你若是吃到了熊掌，也就别想再吃鱼。在文学世界里，百分百的满堂彩，那就更非易事。这些年来，多少红得发紫，能把人吓个跟头的作家，无一不在嘘声中落荒而去，不知所终。有的更惨，还未来得及轰轰烈烈，便倒彩声一片，不得不偃旗息鼓，吹灯拔蜡。
是文学，就是文学，不是文学，说下大天来，也不是文学。即使将这些名公的应景之作，每一个字都镀上黄金，拿到当铺去，柜台里的朝奉，只认镀上去的贵金属，而那些镜花水月的文字，在坩埚里，不过灰烬而已。
于是，这位幸运儿像那个吃牡蛎，最后连壳也嚼进胃里去的小孩一样，从别人的笑声里听出来轻蔑，从别人眼睛里看到了奚落。因此，怅然若失。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遗憾，大概是永远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心态，“舍鱼而取熊掌”，得其一，就行了。
擅长写什么，不擅长写什么，你能够写什么，不能够写什么，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有的人，一出娘胎，就基本上定型了。即使求新图变，也不是吹一口气就成的事情。更有的人，一开始写，便是镜头一般地定了格，无可救药，只能永远依样画葫芦，直到寿终正寝。因此，稍有进展，不必封自己为写主旋律的种子选手，些许进步，也不必视自己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转世灵童，既然已经得到了超出想象的尽可能多的回报，关起门，偷着乐，也就行了。如果得了一，还不行，还要得二，要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齐刷刷地在剧场里站起来向你鼓掌，这就是北京人所说的“矫情”了。
这种“矫情”，这种一定要鱼和熊掌兼得的心理，成其信奉不渝的宗旨。拿官方的褒扬，得民间的赞同；有“下里巴人”的热烈拥趸，获“阳春白雪”的清名令誉；银子大大进账，职位步步高升，佳人许以芳心，乡党视为英雄，放屁有人叫好，记者紧追行踪，小头梳得锃亮，警车开道护行。于是，能得，必得，能多得，绝不少得，甚至连不该得的，也要得。我每当碰到这类文学上的抖起来的大人物，总觉得他身后有一个影影绰绰的死魂灵跟随，细看那张面孔，一下子认不出是谁，但那顶毡帽，似曾相识，啊，原来这些同行全部的快乐与悲哀，和未庄的那位阿Q先生如出一辙，大有如影随形般的相似之感。
这就让我奇怪了，然而，似乎又并不值得奇怪，我记得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其《走向起点的旅行》一书中，提到他三十年代在上海对鲁迅的一次访问。他问过：“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尽管他说的是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时过境迁，21世纪已经到来，谁能担保再没有人做着阿Q在土谷祠里的梦，幻想鱼和熊掌兼得的胜利、满足、开心。因此，那些同行，在谢幕时的不自在的背后，是有一个阿Q的影子在的。
那是阿Q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虽然不过是幻觉，但他眼中看到的，却是所有人都齐刷刷向他臣服，也是时下那些作家所期盼的辉煌场面――
……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你不能不为大师笔下阿Q的这场幻境，其内涵之丰富，其概括之全面，其挖掘之深刻，其批判之锋利而赞叹备至。以上331个字，是中国农民心中的一本永远的《圣经》。在中国全部农民武装革命起义的过程中，从造反有理到打砸抢拿，从毁灭文化到横扫一切，从掠夺财富到宣泄性欲，从暴力革命到大开杀戒，都是按照这331个字行事的。
为什么说鱼和熊掌统统都吃，是典型的阿Q式的小农心态呢？包括一些已成大人物的作家，也摆脱不了这种贪婪阴影呢？
因为小农经济，是既经不起天灾摧残，更经不起人祸折腾的落后生产力。春天播下种子，秋天能否收获，是看不到的。惟其看不到，短期行为，就成为小农经济的特征。惟其短期行为，恨不得把能得到的所有一切，统统攫取在自己手中，成为其生存的全部目的。这种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下所形成的占有欲，一旦可以张嘴，一旦可以“开牙”，那永无厌足的胃口，相当可怕，尤其碰上真他妈的大人物，确实很难侍候。
不过，阿Q是可怜的，他不过做了个醒着的梦而已。
第二天，当他打算到静修庵去“革命”的时候，接下来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有人早在他行动之前，先来“革”过“命”了。这对他来讲，太痛苦了，在尼庵门口站着的阿Q，不得不诧异，不得不六神无主了。
这位最早在未庄喊出“造反”二字的“革命”先驱，发现这一觉睡坏了，不但错过了“革命”时机，而且，也跟不上“革命”形势，这使得耽迷于昨夜幻想中的阿Q，因被人家不把他当回事的冷落，被人家不带他一块玩的孤独，终于意识到，他的“造反”，其实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前清官场，不是从正途科举出身，而是靠金钱买来的“捐班”顶戴，作得数，也作不得数，可以作数，也可以不作数，因此，心底难免有些发毛。
写到这里，也就渐渐体会到那些吃到了鱼不满足，吃到了熊掌还不满足，更要等到全体观众向他鼓掌才满足的同行们，那种意犹未尽的缺憾。说穿了，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那种作不得数的“捐班”心虚罢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的《各种捐班》一文中，这样说过：“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作‘捐班’的就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
在一个物质社会里，拿钱堆，拿脸蹭，拿屁股拱，拿舌头舔，几乎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对于捐班文学，鲁迅建议：“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其实，鲁迅看到的是三十年代的海上文坛，时至今日，不但弄潮派，有“捐班”，先锋派，有“捐班”，连罗曼派，古典派，也不是没有“捐班”的。老实说，没有“捐班”，文坛还真是热闹不起来。近些年，一起一起的冲击波，无不由“捐班”炒作而弄得惊天动地。若有这个机遇，我也恨不能“捐班”一下的。
我觉得鲁迅也忒认真了些，也忒把文学当回事，看他的照片，或者木刻、速写，多严肃，少笑颜，多正经，少悠闲。即便莞尔，也很有保留意味，即使轻松，也持战斗姿态。当然，应该有这种认真的、当回事的文学，这是中国文学的脊梁骨。但也不能全是这些，因此，偶有“捐班”文学助兴凑趣，谅亦无妨。
不过，大家若是重温孟夫子关于鱼、关于熊掌的古训，择一而从，知足常乐，也许文学的春天，便更加气象万千了。
南宋陆游有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个中郎，就是蔡邕；到了元代，在剧作家高则诚的笔下，演绎出赵五娘寻夫的《琵琶记》，凄苦哀绝的她，所找的那个丈夫，也是这个中郎。历史上的蔡邕，并无重婚的事实，说他背妻再娶，是天大的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