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腐败现象是最近20年来全国人民群众始终关注的一个严重现象。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再强调，腐败现象及其相关的党风和社会不正之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作为21世纪成功人才，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培育一种廉洁奉公的作风，这是人才政治素质修养的关键。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
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可见，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坚决反对腐败现象，已成为党政干部一项突出的政治素质。
什么是腐败？在现实之中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和主张。综合各个研究成果，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腐败定义应该是这样的：腐败是公共权力或管理职能的滥用、变形和变质。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侵犯公共利益，腐蚀和破坏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谈论的“腐败”这个概念包括四个不同层次的含义：腐败分子、腐败行为、腐败现象、腐败风气。这是四个具有一定联系但性质各不相同、内容各不相同的概念。
第一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是指严重触犯党纪国法、具有相当严重腐败行为的人。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由于他们严重触犯了党纪国法，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
第二是腐败行为。这是研究腐败问题的核心概念，是反腐败研究的主要对象。凡是行为属于腐败概念的主体，包括个人、团体、机构的行为，都属于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具有某些腐败行为的人和机构，如果尚未达到某种法律和政策的界限的规定，是不能称作腐败分子的。
第三是腐败现象。腐败现象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一切具有腐败特征的个人、行为、事物、言论等。
第四是腐败风气。腐败风气更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指一切属于腐败的言论、个人、机构、事件、行为和习惯势力的范畴。
我们必须在认识腐败问题的时候，区分这样四个不同的概念，采取不同的政策处理不同的矛盾。一般情况下，人民群众在谈论腐败的时候，往往笼统地包括这四个方面的内涵，不加区分。这种不加区分具体的腐败内涵的说法，往往在判断全国形势的时候，会把腐败问题估计得过分严重。比如有一种说法：全国处级以上干部100%的都腐败了；全国科级干部50%以上都腐败了。这样的估计显然是把腐败分子的概念扩大化了。如果把具有一般腐败行为的干部，或者沾染了腐败风气的干部，或者具有腐败主张和言论的干部，都作为腐败的成分来估计，不但严重地违反了事实，把腐败扩大化，而且也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丧失反腐败的信心。一般群众的这种不科学的说法，需要科学的引导和解释。不过，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倒是可以转化为我们认识腐败现象严重性和增加反腐败紧迫性的动力。
腐败现象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背叛，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背叛，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背叛。毛泽东同志曾经与黄炎培先生探讨新生社会主义政权跳出“兴亡周期律”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成败，关键在于全国的党政干部自身的建设。尼克松曾经对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层党政干部作过考察，他认为，这些国家的领导干部，完全失去了理想信念的热情，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官僚，这种国家就会不堪一击。尼克松不幸言中。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我们应该记取。
防腐倡廉必须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只要绝大多数党政干部从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理想和信念的高度做到清正廉洁，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心实意严格要求自己，就会战胜腐败现象，跳出政权兴亡的周期律。现在，全国人民群众反对腐败现象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切愿意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并对党的事业负责的人才和党政干部，一定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正确的选择。
（2）所谓“腐败合理论”
思想意识历来是人们现实利益的化身。自从腐败现象成为全国人民注目的严重现象以来，就出现了为腐败现象辩护的所谓“理论”。早在1989年春天，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的某知名人士对一个所谓“青年经济学家”的访谈，就是典型代表。这是第一次出现所谓“腐败合理论”。
为了给当时在改革之中急剧爆发的腐败现象“官倒”做解释，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提出，“官倒”和腐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三级火箭当中的第一级，没有这一级，现代化是推不上去的。他认为，在中国，“从1840年说起，数得上的实业几乎无一离得开官办”；“其后，完全官办逐步演变为官督商办”；“到了后来，纯粹的民族资本家……才出现，正像逐级推动的火箭，没有前两级，第三级不会出现。”“我们只能将今天触目皆是的大量的污秽与痛苦看做是改革的代价。官商是阶段，不是目的。只有这一级运载火箭将中国经济推上去，使松下幸之助、荣德生、万润南这样的人脱颖而出，中国社会才有了生机。”为了在形式上自圆其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根据自己想当然的逻辑，编造世界近代历史，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靠官倒腐败起家的，法国也是靠腐败起家，英国也是靠腐败发展起来的，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发达前夕都是经过一段腐败，才走上发达的道路。这种说教是不符合事实的。英国不但不是靠腐败起家，而且正是在1830年开始的三次“议会改革”的过程中，消除了当时存在的腐败现象，才加速了工业化的过程，才能在19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工厂。法国在产业革命的过程之中，正是消除了特大的腐败丑闻和压抑人民权力的腐败现象之后，才成为快速发展的国家，才使得保王党最后失去了复辟的条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国家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有计划地制定支持大工业资本发展的政策，有规则地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而不是由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官员去直接介人经济生活。这与“官倒腐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位“腐败合理论”的公开制造者的结论也非常明确：“由此可以看出，在转换过程中，若让执掌政权的人完全远离经济，社会的渐进性总是较差，容易发生冲突，应使他们的利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公开为政权的上层、执政党的深层人物利用权力介人经济，成为暴发户制造根据。“腐败合理论”老百姓通不过，对国家安定非常不利。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实行的企业制度是“官办”，主要人物和领域是在工业实业方面；现实之中的“官倒”，主要都在流通领域，是运用权力“拿到批件”、“办下执照”、“合法炒汇”，是“无本而生万金”的非规则化腐败行为。
这种“腐败合理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现象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现象，已经引起社会不满。政府也从批评“不正之风”，转到开始承认有“腐败”问题。为了对付来自政府和民众的对腐败的批评，1988年前后，就兴起了“原始积累时期不公难免”的论调。与“新权威主义”同时兴起的还有各种奇怪的说法：“官倒腐败是过渡到商品经济的第一级火箭”，“官倒腐败是走向改革的不可超越的必经阶段”，“忍受腐败是改革的必要代价”，忍耐过这一段将来就好了，“只要面包能做大，怎么分割都可以”。这些奇谈怪论竟然在当时登堂入室大有成为“主流”的态势，公然为当时初露端倪的“以权谋私”和“以权占产”的腐败现象张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样公开为腐败现象辩护的所谓“理论”实属罕见。这种“官倒腐败合理论”思潮，最终导致了以“反腐败，反官倒”为口号的大规模的学潮和动乱。在严重的政治现实面前，政府郑重宣布：“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在那场风波刚刚平息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颁布了惩治腐败的主要决定《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这个决定宣布要做的七件事，其中第一、二条就是惩治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要把清理整顿公司作为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作出成效来。……清理整顿工作首先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决定：撤销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其中有的业务移交有关部门处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保留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但要重新核定经营范围和资金，把金融和投资分开；对光大实业公司提出进一步整顿的方案。同时，尽快将对这五家公司的审计情况向社会公布。”“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高干子女办大公司的“官倒腐败”现象的处理，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和原则性。这种坚决清除“官倒腐败”现象的行动使得那些为“官倒腐败”辩护的理论原形毕露。在这种情况下，“官倒腐败合理”的怪论只得收场了。那些被群众指责具有“官倒腐败”特点的大公司的头面人物，也不得不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纷纷宣布与那些公司“脱钩”。
“腐败合理论”就是这样以极不光彩的结局而告终。人们从中应该得出一个教训：违背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的意志，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违背共产党人的宗旨，搞腐败行为，最终是要受到人民政权的惩治的。任何为之辩护的所谓“理论”都是徒劳的。
（3）为什么腐败分子不怕亡党亡国
近年来，虽然党中央一贯坚持反腐败的立场和政策，坚决打击腐败分子，但是腐败现象却在不断蔓延，甚至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腐败分子越来越大胆、越来越猖獗。有人嘲笑这种现象说，腐败分子表现出了一种“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状态。善良的人们都很难明白这种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
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邓小平等先后都讲过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教导对有些腐败分子没有震慑作用呢？学者邵道生的论述值得思考。他的文章是这样分析的：对腐败分子而言，“亡党亡国”之类的警告算什么！只是“耳边风”，一点用处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腐败分子的心态变了，不仅变得不怕亡党，不怕亡国，不怕亡社会主义，而且还希望共产党早变、快变。任何警告，对他们来说都是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亡党亡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意味着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变成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政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名叫罗伊·梅德杰夫的学者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后写了以下这样的一段话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科学院这位学者的调查结果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苏联解体、苏共衰落的真正原因在哪儿？我想，主要还是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就在那个几十年的僵化体制下形成的而且是腐败了的特权阶层身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的真正敌对势力是来自于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权阶层之中。正是这个腐败了的特权阶层的形成加速了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的解体。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这一警告，对一般党员、干部也许还是很”管用“的，但是对已经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却起不了一点作用。因为对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他们需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惟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特权阶层的利益，才能使他们更”名正言顺“地侵吞社会财富。苏联解体的最大赢家是谁？不是俄罗斯人民，正是苏联的那些权贵们，他们不仅从政权的解体中保持了特权阶层们的利益，而且还从体制转换的混乱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人民越来越穷，而特权阶层们却是越来越富。我们应该庆幸的是，在当今的中国，”腐败了的特权阶层“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因此我们要趁这个敌对势力还没有足够形成”气候之前，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
邵道生的分析入木三分，发人深省。这说明，那些在腐败的邪路上不能回头的人，就是由于利益决定、死不改悔的腐败分子。一切只是沾染了腐败风气、或者有一些腐败行为的人，应该与这些“腐败了的特权阶层”划清界限，站到人民群众一边来。一切保持着廉洁奉公作风的人们应该坚信共产党的宗旨，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迎接党的建设的新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出现的情况，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是我们的风险所在。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的最高决策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苏联的领导人一意孤行地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结果导致苏联无可挽回的全局性的失败。在我国，情况就大不一样。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辞世之后，几代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不丢老祖宗。这就是我国的情况与苏联的情况根本不同的一个要素。只要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倒，社会主义事业就充满希望。千百万社会主义的人才保持廉洁的作风，就是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方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强有力的维护。
（4）香港“廉政风暴”的成功经验
对于反腐败的意义，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疑问。问题就是在于反腐败的信心不足。许多人认为现在的腐败现象涉及的人太多，罚不责众；还有的人认为，从制度上很难保证当权的人不搞腐败；还有的甚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此，介绍和借鉴香港廉政风暴的经验是完全必要的。
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当时香港的英国总督麦里浩先生发动、由中国人操作运转的廉政风暴，是世界反腐败历史上的一次成功实践。
在廉政风暴发生之前，香港的腐败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社会上弥漫着不花钱行贿就不能办事的风气。这一切使得当时许多香港居民对能不能反腐败没有足够的信心。由于腐败现象的不断蔓延，香港的商务受到致命的打击，许多外商接触到香港社会风气的黑暗，再也不敢来香港经商，香港的商业在凋敝。为了挽回英国殖民地的根本利益，香港总督麦里浩下决心发动廉政风暴，彻底清除腐败现象。
廉政风暴兴起之初，首要暴露出来的腐败人物是香港警察总监柏英。柏英觉察到风声，事前就利用特权逃跑了。他先跑到澳大利亚，后来寻找到方便的机会，又跑回英国国内去了。要不要对柏英绳之以法，这对总督麦里浩是一个重大的考验。香港的学生和民众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揪回柏英，严惩腐败。麦里浩为此回到英国，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和努力，终于使得英国议会同意把柏英揪回香港接受制裁。麦里浩经过严密设计，把柏英揪回香港，经过审判，判处柏英6年徒刑。此举大大振奋了香港民众反腐败的信心。廉政风暴在香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廉政风暴的第一个战役是清理警察队伍的腐败现象。根据群众举报，廉政公署经过核查，立即行动，及时抓捕腐败分子。有的腐败分子往往正在从事冠冕堂皇的活动，而廉政公署的警察突然闯入抓人。在一个短的时期之内集中打击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许多警官担心自己的腐败劣迹暴露、丢了面子，纷纷自杀身亡，有跳楼的，有上吊的。在那些让腐败分子感到恐怖的日子，香港警察局的大楼上，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楼自杀。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警察官员5000多人携带武器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声言以造反和暴动反抗总督的廉政风暴。可见当时廉政风暴的气势之大，确实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为了确保廉政风暴正常进行，总督宣布了对警察的赦免政策，这就是：凡是在1974年1月1日以前犯下的罪行而今日又尚未查出的，就不再作为案件清查；已经查出的，仍然要一查到底。这样的安抚政策，果然奏效，稳住了警察队伍，配合了廉政风暴。第二个战役转为清查经济界的腐败问题。虽然经济界中被涉及的人员一片哗然，总督的信心毫不动摇。香港的廉政风暴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局面安定之后，总督回过手来，把在廉政风暴期间闹事的警察警官彻底清除出警察队伍。
香港廉政风暴的成功之处有二，一是最高领导人决心大，二是措施得当而有力，防治、惩处、发动群众“三管齐下”。廉政公署的机构按照工作需要划分为三个部分：群众工作处，惩治腐败处，防止腐败处。群众工作处负责发动群众揭发腐败现象，教育群众腐败与每个人的利益有关，一旦有群众揭发，就立即处理。至今，廉政公署的群众工作处仍然在各个选区设有专门的办事机构。他们从儿童和青年学生抓起，教育保持廉洁的好处，指出腐败的害处，散发各种宣传品，同时及时处理群众揭发的腐败问题。惩治腐败处的责任就是根据合适的情况抓人，这个处成为社会正义的化身，在香港颇有威严。防止腐败处，是由各个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他们的职责是巡回检查各个方面的财务制度和运作制度，发现不严密的地方，立即指出，限令有关单位按时改正，这就从源头上防止了腐败。至今，这个专家组成的机构，依然轮番检查机关、学校、经济组织，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防止腐败发生的具体措施。
经过廉政风暴的洗礼，香港的社会风气大为改变。廉政风暴之前那些没有反腐败信心的人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绝大部分的人们都认识到反腐败的意义，具有反腐败的信心，廉洁的风气兴起，有力地促进了香港的商业繁荣。
香港廉政风暴如此成功，除了领导人的决心大以外，其他成功的因素都属于那里的中国同胞。廉政公署的骨干都是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香港那么复杂艰难的腐败风气之中，都能够展示出卓越的才干。在我们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大陆，难道就缺乏反腐败的人才吗？不会的。一旦条件具备，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会坚定地、有效地进行一场反腐败的斗争，使得我们的各级权力部门和经济部门，充盈着廉洁的风气。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反腐败的信心。
（5）加强监督，保持廉洁
党的十四大以来，针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后作出了一系列的保证干部廉洁自律的对策和规定，这对于消除腐败现象、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起了很好的作用。据统计，1992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和制定规范性文件460余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和制定规范性文件190余件，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反腐倡廉法规体系。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需要，党中央依据党章陆续制定了一批重要的党内法规。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了100余项条规制度。如：1997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199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年5月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颁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向职代会报告制度的规定》，1997年1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1997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2004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从目前已经被揭露的大量违纪违法案件看，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失去了法制的强制性和严肃性。
当前我们的廉政工作存在着五个方面的明显滞后。一是权力监督滞后。包括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二是政策准备滞后。很多改革政策出台前缺乏政策性分析和准备工作。三是预测和导向滞后。很多重大政策出台前，不做预测、不做试点，常常是一声令下，全面铺开，出了问题再去算后账，从而使得一些干部缺少应有的警惕性和思想准备。四是反馈机制滞后。有些是等到问题成了堆、危机出现才做决策。五是清理工作和惩戒工作滞后。对党内一些腐败分子和其他不适合做共产党员的同志长期不做惩罚、清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威信。
由于种种原因，反腐败形势不容乐观。据报道，随着中国反腐败力度的持续加大，打击贪官外逃问题备受关注。2003年上半年，内地共有8000余名党员及党员干部外逃。数据显示，2003年上半年，内地共有6528名党员及党员干部失踪，8371人外逃，1252人自杀，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908人，占外逃总数的近一半。党的十六大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童大的政治任务。”仅在2003年，先后就有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等13名部级腐败干部落马，一批省部级官员被判刑或查处，还有一些高官被“双规”。社会各界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同时也认识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2003年底，《华商晨报》的一篇文章归纳了高官腐败的类型种类。在2003年落马的这13名高官之中，有各自不同的类型，值得警戒。“贪财好色”型：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被开除党籍；“妻儿失教”型：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独断专横”型：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被开除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表里不一”型：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有严重违纪问题，正在调查；“以权谋私”型：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被开除党籍；“追求享受”型：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潘广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知法犯法”型：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丧失信仰”型：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晚节不保”型：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王钟麓，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为儿牟利”型：原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被罢免副省长职务，移交司法机关；“职务犯罪”型：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被判有期徒刑12年；“无耻贪婪”型：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此案仍在审理当中；“司法腐化”型：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追缴其余在案的财物。实际上，这些高级干部贪污受贿的不同类型，既说明了腐败发生的渠道，也指明了人才和干部保持廉洁的重点。
反腐倡廉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必须加强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监督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设更具有长远的意义。实际上，在目前党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中，实践已经提出了权力监督的重点。
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怎样避免过错的延续和扩大，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个人永远正确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一把手具有掌握全局、做出方向性决策的重大影响作用，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是抓住了重点。缺少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有走向错误的危险。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的任务。
对决策集团的监督制度。党的领导班子是各级党的决策集团。群众在实践中明确地认识到，一个地方的领导班子，是决定这个地方面貌的关键因素。“问题就在主席台”这个谚语虽然不够科学，却也道出了问题的重点。党的十六大提出“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就是加强对决策集团的监督。
对提拔干部的监督。多年来，党员干部和群众强烈反映，在提拔干部问题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近些年来，社会上存在的“跑官”、“卖官”现象比较严重，有的掌握组织大权的腐败分子甚至把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像商品一样出售。提拔什么人，重用什么人，怎样选拔人，不但是人才使用的导向，也是影响一个单位政治面貌的大事。党员和群众通过提拔新干部的情况，就能够对这届领导班子作出大致的评价和判断。能否真正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正派的人、有作为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关系到党的兴衰存亡。
对政治路线的监督。一个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路线对了，民主监督制度就能够不断加强，党的事业就兴旺；政治路线错了，就会压制党内民主，就会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甚至灭亡。路线是靠人来制定和坚持的，人也是可以改变路线的，关键在于是否懂得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全党不断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才能形成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有效监督，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